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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自传·大块文章》的价值当然是多方面的，但我以为，其中最为重要的价值之一，就在于王蒙以一些大约只有自己才能有所了解的生活细节，鲜活生动地勾勒描写了若干对于八十年代的文化与文学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的真实形象。作家关于这些重要历史人物形象的鲜活记忆，以及作家在行文过程中对于这些历史人物形象的精神世界所进行的深度剖析，对于未来中国当代思想文化史，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写作，无疑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因而也就具备了不容忽视的价值和意义。
一、关于胡乔木
胡乔木曾任毛泽东秘书，官至政治局委员，曾经长期主管中国的意识形态工作。胡乔木是最赏识王蒙的中共高官之一，王蒙之所以在八十年代曾经一度官至文化部长，应该说，与此公的赏识推荐有着很大的关系。可以说，胡乔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王蒙有着知遇之恩的私交甚笃者，因此，出现于王蒙自传中的胡乔木形象应该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出现在王蒙笔端的胡乔木，首先是一个颇有几分可爱的，对于文学艺术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与感受的知识分子形象。“我的印象是，他仍然是一位知识分子。他喜欢读书，他说话慢条斯理，字斟句酌，记录下来更像是一篇文章。他的样子儒雅可亲，虽然我其时已听说了他老的翻覆，与有时候批起人来极严厉的另一面。”很显然，王蒙并没有亲身感受到过胡乔木“翻覆”以及“极严厉”的另一面。然而既然听说过，那就肯定应该是确有其事的。王蒙特别写出这一面的原因当然是为了使出现于自己笔下的胡乔木形象更为全面真实可信。应该看到，对于文学艺术问题，胡乔木确实颇为内行地发表过一些真知灼见。比如关于毕加索，胡乔木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很难接受毕加索”。这就说明，胡乔木不仅接触过毕加索，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了毕加索，否则深知中国国情的他不会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来。不只是毕加索，他的关于高尔基、温庭筠、爱伦坡以及王蒙本人的一些看法也都是相当深刻相当准确到位的。“他说，高尔基的代表作是《克里·萨木金的一生》而不是《母亲》，虽然后者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他的另一个见解也极精彩，他说中国的温庭筠（他非常准确地读‘云’而不是像一些人读‘均’），美国的爱伦坡，都是极有风格的，但并不是大家。”“他是内行。他读到我的一篇文章，说是我的灵感我的题材来自‘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他说，不能每篇作品都这样写，否则就会自我重复。他说的完全对。”能够对于文学艺术问题形成并发表这样一些精辟的观点，确实说明了胡乔木真正堪称文学艺术的“内行”，如王蒙所言“仍然是一位知识分子”。
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胡乔木既是一位知识分子，同时却更是党的负责意识形态问题的领导人。作为党的领导人，王蒙也特别地记述了胡所发表的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一些看法。“他说到马恩的文艺理论问题，说是马恩并没有对文艺问题作过系统的论述，并笑着说：‘我这样讲也许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却原来，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领导，也有到了嘴边留三分的话”，“对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乔木提出，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两分，可以不这样提。这是迄今为止对于‘讲话’最大胆的修正，差不多是唯一的一次……为此，胡乔木也遭到了一些攻击。”一方面，作为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领导，能够发表对于马恩与“讲话”的如上一些看法，真的有些“大逆不道”，的确是需要具有相当胆识的。另一方面，王蒙也生动地展示出了高级领导的无奈之处，却原来，如胡乔木这般的高级领导也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啊，却原来，他的言行其实也是要受到体制的制约与约束的。一句“我这样讲也许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活画出了胡乔木的一种无奈与自嘲状。
与此同时，王蒙对于胡乔木性格中极富人情味的一面也有所记述，其一是针对浩然，其二则是针对王蒙自己。“有过一个命运也大致相近的作家，当着我的面向胡乔木汇报浩然走到某地受到大张旗鼓的超规格接待的事，似乎是一种什么涉嫌未能全面否定‘文革’的‘动向’，胡对他的汇报非常反感，后来专门向我提及，听了他的话，他是如何地不快，胡并进而告诉我，他已与媒体打了招呼，要正面报道浩然的新作《苍生》出世的信息。”“但乔公在一九八三年春节期间接待我畅谈，并亲自给中南海的车队打电话，要车去接我爱人到他家小坐，极大的友好情节一传出去，《文艺报》的某些人长叹一声，领导对王的态度不一般啊！便只好放过了王某。信不信由你。”由于曾经在“文革”中大出风头的缘故，“文革”后浩然的处境当然可以想象得到，差不多真的有些“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味道。然而，浩然毕竟只是一个作家，并不是政治家，他只不过是无意间被当时的政治风潮裹挟而去了而已。因此，将浩然与“文革”绑在一起加以全面否定，很显然是没有太多道理的。在这一点上，胡乔木乃是一位明白事理者。在他对浩然同情式的理解帮助中，我们所见出的正是胡乔木不仅不肯落井下石，反而对身处逆境者慨然施以援手的人情味。王蒙的情形同样如此。由于王蒙在新时期之初在小说写法上率先进行了时称“意识流”的实验探索，故而在“十二大”之后出现的批判“现代派”的风波中，理所应当地被当作一个批判的主要靶子。对于这一点，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自然是十分清楚的。胡乔木性格中某种分裂色彩在此时就有了明显流露。一方面，胡乔木本人对于所谓的“现代派”确实比较反感，这一点从他不喜欢王蒙的《杂色》，从他托老同学韦君宜给王蒙带话“少来点现代派”的行为中即可明显地见出。但在另一方面，对于如同王蒙、舒婷这样虽然与“现代派”不无瓜葛的作家诗人的作品，他又是十分喜欢的。不仅如此，在内心里胡乔木恐怕还想尽可能地保护这些作家诗人，使他们的思想精神避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那么，怎样才能让“鱼与熊掌”二者得兼呢？春节时接待王蒙并故意使这样的消息广泛地传播出去，从而让那些准备批王的人们知道“领导对王的态度不一般啊”，从而也就自然地达到了保护王蒙的目的。在其中，也的确是能够看出胡乔木的某种政治智慧的。由此王蒙相当准确地概括出了胡乔木精神上的一种分裂性特点：“这很有趣，即他老人家欣赏创作上的新意与新异，却警惕异论新论。他在形象思维上宽容，在理论思维上严峻。”
