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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一场地震，让人们熟知了四川省雅安市的芦山县。其实在雅安，还有一个极富韵味的古镇，还没有被人熟知，这就是上里，四川省十大古镇之一。红军长征北上的过境地，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要冲，茶马古道上的重要物资聚散地，临邛古道进入雅安的重要驿站。
据清嘉庆《桥路碑》记载，上里“自先贤开道，东通名（山）邛（崃），西达芦（山）雅（安），往来经商士庶络绎不绝，亦为要道也”。上里初名“罗绳”，因地处罗绳山东面而得名，有驿站、关隘之意。明初建置时，沿陇西河流向每十里建一场，因罗绳处在上十里，故名上里，下二十里分别是中里和下里。
上里居于两河相交的夹角内，民间传为“财源”汇聚的宝地，也被称为“四川的周庄”，有人说，到上里总能找到感觉。上里的水、上里的桥、上里的人、上里的古建筑、上里的古风、上里的古貌、上里的山药炖鸡、肥而不腻的红烧肉，以及农家的老腊肉等，真可谓原汁原味……而这种感觉，就来自那“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一样的诗境，被视为中国人理想的家园。
源自古羌人的造桥技艺
史书记载，上里在汉以前曾是青衣羌的领地。青衣羌是古羌族的一个支系，在川西山高谷深、大江纵横的地理环境里，他们练就了一身治水修桥筑堡的本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至始至终都有羌人的参与。
战国晚期，南迁的青衣羌来到上里陇西河一带，他们发现相对于岷江上游群山雄峙、河谷深切的险恶环境，这片河谷平原地势舒缓，物产丰富。于是他们在这里定居下来，养蚕桑、事农耕，安居乐业，渐成聚落。
上里古镇在地理交通上有些先天不足，它背靠大山，东、南、西三方都被陇西河及其支流环绕，修桥成为上里人的必然选择，羌人将自己擅长的架桥技艺搬到了这里。虽至今日，青衣羌人的生活遗迹早已丝毫不存，但有很多人认为，羌人高超的架桥本领是上里得以繁荣的重要原因。
这里最早的桥，或许只是横跨河面的原木、几座竹子搭成的浮排，甚至仅是一根溜索，但它们无疑都打通了上里与外界的交通。同时大量外地人的拥入，也带来了各种各样先进的中原文化，其中就包括在我国桥梁史上扮演主角的精湛的石桥建造技术。
石桥，大约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的，那时的石桥是石墩木梁式的，西汉进一步发展为石柱石梁式，到东汉时，开始出现单跨石拱桥。上里古桥也遵循着这一发展轨迹——留存至今的石桥，形制丰富得出人意料——石拱桥、石板桥、石墩子桥，单孔、多孔，不一而足，造型无一相同，它们在陇西河上逐一排列开来，让人目不暇接，称得上是“石桥博物馆”。
没到过上里的人，很难想象古桥的密集度有多高。古镇的入口处，短短几十米的河道上，就有3座古石桥。它们平行排列在陇西河上，但桥身离水高度却明显不同。当地人说，如此设计布局，看似多余，实则保证了进出古镇的畅通；枯水季节，三桥并用，丰水季节，至少有一桥可保通行。
古桥里的繁华往事
上里古桥中，最有特色的当数镇东的“高桥”和镇西的“二仙桥”。唐诗中曾称赞上里“二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而“双桥”就是指的这两座桥。
高桥是上里古镇过去最大的一座桥梁，也是南丝路驿道进入古镇的主要通道，全桥由三大两小五个拱组成，中间三个半圆形卷拱跨在白马河上，两端的两个马蹄形小拱架在堤岸上，河两岸的青石板小路恰好从中穿过，与桥身交叉，桥上过马车，桥下过人，具有现代立交桥的功能，所以被人称为“清代立交桥”。
