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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苏轼的一生,可谓忧国忧民的一生。他的文学作品、所作所为和政治主张,均闪耀着忧国忧民思想的光辉。苏轼虽经宦海沉浮,九死一生,颠沛流离,却始终关心民生,力主减轻人民的负担,深受老百姓的爱戴。这种思想,近千年来影响了我国无数仁人志士。
关键词:苏轼 文学作品 忧国忧民 思想 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进士,官至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宋代著名文学家,有《苏东坡集》。他一生创作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指他的散文诗词——不但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而且闪耀着忧国忧民思想的光辉。他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影响了无数的仁人志士,至今仍然激励着很多人。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苏轼的忧国忧民思想,和我们当前正在学习和践行的科学发展观,和我们祖国正在大力提倡的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也是基本一致的,因此更值得我们学习与继承。
我国古代的仁人志士,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局限,其忧国忧民的思想常常是与忠君爱国的思想相联系和密不可分的,常常是和个人的建功立业紧密相连的,特别是在国内社会动乱或者外有异族入侵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时候,更是如此。在这种时刻,他们更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忠君爱国、反抗侵略、杀敌立功、建功立业当作自己的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义无反顾。正如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先生所说的那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们引以为傲的北宋时期的文学家苏轼就是其中一个杰出典范。
苏轼从小就受到他的父亲苏洵所传授的正统儒家思想的教育与影响,特别是儒家具有积极意义的“民本”思想在他的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的弟弟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里就曾经说苏轼从小就“奋厉有当世志”。苏洵不仅自己勤于学习,博学多才(《三字经》里的“苏明允,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就是对苏轼的父亲苏洵的称赞),也真正可谓是教子有方。他自己引以为荣的是不但他自己金榜题名,还成功地培养他的两个儿子全都考中了进士。后人尊称他们为“三苏”、“苏氏三父子”,同为“唐宋八大家”,现在四川眉山还建有“三苏祠”。苏轼成年之后,在赴京师汴梁应礼部进士考试时写道:“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阐明了他以“仁政”治国的主张,初步流露出了他的忧国忧民意识。入仕后,苏轼先后向宋仁宗赵祯献上他的《进策》与《进论》各25篇,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革新主张,进一步表达了他的忧国忧民思想。他还写诗表现出对伟大先贤屈原的缅怀与崇敬:“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决。”“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这更是闪耀着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思想的光辉。
苏轼所处的时代,积贫积弱,国内外各种矛盾已经初现端倪,广大人民群众和统治阶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正在酝酿、爆发前夕。之后才几十年,由于金兵大规模的南侵,生俘了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北宋因此而灭亡。苏轼对于当时国内外的这些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应当说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他自己亲自创立并且发展起来的豪放派词风,正好比较恰当地表达了他的这种忠君爱国、忧国忧民、居安思危、反抗异族侵略、渴望杀敌立功、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的思想。他的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豪放派代表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流露了他的这种一心要学习古代的英雄人物,为保卫祖国大好河山建功立业的美好愿望。