当然，出现于王蒙笔下的胡乔木同样还有着思想较为僵化保守的一面。比如“胡还提出，不能老是没完没了地写‘文革’写伤痕了，否则等于人为延长了‘文革’的影响。他的逻辑比较给人以与众不同的印象”。确实如此，胡乔木的这种逻辑不仅显得特别怪异，甚至还有情理不通之虞。新时期文学初期之所以出现很多描写“文革”描写伤痕的文学作品，其根本意图正是要通过对“文革”的批判性描写，最终达到防止类似于“文革”这样的悲剧再次上演的目标。天知道，胡乔木从什么样的逻辑出发，居然会得出写“文革”写伤痕的作品能够“人为延长‘文革’的影响”这样一种其实十分荒谬的结论来。再比如，“有一次谈话中胡乔木说‘忧患意识’是受了现代派而且是‘纳粹分子’海德格尔哲学思潮的影响，我说恐怕未必，忧患云云，更像是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里来的，但是胡坚持他的看法，他的知识太多，可能自找了麻烦”。不仅如此，胡还“向我大骂《当代文艺思潮》”。《当代文艺思潮》是八十年代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批评刊物，曾经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作出过不小的贡献。胡反感这个刊物，大约与刊物曾发表过徐敬亚的长篇理论文章《崛起的诗群》有关。因一篇文章而殃及整个刊物，由此可见胡乔木思维的偏狭之处。然而，能够当着王蒙的面大骂《当代文艺思潮》，却又可以见出胡乔木的三分可爱之处来。我以为，只有将胡乔木思想中相对僵化保守的这一面同时展示在读者面前，王蒙方才真正做到了对于胡乔木形象的一种相对完整的描写表现。当然，关于胡乔木的形象，在《大块文章》中，还有一个细节是绝对无法被忽视的。“代表主管方面作报告的领导是胡乔木，他讲了几句话，觉得天冷，工作人员给他加上一件罩衣，他叹息说：‘风烛残年……’”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但胡乔木的形象却有跃然纸上之感，王蒙优秀小说家的特点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可谓相当突出。
二、关于周扬
然后便是周扬。如果说胡乔木乃是一位人情味十足的知识分子型高级领导干部形象的话，那么出现于《大块文章》中的曾经长期担任党的文艺工作实际领导人的周扬，则很明显地带有点悲情英雄的意味。“周扬在文坛上的地位、资历、影响、水平，无人可以匹敌。但是周扬也有点茫然，而且不用说远了，就是我们听到的传达，也有对他有所批评告诫的含意。显然，更高的领导对他也并不十分满意。我必须坦白，对于这一段周扬的组织学习，我都觉出来他在期以时日，以求‘精神’的更加明朗。而他的对于中、青年作家的偏爱，使事实上不无被边缘化之感的许多老作家也不满意周扬，更不满意冯牧。” “只是我觉得周扬似乎在孤军奋战。当年，他为反右运动作总结……那是多么气宇轩昂，意气风发，如尖刀、如利剑，寒光闪闪，豪气腾腾。而现在，他老了，喉咙嘶哑了，没有当年的威风也没有当年的严厉了，不严厉了还有谁敬重你畏惧你服从你……”“周扬的风度依然，嗓音退化，底气不是那么足。‘文革’中他受的刺激太大了。他背起了十字架，上下而求索，用相当古典的思路，力图给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挫折一个说法，他要从经典马克思那边追求一个新鲜的、智慧的、富有涵盖面与穿透力的理论概念。他的精神感人，他的思路已嫌陈旧，他对自身的理论使命估计得高了一些，他的郑重、悲情、反思的责任心与勇气，感人泪下。”如果说“文革”前的周扬乃是一位更多地秉承执行着高层意志的文艺界领导人，其身上更多地折射出的乃是一种政治家的特点的话，那么，在经历了“文革”那样惨烈异常的炼狱之旅之后，“文革”结束后的周扬如同浴火后重生的凤凰一样，变成了一位拥有着自觉的殉道精神的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如果说周扬乃是一个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的复合体，那么，后者的特点在新时期的周扬身上很显然已经成为了一种主导性的性格特征。
从王蒙的记述中，即不难发现，新时期的周扬事实上成为了文艺界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积极推进者，自觉地承担起了中青年作家思想艺术实验探索保护者的重要责任和使命。为此，周扬甚至不惜与中央高层的意识形态领导者唱起了“对台戏”，所谓“更高的领导对他也并不十分满意”，所具体指称的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从生理上来说，“文革”后的周扬当然不可能再有当年的“气宇轩昂”与“意气风发”。从思想与精神的层面上来看，由于“文革”后的周扬“离经叛道”地要“给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挫折一个说法”，所以自然会给人留下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二者整合的结果，当然就是一种十分突出的悲情的感觉了。周扬执意探索的具体成果，乃是所谓“人道主义与异化论”问题的明确提出。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现在已经看得越来越明白，那就是，“人道主义与异化论”问题的提出，正可以被看作晚年周扬在八十年代所作出的一种最重要最可贵的思想理论探索。关于这一点，王蒙在《大块文章》中当然有着详细的记述：“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三日召开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周扬作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的理论探讨》的主题报告，讲了异化、人道主义等问题，周是想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寻找精神资源，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文革’这样的事，以及怎么样防止再发生这样的事。他找到了异化论与人道主义这两个古老而又弥新的武器。但是胡乔木等则认为这样的理论会为反共反社会主义者打开缺口，会把自己的理论阵脚搞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肯定了乔木的观点而否定了周扬的观点”。周扬与胡乔木围绕“人道主义与异化论”问题发生激烈的冲突与碰撞，是八十年代思想文化领域影响意义深远的一件大事。
