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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执行／李薇摄影／范永恒
那些蕴藏在古董文物背后的岁月和故事，让这四个成熟男人沉醉痴迷，不惜代价；而他们之间的友谊和信任，也许是比古董还要价值连城的东西——在发掘不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能量、制造乐趣，让他们在浮躁的当下仍能保持宁静沉淀的心。
风雅并刺激着
目前，中国有艺术品收藏大军近7000万人，2006年共举办艺术品拍卖会近千场，成交额超过500亿元，然而出于种种原因，收藏人群中只有不到5％是因为兴趣而收藏。
在中国，说起古董收藏，人们感兴趣的往往是那些“天上掉馅饼”的故事，也就是圈子里常说的“捡漏”。
比如这个“肥皂盒变国宝”的故事：几年前，潘家园古玩市场一个商人去农村郊游，看见河边一农妇在洗衣服。商人一眼就看出了农妇用的青瓷肥皂盒是个好东西，便对农妇说，“我来一次农村不容易，想买个东西留作纪念。我看你的肥皂盒不错，卖给我吧，我给你50块。”
农妇心中暗喜，没想到一个肥皂盒也能赚一个月的菜钱，爽快成交。古董商人把“肥皂盒”拿回去摆到潘家园自家的店铺里，后来，商人隔壁的店铺老板出价8万元把“肥皂盒”买去了，转手卖给了一家投资公司，开价30万。
这之后，“肥皂盒”的命运是水涨船高。某银行家出80万买了；某上海银行界总裁出160万买了；某美国银行界老板出320万买了
再后来，花50元买下“肥皂盒”的商人在一本书上看到，这个“肥皂盒”是宋神宗案前的一对摆件，现在全世界只剩下一个，属国宝级文物，价值连城
虽然不是所有喜爱古董的人都能遇到这样的故事，但道听途说的段子也会让人觉得刺激。盛世收藏，乱世黄金。目前中国有艺术品收藏大军近7000万人，从事艺术品交易的机构3000余家，2006年共举办艺术品拍卖会近千场，全国艺术品市场成交额超过500亿元，而各地地下交易更是不计其数。曾经有圈内人开玩笑似的形容说，现在从事文物买卖的回报已经远远超过了贩卖毒品和军火，而且安全、体面、文雅。这也是现在收藏人群中只有不到5%的人是因为兴趣而收藏的原因。
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馆长马未都就是那5%中的狂热分子。他说自己从小爱看书，对历史特别感兴趣，自然对陶瓷、古代家具之类的东西有天生的亲近感。
马未都开始搞收藏的时候正是中国艺术最不值钱的“文革”时期。那时候天津的文物市场形成得最早，他还在北京工厂里上班，一有空儿就往天津跑。那时文革刚过，“破四旧”的阴影还存留在老百姓心中。很多人把自己家里的瓷器字画卖掉，然后去买电视冰箱，或者把老旧的红木家具换成大衣柜和电镀椅。电镀家具在当时是最流行、最能显示身份的东西，如果谁结婚家中没有一对电镀折叠软椅，是十分丢人的事情。那时在信托商店一对红木圆椅才卖15元，而一对电镀椅则要30多元，还需要凭证购买。很多收藏玩家就是在那时候大量收购老古董，而成气候的。
马未都的第一件藏品是1982年花1600元买的四扇屏，也称钧瓷挂屏。当时这件四扇屏摆在王府井的一家商店里，标价2000外汇，后来海关不让出境，所以才能让中国人购买。但马未都又没有外汇，最后费劲周折才拿到手。
1600元在20世纪80年代初可是个大数目，一般人每月工资差不多只有50元，马未都把家里准备买彩电的钱都拿出来了。四扇屏买来没多久，马未都家里就经历了一场盗窃。电视、音响，凡是那时候值钱的东西都被人偷走了，唯有这个四扇屏被窃贼挪到了一边，完好无损。这也说明，当时人们对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收藏和投资价值意识是多么淡薄。就连马未都身边的人都不理解他的所作所为，很多人甚至觉得他不务正业。
按理说，马未都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他早年下过乡，插过队，回城后当了几年机床工，业余时间看看书写写小说。1981年，马未都的小说《今夜月儿圆》占据了《中国青年报》一个整版，他不仅收到“一麻袋读者来信”，还被中国青年出版社领导看上，成了《青年文学》的编辑。