苏轼在凤翔任上写了一篇著名的《思治论》,指出北宋王朝必须首先解决好的三大问题——“丰财”、“强兵”与“择吏”,认为这三大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这进一步概括和发展了他的忧国忧民的改革主张。后来苏轼被贬至山东密州,仍然不忘忧国忧民。这可以从他当时填写的大量词作得到证明。如:“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尽管此时苏轼已届不惑之年,而自己的理想尚未能实现,他当然要在他的词作中迸发出自己忧国忧民的诸多感慨。又如:“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肝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首词抒发了苏轼渴望为国为民杀敌立功的豪情壮志,忧国忧民的意识更是跃然纸上,令人感动不已。
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此时他填写的词作更是强烈地反映了他的忧国忧民意识,如《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飞灰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就在这个时期,苏轼还写下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在抒发为国为民的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的同时,也表达了他的忧国忧民思想。苏轼在贬官黄州时期,虽然每时每刻都在北宋朝廷的严密监视之下,但是他仍然时时刻刻关心着国家大事,忧国忧民的意识不曾稍稍衰减,时时刻刻不忘他内心深处的“尊主泽民”、“经世济民”的理想:“愿为穿云鹤,莫作将雏鸭。”他还说:“贪恋圣世,不敢杀身,庶几余生未为异物,若获尽力鞭棰之下,必将捐躯矢石之间,指天誓心,有死无易!”因此,尽管此时的苏轼系待罪黄州,“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特别是当他听说北宋大军大破西夏的时候,当即赋诗一首,由衷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喜悦心情:“闻说官军取乞银,将军旗鼓捷如神。故知无定河边柳,得共中原雪絮春。”
在定州时期,苏轼“窃见北虏久和,河朔无事,沿边诸郡,军政少弛,将骄卒惰,缓急恐不可用。武艺军装,皆不逮陕西,河东远甚。虽据即目边防事势,三五年间,必无警急;然居安虑危,有国之常备,事不素讲,难以应猝”。基于这种认识和考虑,苏轼在定州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加强军备的措施,这也足见其忧国忧民之诚。但是宋哲宗却以“讥斥先朝”的罪名将他贬官英州,旋更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并至惠州安置。在惠州,苏轼的政治境遇以及生活条件都更加恶劣,大不如以前,但是,苏轼仍然时时刻刻不忘国家和人民,仍然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对当地“军政败坏”的情况非常忧虑,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意见。由此可见,此时的苏轼,虽然身处逆境,却依然十分忧国忧民。
苏轼一生尽管十分不得志,不断被四方贬谪,但是,他的忧国忧民思想、忠君报国之志、体恤百姓疾苦之情,却是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过。这可以从他长期的贬谪奔波中所停留居住之处所写作的散文诗词和所做之事反映出来:在凤翔,他特别强调要关心民间疾苦;在杭州,他反复歌唱“自意本杭人”,并且修筑了利国利民的“苏堤”;在徐州,恰逢黄河决口,他亲自率领当地军民抢修东南长堤,徐州这一地域终于得以保全;在黄州,他写信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希望他能够从经济、法律等方面想方设法解决当时当地的“溺婴”陋俗,同时,苏轼自己还组织了“育儿会”进行救济,自己当时虽然十分贫穷,却也捐款一万。特别是苏轼在第二次出任杭州的时候,偏偏遇上罕见的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苏轼两次上书如实上报杭州灾情之严重:“民之艰食,无甚今岁”、“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一方面请求缓交当地供米,一方面请求出赈粜救灾民。正是由于苏轼的如实上报灾情和反复请求赈灾救民,结果,那一年杭州竟然没有饿死一个人,真是奇迹。这也是苏轼忧国忧民的具体表现。苏轼在出任颖州期间,看见当地的老百姓竟然以榆树皮和野菜充饥度日,更多的老百姓则是扶老携幼,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人民活不下去,饿殍遍地,甚至铤而走险。苏轼于是立即上书朝廷,请求朝廷立即赈济灾民。苏轼在赴扬州任的途中,看见很多流民因为躲避官府催交积欠,于是连续两次上书朝廷,对当时当地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的悲惨境遇作了深刻而真实的再现,又一次表现了他对老百姓的同情与关切。苏轼在被远贬惠州期间,虽然他本身的生活条件已经是非常艰苦,但是他仍然十分忧国忧民,没有忘记关心老百姓。