应该说，这次思想理论探索遭到来自于高层的否定，对于周扬的精神世界形成了极为巨大的打击。周扬此后的郁郁寡欢以及他最后长期以植物人的方式躺倒在病床上的人生结局，与这种精神打击之间，其实是不无关系的。可以说，周扬的悲情色彩在这一历史事件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和突出。我们注意到，王蒙在自传中同样坦诚地表明了自己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态度：“而周扬呢，我相信他的庄重与认真是会被人们所承认，他的苦苦思想研究的果实，总有一天会得到相应的参考和汲取。为了真理，为了大局，谁能在需要等待的时候而耐心等待呢？让我个人选择，我会选择周扬，同时我很清醒，我的选择没有那么大意义。我必须冷静地理性地妥当地面对别样的选择和决策。”对于周扬的思想理论探索，王蒙当然是赞同肯定的。在某种意义上，周扬所说出的也正是王蒙的心声。然而，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表明自身态度的过程中，我们看出了周扬与王蒙的不同。如果说，晚年周扬是一位激情燃烧的理想主义者，在他的身上明显地可以看出堂吉诃德的某种影子的话，那么，王蒙则很显然是一位清醒冷静的现实主义者，他的身上所投射着的恐怕更多的是那位忧郁徘徊着的哈姆莱特的身影，因为他在认同周扬的同时，的确还可以“冷静地 理性地妥当地面对别样的选择和决策。”正因为王蒙与周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所以王蒙在《大块文章》中对周扬作出如下评价也就不足为怪了。“正如有些人不一定是好意地说过的，他领导（统治）了中国的文艺界数十年，他已经习惯于指挥、规划、保护或者整顿文艺了，特别在‘文革’以后，我十分感慨于他的反思，他的歉意，他的决心，他的将一切经验教训将革命的历史概括成理论方针的努力。我也是很愿意听从他的领导的。”“亲爱的周扬同志，你对我的，我要毫无顾忌地说，你对我的青睐与‘施恩’我完全明白，我永远感激你，想念你，亲近你。然而，你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痛苦的努力本来可以不做成那个样子，你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退而成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后，您本来应该往后潲一潲，您本来不应该那么天真地自信，那么舍我其谁了啊。”以上的评价当然是王蒙的肺腑之言，因为在胡乔木之外，周扬应该是另外一位对于王蒙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者。虽然对于周扬的一些话语行为，王蒙从自己的观点立场出发而颇有微词，但从行文的字里行间我们却能感受到王蒙内心里对于周扬那浓烈异常的殷切爱意。
然而，如果周扬真的按照王蒙所说的那样“往后潲一潲”的话，那么周扬还能称其为周扬吗？其实，王蒙非常清楚周扬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特点，正是“在他们自以为的真理面前，他们会热血沸腾，天真地兴奋起来”。事实上，在王蒙关于周扬的评价态度中，所凸显出来的同样是周扬与王蒙的差异所在。从《大块文章》中即可明显看出，除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我们说王蒙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乃主要是相对于周扬那种执著的思想理论探索精神而言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王蒙的总体定位。事实上，现实主义这个说法只是对王蒙某一精神侧面的描述判断，用这样一个概念是不可能准确全面地涵盖王蒙那复杂的精神构成的）的一种反差外，周扬与王蒙之间的差异也是理论家与作家之间的一种差异。周扬是理论家，所以他坚持相信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正是他在晚年一直执意于思想理论领域的创造性思考探索的根本原因所在。而王蒙，虽然有一定的理论兴趣和理论能力，但从本质上说，却是一位更强调生活重要性的作家。“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我已经不那么年轻，我已经不那么相信概念的区分，命题的转换必定能够决定一切。我知道了一个与方针政策理论同样同时强大的力量：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常识，这就是现实。”是的，王蒙的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这一点发现，与他的作家身份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很显然，王蒙对于周扬的微词也正是从这里出发而形成的。但是，我们有一点要特别地质疑于王蒙先生的却是，一方面，固然在许多年之后“许多条文许多名词可能已经斗转星移，而生活依然长青”，但在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能够因为结果的许多年之后的“生活依然长青”，就完全地否认过程中的“许多条文许多名词”所可能发生过的现实与历史效用呢？
三、关于刘宾雁
胡乔木、周扬之外，王蒙在《大块文章》中关于冯牧、贺敬之、张光年、丁玲等历史人物的记述也都生动形象且别有意味，惜乎篇幅所限，在此处无法一一详细展开分析。但是，有一位作家的一部作品却是不能不提及的，这就是刘宾雁的那部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品《人妖之间》。如果说王蒙的这部《大块文章》中真的有什么堪称“惊世骇俗”的内容的话，那肯定就是关于刘宾雁的相关记述。由于刘宾雁身份的特殊性，更由于刘宾雁已不在人世，所以这注定了会是能够引起足够争议的一部分内容。事实上，在《大块文章》问世之后，王蒙关于刘宾雁的记述果然引起了不小的争论，有不少还是负面的评价。其中，《〈大块文章〉与王蒙的史识、史德》① 一文应该是很有一些代表性的。在文中，作者将王蒙关于刘宾雁的记述上升到了“史德”的高度加以指责。然而，反复再三地阅读该文，却又怎么也不明白作者所谓王蒙“史德”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为了证实我的所言不谬，让我们先把作者的文字一字不漏地引述于此：“如果说这还只是认识问题，和作者的史识有关，那么书中关于刘宾雁的记述就实在是充满卑劣的恶意，属于真正的史德问题了。本书第16节‘一位先生和他的大方向’，不点名地就刘宾雁及其《人妖之间》一文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批判，而在书中其他地方则一次又一次对刘施以攻击。因为作品读得不多，不知刘宾雁在什么地方开罪于王蒙了，竟至于遭致这样的报复。当然，刘的言行确有可非议处，也无妨公开指出，甚至，就是在刘宾雁尸骨未寒时指出也未尝不可，因为写出人物与历史的真实总是有其可以谅解、可以理解的理由与意义的。而且正如书中第136页所说，‘如果我不说就再没有人说了’，确实很少有别人有这样的材料和勇气指出刘的这些问题。甚至，不妨对比鲁迅在刘半农和章太炎去世后的悼念文字中说到自己对他们的不满之处。甚至，若其在本书第90-91页那样一笔带过地写一下自己对其人观点的不认同，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是，这里的王蒙是在写自传、是在讲述他个人的人生故事，根本没有必要拉来这样一个典型以确认自己永远正确的光辉形象，即便从文章作法上讲，也是不必而又不宜的。然而，他竟然专门用一节的篇幅来进行这一记述，实在可以看出其中怨毒的深重来。”