后来，马未都和王朔、刘震云等人一起组建了“海马影视创作室”，创作了颇有影响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等，赚了一些钱。但他知道自己在中国古典艺术品方面的敏感度更高，他选择了潜心做收藏。他当年买下的东西很多都升值了千倍万倍，比如第一件收藏品四扇屏，据说现在估价已经超过百万。
马未都最近十年的故事就不是那么神秘了，一是因为他的收藏成了规模被媒体关注，二是他把自己关注的重心放在了博物馆的建设上，和那些轰轰烈烈的“捡漏”、“拍卖”之类的故事几乎没了关系。
收藏四“瘾”士
马未都
马未都1955年出生于北京，从小喜欢历史书籍，14岁离开学校后就再也没上过一天学。通过自学，马未都从1980年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十余年里他以“瘦马”等为笔名发表小说、报告文学等上百篇作品，后由作家出版社结集出版。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马未都投入大量精力收藏中国古代器物，至90年代，他已收藏陶瓷、古家具、玉器文玩等藏品逾千件。他的《马说陶瓷》一书被视为传统文化的启蒙读物。1996年10月，马未都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
2004年观复在北京东部建立了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的新馆，设立了油画馆、古代家具馆、古代陶瓷馆、古代门窗馆、古代书画馆、古代工艺馆等多个展馆，并在杭州、厦门、山西等地建立了分馆。
沈知晏
北京市北斗律师事务所律师
沈知晏与古典家具发生关系是源于1997年的一次搬家，他看到新邻居买了很多古典家具，非常漂亮，自己也去买了近10万元的家具回来。谁知这些号称是明清时期的黄花梨家具，最后被行家一眼看出是仿制的。这让沈知晏很不服气，于是开始钻研起这个行当来，后来认识了马未都和陈业。
沈知晏现在的主要精力用在收藏古代的漆器，特别是关于箱子，一是因为他喜欢这些漆器的颜色和斑驳的纹路，另一个原因就是国内关注这方面的人还不多，没几年房子里就摆了几十件藏品。
为了克制自己收藏的瘾，沈知晏成了三个高尔夫球会的会员，一有机会就出去旅游，以让自己在收藏上少“烧”些钱。他觉得收藏这些东西，就是帮国家收藏自己的历史，所以他决定日后向国家捐出一些自己的收藏，这也是他认为这个爱好的意义之所在。
袁博
史泰普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
在北京土生土长的袁博，从小就养成节约的好习惯，大学一个月15元的伙食费，他能存下一半，用于自己的各项爱好。他学的是微波专业，但喜欢的却是唐诗宋词。
1983年，袁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航天部一个研究所工作，5年后，他由于无法忍耐日复一日的枯燥工作而选择了离开，随后进入外企。随着事业越来越成功，经济上越来越宽裕，最近几年他则进入收藏领域并“瘾头十足”，目前投入已达数百万元。
陈业
杭州和茶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世纪80年代在大学学习财务专业的陈业，因为接触了中国货币史和钱币史的课程，开始有意识地在北京那些自发形成的古玩交易市场“转悠”，从此走进古玩收藏的圈子。
1992年，陈业辞去公务员工作，南下杭州创业，他的收藏从钱币到古代门窗等多个门类，还著有《陈说钱币》一书。目前，陈业又将主要精力转向西藏艺术品，他今年春节就是在西藏度过的。陈业说不清楚转向的原因，但他对钱币、门窗类的收藏都太过熟悉了，因此想要找些未知的东西。
更价值连城的，是信任
“我们的古代艺术品近150年来的价格都是由外国人决定的，经过嘉德十年的拍卖，我们能够看到中国艺术品的价值取向逐渐向中国人的审美靠拢了，这种公开、公平的买卖方式给了我们跟国际市场公平交易的机会。”
陈业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认识马未都了，那是在北京劳动文化宫开的一个展览，汇集了当时并不多的古玩藏家。展览期间他们住在一个房间，陈业很爱说，而且没遮没拦，碰上马未都也是个兴致来了会说个不停的人。