这可以从他当时吟咏的一首《荔枝叹》反映出来: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各相枕籍,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 。风调雨顺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端。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他希望老天爷怜悯老百姓,不要出产那些祸害老百姓的奇珍异宝,而只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老百姓没有饥寒,就是最大的祥瑞了。苏轼的这些引古讽今的诗句,充满了他对老百姓的深切同情。更难能可贵的是,1097年,此时苏轼已经年届花甲,并且被贬谪到更加荒凉边远的海南岛的儋州。但是,在极度穷困潦倒之际,他仍然忧伤地吟唱着“我本儋尔民”,“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犹未赦虞翻”,仍然希望能够重新得到朝廷的重用,能够实现自己关心民生的理想。这样的文学作品,这样的所作所为,对于苏轼,可以说是举不胜举的。
苏轼从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颇深,从小就树立了“施行仁政,兼济天下”的理想并且为之奋斗终身。虽然他一生多不得志,但是,无论逆境顺境,他总是坚定地将体恤爱民之情贯穿于他的一生,特别是他不断被贬谪而奔波居留的每一个地方。
列宁在评价托尔斯泰的时候曾经指出,托尔斯泰的时代过去了,“但是,在他的遗产里,却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刘乃昌先生在评价苏轼的时候引用了列宁的这个论断后指出:“对于标志一个时代而在历史上发生广泛影响的作家,其遗产是不会随着时代的流逝而成为过去的。因此,我们要珍视和研究苏轼的遗产,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要珍视和研究苏轼忧国忧民的思想,为现实服务。
当然,实事求是地讲,苏轼无论如何总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官吏,他的爱民之情是和他的忠君爱国及为官之本是密切联系在一起,基本上是一致的。他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意识,是和我们共产党的干部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是根本不同的。关于这一点,也是我们今天在研究和借鉴苏轼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意识的时候应当注意的。但是,无论如何,将近一千年之前的苏轼,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个官员,能够有这种朴素的基本的忧国忧民思想意识,也是很了不起的,很不简单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更是我们应当肯定、学习、借鉴和提倡的。
总之,苏轼的文学作品,表现了他的忧国忧民思想。当然,老百姓也给了他最公正的评价。可以这样说,苏轼的一生,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就是忧国忧民的一生。苏轼的散文诗词等文学作品——当然还必须包括他的所作所为——都集中地表现了他的忧国忧民思想。
参考文献:
[1] 于非:《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
[2] 刘乃昌:《苏轼选集》,齐鲁书社,1981年。
作者简介:陈增荣,男,1950—,重庆市涪陵区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
关键词:苏轼 文学作品 忧国忧民 思想 影响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进士,官至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宋代著名文学家,有《苏东坡集》。他一生创作的文学作品——主要是指他的散文诗词——不但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而且闪耀着忧国忧民思想的光辉。他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影响了无数的仁人志士,至今仍然激励着很多人。特别难能可贵的是,苏轼的忧国忧民思想,和我们当前正在学习和践行的科学发展观,和我们祖国正在大力提倡的建设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也是基本一致的,因此更值得我们学习与继承。
我国古代的仁人志士,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局限,其忧国忧民的思想常常是与忠君爱国的思想相联系和密不可分的,常常是和个人的建功立业紧密相连的,特别是在国内社会动乱或者外有异族入侵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时候,更是如此。在这种时刻,他们更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忠君爱国、反抗侵略、杀敌立功、建功立业当作自己的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惜,义无反顾。正如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先生所说的那样:“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我们引以为傲的北宋时期的文学家苏轼就是其中一个杰出典范。