我觉得，作者这一段文字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误区。首先，作者对于自传写作的理解存在明显的问题。“这里的王蒙是在写自传，是在讲述他个人的人生故事，根本没有必要拉来这样一个典型以确认自己永远正确的光辉形象，即便从文章作法上讲，也是不必而又不宜的。”诚然，既然是自传，当然应该以讲述传主自己的人生故事为主。但是，任何一个个人都是在社会上生存，在与他人相处打交道的过程中走过自己的人生道路的。再强调自传应该讲述传主个人的故事，也无法否认在任何一部自传的写作中都是要不同程度地涉足于对其他一些人与事的描写。这一点，应该也是一种公众所公认的常识。不只是王蒙的自传，其他人的自传的情形实际上也都是这样的。让我们感到不明白的是，王蒙在《大块文章》中记述过的人与事，可谓多也，为什么王蒙关于其他人的记述没有引起作者的质疑，而唯独关于刘宾雁的记述会引起作者的愤怒质疑呢？难道因为是刘宾雁，所以就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了吗？更何况关于刘宾雁的记述只是占用了一章（节）的篇幅而已，这一章（节）相对于全书而言，也只不过是占用了三十八分之一的比例而已。不难发现，作为自传的《大块文章》中，大多数的篇幅所讲述的其实也还都是王蒙自己的人生故事。不独如此，作者还认为王蒙之所以要刻意地叙述刘宾雁的故事，其目的不过是为了“确认自己永远正确的光辉形象”。在我看来。这就真的很有一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味道了。王蒙的自传已经出版了两部，对这两部作品我都进行过不止一次的认真阅读，我不仅没有从中读出过王蒙凭此而“确认自己永远正确的光辉形象”的意思来，而且我从中读出的，反而更多的是王蒙对自我人生历程的一种不无忏悔意味的深刻反思。能够以一种主观上不隐恶不溢美的态度坦然写出自己真实的人生历程来，正是王蒙自传写作一大根本特征所在。难道王蒙不隐讳地写出自己对于刘宾雁的真实看法来，就是为了确认自己的一贯正确的光辉形象？在我看来，王蒙其实是并没有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一种深重的怨毒的，反倒是作者对于王蒙的这种看法，给我们留下了一种诛心之论的深刻印象。
我们注意到，关于刘宾雁他们离开了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王蒙曾经写下过这样一段带有比较意味的话语：“更不要说自己躲在某种卵翼下骂，而号召别人去冲锋流血就义了，归根结蒂，还得化谩骂为理性，化逃离为回归，化大语欺天为点滴的积累，在这块土地上，与同样清醒而且富有建设性的人在一起，挽起袖子，与人为善地做一些有意义有实效的事情”。并不需要作过多的分析论述，只要直观地看去，应该怎样评价这两类不同的知识分子就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了。虽然我们并不想全然地否定如同刘宾雁这样的批判性知识分子的价值存在，但是，与这些批判性知识分子相比较，如同王蒙这样实实在在为社会文化的进步发展扎实奉献着的建设性的有机知识分子，无疑应该得到更高的评价。从这样一个意义看来，王蒙这样一段比较性的话语其实是很有一些合理之处的，如果类似于这样的话语却要被一些人理解为是通过攻击别人而要确立王蒙自己一贯正确的光辉形象的话，那么我们真的也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其次，作者认为王蒙的“书中关于刘宾雁的记述就实在是充满了卑劣的恶意，属于真正的史德问题了”。我们注意到，作者在这里拉拉杂杂地占用了三、四百字的篇幅，而且还把鲁迅、刘半农、章太炎这些早已作古的人们都拉扯了出来，用以说明自己观点的合理与正确。然而，一再认真地阅读这段文字之后，除了说明王蒙在《大块文章》中曾以一章（节）的篇幅对刘宾雁的《人妖之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批判，以及王蒙在书中的其他地方也曾多次对刘进行攻击之外，我实在搞不清楚这位作者所指责的王蒙在“史德”方面存在的问题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难道对刘宾雁进行一下批判就是作者所谓的“史德”有问题了吗？如果真的是因为对刘宾雁的批判而导致了王蒙“史德”问题的话，那么这位作者本应该详细地指出王蒙的批判在哪些地方存在错误才对。如果指不出王蒙的批判存在的问题，却还要由此而无端地指责王蒙的“史德”问题，那就真的是很有一些胡搅蛮缠的意味了。这位作者曾经自以为巧妙地借用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的“看他对上一句什么”来为自己的文章作结，在此，我也想借用鲁迅先生“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来回赠于这位先生。因为，从我自己的阅读感觉来看，虽然在刘宾雁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王蒙方才在《大块文章》中写出对于刘宾雁，对于《人妖之间》的真实看法，似乎的确有一些不够厚道的意思。但是，从对历史高度负责的角度出发，在今天，在《大块文章》中能够写出这样一些真实的看法来，却又的确可以看出王蒙一种难得的真诚与勇气来。其实，又何止是刘宾雁呢，我们注意到，关于胡乔木，关于丁玲，关于冯牧等历史人物，王蒙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他们人性构成中的负面因素，但为什么此文的作者仅仅揪住刘宾雁的问题不放呢？难道就因为他曾经是值得肯定的民主的积极争取者，所以就一白遮百丑，所以就不允许谈论他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了吗？
在我看来，只要谈论的问题准确到位，那么任是谁都是可以充分谈论的。而王蒙在《大块文章》中关于刘宾雁的《人妖之间》所存在问题的谈论，正好就是属于这样的一种情况。且让我们来具体地看看王蒙关于《人妖之间》到底说了一些什么。《人妖之间》是刘宾雁最有影响力的报告文学代表作之一，这部获奖作品广受民众的欢迎，给刘宾雁带来了极大的声誉，而书中的反面传主王守信却因为此作而被处决了。王蒙对《人妖之间》的第一个质疑首先就是王守信被处决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以及这样的理由到底站不站得住脚的问题。在对作者所谓报告文学能够合理想象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之后，王蒙写道：“即使文章的说法百分之百地准确，此王守信的问题从法学上讲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倒卖计划内物资？粗俗（这哪里违法）？小小家长式灵感式领导作风？低级的公关策略？还是确有应予极刑的刑事犯罪事实？”很显然，在王蒙看来，无论从作品中所记述的哪一方面的事实来看，王守信都罪不当死。正因为如此，王蒙才不无愤慨地写道：“至少这篇作品里的传主绝无死罪，甚至不像坏人。我只是就事论事地谈谈此作斯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说出事实、承认事实，实事求是会这样艰难和危险。你必须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公布你的实话，悍然进行无私的也是真心的评价。是的，悍然，像爆一颗原子弹一样，我相信我在此节已经悍然爆弹了！”从王蒙《大块文章》问世后所引起的反响来看，王蒙的预感是十分准确的，他确实“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悍然爆弹”了。如果说，在二十几年后的今天，王蒙的说法依然引起了轩然大波的话，那么，假如王蒙在二十几年前就坦然地说出自己的困惑，那他所遭遇到的又会是怎样的一场劫难呢？毕竟，我们的社会较之于二十几年前已经清明理性了许多。毕竟，除了指责王蒙的不够厚道之外，不会再有人对于王蒙的具体看法持有异议了。