这座始建于清乾隆十四年间（公元1749年）的石拱桥下的三个拱形桥洞上有七个防汛小孔，清澈的河水穿洞而过；桥的两端因地制宜地各建有一个高2米左右的陆上桥洞，东西南北，畅通无阻。过去，桥上马帮铃响，络绎不绝，桥下则人流如注，来往喧嚣，古镇的热闹，丝路的繁华，在这高桥身上可窥一斑。
穿过古镇青石板铺成的古道，绕过一排排明清时期的木板房，就到了镇西大约300多米的二仙桥。二仙桥是一座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弧形石拱桥，石板桥面，条石桥栏，桥身覆盖着翠绿的青藤。驻足桥头，两岸杨柳依依，河里小鸭戏水，除了通行的功能，二仙桥将水墨上里的风雅气质体现得淋漓尽致，如今，二仙桥成了上里古镇的地理坐标和标志性符号。
二仙桥头桥塔壁上的碑文，清晰地记载了二仙桥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的历史。民间流传：清乾隆初年，先后两次竣工的石桥在建成之时即遭洪水冲毁，于是有传言说是陇西河里的孽龙在作怪，所以第三次建桥时，为永镇恶龙，匠人们便在桥身两侧的石栏上分别刻上龙头、龙尾，以示将龙压在桥下，避免洪灾发生。结果，这次建成后，二仙桥再未发生洪水毁桥的灾难，即使再大的洪水过后，二仙桥依然稳固，直至今日。
二仙桥是何人建造的呢？据雅安地方志记载，它是由当地望族“杨氏家族”出资修建的。而据上里镇上的老人讲，上里五个家族在当时都是互相看不上眼的，喜欢彼此“斗富”，“你修了一座桥，我肯定也要修一座压住你”。况且在旧时人们的价值观里，修桥补路不但积善行德，更能带来一个家族的人丁昌盛。据传，上里镇里大大小小的十几座桥梁，除了镇东的高桥为官府出资兴建，其他的，多半出自当时的豪门之手。
老街里的豪门望族
街，作为商贸兴旺的场镇，城镇本身就是一处以街代市的“场”，定期举行各类专业性的集市贸易，如毛皮、药材、山货等。上里境内众多碑刻记载，其规模化场镇的形成，是在唐宋时期。古镇的主要街道遍布各种店铺，广场和街道结合，形成外向型的交易交往空间。古镇以戏台坝为中心，街道向四周延伸，形成“井”路网格局。
据载：民国初年遭遇大火，镇上铺面几乎焚烧殆尽。灾后重建便改为“井”字格局，并在井字中央挖一口深井，意为“井中有水，水火不容”，另有“井中有水，水盛谷丰”的吉祥含义。
老街街面不宽，街道两旁的民居一字排开，楼上楼下金黄色的玉米棒和鲜红的小辣椒格外耀眼。所有民居无一例外都是砖木结构，一楼一底，雕梁画栋。家家户户的小天井散透着悠闲的天光，古色古香的小景观比比皆是。 小河两岸还保留着明清风貌的吊脚楼式建筑，透射出典型的明清风范。而这些民居建筑特色及建筑装饰中的精美雕刻给古镇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明末清初上里镇人口聚集、经济繁荣的景象。
其实，上里的繁华，从集市上就可看出。名山的茶叶；邛崃的井盐、竹器；康巴的马匹；西藏的药材、皮货，以及异域各国的手工艺品、香料……驮着各种货物的马帮络绎而来，又络绎而去。老人们说，其实就在解放前，这里的集市也是热闹非凡的，“隔三岔五就有一个街市，街市的时候，除了各地马帮将带来的货物摆满一街，还有各路戏班的戏剧和杂耍表演。那时候，买货的、采货的，小食摊子、杂耍圈子，把上里堵得水泄不通，人声鼎沸，骡马嘶鸣，二三里外可闻。”
从清朝初年开始，不断涌来的移民在上里聚族而居。随着经济的日益繁荣，上里一带逐渐大致分化出“杨、韩、陈、许、张”五个势力强大的豪门望族。这五家各有特色，按照当地流传至今的说法，“杨家的顶子，韩家的银子，陈家的谷子，许家的女子，张家的锭子”——所谓顶子，是说杨家诗书传家，世代官宦；所谓银子，是说韩家世代经商，积聚了大量钱财；所谓谷子，是说陈家田产广阔，粮食丰足；所谓女子，是说许家的女儿品貌双全，持家有方，各户争相聘娶；所谓锭子（音），即拳头，是说张家有习武传统，个个骁勇善斗。