苏轼从小就受到他的父亲苏洵所传授的正统儒家思想的教育与影响,特别是儒家具有积极意义的“民本”思想在他的心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他的弟弟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里就曾经说苏轼从小就“奋厉有当世志”。苏洵不仅自己勤于学习,博学多才(《三字经》里的“苏明允,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就是对苏轼的父亲苏洵的称赞),也真正可谓是教子有方。他自己引以为荣的是不但他自己金榜题名,还成功地培养他的两个儿子全都考中了进士。后人尊称他们为“三苏”、“苏氏三父子”,同为“唐宋八大家”,现在四川眉山还建有“三苏祠”。苏轼成年之后,在赴京师汴梁应礼部进士考试时写道:“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阐明了他以“仁政”治国的主张,初步流露出了他的忧国忧民意识。入仕后,苏轼先后向宋仁宗赵祯献上他的《进策》与《进论》各25篇,比较系统地提出了自己的革新主张,进一步表达了他的忧国忧民思想。他还写诗表现出对伟大先贤屈原的缅怀与崇敬:“屈原古壮士,就死意甚烈;世俗安得知,眷眷不忍决。”“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这更是闪耀着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思想的光辉。
苏轼所处的时代,积贫积弱,国内外各种矛盾已经初现端倪,广大人民群众和统治阶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正在酝酿、爆发前夕。之后才几十年,由于金兵大规模的南侵,生俘了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北宋因此而灭亡。苏轼对于当时国内外的这些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应当说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他自己亲自创立并且发展起来的豪放派词风,正好比较恰当地表达了他的这种忠君爱国、忧国忧民、居安思危、反抗异族侵略、渴望杀敌立功、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的思想。他的流传千古、脍炙人口的豪放派代表词作《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流露了他的这种一心要学习古代的英雄人物,为保卫祖国大好河山建功立业的美好愿望。
苏轼在凤翔任上写了一篇著名的《思治论》,指出北宋王朝必须首先解决好的三大问题——“丰财”、“强兵”与“择吏”,认为这三大问题是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这进一步概括和发展了他的忧国忧民的改革主张。后来苏轼被贬至山东密州,仍然不忘忧国忧民。这可以从他当时填写的大量词作得到证明。如:“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尽管此时苏轼已届不惑之年,而自己的理想尚未能实现,他当然要在他的词作中迸发出自己忧国忧民的诸多感慨。又如:“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肝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首词抒发了苏轼渴望为国为民杀敌立功的豪情壮志,忧国忧民的意识更是跃然纸上,令人感动不已。
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此时他填写的词作更是强烈地反映了他的忧国忧民意识,如《念奴娇·赤壁怀古》: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飞灰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就在这个时期,苏轼还写下了《赤壁赋》和《后赤壁赋》,在抒发为国为民的壮志难酬的悲愤心情的同时,也表达了他的忧国忧民思想。苏轼在贬官黄州时期,虽然每时每刻都在北宋朝廷的严密监视之下,但是他仍然时时刻刻关心着国家大事,忧国忧民的意识不曾稍稍衰减,时时刻刻不忘他内心深处的“尊主泽民”、“经世济民”的理想:“愿为穿云鹤,莫作将雏鸭。”他还说:“贪恋圣世,不敢杀身,庶几余生未为异物,若获尽力鞭棰之下,必将捐躯矢石之间,指天誓心,有死无易!”因此,尽管此时的苏轼系待罪黄州,“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特别是当他听说北宋大军大破西夏的时候,当即赋诗一首,由衷地表达了他当时的喜悦心情:“闻说官军取乞银,将军旗鼓捷如神。故知无定河边柳,得共中原雪絮春。”
在定州时期,苏轼“窃见北虏久和,河朔无事,沿边诸郡,军政少弛,将骄卒惰,缓急恐不可用。武艺军装,皆不逮陕西,河东远甚。虽据即目边防事势,三五年间,必无警急;然居安虑危,有国之常备,事不素讲,难以应猝”。基于这种认识和考虑,苏轼在定州采取了一系列积极加强军备的措施,这也足见其忧国忧民之诚。但是宋哲宗却以“讥斥先朝”的罪名将他贬官英州,旋更贬为远宁军节度副使,并至惠州安置。在惠州,苏轼的政治境遇以及生活条件都更加恶劣,大不如以前,但是,苏轼仍然时时刻刻不忘国家和人民,仍然非常关心国家大事,他对当地“军政败坏”的情况非常忧虑,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意见。由此可见,此时的苏轼,虽然身处逆境,却依然十分忧国忧民。