其实，通过对于《人妖之间》中王守信冤案的谈论，王蒙在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刘宾雁报告文学可以“合理想像”这种观点的不合理性的同时，更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当时不合理的法律体系，不合理的社会体制。毕竟，刘宾雁再有天大的能耐也无法最终决定王守信的命运，最终把王守信送上了法场的只能是当时的公检法机关。在质疑刘宾雁报告文学可以“合理想像”这种观念的合理性的同时，王蒙也指出了《人妖之间》在写作的思维方式上存在着的明显弊端。其一是“简单的二分法”，“它的逻辑是反妖者好人也，这样的结论比较简易，但未必靠得住”。其二是性别歧视，其三则是对于王守信公关活动与福利活动的妖魔化，其四是暴力语言的运用，其五则是在无意中“投合了许多读者的弗洛伊德力比都”。只要不是带着有色眼镜去重读刘宾雁的《人妖之间》，那么所有的重读者都应该承认王蒙的如上分析其实都是能够站得住脚的。王蒙以一位作家的身份，如实地指出关于自己的同行的文学作品所客观存在着的艺术弊端，本来应该被看作是正常的文学批评活动。然而，王蒙这样一种对历史高度负责的尽可能多地讲出历史真相来的作法，却难以避免地遭到了一些人的误解，却被某些人无所凭据地指责为王蒙的“史德”存在着莫须有的问题。这就真的有些情何以堪的味道了，这也就真的无怪乎王蒙会发出“如果我不说就再没有人说了”的深切感慨了。
注释
{1}汪成法：《〈大块文章〉与王蒙的史识、史德》，《山西文学》2007年第10期。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
一、关于胡乔木
胡乔木曾任毛泽东秘书，官至政治局委员，曾经长期主管中国的意识形态工作。胡乔木是最赏识王蒙的中共高官之一，王蒙之所以在八十年代曾经一度官至文化部长，应该说，与此公的赏识推荐有着很大的关系。可以说，胡乔木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王蒙有着知遇之恩的私交甚笃者，因此，出现于王蒙自传中的胡乔木形象应该具有相当的可信度。
出现在王蒙笔端的胡乔木，首先是一个颇有几分可爱的，对于文学艺术问题有着自己独到的认识与感受的知识分子形象。“我的印象是，他仍然是一位知识分子。他喜欢读书，他说话慢条斯理，字斟句酌，记录下来更像是一篇文章。他的样子儒雅可亲，虽然我其时已听说了他老的翻覆，与有时候批起人来极严厉的另一面。”很显然，王蒙并没有亲身感受到过胡乔木“翻覆”以及“极严厉”的另一面。然而既然听说过，那就肯定应该是确有其事的。王蒙特别写出这一面的原因当然是为了使出现于自己笔下的胡乔木形象更为全面真实可信。应该看到，对于文学艺术问题，胡乔木确实颇为内行地发表过一些真知灼见。比如关于毕加索，胡乔木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里，很难接受毕加索”。这就说明，胡乔木不仅接触过毕加索，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理解了毕加索，否则深知中国国情的他不会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来。不只是毕加索，他的关于高尔基、温庭筠、爱伦坡以及王蒙本人的一些看法也都是相当深刻相当准确到位的。“他说，高尔基的代表作是《克里·萨木金的一生》而不是《母亲》，虽然后者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他的另一个见解也极精彩，他说中国的温庭筠（他非常准确地读‘云’而不是像一些人读‘均’），美国的爱伦坡，都是极有风格的，但并不是大家。”“他是内行。他读到我的一篇文章，说是我的灵感我的题材来自‘故国八千里，风云三十年’。他说，不能每篇作品都这样写，否则就会自我重复。他说的完全对。”能够对于文学艺术问题形成并发表这样一些精辟的观点，确实说明了胡乔木真正堪称文学艺术的“内行”，如王蒙所言“仍然是一位知识分子”。
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胡乔木既是一位知识分子，同时却更是党的负责意识形态问题的领导人。作为党的领导人，王蒙也特别地记述了胡所发表的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一些看法。“他说到马恩的文艺理论问题，说是马恩并没有对文艺问题作过系统的论述，并笑着说：‘我这样讲也许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却原来，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领导，也有到了嘴边留三分的话”，“对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胡乔木提出，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两分，可以不这样提。这是迄今为止对于‘讲话’最大胆的修正，差不多是唯一的一次……为此，胡乔木也遭到了一些攻击。”一方面，作为主管意识形态的高级领导，能够发表对于马恩与“讲话”的如上一些看法，真的有些“大逆不道”，的确是需要具有相当胆识的。另一方面，王蒙也生动地展示出了高级领导的无奈之处，却原来，如胡乔木这般的高级领导也并不是无所不能的啊，却原来，他的言行其实也是要受到体制的制约与约束的。一句“我这样讲也许会被认为是大逆不道”，活画出了胡乔木的一种无奈与自嘲状。
与此同时，王蒙对于胡乔木性格中极富人情味的一面也有所记述，其一是针对浩然，其二则是针对王蒙自己。“有过一个命运也大致相近的作家，当着我的面向胡乔木汇报浩然走到某地受到大张旗鼓的超规格接待的事，似乎是一种什么涉嫌未能全面否定‘文革’的‘动向’，胡对他的汇报非常反感，后来专门向我提及，听了他的话，他是如何地不快，胡并进而告诉我，他已与媒体打了招呼，要正面报道浩然的新作《苍生》出世的信息。”“但乔公在一九八三年春节期间接待我畅谈，并亲自给中南海的车队打电话，要车去接我爱人到他家小坐，极大的友好情节一传出去，《文艺报》的某些人长叹一声，领导对王的态度不一般啊！便只好放过了王某。信不信由你。”由于曾经在“文革”中大出风头的缘故，“文革”后浩然的处境当然可以想象得到，差不多真的有些“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味道。然而，浩然毕竟只是一个作家，并不是政治家，他只不过是无意间被当时的政治风潮裹挟而去了而已。因此，将浩然与“文革”绑在一起加以全面否定，很显然是没有太多道理的。在这一点上，胡乔木乃是一位明白事理者。在他对浩然同情式的理解帮助中，我们所见出的正是胡乔木不仅不肯落井下石，反而对身处逆境者慨然施以援手的人情味。王蒙的情形同样如此。由于王蒙在新时期之初在小说写法上率先进行了时称“意识流”的实验探索，故而在“十二大”之后出现的批判“现代派”的风波中，理所应当地被当作一个批判的主要靶子。对于这一点，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胡乔木自然是十分清楚的。胡乔木性格中某种分裂色彩在此时就有了明显流露。一方面，胡乔木本人对于所谓的“现代派”确实比较反感，这一点从他不喜欢王蒙的《杂色》，从他托老同学韦君宜给王蒙带话“少来点现代派”的行为中即可明显地见出。但在另一方面，对于如同王蒙、舒婷这样虽然与“现代派”不无瓜葛的作家诗人的作品，他又是十分喜欢的。不仅如此，在内心里胡乔木恐怕还想尽可能地保护这些作家诗人，使他们的思想精神避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那么，怎样才能让“鱼与熊掌”二者得兼呢？春节时接待王蒙并故意使这样的消息广泛地传播出去，从而让那些准备批王的人们知道“领导对王的态度不一般啊”，从而也就自然地达到了保护王蒙的目的。在其中，也的确是能够看出胡乔木的某种政治智慧的。由此王蒙相当准确地概括出了胡乔木精神上的一种分裂性特点：“这很有趣，即他老人家欣赏创作上的新意与新异，却警惕异论新论。他在形象思维上宽容，在理论思维上严峻。”
