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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系列之八
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人，北宋名臣。主要事迹记载于《宋史·包拯传》中。包拯为官廉洁公正、立朝刚毅、不附权贵、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因曾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故又有“包待制”“包龙图”之称。包拯逝世后，谥号“孝肃”，有《包孝肃公奏议》传世。后世将包拯奉为神明崇拜，认为他是文曲星、奎星转世，可见他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之高。
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部风靡大陆的香港电视剧《包青天》。每到晚间，随着“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的旋律响起，就到了一家老幼围坐在电视机前，看包拯和他的属下们巧破各种奇案的时候。当然，包拯的故事不是香港导演的独创，中国传统京剧里有《赤桑镇》《打龙袍》《铡美案》等一系列的“包公戏”，传统评书中也有《包公案》《三侠五义》这样以包拯为主要人物或全书线索的节目。若再求之于古昔，南宋罗烨所著《醉翁谈录》中已载有话本《三现身》的名字，学界普遍认为即《警世通言》中《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一篇的前身。如果确实如此，则以包拯为主角的断案故事最晚在南宋已经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说书题材了。包拯的故事能够流传千年不绝，而且在流传中还不断得到丰富，最终使“包公”成为民间故事中智慧与道德的化身，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那么，历史上真正的“包公”，究竟是怎样的人物呢？
一、包拯的生平仕历
历史上的包拯是北宋中期的一名官员，字希仁，宋真宗咸平二年（999）生于庐州合肥县，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中进士，与韩琦、文彦博、吴奎等名臣同榜。此后，包拯被任命为建昌县知县，却由于父母年高而请求辞职回家奉养双亲。几年后，包拯的父母先后去世，他服丧完毕，又家居两年才去京师赴选，获任天长县知县。
虽然正式出仕时已近不惑，但包拯的仕途还是很顺利的。他在天长县任满后即奉命知端州，再次任满，回京数月即转任监察御史里行，循资改监察御史。监察御史一职官位虽不高，但能“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权限很广。包拯在任时建议选将练兵、慎择宰相，所言都颇有见地。特别是他主张清理河东、河北已经败坏的民兵制度，选拔两路民丁精壮加以训练，在澶渊之盟后以息兵讲好为主流的时代，堪称眼光独到。
此后，包拯又奉命出使辽国，回国后经三司户部判官一职，升为京东路转运使，后又调到陕西路、河北路任转运使。转运使是宋代负责一路（相当于今天的省）财政的重要职务，也是中级官员晋升重臣行列的必经之路。受任转运使，标志着包拯在朝廷中获得了相当的重视与肯定。果然，不久包拯就被召回朝廷，任三司户部副使，成为最高财政官员三司使的副手。在任时，包拯对税收制度进行了整改与修订，并建议把漳河流域适宜农耕的大片官营牧场分给河北平民耕种，这对增加百姓的收入有不小的帮助。