马未都还记得陈业送了他一个大银元作为“见面礼”，但这个举动并没有获得马未都的好感，“我当时感觉跟他有差异，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个文人，搞收藏也没有想过赚钱，主要是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能赚钱，就是喜欢。”
陈业和马未都恰恰相反，他本身学财务，自然比一般人更懂得“买卖”的玄机。还在商务部当公务员的时候，他就经常利用出差的机会，走一路买一路，而且经常是买两件，自己留一件，转手卖一件。最重要的是，陈业从来不会让自己家庭的财务因此受到影响，所以也没有谁反对他，包括他后来决定丢掉国家机关公务员的“铁饭碗”。
“捡漏”对聪明的陈业是最熟悉不过的事情。他有一次和几个朋友在市场转悠，碰到一个农民在卖一堆沾着泥的钱币，1元钱1枚随便挑。陈业一眼就认出其中有一枚南宋的钱币，他就叫同行的朋友去建国门一家最好的餐厅等他，说自己要请客。那顿饭吃了1000多元，陈业埋单也特别干脆，因为在拿到那枚钱币后，他转手就以15000元的价格卖给了市场上另一位识货的人。
在后来创立观复博物馆的时候，马未都还是选择了陈业作为助手，因为他自己对收藏与投资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当对一种文化尊重的时候，它必须有一个标尺来衡量，我们过去很习惯于说什么东西价值连城，而没有具体的数字，全世界都希望有一个通俗易懂的标准来衡量艺术品，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只好用钱这个东西，用很庸俗的东西来作为标尺。”
古董、文物之类的东西，本来就带着点神秘色彩，马未都作为民间收藏的权威人物，自然声名在外，什么人都会找到他，聊天、买卖、鉴宝。
流传很久的一个段子能证明马未都有多“厉害”：一个澳大利亚人用报纸包着件瓷器，来找马未都鉴定。他隔着报纸用手一摸，就确定是件乾隆时期的缩腰盖碗。老外纳闷儿这个中国人怎么会有这么大本事。马未都则说不是他本事大，只不过见过的东西多，一摸就知道这种缩腰盖碗只有乾隆时才有。
马未都还记得2002年春天，嘉德拍卖以2530万元在北京成功地拍出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现场每一个参与拍卖的人是多么兴奋和激动。十几个人勇敢地举起了手中的号牌，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轮番冲刺，“还有一位老者，在1300万高价位时勇敢地伸出了自已那只苍劲的手，虽然那是老先生全部的财产，但他用行动阐释了收藏的魅力。事后他告诉我，那东西属于了他一秒钟。”
当“钱”作为艺术品的衡量工具，圈子外面的人也有机会更直接地领略收藏的魅力，比如在外企任总经理的袁博。几年前，他在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栏目第一次看到马未都，就被他和他“玩”的东西吸引了。
马未都在节目中带来了一把交椅。据资料考证，交椅起源于古代的马扎。大约在唐代以后，人们才把带后背与扶手的坐具称为椅子，在宋元时已出现了带靠背的交椅，而明代的交椅就是圈背交椅的延续与发展。由于交椅可折叠，搬运方便，故在古代常为野外郊游、围猎、行军作战所用。后逐渐演变成厅堂家具，而且是上场面的坐具，古书所说的那些英雄好汉论资排辈坐第几把交椅，即源出于此。马未都当时带的那把交椅市价在30万美元以上，这让袁博感到吃惊，也有了兴趣。
后来，袁博辗转找到了马未都，花80万元买了自己的第一件古典艺术品——一个黄花梨条案。“后来收藏的东西大多数也都是从马未都那儿得来的。我信任他。这东西上瘾，我也不大和他谈价格，现在社会中找一个值得你信任的人并不容易。几年下来断断续续买了数百万元的东西，而我现在最喜欢的还是当时买的这个条案。”
“我没有太多精力去研究这些，马未都帮了我特别大的忙。”袁博说，这个市场鱼龙混杂，他并不想去冒险。他也把房子换成了更大的，就是为了能放下这些买来的宝贝。