在上里五大家族群中，韩姓居首，其宅自然居大，现在保存最好。清代官吏韩廷藩家的私邸韩家大院有两处，一处位于四家村，一处是古镇中心的韩家宅院“卫守府”，韩氏族人把自己居住的大院称之为华居，清廷曾赐挂“卫守府”的火焰边金匾。四家村的韩家大院始建于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历三代人一百余年的精雕细刻才全面完工，大院先后有四位主人。当时的韩氏在朝廷为官，见多识广，所以在建筑风格上采用了以北京官家宅邸的构架为主体，辅以当地建筑之精妙手法。采取穿斗式木结构青瓦屋面组成的四合天井古建筑群，接近地表处采用石墩做柱基，石板铺地和嵌镶地角坊，此种形式的建筑有较高的抗震和防潮性能。
韩家大院最为独特和最具有艺术价值的当数木雕， 大院内的门、窗、枋、檐皆以浮雕、镂空和镶嵌雕刻作装饰，数量当在千幅以上，内容以花草、鸟兽、人物等为主，特别是高超的工匠居然将韩家祖先——清代官吏韩廷藩的创业史一帧一帧地雕嵌在香案四侧，真可谓匠心独具。
上里在过去几百年里，以商贸而逐渐繁荣，也称为“茶马古道”。古时，藏族人拿马匹与汉族人进行贸易，在现在的韩家大院前开阔的场地里进行茶马交换。由此，马也就成了上里的“常客”。上里的拴马桩，多为石材，且形式各不相同，有可移动的，也有不可以移动的，有似铜锁型的，也有长条形的。
穿不完的走廊、数不清的圆柱、看不够的木雕、道不明的房间……如今的韩家大院已经蒙上了岁月的尘埃，里里外外充满着农户村舍的气息，但从高大的全木结构和精美的雕刻上，依稀可见当日的荣华富贵。
古戏台上的人生百态
站在街上，远远地就可以看到高高的戏台。古戏台上有这样一幅对联：“陈姑赶潘玉出彩勤老哥哥不忙回去 萧方杀船更斗艳看面娃娃就要出来”。戏台在街的尽头，也可以说是街的起点。
据说，古戏台曾经遭过两次火灾。一次发生在解放前。过路“棒客”（土匪、强盗）想敲望族韩少微的竹杠，没达到目的就在戏台上放了一把火，将戏台化为灰烬。另外一次是建国初期，两个娃娃玩火烧毁了戏台。两次火灾，两次维修，戏台的风格发生了变化，而台上的人，也在不停地变换。
每逢节庆、婚嫁、诞丧，上里古镇上的居民都会请戏班在戏楼唱戏，锣鼓丝弦，生旦净末。一个小小的戏台会演绎出万千现实。看戏，是乡镇上的大事，是难得的享受。台下的人，会跟着锣鼓的节奏哼唱戏文，摇头晃脑，手舞足蹈。
如今，戏台演戏的时候越来越少了，平时，只有风从上面穿来穿去，戏台后边左右各有一扇门，写着出将入相。门时常关着，既没出将，也没入相。一年一度的年猪节上，戏台被当作祭祀台，“祈祷明年风调雨顺，祝福上里五谷丰登”，祭祀师手中的香火燃起，上里古镇古老的祭祀上苍的场面，再现人们面前。
此外，农村文娱活动如村民卡拉OK大赛，也在这里举行。谁都可以上去演一下。演好，台下响一片掌声。演差了，最多引起一阵哄笑。人多了，这舞台就显得小。每天黄昏，有人搬来音响，把戏台前的街面当舞台，跳广场舞。几十人，上百人一起，抬腿，伸脚，扭腰，累了，从队伍里退出，站在边上当观众。是演员，也是观众。观众席却变也成了大舞台。
值得一提的，还有古镇里的红军石刻。1935年6月至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经雅安在夹金山下的达维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四方面军因受错误路线影响而南下。红军在上里境内驻扎期间，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成立名为“认真、德诚、紫光、崇安”等四个代号的政治部，并刻下七十多幅标语，如：共产党是穷人的政党、赤化全川、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红军是北上抗日的主力军等。红军离开后，当地群众用石灰和泥土将其石刻标语覆盖保护起来，解放后又将其覆盖物去掉，使其又恢复原貌，并形成一条“红军走廊”。