由于任职出色，庆历八年（1048），包拯以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晋升侍从之列，成为御史台的第二号人物。在任期间，宰相宋庠、宣徽南院使郭承祐、翰林学士李淑、淮南转运使王逵等权贵、重臣都遭到包拯弹劾。尤其是宋仁宗所宠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因裙带关系平步青云，身兼四项荣衔。包拯与同僚力谏仁宗，最终迫使张尧佐出外任职，并由仁宗下诏，将“后妃之家不得任两府要职”著为明令。包拯在知谏院任上近四年，功绩颇著，最终虽因同年兼下属吴奎被贬而自求出外，但仁宗对他仍非常重视，将他的职名迁为龙图阁直学士，并加以河北都转运使的要职，这也是包拯被后世称为“包龙图”的来由。
嘉祐元年（1056），几经调任的包拯从知江宁府任上回京，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成为京城开封及周边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开封府民情复杂，不仅案件繁多，而且常与官员、外戚有关。包拯在任期间兴利除弊、不畏权贵，以致民间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俗语。民间故事中包拯善于断案、敢拿权贵开刀的形象，与他在开封府任上的作为很有关系。
在任一年半以后，包拯升任御史中丞，后又升任权三司使。包拯与同时另一名臣宋祁都很有声望，但二人长期不得跻身两府，故民間有歌谣为他们抱不平道：“拨队为参政，成群作副枢。亏他包省主（宋时称三司为‘计省’，三司使称‘省主’），闷杀宋尚书（宋祁官工部尚书）。”然而包、宋两人仍然迟迟不得升迁。直到嘉祐六年（1061），包拯才得以升任枢密副使，进入宰执行列，此后仅过了一年就去世了。包拯在枢密院任职时间有限，未能一展抱负，这是很可惜的。
包拯去世后，获谥“孝肃”。“孝”者，指的是他因父母的缘故辞职归养，家居十年；“肃”者，指的是他无论在台谏任上，还是在开封府任职期间，都以整肃纲纪闻名，时人甚至将包拯的微笑比作黄河水变清，可见他为人的严肃。“孝肃”二字，可以说是对包拯一生最正确的评价。
二、“包公”盛名传千载
包拯活跃的宋仁宗时期，是我国古代一个政治较清明、经济较发达的时代，也可称得上人才辈出。与包拯生活于同一时期的文臣，我们耳熟能详的，有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宋祁、欧阳修等，武将则有张亢、种世衡、狄青等，但若论在民间口碑卓著、妇孺皆知，上述这几位在被老百姓亲切称为“包公”的包拯面前，都要甘拜下风。那么问题来了：包拯的名气为什么会这样大呢？
首先一个原因是他肯为民做主。包拯到开封府上任时，府中旧有规定，到府衙打官司的民众不得直接到公堂呈诉，要经过本府吏员转呈，于是吏员就得到了上下其手的机会。包拯下令大开府门，命民众上堂陈述曲直，并当堂听候审断，从此断绝了府吏徇私枉法的可能，不仅开封府上下风气为之一振，而且民众确实得到了好处。后来包拯做三司使时，看到朝廷对地方有多项不合理的征收，民间颇受其困，就将这些征收项目改为官办市场，定点收购，百姓因此增加了收入。包拯的这一德政颇为民众所感念。
其次，包拯不畏权贵的作风，也是他被民众铭记的一个因素。开封府中有一条惠民河，是官方开凿的漕运水道，每逢雨季，也是一条重要的泄洪河。自北宋建国以来，很多权贵、内侍看中惠民河两岸风景优美这一点，在河道周边陆续起建别墅、园林，导致惠民河严重壅塞。包拯到开封任职时，恰逢大雨滂沱，京城积水不得宣泄，形成洪涝灾害，给百姓的生活造成了极大不便。包拯知道惠民河对于泄洪的作用，遂下定决心，将这些豪门势族占用惠民河河道建造的园林统统拆毁。洪水得以从惠民河排出，京城遂转危为安。此后，包拯担任御史中丞，向宋仁宗奏请裁抑宦官，减除冗余开支，而且颇有真抓实干之风，弹劾了多名高级官员。经过这番整顿纪律、打击犯罪的行动，京城的“贵戚宦官”都受到震慑，一时风气大有转变。直到南宋时，宋人谈起包拯，还充满敬意地称之为“真中丞”。在封建时代，权贵鱼肉小民的事件时有发生，包拯敢于与权贵“对着干”，维护了百姓的利益，他的故事被民间传颂是理所当然的。 第三是包拯的清廉正直、始终如一。在民间故事中，包拯“清如水，明如镜”，是一个清官、好官，这一形象完全来自历史上的包拯。北宋时的端州（今广东肇庆）已经开始生产著名的端砚，而且被列为贡品，历任地方官借任职之便，往往超出贡额几十倍地敛取，用来送礼“拉关系”。包拯在端州任职时，严格按照规定征收端砚进贡，一方砚台也不私藏。后来包拯升任监察御史，又向皇帝提意见，要求严抓地方官的选用工作，并主张废锢（永远取消其任职资格）贪污官员——这在北宋时期来说，是极为严重的处理。后来包拯弹劾三司使张方平，也是因为张以国家最高财政官员的身份，向“豪民”购买产业，有以权谋私的嫌疑。包拯去世前，还留下遗嘱说：“后世子孙有为官犯赃罪的，不许将他列入家族成员之列，死后不得葬在祖坟。不听我的话，就不是我的子孙。”包拯这种清正的作风，受到了后人的尊重。