当然，出现于王蒙笔下的胡乔木同样还有着思想较为僵化保守的一面。比如“胡还提出，不能老是没完没了地写‘文革’写伤痕了，否则等于人为延长了‘文革’的影响。他的逻辑比较给人以与众不同的印象”。确实如此，胡乔木的这种逻辑不仅显得特别怪异，甚至还有情理不通之虞。新时期文学初期之所以出现很多描写“文革”描写伤痕的文学作品，其根本意图正是要通过对“文革”的批判性描写，最终达到防止类似于“文革”这样的悲剧再次上演的目标。天知道，胡乔木从什么样的逻辑出发，居然会得出写“文革”写伤痕的作品能够“人为延长‘文革’的影响”这样一种其实十分荒谬的结论来。再比如，“有一次谈话中胡乔木说‘忧患意识’是受了现代派而且是‘纳粹分子’海德格尔哲学思潮的影响，我说恐怕未必，忧患云云，更像是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里来的，但是胡坚持他的看法，他的知识太多，可能自找了麻烦”。不仅如此，胡还“向我大骂《当代文艺思潮》”。《当代文艺思潮》是八十年代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批评刊物，曾经为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作出过不小的贡献。胡反感这个刊物，大约与刊物曾发表过徐敬亚的长篇理论文章《崛起的诗群》有关。因一篇文章而殃及整个刊物，由此可见胡乔木思维的偏狭之处。然而，能够当着王蒙的面大骂《当代文艺思潮》，却又可以见出胡乔木的三分可爱之处来。我以为，只有将胡乔木思想中相对僵化保守的这一面同时展示在读者面前，王蒙方才真正做到了对于胡乔木形象的一种相对完整的描写表现。当然，关于胡乔木的形象，在《大块文章》中，还有一个细节是绝对无法被忽视的。“代表主管方面作报告的领导是胡乔木，他讲了几句话，觉得天冷，工作人员给他加上一件罩衣，他叹息说：‘风烛残年……’”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但胡乔木的形象却有跃然纸上之感，王蒙优秀小说家的特点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可谓相当突出。
二、关于周扬
然后便是周扬。如果说胡乔木乃是一位人情味十足的知识分子型高级领导干部形象的话，那么出现于《大块文章》中的曾经长期担任党的文艺工作实际领导人的周扬，则很明显地带有点悲情英雄的意味。“周扬在文坛上的地位、资历、影响、水平，无人可以匹敌。但是周扬也有点茫然，而且不用说远了，就是我们听到的传达，也有对他有所批评告诫的含意。显然，更高的领导对他也并不十分满意。我必须坦白，对于这一段周扬的组织学习，我都觉出来他在期以时日，以求‘精神’的更加明朗。而他的对于中、青年作家的偏爱，使事实上不无被边缘化之感的许多老作家也不满意周扬，更不满意冯牧。” “只是我觉得周扬似乎在孤军奋战。当年，他为反右运动作总结……那是多么气宇轩昂，意气风发，如尖刀、如利剑，寒光闪闪，豪气腾腾。而现在，他老了，喉咙嘶哑了，没有当年的威风也没有当年的严厉了，不严厉了还有谁敬重你畏惧你服从你……”“周扬的风度依然，嗓音退化，底气不是那么足。‘文革’中他受的刺激太大了。他背起了十字架，上下而求索，用相当古典的思路，力图给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挫折一个说法，他要从经典马克思那边追求一个新鲜的、智慧的、富有涵盖面与穿透力的理论概念。他的精神感人，他的思路已嫌陈旧，他对自身的理论使命估计得高了一些，他的郑重、悲情、反思的责任心与勇气，感人泪下。”如果说“文革”前的周扬乃是一位更多地秉承执行着高层意志的文艺界领导人，其身上更多地折射出的乃是一种政治家的特点的话，那么，在经历了“文革”那样惨烈异常的炼狱之旅之后，“文革”结束后的周扬如同浴火后重生的凤凰一样，变成了一位拥有着自觉的殉道精神的纯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如果说周扬乃是一个政治家与知识分子的复合体，那么，后者的特点在新时期的周扬身上很显然已经成为了一种主导性的性格特征。
从王蒙的记述中，即不难发现，新时期的周扬事实上成为了文艺界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积极推进者，自觉地承担起了中青年作家思想艺术实验探索保护者的重要责任和使命。为此，周扬甚至不惜与中央高层的意识形态领导者唱起了“对台戏”，所谓“更高的领导对他也并不十分满意”，所具体指称的实际上就是这样一种情况。从生理上来说，“文革”后的周扬当然不可能再有当年的“气宇轩昂”与“意气风发”。从思想与精神的层面上来看，由于“文革”后的周扬“离经叛道”地要“给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挫折一个说法”，所以自然会给人留下一种“孤军奋战”的感觉。二者整合的结果，当然就是一种十分突出的悲情的感觉了。周扬执意探索的具体成果，乃是所谓“人道主义与异化论”问题的明确提出。随着时光的流逝，我们现在已经看得越来越明白，那就是，“人道主义与异化论”问题的提出，正可以被看作晚年周扬在八十年代所作出的一种最重要最可贵的思想理论探索。关于这一点，王蒙在《大块文章》中当然有着详细的记述：“一九八三年三月十三日召开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纪念会，周扬作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的理论探讨》的主题报告，讲了异化、人道主义等问题，周是想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寻找精神资源，来解释为什么会发生‘文革’这样的事，以及怎么样防止再发生这样的事。他找到了异化论与人道主义这两个古老而又弥新的武器。但是胡乔木等则认为这样的理论会为反共反社会主义者打开缺口，会把自己的理论阵脚搞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的讲话实际上肯定了乔木的观点而否定了周扬的观点”。周扬与胡乔木围绕“人道主义与异化论”问题发生激烈的冲突与碰撞，是八十年代思想文化领域影响意义深远的一件大事。
应该说，这次思想理论探索遭到来自于高层的否定，对于周扬的精神世界形成了极为巨大的打击。周扬此后的郁郁寡欢以及他最后长期以植物人的方式躺倒在病床上的人生结局，与这种精神打击之间，其实是不无关系的。可以说，周扬的悲情色彩在这一历史事件中体现得最为充分和突出。我们注意到，王蒙在自传中同样坦诚地表明了自己对于这一历史事件的态度：“而周扬呢，我相信他的庄重与认真是会被人们所承认，他的苦苦思想研究的果实，总有一天会得到相应的参考和汲取。为了真理，为了大局，谁能在需要等待的时候而耐心等待呢？让我个人选择，我会选择周扬，同时我很清醒，我的选择没有那么大意义。我必须冷静地理性地妥当地面对别样的选择和决策。”对于周扬的思想理论探索，王蒙当然是赞同肯定的。在某种意义上，周扬所说出的也正是王蒙的心声。然而，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表明自身态度的过程中，我们看出了周扬与王蒙的不同。如果说，晚年周扬是一位激情燃烧的理想主义者，在他的身上明显地可以看出堂吉诃德的某种影子的话，那么，王蒙则很显然是一位清醒冷静的现实主义者，他的身上所投射着的恐怕更多的是那位忧郁徘徊着的哈姆莱特的身影，因为他在认同周扬的同时，的确还可以“冷静地 理性地妥当地面对别样的选择和决策。”