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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9月2日，一位祖籍浙江的著名上海商人因病逝世，宁波旅沪同乡会在《申报》刊登筹备追悼会的启事，盛赞这位商人“在沪六十余年，盛德伟业，妇孺皆知，中外共仰。其于公共团体、慈善事业，提倡无不遗余力”云云。启事发出后，上海各界的六七十个团体纷纷报名参加追悼。
这位不同凡响的商人，就是近代中国上海工商界的风云人物——朱葆三。
少年变故
朱葆三名佩珍，字葆三，1848年3月出生。其父初任浙江平湖县乍甫都司，后调任定海县游击，虽然作这种小武官的收入并不多，但全家的日常生活能有保障，倒也无忧无虑。
1859年父亲开始驻守定海县城，朱葆三与其弟随母亲住在离县城20里的东乡北蝉村。由于父亲很少回家，11岁的朱葆三已成为家中的重要支柱，承担了许多家庭重担。小小年龄的朱葆三还经常往返40里路，从乡下步行到县城，看望父亲并为其捎带各种物品。尽管十分辛苦，但他的毅力得到了很好的磨炼。
朱葆三14岁那年，身患沉疴的父亲一病不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母子三人顿失生活和精神支柱。因家中并无积蓄，一家人只得依靠变卖家中不多的东西勉强维持，相依为命。
朱葆三一家不得不寻求新的求生之路。当时，宁波府属各县赴上海经商者甚多，且不少人由此致富。朱葆三的母亲一方面为家中生计所迫，另一方面也想让其子到上海碰碰运气，委托一位宁波熟人将朱葆三带到了上海。
学徒生涯
初到上海的朱葆三，经人介绍在一家名为“协记”的吃食五金店铺当学徒。这是一家经营五金器皿和罐头食品的小商店，因国人此前一般都未见过罐头食品，其包装均以铁皮为材料，所以被称为“吃食五金”而归入了五金业。
当时的所谓学徒，实际上就是勤杂工，从早到晚干各种杂活脏活，动辄还要挨打挨骂。至于学做生意，则全靠自己偷学偷记。朱葆三还算比较幸运，他的老板是一位老实的生意人，对他并不很苛刻。而朱葆三能吃苦耐劳，手脚勤快，而且勤奋好学，在干各种杂活的同时，用心记住了各种商品的性能、价格及业务知识。他还在单调苦累的学徒生活中，挤时间学习珠算、记账、阅读商业尺牍。这对识字不多的朱葆三来说，是一件非常吃力的苦差事，但他坚持不懈，水平大有长进。
近代的上海洋商众多，如果能粗通英语就会在生意场上取得诸多便利和机遇。聪明的朱葆三看到英语在上海商场颇为吃香，又暗下决心自学英语。但学英语要请老师，请老师就得付学费。即使只是晚上到实习学校上英语课，每月也需要缴付3元钱。对每月工钱仅5角的朱葆三来说，根本付不起这笔学费。然而他并不灰心，当得知邻近店铺的一位学徒每晚到实习学校学习英语，他就找到这位学徒，倾其每月全部工钱，诚恳地请求这位学徒教他学英语，最终如愿以偿。
由于朱葆三越来越得到老板的赞赏，破例让他先后当跑街、进货员、会计员。1864年，朱葆三17岁，“协记”的总账房去世，老板将他升为总账房兼营业主任。3年后，“协记”的经理也去世了，他又升职为经理。仅7个春秋，无任何靠山的朱葆三即从学徒跃升为经理，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朱葆三感激老板的赏识与信任，以自己的全部能力精心经营，使“协记”的生意日益兴隆，他的个人收入也逐渐增加。无奈为时不久，因老板谢世“协记”歇业关门。
初始创业
“协记”老板去世后，已具备经商能力的朱葆三依靠自己数年的积蓄，马上在上海南市新开河创办了一家属于自己的五金店，取名“慎裕”，寓“吃剩有余”之意。在颇晓经商之道的朱葆三经营下，“慎裕”生意十分红火，利润甚为可观。
朱葆三在生意场上人缘很好，这为他的经营带来了许多便利。他也十分重视聘请精通业务的管理人员和各类职员。例如担任总账房的顾晴川，既是雇员又是好友，在账法方面是行家里手，其子乃后来成为北洋政府外交部长的顾维钧。其他职员，也都在业务方面精明强干，为朱葆三的初始创业出力不少。
后来，朱葆三结识了同样以五金业起家、当时已是上海商界巨头的宁波同乡叶澄衷。实力雄厚的叶澄衷在上海商业中心地段的福州路建有一座产业大楼，铺面大，顾客多，是十分理想的经商之地。基于同乡之情，叶热情帮助朱葆三将店铺搬至自己的产业大楼之内，更名为慎裕五金商行，使朱葆三的经营业务从小五金扩展到大五金，开始从事五金机器进口贸易。此后，朱葆三财源滚滚而来，其地位和声誉随之扶摇直上。