第四是包拯善于断案、明察秋毫。在天长县任职时，有农家的牛舌头被割，农家到县里报案。牛吃草用舌头卷进嘴里，没有舌头，牛只能等着饿死。包拯得知后对报案者说：“回去把牛杀了吧。”杀牛是我国古代官方明令禁止的举动，农家杀牛后，便有人到县里来举报，包拯召见举报人，责问道：“你为什么割了别人家的牛舌头，又来告发他？”举报人惊恐服罪。后来到开封任职，有人在地契上动手脚，到府衙打官司，声称自己的土地被侵占，包拯也能辨明其伪造之举，不仅未使伪造者不当得利，还让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后来的《龙图公案》《包公案》等书写了很多包公断案的故事，甚至将包拯说成是“日断阳，夜断阴”的神人，又有人说包拯死后在阴间做阎罗王，都是从他生平善于断案、豪猾不能欺之以方这一特点产生出来的。
三、我们应该向包拯学什么？
从包拯的事迹可以看出他不愧是我国古代一位出色的官员，一个道德和治绩都有可称道之处的人。那么，生活在当代的我们，可以从包拯身上学到些什么呢？
我认为，首先应该学习他刚正不阿的作风。包拯以不畏权贵、不徇私情著称，《宋史》本传说他“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也就是从不说违心话。在他的老家合肥有一条包河，河中产鲤鱼和莲藕。合肥民间给鱼起名“铁面鲤鱼”，传说这种鲤鱼身阔背青、黝黑似铁，如同包公一般“铁面丹心”；而河里所产的藕也跟常藕不同，一般的藕断开以后能拉出很长的丝，故有“藕断丝连”之说，包河的藕切断看不到丝，古人说这也是受包公“直道无私”精神的感染而形成的。当然，鲤鱼、莲藕的这些异象，不过是长期演化产生的品种差异，但古人编出这样“天人感应”的故事，说明百姓是尊敬、喜爱包拯的。今天，习近平同志仍强调领导者要有高尚的气节，要敢于坚持真理、刚正不阿，可见包拯的精神是符合时代需求的。
其次，我们应该学习包拯清正廉洁的持身之道。包拯是著名的清官，他為防止亲朋好友向他请托人情，影响施政，真正做到了“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这种看似不通人情的做法，却是他从政近三十年，始终能够清白立身的重要保障。对于包拯的清廉，古人有诗赞曰：“孝肃祠边古树森，曲桥回转倚城阴。清溪流出荷花水，犹是龙图不染心。”尤其难得的是，包拯能够以自己为榜样，感染人、教育人。他的儿子包绶在包拯去世时年仅五岁，但在成长过程中能以父风自励，成年后几度出任地方官员，以“清苦守节”著称，死后除官诰、著述外，没有留下任何余财，真可说得上“克绍箕裘”了。而包家的第三代包永年也是一位被人赞叹为“包公之后，信乎有是贤孙也”的清正良吏。包拯能管好自己，还能以身作则，影响子孙，的确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三，我们应该学习包拯善于察断的本领。包拯以善于断案闻名，自天长到开封，他都曾断明奇案，著于史传。这些案子看似头绪紊乱、难以明晰，但包拯能从情理和证据两方面入手，以事实为依据，判明事件真相，这是包拯被民间称为“青天”的主要原因。我们今天固然无需像民间传说中的包拯那样“审乌盆”“游阴山”，但向包拯学习善于从细微处发现问题，做到见微知著、明察秋毫，还是很有必要的。
第四，我们应该学习包拯为民分忧的思想。不畏权贵、清廉正直、善于察断这些作风的源头来自包拯关心民瘼、肯为民做主的优良品质。不把百姓放在心上，就不可能从百姓的实际需要出发，解决百姓面临的紧迫问题。当代从政者当然应该以包拯为榜样，把以古为鉴落到实处，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为百性分忧。
最后，我想用包拯的《书端州郡斋壁》来结束全文：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