正因为王蒙与周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所以王蒙在《大块文章》中对周扬作出如下评价也就不足为怪了。“正如有些人不一定是好意地说过的，他领导（统治）了中国的文艺界数十年，他已经习惯于指挥、规划、保护或者整顿文艺了，特别在‘文革’以后，我十分感慨于他的反思，他的歉意，他的决心，他的将一切经验教训将革命的历史概括成理论方针的努力。我也是很愿意听从他的领导的。”“亲爱的周扬同志，你对我的，我要毫无顾忌地说，你对我的青睐与‘施恩’我完全明白，我永远感激你，想念你，亲近你。然而，你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痛苦的努力本来可以不做成那个样子，你在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退而成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以后，您本来应该往后潲一潲，您本来不应该那么天真地自信，那么舍我其谁了啊。”以上的评价当然是王蒙的肺腑之言，因为在胡乔木之外，周扬应该是另外一位对于王蒙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者。虽然对于周扬的一些话语行为，王蒙从自己的观点立场出发而颇有微词，但从行文的字里行间我们却能感受到王蒙内心里对于周扬那浓烈异常的殷切爱意。
然而，如果周扬真的按照王蒙所说的那样“往后潲一潲”的话，那么周扬还能称其为周扬吗？其实，王蒙非常清楚周扬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一个突出特点，正是“在他们自以为的真理面前，他们会热血沸腾，天真地兴奋起来”。事实上，在王蒙关于周扬的评价态度中，所凸显出来的同样是周扬与王蒙的差异所在。从《大块文章》中即可明显看出，除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我们说王蒙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乃主要是相对于周扬那种执著的思想理论探索精神而言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王蒙的总体定位。事实上，现实主义这个说法只是对王蒙某一精神侧面的描述判断，用这样一个概念是不可能准确全面地涵盖王蒙那复杂的精神构成的）的一种反差外，周扬与王蒙之间的差异也是理论家与作家之间的一种差异。周扬是理论家，所以他坚持相信理论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作用，这也正是他在晚年一直执意于思想理论领域的创造性思考探索的根本原因所在。而王蒙，虽然有一定的理论兴趣和理论能力，但从本质上说，却是一位更强调生活重要性的作家。“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我已经不那么年轻，我已经不那么相信概念的区分，命题的转换必定能够决定一切。我知道了一个与方针政策理论同样同时强大的力量：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常识，这就是现实。”是的，王蒙的说法当然有一定的道理，这一点发现，与他的作家身份之间肯定存在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很显然，王蒙对于周扬的微词也正是从这里出发而形成的。但是，我们有一点要特别地质疑于王蒙先生的却是，一方面，固然在许多年之后“许多条文许多名词可能已经斗转星移，而生活依然长青”，但在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能够因为结果的许多年之后的“生活依然长青”，就完全地否认过程中的“许多条文许多名词”所可能发生过的现实与历史效用呢？
三、关于刘宾雁
胡乔木、周扬之外，王蒙在《大块文章》中关于冯牧、贺敬之、张光年、丁玲等历史人物的记述也都生动形象且别有意味，惜乎篇幅所限，在此处无法一一详细展开分析。但是，有一位作家的一部作品却是不能不提及的，这就是刘宾雁的那部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品《人妖之间》。如果说王蒙的这部《大块文章》中真的有什么堪称“惊世骇俗”的内容的话，那肯定就是关于刘宾雁的相关记述。由于刘宾雁身份的特殊性，更由于刘宾雁已不在人世，所以这注定了会是能够引起足够争议的一部分内容。事实上，在《大块文章》问世之后，王蒙关于刘宾雁的记述果然引起了不小的争论，有不少还是负面的评价。其中，《〈大块文章〉与王蒙的史识、史德》① 一文应该是很有一些代表性的。在文中，作者将王蒙关于刘宾雁的记述上升到了“史德”的高度加以指责。然而，反复再三地阅读该文，却又怎么也不明白作者所谓王蒙“史德”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为了证实我的所言不谬，让我们先把作者的文字一字不漏地引述于此：“如果说这还只是认识问题，和作者的史识有关，那么书中关于刘宾雁的记述就实在是充满卑劣的恶意，属于真正的史德问题了。本书第16节‘一位先生和他的大方向’，不点名地就刘宾雁及其《人妖之间》一文展开了深入细致的批判，而在书中其他地方则一次又一次对刘施以攻击。因为作品读得不多，不知刘宾雁在什么地方开罪于王蒙了，竟至于遭致这样的报复。当然，刘的言行确有可非议处，也无妨公开指出，甚至，就是在刘宾雁尸骨未寒时指出也未尝不可，因为写出人物与历史的真实总是有其可以谅解、可以理解的理由与意义的。而且正如书中第136页所说，‘如果我不说就再没有人说了’，确实很少有别人有这样的材料和勇气指出刘的这些问题。甚至，不妨对比鲁迅在刘半农和章太炎去世后的悼念文字中说到自己对他们的不满之处。甚至，若其在本书第90-91页那样一笔带过地写一下自己对其人观点的不认同，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但是，这里的王蒙是在写自传、是在讲述他个人的人生故事，根本没有必要拉来这样一个典型以确认自己永远正确的光辉形象，即便从文章作法上讲，也是不必而又不宜的。然而，他竟然专门用一节的篇幅来进行这一记述，实在可以看出其中怨毒的深重来。”
我觉得，作者这一段文字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误区。首先，作者对于自传写作的理解存在明显的问题。“这里的王蒙是在写自传，是在讲述他个人的人生故事，根本没有必要拉来这样一个典型以确认自己永远正确的光辉形象，即便从文章作法上讲，也是不必而又不宜的。”诚然，既然是自传，当然应该以讲述传主自己的人生故事为主。但是，任何一个个人都是在社会上生存，在与他人相处打交道的过程中走过自己的人生道路的。再强调自传应该讲述传主个人的故事，也无法否认在任何一部自传的写作中都是要不同程度地涉足于对其他一些人与事的描写。这一点，应该也是一种公众所公认的常识。不只是王蒙的自传，其他人的自传的情形实际上也都是这样的。让我们感到不明白的是，王蒙在《大块文章》中记述过的人与事，可谓多也，为什么王蒙关于其他人的记述没有引起作者的质疑，而唯独关于刘宾雁的记述会引起作者的愤怒质疑呢？难道因为是刘宾雁，所以就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了吗？更何况关于刘宾雁的记述只是占用了一章（节）的篇幅而已，这一章（节）相对于全书而言，也只不过是占用了三十八分之一的比例而已。不难发现，作为自传的《大块文章》中，大多数的篇幅所讲述的其实也还都是王蒙自己的人生故事。不独如此，作者还认为王蒙之所以要刻意地叙述刘宾雁的故事，其目的不过是为了“确认自己永远正确的光辉形象”。在我看来。这就真的很有一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味道了。王蒙的自传已经出版了两部，对这两部作品我都进行过不止一次的认真阅读，我不仅没有从中读出过王蒙凭此而“确认自己永远正确的光辉形象”的意思来，而且我从中读出的，反而更多的是王蒙对自我人生历程的一种不无忏悔意味的深刻反思。能够以一种主观上不隐恶不溢美的态度坦然写出自己真实的人生历程来，正是王蒙自传写作一大根本特征所在。难道王蒙不隐讳地写出自己对于刘宾雁的真实看法来，就是为了确认自己的一贯正确的光辉形象？在我看来，王蒙其实是并没有如作者所说的那样一种深重的怨毒的，反倒是作者对于王蒙的这种看法，给我们留下了一种诛心之论的深刻印象。