对越来越多的人和资金进入古代艺术品收藏领域，马未都并不担心。事实上，在北京嘉德公司首场古代艺术品拍卖举行的时候，马未都就撰文说：它给市场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了中国古代艺术品和当代艺术品都可能通过正当销售途径进入市场，中国艺术品的交易及价格走向公开化，不再需要通过私下的传言得知某件东西到底值多少钱我们古代艺术品近150年来的价格都是由外国人决定的，经过嘉德十年的拍卖，我们能够看到中国艺术品的价值取向逐渐向中国人的审美靠拢，这种公开、公平的买卖方式给了我们一个公平交易的机会，这不仅是买家卖家之间的公平交易，更重要的是我们跟国际市场的公平交易。
从个人财富到国家宝藏
中国有了第一家私人博物馆，这让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他的目的并不是想用博物馆来卖东西，而是通过它结识更多的同道中人，让大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吸引力。
20世纪90年代初，马未都就想建立一家自己的博物馆了。
1992年，马未都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办过一个展览，很多人来参观和询问。展览结束后，马未都就动了心思：如果这个展览能够长期办下去，就有很多机会跟人沟通，于是办博物馆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但中国并没有建立私人博物馆的体系，私人博物馆也没有国家的支持和法律保护。当年打报告上去，没有什么解释就被主管部门给“毙”了。
等到1996年，观复博物馆的建设才被批准，中国有了第一家私人博物馆。这让马未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他不是用博物馆来卖东西，而是通过它认识更多的同道中人，让大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吸引力。马未都再也不会有当年只能独乐，不能与人共享的无奈，“以前没有这个氛围，你想找人谈人家都不理你，就好比是到一个穷山沟里去唱京剧，人家肯定认为你是一个精神病，因为大家都没接触过。”
律师沈知晏就是主动找到马未都分享收藏乐趣的人之一，不过当时他不是因为兴趣，也不是要投机，而是为了争一口气。
沈知晏在1997年搬家的时候，看到新邻居家里买了很多古典家具，于是自己也跟着去买了近十万元的家具回来。10年前，北京很少有国外进口家具，10万元的家具几乎是最顶级的。家具店老板卖这么贵，是因为这些家具是黄花梨做的，而且是明清时期的东西。
在家具中，如果说紫檀家具是贵族，那黄花梨家具就是君子。黄花梨家具颜色从油黄到棕红都有，具有名贵硬木所特有的光泽和质感。但颜色无论深浅，都不会给人压力。而且黄花梨木性极为稳定，表现在制作之中尤为明显，譬如明式家具中的三弯腿，有“蜻蜓腿”的美誉，其细而弯的程度可想而知，一般的木材根本达不到。黄花梨还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耐性，它能承受任何细致入微的雕刻。明朝晚期，黄花梨家具开始盛行，在清初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由于现在黄花梨家具的制作工艺几近失传，所以这类家具显得尤为珍贵，极受中国藏家欢迎。
外行的沈知晏当时并不清楚这些，只是觉得这些家具看起来好看，所以就买了回来。直到一个懂行的朋友来家里做客，一眼就认出这些家具既非黄花梨，也不是来自明清时期，全是现代的仿制品。
“一点旧的东西都没有吗？”沈知晏有些不相信，“哪怕是一只脚。”
最后，沈知晏带着失望的答复，去找家具店的老板退货。老板还振振有辞地说：“一件黄花梨条案至少都要卖10万元，你1万元买的怎么可能是真的嘛！”
虽然货最后是退了，但沈知晏还是觉得心里憋了一口气，一是因为自己并不知道古代家具的价值，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自己作为一个律师，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骗了。从那以后，他就经常开着车去那些村民开办的做仿制古典家具的作坊，和他们聊天，看他们做东西，从早蹲到晚，中午还请那些人吃饭。和村民慢慢熟了，就有人要卖给他两件真正的黄花梨家具。沈知晏上了一回当，就先把这些家具拿到马未都的博物馆来鉴定，就这样和马未都、陈业等行家也交上了朋友。