苏轼一生尽管十分不得志,不断被四方贬谪,但是,他的忧国忧民思想、忠君报国之志、体恤百姓疾苦之情,却是始终如一,从未改变过。这可以从他长期的贬谪奔波中所停留居住之处所写作的散文诗词和所做之事反映出来:在凤翔,他特别强调要关心民间疾苦;在杭州,他反复歌唱“自意本杭人”,并且修筑了利国利民的“苏堤”;在徐州,恰逢黄河决口,他亲自率领当地军民抢修东南长堤,徐州这一地域终于得以保全;在黄州,他写信给鄂州知州朱寿昌,希望他能够从经济、法律等方面想方设法解决当时当地的“溺婴”陋俗,同时,苏轼自己还组织了“育儿会”进行救济,自己当时虽然十分贫穷,却也捐款一万。特别是苏轼在第二次出任杭州的时候,偏偏遇上罕见的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苏轼两次上书如实上报杭州灾情之严重:“民之艰食,无甚今岁”、“人死大半,至今城市寂寥。”一方面请求缓交当地供米,一方面请求出赈粜救灾民。正是由于苏轼的如实上报灾情和反复请求赈灾救民,结果,那一年杭州竟然没有饿死一个人,真是奇迹。这也是苏轼忧国忧民的具体表现。苏轼在出任颖州期间,看见当地的老百姓竟然以榆树皮和野菜充饥度日,更多的老百姓则是扶老携幼,背井离乡,流离失所。人民活不下去,饿殍遍地,甚至铤而走险。苏轼于是立即上书朝廷,请求朝廷立即赈济灾民。苏轼在赴扬州任的途中,看见很多流民因为躲避官府催交积欠,于是连续两次上书朝廷,对当时当地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的悲惨境遇作了深刻而真实的再现,又一次表现了他对老百姓的同情与关切。苏轼在被远贬惠州期间,虽然他本身的生活条件已经是非常艰苦,但是他仍然十分忧国忧民,没有忘记关心老百姓。这可以从他当时吟咏的一首《荔枝叹》反映出来: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各相枕籍,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 。风调雨顺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端。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他希望老天爷怜悯老百姓,不要出产那些祸害老百姓的奇珍异宝,而只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老百姓没有饥寒,就是最大的祥瑞了。苏轼的这些引古讽今的诗句,充满了他对老百姓的深切同情。更难能可贵的是,1097年,此时苏轼已经年届花甲,并且被贬谪到更加荒凉边远的海南岛的儋州。但是,在极度穷困潦倒之际,他仍然忧伤地吟唱着“我本儋尔民”,“三策已应思贾让,孤忠犹未赦虞翻”,仍然希望能够重新得到朝廷的重用,能够实现自己关心民生的理想。这样的文学作品,这样的所作所为,对于苏轼,可以说是举不胜举的。
苏轼从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颇深,从小就树立了“施行仁政,兼济天下”的理想并且为之奋斗终身。虽然他一生多不得志,但是,无论逆境顺境,他总是坚定地将体恤爱民之情贯穿于他的一生,特别是他不断被贬谪而奔波居留的每一个地方。
列宁在评价托尔斯泰的时候曾经指出,托尔斯泰的时代过去了,“但是,在他的遗产里,却有着没有成为过去而是属于未来的东西”。刘乃昌先生在评价苏轼的时候引用了列宁的这个论断后指出:“对于标志一个时代而在历史上发生广泛影响的作家,其遗产是不会随着时代的流逝而成为过去的。因此,我们要珍视和研究苏轼的遗产,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要珍视和研究苏轼忧国忧民的思想,为现实服务。
当然,实事求是地讲,苏轼无论如何总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官吏,他的爱民之情是和他的忠君爱国及为官之本是密切联系在一起,基本上是一致的。他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意识,是和我们共产党的干部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是根本不同的。关于这一点,也是我们今天在研究和借鉴苏轼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意识的时候应当注意的。但是,无论如何,将近一千年之前的苏轼,作为封建时代的一个官员,能够有这种朴素的基本的忧国忧民思想意识,也是很了不起的,很不简单的,也是有积极意义的,更是我们应当肯定、学习、借鉴和提倡的。
总之,苏轼的文学作品,表现了他的忧国忧民思想。当然,老百姓也给了他最公正的评价。可以这样说,苏轼的一生,在某种意义上说,其实就是忧国忧民的一生。苏轼的散文诗词等文学作品——当然还必须包括他的所作所为——都集中地表现了他的忧国忧民思想。
参考文献:
[1] 于非:《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
[2] 刘乃昌:《苏轼选集》,齐鲁书社,1981年。
作者简介:陈增荣,男,1950—,重庆市涪陵区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工作单位:长江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