我们注意到，关于刘宾雁他们离开了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王蒙曾经写下过这样一段带有比较意味的话语：“更不要说自己躲在某种卵翼下骂，而号召别人去冲锋流血就义了，归根结蒂，还得化谩骂为理性，化逃离为回归，化大语欺天为点滴的积累，在这块土地上，与同样清醒而且富有建设性的人在一起，挽起袖子，与人为善地做一些有意义有实效的事情”。并不需要作过多的分析论述，只要直观地看去，应该怎样评价这两类不同的知识分子就已经是一目了然的了。虽然我们并不想全然地否定如同刘宾雁这样的批判性知识分子的价值存在，但是，与这些批判性知识分子相比较，如同王蒙这样实实在在为社会文化的进步发展扎实奉献着的建设性的有机知识分子，无疑应该得到更高的评价。从这样一个意义看来，王蒙这样一段比较性的话语其实是很有一些合理之处的，如果类似于这样的话语却要被一些人理解为是通过攻击别人而要确立王蒙自己一贯正确的光辉形象的话，那么我们真的也就没有什么话好说了。
其次，作者认为王蒙的“书中关于刘宾雁的记述就实在是充满了卑劣的恶意，属于真正的史德问题了”。我们注意到，作者在这里拉拉杂杂地占用了三、四百字的篇幅，而且还把鲁迅、刘半农、章太炎这些早已作古的人们都拉扯了出来，用以说明自己观点的合理与正确。然而，一再认真地阅读这段文字之后，除了说明王蒙在《大块文章》中曾以一章（节）的篇幅对刘宾雁的《人妖之间》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批判，以及王蒙在书中的其他地方也曾多次对刘进行攻击之外，我实在搞不清楚这位作者所指责的王蒙在“史德”方面存在的问题究竟表现在什么地方。难道对刘宾雁进行一下批判就是作者所谓的“史德”有问题了吗？如果真的是因为对刘宾雁的批判而导致了王蒙“史德”问题的话，那么这位作者本应该详细地指出王蒙的批判在哪些地方存在错误才对。如果指不出王蒙的批判存在的问题，却还要由此而无端地指责王蒙的“史德”问题，那就真的是很有一些胡搅蛮缠的意味了。这位作者曾经自以为巧妙地借用叶圣陶《潘先生在难中》的“看他对上一句什么”来为自己的文章作结，在此，我也想借用鲁迅先生“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来回赠于这位先生。因为，从我自己的阅读感觉来看，虽然在刘宾雁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王蒙方才在《大块文章》中写出对于刘宾雁，对于《人妖之间》的真实看法，似乎的确有一些不够厚道的意思。但是，从对历史高度负责的角度出发，在今天，在《大块文章》中能够写出这样一些真实的看法来，却又的确可以看出王蒙一种难得的真诚与勇气来。其实，又何止是刘宾雁呢，我们注意到，关于胡乔木，关于丁玲，关于冯牧等历史人物，王蒙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他们人性构成中的负面因素，但为什么此文的作者仅仅揪住刘宾雁的问题不放呢？难道就因为他曾经是值得肯定的民主的积极争取者，所以就一白遮百丑，所以就不允许谈论他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了吗？
在我看来，只要谈论的问题准确到位，那么任是谁都是可以充分谈论的。而王蒙在《大块文章》中关于刘宾雁的《人妖之间》所存在问题的谈论，正好就是属于这样的一种情况。且让我们来具体地看看王蒙关于《人妖之间》到底说了一些什么。《人妖之间》是刘宾雁最有影响力的报告文学代表作之一，这部获奖作品广受民众的欢迎，给刘宾雁带来了极大的声誉，而书中的反面传主王守信却因为此作而被处决了。王蒙对《人妖之间》的第一个质疑首先就是王守信被处决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什么，以及这样的理由到底站不站得住脚的问题。在对作者所谓报告文学能够合理想象的观点进行了批驳之后，王蒙写道：“即使文章的说法百分之百地准确，此王守信的问题从法学上讲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倒卖计划内物资？粗俗（这哪里违法）？小小家长式灵感式领导作风？低级的公关策略？还是确有应予极刑的刑事犯罪事实？”很显然，在王蒙看来，无论从作品中所记述的哪一方面的事实来看，王守信都罪不当死。正因为如此，王蒙才不无愤慨地写道：“至少这篇作品里的传主绝无死罪，甚至不像坏人。我只是就事论事地谈谈此作斯人，我不明白为什么说出事实、承认事实，实事求是会这样艰难和危险。你必须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公布你的实话，悍然进行无私的也是真心的评价。是的，悍然，像爆一颗原子弹一样，我相信我在此节已经悍然爆弹了！”从王蒙《大块文章》问世后所引起的反响来看，王蒙的预感是十分准确的，他确实“冒天下之大不韪”地“悍然爆弹”了。如果说，在二十几年后的今天，王蒙的说法依然引起了轩然大波的话，那么，假如王蒙在二十几年前就坦然地说出自己的困惑，那他所遭遇到的又会是怎样的一场劫难呢？毕竟，我们的社会较之于二十几年前已经清明理性了许多。毕竟，除了指责王蒙的不够厚道之外，不会再有人对于王蒙的具体看法持有异议了。
其实，通过对于《人妖之间》中王守信冤案的谈论，王蒙在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刘宾雁报告文学可以“合理想像”这种观点的不合理性的同时，更是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当时不合理的法律体系，不合理的社会体制。毕竟，刘宾雁再有天大的能耐也无法最终决定王守信的命运，最终把王守信送上了法场的只能是当时的公检法机关。在质疑刘宾雁报告文学可以“合理想像”这种观念的合理性的同时，王蒙也指出了《人妖之间》在写作的思维方式上存在着的明显弊端。其一是“简单的二分法”，“它的逻辑是反妖者好人也，这样的结论比较简易，但未必靠得住”。其二是性别歧视，其三则是对于王守信公关活动与福利活动的妖魔化，其四是暴力语言的运用，其五则是在无意中“投合了许多读者的弗洛伊德力比都”。只要不是带着有色眼镜去重读刘宾雁的《人妖之间》，那么所有的重读者都应该承认王蒙的如上分析其实都是能够站得住脚的。王蒙以一位作家的身份，如实地指出关于自己的同行的文学作品所客观存在着的艺术弊端，本来应该被看作是正常的文学批评活动。然而，王蒙这样一种对历史高度负责的尽可能多地讲出历史真相来的作法，却难以避免地遭到了一些人的误解，却被某些人无所凭据地指责为王蒙的“史德”存在着莫须有的问题。这就真的有些情何以堪的味道了，这也就真的无怪乎王蒙会发出“如果我不说就再没有人说了”的深切感慨了。
注释
{1}汪成法：《〈大块文章〉与王蒙的史识、史德》，《山西文学》2007年第10期。
（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