摘要 文学发展的历史折射出人性发展的历史。在文学核心价值的视野下,中国文学中被反复描摹和反复呈现的自然是如何被发现的?在对自然表现出相当亲近与敏感的山水描写中寄寓了中国士子们怎样的生命意识?本文旨在从人性发展的角度梳理中国山水文学的发展因脉,透过人性的解放和文学的自觉探究其蕴涵的文化价值。
　　关键词:文学核心价值 人性 自然 山水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人性是文学的根本内核。文学离开了人性便无所依托。漫长的人类历史既是人类的创造史,更是人类的自醒史。在人类不断的认识和发现之中,寻求人类安身立命之所,寻求生命存在的基本价值被如此生动、形象和具体的展现在文学之中。文学正是通过对人物性格的刻画、人物情绪的描摹、人物内心的探究以及人物灵魂的拷问使众多优秀的文学作品能够穿越时空的阻隔和无数的读者产生人性深处的共鸣,实现人类情感的微妙对接,从而赋予了文学永恒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学的最高宗旨乃是实现人之精神与审美的自由解放。中外文学史表明,“文学的存在方式最终取决于人的存在方式,文学艺术领域任何根本性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对人的理解,任何文化都必然表现出创造者对自我的认识。人们按照何种方式生存与审美,必然与如何认识自己相一致。因此,文学人物的一切活动事实上必须以人性为依据”。在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矛盾运动与力量消长之间,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呈现出人性内容的差异,而对这不停骚动变化的人性的捕捉与再现则是文学创作的根本动因和巨大魅力。
　　在这样的文学核心价值的观照下,中国文学作品中被反复描绘和反复呈现的自然是如何被发现的?在对自然表现出相当亲近与敏感的山水描写中寄寓了中国士子们怎样的生命意识?研究中国文学如何从精神层面印证我们的祖先所走过的实践历程,体现人性的发展以及自然的不断被认识是一个有意义的话题。
　　
　　一
　　
　　在人类社会早期,生产力和知识水平极其低下,生存成为最朴素的第一需求。个体对群体的依附与关注成为我们祖先最主要的思想、行为特征,所谓自由的个体意识无从谈起。体现在上古《诗经》作品中,大多反映现实生活,侧重于具体事件的描写,抒发的是日常生活的感受。在艺术上显出重视直观性、强调主观感受的特点。面对他们赖以生存而又无从把握的大自然,先民在敬畏之中有着顽强的挣扎和痛苦的企盼,自然本身却缺乏艺术的想象与独立的抽象意义。即便是运用隐喻、暗示、象征等手法来衔接画面,也是在联想之中用主观的感受打动读者。在《东山》中对归途“零雨其 ”的描写,与还乡战士黯淡的心境相应;《蒹葭》开篇“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在凄清旷寂的景象中有效增加了作品的感染力……但这样的景物描写,作者的目光显然并非专注于景物本身,自然之景在这里是简单而直白的,虽注意到了情与景的某种契合,但景本身还不具备审美的意趣,所渗透的精神气质也是十分有限的。
　　北有诗经,南有楚辞。在长江流域生长出来的楚文化与其地域的自然特征相关。在辽阔的楚地,相对富足的生活使得为人类生存和繁衍所必需的群体对个体的约束就较为宽松。从历史考证来看,楚国的物质生活、艺术水平和手工生产皆有较高成就。同时,南北文化的交往开阔了楚文化的视野。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充分体现了这一时期的人性发展在文学中的新质。作为身处楚国高级贵族圈中的屈原,他以姿肆的笔墨、饱满的激情抒写自己卓而不群的品性和坚贞执著的政治之情。“楚辞”大胆的想象、铺张的描写、华美的辞藻背后我们看到的是个人意志的存在。此时的屈原,已然不是面对生活发出生存上的感喟,而是在远离衣食温饱烦忧之上的对自由、对尊严、对实现自我价值的呼吁。文学有了难得的自觉的萌动,这正源自于人性在更高层次上的展现的牵引。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象在屈原的身后有着怎样的一个文化教养的圈子?