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
包拯（999—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肥东）人，北宋名臣。主要事迹记载于《宋史·包拯传》中。包拯为官廉洁公正、立朝刚毅、不附权贵、铁面无私，且英明决断，敢于替百姓申不平，故有“包青天”及“包公”之名；因曾任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故又有“包待制”“包龙图”之称。包拯逝世后，谥号“孝肃”，有《包孝肃公奏议》传世。后世将包拯奉为神明崇拜，认为他是文曲星、奎星转世，可见他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之高。
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部风靡大陆的香港电视剧《包青天》。每到晚间，随着“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的旋律响起，就到了一家老幼围坐在电视机前，看包拯和他的属下们巧破各种奇案的时候。当然，包拯的故事不是香港导演的独创，中国传统京剧里有《赤桑镇》《打龙袍》《铡美案》等一系列的“包公戏”，传统评书中也有《包公案》《三侠五义》这样以包拯为主要人物或全书线索的节目。若再求之于古昔，南宋罗烨所著《醉翁谈录》中已载有话本《三现身》的名字，学界普遍认为即《警世通言》中《三现身包龙图断冤》一篇的前身。如果确实如此，则以包拯为主角的断案故事最晚在南宋已经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说书题材了。包拯的故事能够流传千年不绝，而且在流传中还不断得到丰富，最终使“包公”成为民间故事中智慧与道德的化身，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那么，历史上真正的“包公”，究竟是怎样的人物呢？
一、包拯的生平仕历
历史上的包拯是北宋中期的一名官员，字希仁，宋真宗咸平二年（999）生于庐州合肥县，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中进士，与韩琦、文彦博、吴奎等名臣同榜。此后，包拯被任命为建昌县知县，却由于父母年高而请求辞职回家奉养双亲。几年后，包拯的父母先后去世，他服丧完毕，又家居两年才去京师赴选，获任天长县知县。
虽然正式出仕时已近不惑，但包拯的仕途还是很顺利的。他在天长县任满后即奉命知端州，再次任满，回京数月即转任监察御史里行，循资改监察御史。监察御史一职官位虽不高，但能“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权限很广。包拯在任时建议选将练兵、慎择宰相，所言都颇有见地。特别是他主张清理河东、河北已经败坏的民兵制度，选拔两路民丁精壮加以训练，在澶渊之盟后以息兵讲好为主流的时代，堪称眼光独到。
此后，包拯又奉命出使辽国，回国后经三司户部判官一职，升为京东路转运使，后又调到陕西路、河北路任转运使。转运使是宋代负责一路（相当于今天的省）财政的重要职务，也是中级官员晋升重臣行列的必经之路。受任转运使，标志着包拯在朝廷中获得了相当的重视与肯定。果然，不久包拯就被召回朝廷，任三司户部副使，成为最高财政官员三司使的副手。在任时，包拯对税收制度进行了整改与修订，并建议把漳河流域适宜农耕的大片官营牧场分给河北平民耕种，这对增加百姓的收入有不小的帮助。
由于任职出色，庆历八年（1048），包拯以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晋升侍从之列，成为御史台的第二号人物。在任期间，宰相宋庠、宣徽南院使郭承祐、翰林学士李淑、淮南转运使王逵等权贵、重臣都遭到包拯弹劾。尤其是宋仁宗所宠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因裙带关系平步青云，身兼四项荣衔。包拯与同僚力谏仁宗，最终迫使张尧佐出外任职，并由仁宗下诏，将“后妃之家不得任两府要职”著为明令。包拯在知谏院任上近四年，功绩颇著，最终虽因同年兼下属吴奎被贬而自求出外，但仁宗对他仍非常重视，将他的职名迁为龙图阁直学士，并加以河北都转运使的要职，这也是包拯被后世称为“包龙图”的来由。