“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有人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来形容在上里古镇的感觉，也许，水巷、小挢、楼台、烟雨，其中的韵味，正是上里给人的感觉。
据清嘉庆《桥路碑》记载，上里“自先贤开道，东通名（山）邛（崃），西达芦（山）雅（安），往来经商士庶络绎不绝，亦为要道也”。上里初名“罗绳”，因地处罗绳山东面而得名，有驿站、关隘之意。明初建置时，沿陇西河流向每十里建一场，因罗绳处在上十里，故名上里，下二十里分别是中里和下里。
上里居于两河相交的夹角内，民间传为“财源”汇聚的宝地，也被称为“四川的周庄”，有人说，到上里总能找到感觉。上里的水、上里的桥、上里的人、上里的古建筑、上里的古风、上里的古貌、上里的山药炖鸡、肥而不腻的红烧肉，以及农家的老腊肉等，真可谓原汁原味……而这种感觉，就来自那“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一样的诗境，被视为中国人理想的家园。
源自古羌人的造桥技艺
史书记载，上里在汉以前曾是青衣羌的领地。青衣羌是古羌族的一个支系，在川西山高谷深、大江纵横的地理环境里，他们练就了一身治水修桥筑堡的本领，举世闻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至始至终都有羌人的参与。
战国晚期，南迁的青衣羌来到上里陇西河一带，他们发现相对于岷江上游群山雄峙、河谷深切的险恶环境，这片河谷平原地势舒缓，物产丰富。于是他们在这里定居下来，养蚕桑、事农耕，安居乐业，渐成聚落。
上里古镇在地理交通上有些先天不足，它背靠大山，东、南、西三方都被陇西河及其支流环绕，修桥成为上里人的必然选择，羌人将自己擅长的架桥技艺搬到了这里。虽至今日，青衣羌人的生活遗迹早已丝毫不存，但有很多人认为，羌人高超的架桥本领是上里得以繁荣的重要原因。
这里最早的桥，或许只是横跨河面的原木、几座竹子搭成的浮排，甚至仅是一根溜索，但它们无疑都打通了上里与外界的交通。同时大量外地人的拥入，也带来了各种各样先进的中原文化，其中就包括在我国桥梁史上扮演主角的精湛的石桥建造技术。
石桥，大约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出现的，那时的石桥是石墩木梁式的，西汉进一步发展为石柱石梁式，到东汉时，开始出现单跨石拱桥。上里古桥也遵循着这一发展轨迹——留存至今的石桥，形制丰富得出人意料——石拱桥、石板桥、石墩子桥，单孔、多孔，不一而足，造型无一相同，它们在陇西河上逐一排列开来，让人目不暇接，称得上是“石桥博物馆”。
没到过上里的人，很难想象古桥的密集度有多高。古镇的入口处，短短几十米的河道上，就有3座古石桥。它们平行排列在陇西河上，但桥身离水高度却明显不同。当地人说，如此设计布局，看似多余，实则保证了进出古镇的畅通；枯水季节，三桥并用，丰水季节，至少有一桥可保通行。
古桥里的繁华往事
上里古桥中，最有特色的当数镇东的“高桥”和镇西的“二仙桥”。唐诗中曾称赞上里“二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而“双桥”就是指的这两座桥。
高桥是上里古镇过去最大的一座桥梁，也是南丝路驿道进入古镇的主要通道，全桥由三大两小五个拱组成，中间三个半圆形卷拱跨在白马河上，两端的两个马蹄形小拱架在堤岸上，河两岸的青石板小路恰好从中穿过，与桥身交叉，桥上过马车，桥下过人，具有现代立交桥的功能，所以被人称为“清代立交桥”。
这座始建于清乾隆十四年间（公元1749年）的石拱桥下的三个拱形桥洞上有七个防汛小孔，清澈的河水穿洞而过；桥的两端因地制宜地各建有一个高2米左右的陆上桥洞，东西南北，畅通无阻。过去，桥上马帮铃响，络绎不绝，桥下则人流如注，来往喧嚣，古镇的热闹，丝路的繁华，在这高桥身上可窥一斑。