朱葆三十分善于利用官场中的关系，为经商提供便利。他结识了担任上海道台的袁树勋，很快即成为好友，并推荐自己的得力助手顾晴川做道台衙门的会计员兼司出纳银库。当时袁树勋经手数额巨大的庚子赔款，以各通商口岸海关关税等收入作付款担保，由顾晴川具体经办。经过疏通，朱葆三安排顾晴川每次在这笔款项初到时，放在上海道库暂行保管，折放至上海钱庄生息，最后再交上海海关。由于钱庄折息较官息高，而且款额大，朱葆三可从中获取不小的差额作为利润，并与许多钱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出任买办
上海开埠之后，各国洋商纷至沓来，开办洋行和银行。为便于与中国本土商家进行贸易和开展相关活动，洋行和银行都需要聘请中国人做买办。当时，买办的工资非常高，高级买办的收入更是相当可观，加上有外国公司作靠山，能够直接与洋商打交道，社会地位也非同一般。因此，买办是当时十分令人羡慕的职业。近代中国不少著名的工商人士，也都曾利用买办身份为自己的经营活动服务。
朱葆三原本未曾想过要担任买办，但外国洋行主动看中了他。垄断上海打包业务并兼做皮革进出口贸易的英商平和洋行，1890年左右在上海已发展成为一家实力比较雄厚的外国公司，为了进一步拓展业务，需要聘请高级买办(华经理)。该洋行大班确定的买办候选人中，首选者即是朱葆三。朱葆三当然明白兼任买办职务也有利于发展自身的业务，遂满口应允。自此之后，朱葆三的家庭即成为买办之家，他的四个儿子都曾先后担任过买办。
兴盛实业
在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朱葆三开始投资金融业。1897年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创办，朱葆三即是该行创立者和董事之一。1907年，他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参与投资创办浙江兴业银行，1908年又与人创办了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简称四明银行)，并出任董事长，还曾参与投资创办中华银行、江南银行、振丰银行等7家银行。四明银行的发起人和大股东均为朱葆三的同乡，凭借其雄厚实力和良好信誉，该行成为少数几家拥有钞票发行权的银行之一，营业鼎盛时期资本多达150万两，业务总量近6000万元，并在宁波、汉口、温州、南京等地都设立了分行，在香港也设有办事处。朱葆三 堪称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开拓者之一。
其次是投资于轮船航运业。1897年，朱葆三联合同乡李云书等人发起创设东方轮船公司，这是他在轮船航运业中的初次尝试，可惜因华股不足，不得已而与法商立兴洋行合办。朱葆三不甘心屈从于洋人，他的夙愿是创办纯粹的华资公司。1906年，朱葆三终于在上海创设越东轮船公司，1915年又创办了镇昌轮船公司和顺昌轮船公司，1918年再创同益商轮公司。后将这四个公司合在一起组成朱葆三航运集团，共有六条轮船，航行于长江、浙闽沿海、上海至浙江沿海。除此之外，朱葆三还曾投资于舟山轮船公司、宁绍轮船公司、长和轮船公司、永新轮船公司、永安轮船公司、大达轮船公司等多家航运企业，在其中担任董事长，或出任总经理、常务董事等要职，成为航运业的巨擘之一。
再次是投资于工矿、保险和公用事业。从1897至1923年，由朱葆三创办或参与投资的工矿企业，有同利机器纺织麻袋公司、上海大有榨油厂、中兴面粉厂、赣丰饼油厂等10余家；在保险业方面，朱葆三发起创办了华兴水火保险公司、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华成保险公司、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在公用事业方面，朱葆三曾投资创办上海华商电车公司、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既济水电公司、广州自来水厂等。
到20世纪20年代，朱葆三兴办实业涉及的领域包括五金、钢铁、航运、金融、纺织、水泥、造纸、榨油、保险等，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企业群体，其中有不少属于开创性的企业。
商界领袖