嘉祐元年（1056），几经调任的包拯从知江宁府任上回京，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成为京城开封及周边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开封府民情复杂，不仅案件繁多，而且常与官员、外戚有关。包拯在任期间兴利除弊、不畏权贵，以致民间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俗语。民间故事中包拯善于断案、敢拿权贵开刀的形象，与他在开封府任上的作为很有关系。
在任一年半以后，包拯升任御史中丞，后又升任权三司使。包拯与同时另一名臣宋祁都很有声望，但二人长期不得跻身两府，故民間有歌谣为他们抱不平道：“拨队为参政，成群作副枢。亏他包省主（宋时称三司为‘计省’，三司使称‘省主’），闷杀宋尚书（宋祁官工部尚书）。”然而包、宋两人仍然迟迟不得升迁。直到嘉祐六年（1061），包拯才得以升任枢密副使，进入宰执行列，此后仅过了一年就去世了。包拯在枢密院任职时间有限，未能一展抱负，这是很可惜的。
包拯去世后，获谥“孝肃”。“孝”者，指的是他因父母的缘故辞职归养，家居十年；“肃”者，指的是他无论在台谏任上，还是在开封府任职期间，都以整肃纲纪闻名，时人甚至将包拯的微笑比作黄河水变清，可见他为人的严肃。“孝肃”二字，可以说是对包拯一生最正确的评价。
二、“包公”盛名传千载
包拯活跃的宋仁宗时期，是我国古代一个政治较清明、经济较发达的时代，也可称得上人才辈出。与包拯生活于同一时期的文臣，我们耳熟能详的，有范仲淹、韩琦、富弼、文彦博、宋祁、欧阳修等，武将则有张亢、种世衡、狄青等，但若论在民间口碑卓著、妇孺皆知，上述这几位在被老百姓亲切称为“包公”的包拯面前，都要甘拜下风。那么问题来了：包拯的名气为什么会这样大呢？
首先一个原因是他肯为民做主。包拯到开封府上任时，府中旧有规定，到府衙打官司的民众不得直接到公堂呈诉，要经过本府吏员转呈，于是吏员就得到了上下其手的机会。包拯下令大开府门，命民众上堂陈述曲直，并当堂听候审断，从此断绝了府吏徇私枉法的可能，不仅开封府上下风气为之一振，而且民众确实得到了好处。后来包拯做三司使时，看到朝廷对地方有多项不合理的征收，民间颇受其困，就将这些征收项目改为官办市场，定点收购，百姓因此增加了收入。包拯的这一德政颇为民众所感念。
其次，包拯不畏权贵的作风，也是他被民众铭记的一个因素。开封府中有一条惠民河，是官方开凿的漕运水道，每逢雨季，也是一条重要的泄洪河。自北宋建国以来，很多权贵、内侍看中惠民河两岸风景优美这一点，在河道周边陆续起建别墅、园林，导致惠民河严重壅塞。包拯到开封任职时，恰逢大雨滂沱，京城积水不得宣泄，形成洪涝灾害，给百姓的生活造成了极大不便。包拯知道惠民河对于泄洪的作用，遂下定决心，将这些豪门势族占用惠民河河道建造的园林统统拆毁。洪水得以从惠民河排出，京城遂转危为安。此后，包拯担任御史中丞，向宋仁宗奏请裁抑宦官，减除冗余开支，而且颇有真抓实干之风，弹劾了多名高级官员。经过这番整顿纪律、打击犯罪的行动，京城的“贵戚宦官”都受到震慑，一时风气大有转变。直到南宋时，宋人谈起包拯，还充满敬意地称之为“真中丞”。在封建时代，权贵鱼肉小民的事件时有发生，包拯敢于与权贵“对着干”，维护了百姓的利益，他的故事被民间传颂是理所当然的。 第三是包拯的清廉正直、始终如一。在民间故事中，包拯“清如水，明如镜”，是一个清官、好官，这一形象完全来自历史上的包拯。北宋时的端州（今广东肇庆）已经开始生产著名的端砚，而且被列为贡品，历任地方官借任职之便，往往超出贡额几十倍地敛取，用来送礼“拉关系”。包拯在端州任职时，严格按照规定征收端砚进贡，一方砚台也不私藏。后来包拯升任监察御史，又向皇帝提意见，要求严抓地方官的选用工作，并主张废锢（永远取消其任职资格）贪污官员——这在北宋时期来说，是极为严重的处理。后来包拯弹劾三司使张方平，也是因为张以国家最高财政官员的身份，向“豪民”购买产业，有以权谋私的嫌疑。包拯去世前，还留下遗嘱说：“后世子孙有为官犯赃罪的，不许将他列入家族成员之列，死后不得葬在祖坟。不听我的话，就不是我的子孙。”包拯这种清正的作风，受到了后人的尊重。
