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犯罪、打黑本身乃是维持法治秩序的一个具体行动，因而它，必须被置于法治的框架中，按照法治的原则进行。如此，打黑不仅能打掉犯罪组织，更能促进法治秩序的发育。
　　
　　重庆市打黑已经进入了司法审理阶段。重庆市各中级人民法院已相继对杨天庆、刘钟永、谢才萍、张波、黎强等五起涉黑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
　　媒体最为关注的是黎强涉黑案。经过2天法庭调查、3天举证质证和1天时间的法庭辩论，10月31日晚间11时12分许结束庭审。在6天的庭审中，检方向法庭和被告人及其辩护人举示了大量证据，以证明黎强犯有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聚众扰乱交通秩序罪、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寻衅滋事罪、隐匿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罪、行贿罪、非法经营罪、偷税罪9项罪名。而辩护律师则对公诉人的证据提出严重质疑，黎强本人在庭审的最后阶段也做了自辩陈述，再次否认自己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重庆市五中院将择日吉判。
　　应当说，黎强案审理之公开透明，还是多少出乎人们意料的。这一点似乎表明，重庆市有关方面正在有意识地把打黑纳入到法治的轨道中。
　　只要守法公民，当然都会痛恨犯罪分子，尤其是黑社会组织。打击犯罪活动，打击黑社会组织，维护社会正常的交易、合作秩序，也是政府的道德、政治与法律责任所在。人民养活政府的首要目的就是由政府维持和平秩序。
　　不过，政府打击犯罪、打击黑社会的行动，绝不能以暴易暴。相反，政府从事此类活动，必须接受道德与法律的约束。政府强制力的使用必须由法律明确许可，政府的打击、惩罚行动必须遵守法律规定的程序。这包括：最初，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固然需要执行法定程序；在警察拘捕了嫌疑人之后，检察院在调查和起诉过程中，同样需要遵守法定程序。
　　最为重要的是，法院在最终的审判阶段，严格按照程序给予嫌疑人以辩护的自由。依据法治理论，法院从性质上是不同于警察部门和检察院的。如果说，后者可以算一种打击犯罪活动的积极的力量的话，法院则是一种消极的判断机构。警察和检察院也许可以抱着把嫌疑人关进监狱的心态去努力工作，法院却不能有这种心态。相反，法院必须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警察向检察院提供证据，检察院把证据呈上法庭，而同时，被告及其辩护律师也提出对自己有利的证据，法官的工作就是主持双方进行辩论，对双方提出的证据之可信性进行判断。法官必须给双方以相对平等的机会，最终以“理”服人。通过如此程序安排，借助自己的独立性，法官不仅让公众信服自己的判断，也让当事人心服口服。
　　正是这些程序性限制，把同样使用强制力的政府与犯罪组织、与黑社会从本质上区别开来。从而让政府打击犯罪的活动具有正义性和道德性。而惟有如此，政府使用强制力才能够产生推动社会秩序变好的效果，而不是让社会秩序变坏。
　　按照这样的标准，本次重庆在处理涉黑案件的司法过程中的做法，确有可圈可点之处。基本上，这些案件的审理都做到了公开、透明。被告人及其律师可以比较充分地提出自己的证据，对公诉人的证据提出质疑。媒体对案件审理也进行了很多报道。而以往，类似这样的案件，通常不能做到公开透明。
　　不过，如果按照上述标准来衡量，重庆市本次打黑的全过程，也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相关官员在讲话、媒体在进行报道的时候，带有过于明显而强烈的倾向性，似乎所有被告的案件已经定谳了，都已经是黑社会了。
　　这样的措辞就让这次打黑带上一点运动式执法的特征。法治主义的执法活动的根本特征是，由法院对每个人、对每个案件进行个别审理，而官员和媒体在进行评论、报道的时候，会比较克制，以表示对司法的尊重，也对那些涉及案件的人的人格与公民权的尊重。运动式执法的特征则是，在司法没有做出个别的判决之前，就从政治上对嫌疑人做出了整体的判断。但事实上，在法院没有作出最终裁决之前，黎强怎么可能就是黑社会?人们总是忘记加上“涉嫌”两个字或者“检方怀疑”四个字。而这样的政治判断或社会舆论可能对法官产生不恰当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
　　总之，打击犯罪、打黑本身乃是维持法治秩序的一个具体行动，因而它必须被置于法治的框架中，按照法治的原则进行。就现阶段重庆打黑而言，就是始终坚持司法的程序公正。如此，打黑不仅能打掉犯罪组织，更能促进法治秩序的发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