朱葆三之所以享有如此高的声望与地位，除了他创办众多企业具备了很强的经济实力之外，还在于他积极参与工商界各项公共事务，在许多有影响的社会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朱葆三不同于商界其他著名人物之处。
商会是清末成立的新式商人社团，上海商会又是全国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商会，号称近代中国“第一商会”。上海商会的前身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于1902年创立时，朱葆三即担任总董要职。1904年上海商务总会正式建立，他又出任协理(副会长)。民国时期上海商务总会改组为上海总商会，朱葆三接连担任数届会长，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商界领袖。1916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改选，他还曾当选为这一全国商界最重要的社会团体的副会长。这表明朱葆三不仅在上海商界，而且在全国商界都颇具威望与影响。凭借着商会这个重要的舞台，在清末和民国时期许多重要事件发生时，朱葆三都是作为商界的代表人物出面表达商界意愿并开展相关社会活动，在这一时期上海《申报》、《新闻报》等重要的报纸上，随时可见朱葆三的名字。
朱葆三还曾在辛亥时期的革命政权中担任重要职务。辛亥革命光复上海之后，革命党人于1911年11月7日建立了地方革命政权——沪军都督府。初建的沪军都督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都督陈其美等领导人为了缓解财政危机，考虑到朱葆三与金融界联系密切，遂公举他为财政部长。朱葆三临危受命，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不领薪水，纯尽义务。
辛亥革命前，上海道库公款存于各钱庄，上海道刘燕翼在上海光复后躲避到租界，并将存折送交外国领事，不让沪军都督府提用。各钱庄以无存折为由，也拒绝向都督府付款。情急之下，陈其美将上海钱业会商处总董事朱五楼扣留，导致与钱业的关系十分紧张。关键时刻，朱葆三多次出面斡旋，上海钱庄同意由朱葆三核给收据，先后向沪军都督府提供现金36万两，从存于钱庄的上海道库公款内抵付。当时的上海曾流行这样一句话：“上海道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除此之外，朱葆三还帮助沪军都督府从多家外资和华资银行取得借款，并获得工商各业的许多捐款，使沪军都督府渡过财政危机。
“佳电”风波
频繁的社会与政治活动既使朱葆三名声大振，但有时也给他造成负面影响。五四运动期间，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朱葆三因“佳电”风波，声誉就曾经大受影响。
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商界与各界爱国人士一样，坚决要求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直接收回青岛，废除中日密约，释放爱国学生。但上海总商会却于1919年5月9日致电民国北京政府(时称“佳电”)，提出由中国任命日使，“迳与日廷磋商交还手续，和平解决”的主张，与日本的愿望正好如出一辙。因此，“佳电”见诸报端后，立即引起上海工商界和社会各界的一片谴责。由于“该电未经商会议董通过，由会径自发递，则商会会长实已违背商会规则”，所以工商界对身任总商会会长的朱葆三指责尤多。有的甚至直指朱为“民国之叛逆”，呼吁罢免朱的会长职务。陷于窘境的朱葆三不得不提出辞职，当时虽经总商会一部分会董竭力挽留而暂未去职，但其原有声望已被抹上一层浓郁的阴影。两个月之后，朱葆三仍正式宣告辞去总商会会长职务，退出政治舞台。
客观地说，包括朱葆三在内的上海总商会领导人也是反对
中日密约和要求收回青岛的，并非如同当时某些舆论所说的那样赤裸裸地附和日本方面的要求，甘愿充当汉奸卖国贼。只是其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提出的解决方案与策略也不一样。他们认为日本方面事前已承诺战事平息之后，将青岛交还中国，因“密约之牵制，致遭失败”，故而与日本“磋商交还手续”，更易“和平解决，免贻伊戚”。朱葆三在报上发表的《最后辞职书》也说“佳电之是非，可征诸将来之事实。”