第四是包拯善于断案、明察秋毫。在天长县任职时，有农家的牛舌头被割，农家到县里报案。牛吃草用舌头卷进嘴里，没有舌头，牛只能等着饿死。包拯得知后对报案者说：“回去把牛杀了吧。”杀牛是我国古代官方明令禁止的举动，农家杀牛后，便有人到县里来举报，包拯召见举报人，责问道：“你为什么割了别人家的牛舌头，又来告发他？”举报人惊恐服罪。后来到开封任职，有人在地契上动手脚，到府衙打官司，声称自己的土地被侵占，包拯也能辨明其伪造之举，不仅未使伪造者不当得利，还让他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后来的《龙图公案》《包公案》等书写了很多包公断案的故事，甚至将包拯说成是“日断阳，夜断阴”的神人，又有人说包拯死后在阴间做阎罗王，都是从他生平善于断案、豪猾不能欺之以方这一特点产生出来的。
三、我们应该向包拯学什么？
从包拯的事迹可以看出他不愧是我国古代一位出色的官员，一个道德和治绩都有可称道之处的人。那么，生活在当代的我们，可以从包拯身上学到些什么呢？
我认为，首先应该学习他刚正不阿的作风。包拯以不畏权贵、不徇私情著称，《宋史》本传说他“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也就是从不说违心话。在他的老家合肥有一条包河，河中产鲤鱼和莲藕。合肥民间给鱼起名“铁面鲤鱼”，传说这种鲤鱼身阔背青、黝黑似铁，如同包公一般“铁面丹心”；而河里所产的藕也跟常藕不同，一般的藕断开以后能拉出很长的丝，故有“藕断丝连”之说，包河的藕切断看不到丝，古人说这也是受包公“直道无私”精神的感染而形成的。当然，鲤鱼、莲藕的这些异象，不过是长期演化产生的品种差异，但古人编出这样“天人感应”的故事，说明百姓是尊敬、喜爱包拯的。今天，习近平同志仍强调领导者要有高尚的气节，要敢于坚持真理、刚正不阿，可见包拯的精神是符合时代需求的。
其次，我们应该学习包拯清正廉洁的持身之道。包拯是著名的清官，他為防止亲朋好友向他请托人情，影响施政，真正做到了“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这种看似不通人情的做法，却是他从政近三十年，始终能够清白立身的重要保障。对于包拯的清廉，古人有诗赞曰：“孝肃祠边古树森，曲桥回转倚城阴。清溪流出荷花水，犹是龙图不染心。”尤其难得的是，包拯能够以自己为榜样，感染人、教育人。他的儿子包绶在包拯去世时年仅五岁，但在成长过程中能以父风自励，成年后几度出任地方官员，以“清苦守节”著称，死后除官诰、著述外，没有留下任何余财，真可说得上“克绍箕裘”了。而包家的第三代包永年也是一位被人赞叹为“包公之后，信乎有是贤孙也”的清正良吏。包拯能管好自己，还能以身作则，影响子孙，的确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第三，我们应该学习包拯善于察断的本领。包拯以善于断案闻名，自天长到开封，他都曾断明奇案，著于史传。这些案子看似头绪紊乱、难以明晰，但包拯能从情理和证据两方面入手，以事实为依据，判明事件真相，这是包拯被民间称为“青天”的主要原因。我们今天固然无需像民间传说中的包拯那样“审乌盆”“游阴山”，但向包拯学习善于从细微处发现问题，做到见微知著、明察秋毫，还是很有必要的。
第四，我们应该学习包拯为民分忧的思想。不畏权贵、清廉正直、善于察断这些作风的源头来自包拯关心民瘼、肯为民做主的优良品质。不把百姓放在心上，就不可能从百姓的实际需要出发，解决百姓面临的紧迫问题。当代从政者当然应该以包拯为榜样，把以古为鉴落到实处，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服务，为百性分忧。
最后，我想用包拯的《书端州郡斋壁》来结束全文：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
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
史册有遗训，无贻来者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