穿过古镇青石板铺成的古道，绕过一排排明清时期的木板房，就到了镇西大约300多米的二仙桥。二仙桥是一座具有江南水乡特色的弧形石拱桥，石板桥面，条石桥栏，桥身覆盖着翠绿的青藤。驻足桥头，两岸杨柳依依，河里小鸭戏水，除了通行的功能，二仙桥将水墨上里的风雅气质体现得淋漓尽致，如今，二仙桥成了上里古镇的地理坐标和标志性符号。
二仙桥头桥塔壁上的碑文，清晰地记载了二仙桥建于清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的历史。民间流传：清乾隆初年，先后两次竣工的石桥在建成之时即遭洪水冲毁，于是有传言说是陇西河里的孽龙在作怪，所以第三次建桥时，为永镇恶龙，匠人们便在桥身两侧的石栏上分别刻上龙头、龙尾，以示将龙压在桥下，避免洪灾发生。结果，这次建成后，二仙桥再未发生洪水毁桥的灾难，即使再大的洪水过后，二仙桥依然稳固，直至今日。
二仙桥是何人建造的呢？据雅安地方志记载，它是由当地望族“杨氏家族”出资修建的。而据上里镇上的老人讲，上里五个家族在当时都是互相看不上眼的，喜欢彼此“斗富”，“你修了一座桥，我肯定也要修一座压住你”。况且在旧时人们的价值观里，修桥补路不但积善行德，更能带来一个家族的人丁昌盛。据传，上里镇里大大小小的十几座桥梁，除了镇东的高桥为官府出资兴建，其他的，多半出自当时的豪门之手。
老街里的豪门望族
街，作为商贸兴旺的场镇，城镇本身就是一处以街代市的“场”，定期举行各类专业性的集市贸易，如毛皮、药材、山货等。上里境内众多碑刻记载，其规模化场镇的形成，是在唐宋时期。古镇的主要街道遍布各种店铺，广场和街道结合，形成外向型的交易交往空间。古镇以戏台坝为中心，街道向四周延伸，形成“井”路网格局。
据载：民国初年遭遇大火，镇上铺面几乎焚烧殆尽。灾后重建便改为“井”字格局，并在井字中央挖一口深井，意为“井中有水，水火不容”，另有“井中有水，水盛谷丰”的吉祥含义。
老街街面不宽，街道两旁的民居一字排开，楼上楼下金黄色的玉米棒和鲜红的小辣椒格外耀眼。所有民居无一例外都是砖木结构，一楼一底，雕梁画栋。家家户户的小天井散透着悠闲的天光，古色古香的小景观比比皆是。 小河两岸还保留着明清风貌的吊脚楼式建筑，透射出典型的明清风范。而这些民居建筑特色及建筑装饰中的精美雕刻给古镇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明末清初上里镇人口聚集、经济繁荣的景象。
其实，上里的繁华，从集市上就可看出。名山的茶叶；邛崃的井盐、竹器；康巴的马匹；西藏的药材、皮货，以及异域各国的手工艺品、香料……驮着各种货物的马帮络绎而来，又络绎而去。老人们说，其实就在解放前，这里的集市也是热闹非凡的，“隔三岔五就有一个街市，街市的时候，除了各地马帮将带来的货物摆满一街，还有各路戏班的戏剧和杂耍表演。那时候，买货的、采货的，小食摊子、杂耍圈子，把上里堵得水泄不通，人声鼎沸，骡马嘶鸣，二三里外可闻。”
从清朝初年开始，不断涌来的移民在上里聚族而居。随着经济的日益繁荣，上里一带逐渐大致分化出“杨、韩、陈、许、张”五个势力强大的豪门望族。这五家各有特色，按照当地流传至今的说法，“杨家的顶子，韩家的银子，陈家的谷子，许家的女子，张家的锭子”——所谓顶子，是说杨家诗书传家，世代官宦；所谓银子，是说韩家世代经商，积聚了大量钱财；所谓谷子，是说陈家田产广阔，粮食丰足；所谓女子，是说许家的女儿品貌双全，持家有方，各户争相聘娶；所谓锭子（音），即拳头，是说张家有习武传统，个个骁勇善斗。
在上里五大家族群中，韩姓居首，其宅自然居大，现在保存最好。清代官吏韩廷藩家的私邸韩家大院有两处，一处位于四家村，一处是古镇中心的韩家宅院“卫守府”，韩氏族人把自己居住的大院称之为华居，清廷曾赐挂“卫守府”的火焰边金匾。四家村的韩家大院始建于清道光四年（公元1824年），历三代人一百余年的精雕细刻才全面完工，大院先后有四位主人。当时的韩氏在朝廷为官，见多识广，所以在建筑风格上采用了以北京官家宅邸的构架为主体，辅以当地建筑之精妙手法。采取穿斗式木结构青瓦屋面组成的四合天井古建筑群，接近地表处采用石墩做柱基，石板铺地和嵌镶地角坊，此种形式的建筑有较高的抗震和防潮性能。