身后哀荣
1926年9月，79岁的朱葆三在上海病逝。隆重的追悼大会有中外人~7000余人出席。
在朱葆三逝世后，法租界公董局还破天荒地将朱葆三的名字定为路名，上海现在的溪口路，即是当年的朱葆三路。近代上海自建立租界以后，马路的名称一般在公共租界多用外省市地名代替，法租界的街路则大都使用外国人名，只有为数很少的几条路系中国人的名字命名。除朱葆三路之外，还有虞洽卿路和灵桂路。因此，这为数甚少的几条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马路在当时的上海十分引人注目。
这位不同凡响的商人，就是近代中国上海工商界的风云人物——朱葆三。
少年变故
朱葆三名佩珍，字葆三，1848年3月出生。其父初任浙江平湖县乍甫都司，后调任定海县游击，虽然作这种小武官的收入并不多，但全家的日常生活能有保障，倒也无忧无虑。
1859年父亲开始驻守定海县城，朱葆三与其弟随母亲住在离县城20里的东乡北蝉村。由于父亲很少回家，11岁的朱葆三已成为家中的重要支柱，承担了许多家庭重担。小小年龄的朱葆三还经常往返40里路，从乡下步行到县城，看望父亲并为其捎带各种物品。尽管十分辛苦，但他的毅力得到了很好的磨炼。
朱葆三14岁那年，身患沉疴的父亲一病不起，不久就离开了人世，母子三人顿失生活和精神支柱。因家中并无积蓄，一家人只得依靠变卖家中不多的东西勉强维持，相依为命。
朱葆三一家不得不寻求新的求生之路。当时，宁波府属各县赴上海经商者甚多，且不少人由此致富。朱葆三的母亲一方面为家中生计所迫，另一方面也想让其子到上海碰碰运气，委托一位宁波熟人将朱葆三带到了上海。
学徒生涯
初到上海的朱葆三，经人介绍在一家名为“协记”的吃食五金店铺当学徒。这是一家经营五金器皿和罐头食品的小商店，因国人此前一般都未见过罐头食品，其包装均以铁皮为材料，所以被称为“吃食五金”而归入了五金业。
当时的所谓学徒，实际上就是勤杂工，从早到晚干各种杂活脏活，动辄还要挨打挨骂。至于学做生意，则全靠自己偷学偷记。朱葆三还算比较幸运，他的老板是一位老实的生意人，对他并不很苛刻。而朱葆三能吃苦耐劳，手脚勤快，而且勤奋好学，在干各种杂活的同时，用心记住了各种商品的性能、价格及业务知识。他还在单调苦累的学徒生活中，挤时间学习珠算、记账、阅读商业尺牍。这对识字不多的朱葆三来说，是一件非常吃力的苦差事，但他坚持不懈，水平大有长进。
近代的上海洋商众多，如果能粗通英语就会在生意场上取得诸多便利和机遇。聪明的朱葆三看到英语在上海商场颇为吃香，又暗下决心自学英语。但学英语要请老师，请老师就得付学费。即使只是晚上到实习学校上英语课，每月也需要缴付3元钱。对每月工钱仅5角的朱葆三来说，根本付不起这笔学费。然而他并不灰心，当得知邻近店铺的一位学徒每晚到实习学校学习英语，他就找到这位学徒，倾其每月全部工钱，诚恳地请求这位学徒教他学英语，最终如愿以偿。
由于朱葆三越来越得到老板的赞赏，破例让他先后当跑街、进货员、会计员。1864年，朱葆三17岁，“协记”的总账房去世，老板将他升为总账房兼营业主任。3年后，“协记”的经理也去世了，他又升职为经理。仅7个春秋，无任何靠山的朱葆三即从学徒跃升为经理，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朱葆三感激老板的赏识与信任，以自己的全部能力精心经营，使“协记”的生意日益兴隆，他的个人收入也逐渐增加。无奈为时不久，因老板谢世“协记”歇业关门。
初始创业
“协记”老板去世后，已具备经商能力的朱葆三依靠自己数年的积蓄，马上在上海南市新开河创办了一家属于自己的五金店，取名“慎裕”，寓“吃剩有余”之意。在颇晓经商之道的朱葆三经营下，“慎裕”生意十分红火，利润甚为可观。
朱葆三在生意场上人缘很好，这为他的经营带来了许多便利。他也十分重视聘请精通业务的管理人员和各类职员。例如担任总账房的顾晴川，既是雇员又是好友，在账法方面是行家里手，其子乃后来成为北洋政府外交部长的顾维钧。其他职员，也都在业务方面精明强干，为朱葆三的初始创业出力不少。
后来，朱葆三结识了同样以五金业起家、当时已是上海商界巨头的宁波同乡叶澄衷。实力雄厚的叶澄衷在上海商业中心地段的福州路建有一座产业大楼，铺面大，顾客多，是十分理想的经商之地。基于同乡之情，叶热情帮助朱葆三将店铺搬至自己的产业大楼之内，更名为慎裕五金商行，使朱葆三的经营业务从小五金扩展到大五金，开始从事五金机器进口贸易。此后，朱葆三财源滚滚而来，其地位和声誉随之扶摇直上。