　　与其认为屈原之作是以政治讽喻为前提,勿宁看作是这一时代艺术性的创作开启。楚辞“始解以数物合布局面,类画家所谓结构、位置者,更上一关,由状物进而写景”。以美人香草自比的屈原通过大肆描绘虚构假想的非人间景象来寄寓个体的人格、理想,传递出文学审美的追求,在自然之景中寓有深刻的人文内涵和艺术形象。
　　但是,无论是朴实的《诗经》,还是繁绮的楚辞,抑或是后来的《古诗十九首》,景物皆处于陪衬地位,自然只是诗人丰富情感的触发点。东汉时期的《古诗十九首》,已显出创作者个体意识的觉醒。他们已经在传统儒家经学对个体缺失的价值体系外开始关注个人的情感、命运。但,人生的短暂、虚无,生命的飘浮与不确定是如此困惑着人们,于是,追求现实的享乐成为他们解脱的途径。诗中常常将对人生的悲哀与对人生追求的赞美交织在一起,以强烈的感情抒写爱情、友谊、享乐及荣名。可是,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满怀焦虑的人生在哪里可以释放真情?生命在哪里可以让我们驻足静思而超越?自然仍与我们隔水相望。
　　
　　二
　　
　　大自然本身是可观可感的。但只有在人与自然和谐通畅的融合状态下,在人对生命精神充分的体认下,自然才被真正发现,人与自然才构成独特的审美关系。研究渊远流长的中国文化中意蕴深厚的自然山水情结,我们不能不从中国哲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探寻中惊叹我们先人的智慧。而影响中国文化至深至远的儒、释、道思想却不是横空出世,无根之基。充满动荡和混乱的春秋时代让人们意识到“神道”不再主宰一切,“人事”成为关注的中心。对人性问题的探讨成为诸子学说最有价值的认识之一。在人类精神的这次大解放中,人被还给了自然,还给了自身,也还给了社会。儒、道思想都从自然山水中读出了万物之常理,趋同于“天人合一”的共同审美结论。只是二者在切入角度和价值取向上有所区别。
　　面对礼乐崩坏的现实,孔子力图呼吁以礼治天下,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他寄望“礼”成为人的生活的最高层次。礼义是超越一切的绝对,并据此建立新的社会价值标准和伦理道德秩序。这也正是在生存条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形成的崇群体抑个体的观念在哲学和政治上的深入推及。根深蒂固的个性抑制成为中国文化最深的烙印。在儒家思想中,山水被视作道德精神的比拟、象征而存在。以山水比德,以山水喻人,以山水显心性,大自然由“神化”转向了“人格化”,落脚于社会现实。“知者乐水,仁者乐山”,“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自然成为了人格品性和道德伦理的心理诉求。在这里,自然不是作为听觉或视觉上的愉悦与满足而存在,其激发的是精神上的感应和共鸣,是思想上的净化与升华。这样的君子比德和追求人与自然的合一,渗入了中国文人的骨髓之中,成为中国文人向往自然山水的重要动因。
　　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则从人与自然的同一、人在自然中所获得的精神解脱去看自然山水之美。《庄子·知北游》曰:“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义,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圣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面对纷扰的现实,庄子认为一切的社会制度和道德观念都是对人的桎梏,只有回归自然,在逍遥虚静、淡泊无为之中才能返璞归真,找回人的自由率性。山水成为远离尘嚣的心灵港湾,是在现实挫折中无处可遁而又清高自许的中国文人精神的慰籍。“天道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此时,人对自然审美的感受是由自然所唤起的一种超越人世烦忧痛苦之后的自由感,乃至以庄学为核心的魏晋玄学明确提出了山水即是道的自然观。对精神绝对自由的想象,对摈弃尘俗的高远境界的追求,深深吸引着注重内心修养、渴望超越现实羁绊的中国文人。道学构成他们亲近自然的另一重要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