“这些民间爱好者们大都对具体的藏品感兴趣，尤其是真伪与价格。”马未都说，这是收藏的乐趣中很小的部分，对他而言，更大的乐趣还是精神的获得和炫耀，“当你把你由收藏所获得的知识传授给别人，当别人对你刮目相看时，你会觉得收藏的乐趣广泛得很。总有一天，一个初学乍练又极爱收藏的人，毕恭毕敬地站在你的面前，叫一声老师，你一定从心底乐不可支。”
有了马未都这个老师，沈知晏也找到了收藏的更多乐趣。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古董商人的办公室发现了一件漆器，那是一个明代箱子，拥有红色的表面和橙黄的内层，加上岁月留下的丝丝裂纹，非常漂亮。古董商开价1万美元，但沈知晏下不了决心。后来妻子从国外回来，沈知晏就带着她到古董商人的办公室参观，妻子一眼就看中了这个箱子，“颜色多漂亮呀，而且保存这么好，说明它一直在一个平安富贵的家庭。”
意外发现这个宝贝，让沈知晏因此把收藏集中在中国古代漆器，特别是箱子上，几年下来收集了形形色色几十个箱子，家里楼上楼下堆得到处都是。沈知晏说以后会把一些收藏捐赠给国家，因为他觉得个人的收藏，实际上也是在帮一个国家收藏历史。
这一点，马未都有更多感受。虽然观复博物馆运营这些年来一直靠他个人和民间的赞助，但他还是决定要把这个事情更好地做下去。目前，他正在着手对博物馆进行改制，用国外通行的理事会制去管理经营一家私立博物馆，由全部理事承担起对这个博物馆的社会责任，而理事会制企业是可以延续、可以继承的，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博物馆变成社会财富，而不仅仅是个人财富。
那些蕴藏在古董文物背后的岁月和故事，让这四个成熟男人沉醉痴迷，不惜代价；而他们之间的友谊和信任，也许是比古董还要价值连城的东西——在发掘不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能量、制造乐趣，让他们在浮躁的当下仍能保持宁静沉淀的心。
风雅并刺激着
目前，中国有艺术品收藏大军近7000万人，2006年共举办艺术品拍卖会近千场，成交额超过500亿元，然而出于种种原因，收藏人群中只有不到5％是因为兴趣而收藏。
在中国，说起古董收藏，人们感兴趣的往往是那些“天上掉馅饼”的故事，也就是圈子里常说的“捡漏”。
比如这个“肥皂盒变国宝”的故事：几年前，潘家园古玩市场一个商人去农村郊游，看见河边一农妇在洗衣服。商人一眼就看出了农妇用的青瓷肥皂盒是个好东西，便对农妇说，“我来一次农村不容易，想买个东西留作纪念。我看你的肥皂盒不错，卖给我吧，我给你50块。”
农妇心中暗喜，没想到一个肥皂盒也能赚一个月的菜钱，爽快成交。古董商人把“肥皂盒”拿回去摆到潘家园自家的店铺里，后来，商人隔壁的店铺老板出价8万元把“肥皂盒”买去了，转手卖给了一家投资公司，开价30万。
这之后，“肥皂盒”的命运是水涨船高。某银行家出80万买了；某上海银行界总裁出160万买了；某美国银行界老板出320万买了
再后来，花50元买下“肥皂盒”的商人在一本书上看到，这个“肥皂盒”是宋神宗案前的一对摆件，现在全世界只剩下一个，属国宝级文物，价值连城
虽然不是所有喜爱古董的人都能遇到这样的故事，但道听途说的段子也会让人觉得刺激。盛世收藏，乱世黄金。目前中国有艺术品收藏大军近7000万人，从事艺术品交易的机构3000余家，2006年共举办艺术品拍卖会近千场，全国艺术品市场成交额超过500亿元，而各地地下交易更是不计其数。曾经有圈内人开玩笑似的形容说，现在从事文物买卖的回报已经远远超过了贩卖毒品和军火，而且安全、体面、文雅。这也是现在收藏人群中只有不到5%的人是因为兴趣而收藏的原因。
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馆长马未都就是那5%中的狂热分子。他说自己从小爱看书，对历史特别感兴趣，自然对陶瓷、古代家具之类的东西有天生的亲近感。
马未都开始搞收藏的时候正是中国艺术最不值钱的“文革”时期。那时候天津的文物市场形成得最早，他还在北京工厂里上班，一有空儿就往天津跑。那时文革刚过，“破四旧”的阴影还存留在老百姓心中。很多人把自己家里的瓷器字画卖掉，然后去买电视冰箱，或者把老旧的红木家具换成大衣柜和电镀椅。电镀家具在当时是最流行、最能显示身份的东西，如果谁结婚家中没有一对电镀折叠软椅，是十分丢人的事情。那时在信托商店一对红木圆椅才卖15元，而一对电镀椅则要30多元，还需要凭证购买。很多收藏玩家就是在那时候大量收购老古董，而成气候的。