朱葆三十分善于利用官场中的关系，为经商提供便利。他结识了担任上海道台的袁树勋，很快即成为好友，并推荐自己的得力助手顾晴川做道台衙门的会计员兼司出纳银库。当时袁树勋经手数额巨大的庚子赔款，以各通商口岸海关关税等收入作付款担保，由顾晴川具体经办。经过疏通，朱葆三安排顾晴川每次在这笔款项初到时，放在上海道库暂行保管，折放至上海钱庄生息，最后再交上海海关。由于钱庄折息较官息高，而且款额大，朱葆三可从中获取不小的差额作为利润，并与许多钱庄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出任买办
上海开埠之后，各国洋商纷至沓来，开办洋行和银行。为便于与中国本土商家进行贸易和开展相关活动，洋行和银行都需要聘请中国人做买办。当时，买办的工资非常高，高级买办的收入更是相当可观，加上有外国公司作靠山，能够直接与洋商打交道，社会地位也非同一般。因此，买办是当时十分令人羡慕的职业。近代中国不少著名的工商人士，也都曾利用买办身份为自己的经营活动服务。
朱葆三原本未曾想过要担任买办，但外国洋行主动看中了他。垄断上海打包业务并兼做皮革进出口贸易的英商平和洋行，1890年左右在上海已发展成为一家实力比较雄厚的外国公司，为了进一步拓展业务，需要聘请高级买办(华经理)。该洋行大班确定的买办候选人中，首选者即是朱葆三。朱葆三当然明白兼任买办职务也有利于发展自身的业务，遂满口应允。自此之后，朱葆三的家庭即成为买办之家，他的四个儿子都曾先后担任过买办。
兴盛实业
在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之后，朱葆三开始投资金融业。1897年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创办，朱葆三即是该行创立者和董事之一。1907年，他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参与投资创办浙江兴业银行，1908年又与人创办了四明商业储蓄银行(简称四明银行)，并出任董事长，还曾参与投资创办中华银行、江南银行、振丰银行等7家银行。四明银行的发起人和大股东均为朱葆三的同乡，凭借其雄厚实力和良好信誉，该行成为少数几家拥有钞票发行权的银行之一，营业鼎盛时期资本多达150万两，业务总量近6000万元，并在宁波、汉口、温州、南京等地都设立了分行，在香港也设有办事处。朱葆三 堪称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开拓者之一。
其次是投资于轮船航运业。1897年，朱葆三联合同乡李云书等人发起创设东方轮船公司，这是他在轮船航运业中的初次尝试，可惜因华股不足，不得已而与法商立兴洋行合办。朱葆三不甘心屈从于洋人，他的夙愿是创办纯粹的华资公司。1906年，朱葆三终于在上海创设越东轮船公司，1915年又创办了镇昌轮船公司和顺昌轮船公司，1918年再创同益商轮公司。后将这四个公司合在一起组成朱葆三航运集团，共有六条轮船，航行于长江、浙闽沿海、上海至浙江沿海。除此之外，朱葆三还曾投资于舟山轮船公司、宁绍轮船公司、长和轮船公司、永新轮船公司、永安轮船公司、大达轮船公司等多家航运企业，在其中担任董事长，或出任总经理、常务董事等要职，成为航运业的巨擘之一。
再次是投资于工矿、保险和公用事业。从1897至1923年，由朱葆三创办或参与投资的工矿企业，有同利机器纺织麻袋公司、上海大有榨油厂、中兴面粉厂、赣丰饼油厂等10余家；在保险业方面，朱葆三发起创办了华兴水火保险公司、华安水火保险公司、华成保险公司、华安合群人寿保险公司；在公用事业方面，朱葆三曾投资创办上海华商电车公司、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既济水电公司、广州自来水厂等。
到20世纪20年代，朱葆三兴办实业涉及的领域包括五金、钢铁、航运、金融、纺织、水泥、造纸、榨油、保险等，构建了一个庞大的企业群体，其中有不少属于开创性的企业。
商界领袖
朱葆三之所以享有如此高的声望与地位，除了他创办众多企业具备了很强的经济实力之外，还在于他积极参与工商界各项公共事务，在许多有影响的社会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朱葆三不同于商界其他著名人物之处。