韩家大院最为独特和最具有艺术价值的当数木雕， 大院内的门、窗、枋、檐皆以浮雕、镂空和镶嵌雕刻作装饰，数量当在千幅以上，内容以花草、鸟兽、人物等为主，特别是高超的工匠居然将韩家祖先——清代官吏韩廷藩的创业史一帧一帧地雕嵌在香案四侧，真可谓匠心独具。
上里在过去几百年里，以商贸而逐渐繁荣，也称为“茶马古道”。古时，藏族人拿马匹与汉族人进行贸易，在现在的韩家大院前开阔的场地里进行茶马交换。由此，马也就成了上里的“常客”。上里的拴马桩，多为石材，且形式各不相同，有可移动的，也有不可以移动的，有似铜锁型的，也有长条形的。
穿不完的走廊、数不清的圆柱、看不够的木雕、道不明的房间……如今的韩家大院已经蒙上了岁月的尘埃，里里外外充满着农户村舍的气息，但从高大的全木结构和精美的雕刻上，依稀可见当日的荣华富贵。
古戏台上的人生百态
站在街上，远远地就可以看到高高的戏台。古戏台上有这样一幅对联：“陈姑赶潘玉出彩勤老哥哥不忙回去 萧方杀船更斗艳看面娃娃就要出来”。戏台在街的尽头，也可以说是街的起点。
据说，古戏台曾经遭过两次火灾。一次发生在解放前。过路“棒客”（土匪、强盗）想敲望族韩少微的竹杠，没达到目的就在戏台上放了一把火，将戏台化为灰烬。另外一次是建国初期，两个娃娃玩火烧毁了戏台。两次火灾，两次维修，戏台的风格发生了变化，而台上的人，也在不停地变换。
每逢节庆、婚嫁、诞丧，上里古镇上的居民都会请戏班在戏楼唱戏，锣鼓丝弦，生旦净末。一个小小的戏台会演绎出万千现实。看戏，是乡镇上的大事，是难得的享受。台下的人，会跟着锣鼓的节奏哼唱戏文，摇头晃脑，手舞足蹈。
如今，戏台演戏的时候越来越少了，平时，只有风从上面穿来穿去，戏台后边左右各有一扇门，写着出将入相。门时常关着，既没出将，也没入相。一年一度的年猪节上，戏台被当作祭祀台，“祈祷明年风调雨顺，祝福上里五谷丰登”，祭祀师手中的香火燃起，上里古镇古老的祭祀上苍的场面，再现人们面前。
此外，农村文娱活动如村民卡拉OK大赛，也在这里举行。谁都可以上去演一下。演好，台下响一片掌声。演差了，最多引起一阵哄笑。人多了，这舞台就显得小。每天黄昏，有人搬来音响，把戏台前的街面当舞台，跳广场舞。几十人，上百人一起，抬腿，伸脚，扭腰，累了，从队伍里退出，站在边上当观众。是演员，也是观众。观众席却变也成了大舞台。
值得一提的，还有古镇里的红军石刻。1935年6月至1936年2月，红一方面军经雅安在夹金山下的达维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一方面军继续北上，四方面军因受错误路线影响而南下。红军在上里境内驻扎期间，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成立名为“认真、德诚、紫光、崇安”等四个代号的政治部，并刻下七十多幅标语，如：共产党是穷人的政党、赤化全川、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红军是北上抗日的主力军等。红军离开后，当地群众用石灰和泥土将其石刻标语覆盖保护起来，解放后又将其覆盖物去掉，使其又恢复原貌，并形成一条“红军走廊”。
“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有人用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来形容在上里古镇的感觉，也许，水巷、小挢、楼台、烟雨，其中的韵味，正是上里给人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