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小心成了“右派元帅”
　　旧社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孔孟的书读得多，就比较单纯。反右开始以后，说是大鸣大放，言者无罪。我当时的确是想要帮党整风，大家畅所欲言，就讲了很多犯忌讳的话。
　　比如说有一年暑假，我同一些人上庐山去，沈祖棻（程千帆妻）和程丽则（程千帆女儿）也都去了。当时武汉市的一个宣传部长也带孩子去了。那个孩子大概五六岁吧，就在程丽则面前说：“我们家看电影都是内部电影，你们看不到的。”诸如此类的话。我却把这个事情记住了，觉得当时党的高层内部生活不对外公开。
　　再有就是向苏联学习的问题，一个复员军人，断了一条膀子，在大学不知读了一年还是两年，作为文艺学专家派来，要大家都去听他上课。我当时的确年轻气盛，我说：“他要来听我的课，我还要考虑接不接受他，我怎么会去听他的课？”这些地方都非常触忌讳。
　　这样一来，反右一开始我就变成一个重点，被称为“右派元帅”，最为有名。我就没有把摘帽子看得十分迫切。当然很希望摘，明天摘了最好，但是不摘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只要有机会就做自己的工作，很多比较细致的工作都是那时做的。比如校王安石的诗，批《杜诗镜诠》。在这过程中对自我也有所评价：第一，我没有做对不起老百姓的事情；第二，我的工作对人民是有用的，现在不用，总有一天用得着。
　　书稿被红卫兵抄走
　　有一件事对我的打击很大，那就是把我的《史通笺记》《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还有一些小稿子，就是《古诗考索》里的那些文章，都给红卫兵抄走了。一件东西，红卫兵若是看中了，就可以随便拿走。你也不敢说他是抢还是偷。比如毕焕午先生，他有一块破表，放在资料室的桌子上，一个红卫兵看到了，喜欢，就拿走了。毕先生去告，学校也觉得这有点太不像话，就把这个学生喊来。学生怎么说呢？“他是右派。”意思就是右派的东西人人可拿。
　　我的这些稿子说是拿去审查，结果随便朝个地方一扔，不晓得过了多少年，三四年或是四五年，忽然在一个锅里找到了。刚好沈祖棻到了系里，他们就对她说：“这里有程千帆的稿子。”她拿回来以后，以为我会非常之激动，因为我非常想得到这些东西。但是我拿到以后并没有这样，好久好久没有作声。以为绝对没有了的，经过多少年之后，忽然摆在你的面前，一个意外使你自己也不知怎么处理好。
　　最适合做学问的时间被剥夺了
　　打成右派以后就不能教书了，到资料室去抄卡片，抄了好几年。还有就是劳动。先是在学校里劳动，让你做那些最困难的事。比如说珞伽山的建筑，有的地方要砌房子，把你弄去搬砖；或者是有淤泥的地方，让你用铲子把淤泥铲走，整个的脚都站在淤泥里。我从来没有赤过脚，没办法，只好穿着袜子到里面去。于是又挨骂、受批判。后来又到了一个很大的农场，叫东西湖农场劳动。回来以后又到资料室干了一阵。他们把这些人编成队伍，比如说没有人种菜了，你们就马上去种菜；没有人养猪了，你们就马上去养猪，搞了这一阵以后，下到八里湖，那叫下放。下放之后，过了一阵又回来。也不知道为什么回来，都弄不清楚。后来就比较长期的待在沙洋，大概有五六年时间。沙洋是个劳改农场。夏天洗澡，右派只能有一瓢水，一瓢水怎么洗法呢？所以我们从来没有洗过澡，最多只能拿个帕子这样擦一擦。
　　到1975年，胡耀邦上台了，右派的问题要解决了，这样我才所谓摘掉帽子。但是在1975年以后，又巧妙地改称五七干校，还是不能回家。翦伯赞后来自杀了，听说是有人讲：这些知识分子真是没有办法。意思就是不可改造。像那样紧跟还不可改造，那要怎么改造呢？
　　我这一辈子受到的挫折，就是最适当的做学问的年龄，全给放牛放掉了。但是有一点，我没有什么太多的愤怒、不平，我想这个损失不是属于我个人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
　　（程千帆/口述，摘自《桑榆忆往》）
　　主持人语：程千帆先生是我国著名古代文史学家、教育家。《桑榆忆往》是程先生的晚年回忆录，本文是其中的一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