商会是清末成立的新式商人社团，上海商会又是全国成立最早、影响最大的商会，号称近代中国“第一商会”。上海商会的前身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于1902年创立时，朱葆三即担任总董要职。1904年上海商务总会正式建立，他又出任协理(副会长)。民国时期上海商务总会改组为上海总商会，朱葆三接连担任数届会长，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商界领袖。1916年中华全国商会联合会改选，他还曾当选为这一全国商界最重要的社会团体的副会长。这表明朱葆三不仅在上海商界，而且在全国商界都颇具威望与影响。凭借着商会这个重要的舞台，在清末和民国时期许多重要事件发生时，朱葆三都是作为商界的代表人物出面表达商界意愿并开展相关社会活动，在这一时期上海《申报》、《新闻报》等重要的报纸上，随时可见朱葆三的名字。
朱葆三还曾在辛亥时期的革命政权中担任重要职务。辛亥革命光复上海之后，革命党人于1911年11月7日建立了地方革命政权——沪军都督府。初建的沪军都督府面临严重的财政困难，都督陈其美等领导人为了缓解财政危机，考虑到朱葆三与金融界联系密切，遂公举他为财政部长。朱葆三临危受命，在担任财政部长期间不领薪水，纯尽义务。
辛亥革命前，上海道库公款存于各钱庄，上海道刘燕翼在上海光复后躲避到租界，并将存折送交外国领事，不让沪军都督府提用。各钱庄以无存折为由，也拒绝向都督府付款。情急之下，陈其美将上海钱业会商处总董事朱五楼扣留，导致与钱业的关系十分紧张。关键时刻，朱葆三多次出面斡旋，上海钱庄同意由朱葆三核给收据，先后向沪军都督府提供现金36万两，从存于钱庄的上海道库公款内抵付。当时的上海曾流行这样一句话：“上海道一颗印，不及朱葆三一封信。”除此之外，朱葆三还帮助沪军都督府从多家外资和华资银行取得借款，并获得工商各业的许多捐款，使沪军都督府渡过财政危机。
“佳电”风波
频繁的社会与政治活动既使朱葆三名声大振，但有时也给他造成负面影响。五四运动期间，担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的朱葆三因“佳电”风波，声誉就曾经大受影响。
五四运动爆发后，上海商界与各界爱国人士一样，坚决要求中国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直接收回青岛，废除中日密约，释放爱国学生。但上海总商会却于1919年5月9日致电民国北京政府(时称“佳电”)，提出由中国任命日使，“迳与日廷磋商交还手续，和平解决”的主张，与日本的愿望正好如出一辙。因此，“佳电”见诸报端后，立即引起上海工商界和社会各界的一片谴责。由于“该电未经商会议董通过，由会径自发递，则商会会长实已违背商会规则”，所以工商界对身任总商会会长的朱葆三指责尤多。有的甚至直指朱为“民国之叛逆”，呼吁罢免朱的会长职务。陷于窘境的朱葆三不得不提出辞职，当时虽经总商会一部分会董竭力挽留而暂未去职，但其原有声望已被抹上一层浓郁的阴影。两个月之后，朱葆三仍正式宣告辞去总商会会长职务，退出政治舞台。
客观地说，包括朱葆三在内的上海总商会领导人也是反对
中日密约和要求收回青岛的，并非如同当时某些舆论所说的那样赤裸裸地附和日本方面的要求，甘愿充当汉奸卖国贼。只是其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提出的解决方案与策略也不一样。他们认为日本方面事前已承诺战事平息之后，将青岛交还中国，因“密约之牵制，致遭失败”，故而与日本“磋商交还手续”，更易“和平解决，免贻伊戚”。朱葆三在报上发表的《最后辞职书》也说“佳电之是非，可征诸将来之事实。”
身后哀荣
1926年9月，79岁的朱葆三在上海病逝。隆重的追悼大会有中外人~7000余人出席。
在朱葆三逝世后，法租界公董局还破天荒地将朱葆三的名字定为路名，上海现在的溪口路，即是当年的朱葆三路。近代上海自建立租界以后，马路的名称一般在公共租界多用外省市地名代替，法租界的街路则大都使用外国人名，只有为数很少的几条路系中国人的名字命名。除朱葆三路之外，还有虞洽卿路和灵桂路。因此，这为数甚少的几条以中国人名字命名的马路在当时的上海十分引人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