马未都的第一件藏品是1982年花1600元买的四扇屏，也称钧瓷挂屏。当时这件四扇屏摆在王府井的一家商店里，标价2000外汇，后来海关不让出境，所以才能让中国人购买。但马未都又没有外汇，最后费劲周折才拿到手。
1600元在20世纪80年代初可是个大数目，一般人每月工资差不多只有50元，马未都把家里准备买彩电的钱都拿出来了。四扇屏买来没多久，马未都家里就经历了一场盗窃。电视、音响，凡是那时候值钱的东西都被人偷走了，唯有这个四扇屏被窃贼挪到了一边，完好无损。这也说明，当时人们对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收藏和投资价值意识是多么淡薄。就连马未都身边的人都不理解他的所作所为，很多人甚至觉得他不务正业。
按理说，马未都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他早年下过乡，插过队，回城后当了几年机床工，业余时间看看书写写小说。1981年，马未都的小说《今夜月儿圆》占据了《中国青年报》一个整版，他不仅收到“一麻袋读者来信”，还被中国青年出版社领导看上，成了《青年文学》的编辑。
后来，马未都和王朔、刘震云等人一起组建了“海马影视创作室”，创作了颇有影响的电视剧《编辑部的故事》、《海马歌舞厅》等，赚了一些钱。但他知道自己在中国古典艺术品方面的敏感度更高，他选择了潜心做收藏。他当年买下的东西很多都升值了千倍万倍，比如第一件收藏品四扇屏，据说现在估价已经超过百万。
马未都最近十年的故事就不是那么神秘了，一是因为他的收藏成了规模被媒体关注，二是他把自己关注的重心放在了博物馆的建设上，和那些轰轰烈烈的“捡漏”、“拍卖”之类的故事几乎没了关系。
收藏四“瘾”士
马未都
马未都1955年出生于北京，从小喜欢历史书籍，14岁离开学校后就再也没上过一天学。通过自学，马未都从1980年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生涯。十余年里他以“瘦马”等为笔名发表小说、报告文学等上百篇作品，后由作家出版社结集出版。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马未都投入大量精力收藏中国古代器物，至90年代，他已收藏陶瓷、古家具、玉器文玩等藏品逾千件。他的《马说陶瓷》一书被视为传统文化的启蒙读物。1996年10月，马未都成立了中国第一家私立博物馆——观复古典艺术博物馆。
2004年观复在北京东部建立了占地面积4000平方米的新馆，设立了油画馆、古代家具馆、古代陶瓷馆、古代门窗馆、古代书画馆、古代工艺馆等多个展馆，并在杭州、厦门、山西等地建立了分馆。
沈知晏
北京市北斗律师事务所律师
沈知晏与古典家具发生关系是源于1997年的一次搬家，他看到新邻居买了很多古典家具，非常漂亮，自己也去买了近10万元的家具回来。谁知这些号称是明清时期的黄花梨家具，最后被行家一眼看出是仿制的。这让沈知晏很不服气，于是开始钻研起这个行当来，后来认识了马未都和陈业。
沈知晏现在的主要精力用在收藏古代的漆器，特别是关于箱子，一是因为他喜欢这些漆器的颜色和斑驳的纹路，另一个原因就是国内关注这方面的人还不多，没几年房子里就摆了几十件藏品。
为了克制自己收藏的瘾，沈知晏成了三个高尔夫球会的会员，一有机会就出去旅游，以让自己在收藏上少“烧”些钱。他觉得收藏这些东西，就是帮国家收藏自己的历史，所以他决定日后向国家捐出一些自己的收藏，这也是他认为这个爱好的意义之所在。
袁博
史泰普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
在北京土生土长的袁博，从小就养成节约的好习惯，大学一个月15元的伙食费，他能存下一半，用于自己的各项爱好。他学的是微波专业，但喜欢的却是唐诗宋词。
1983年，袁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航天部一个研究所工作，5年后，他由于无法忍耐日复一日的枯燥工作而选择了离开，随后进入外企。随着事业越来越成功，经济上越来越宽裕，最近几年他则进入收藏领域并“瘾头十足”，目前投入已达数百万元。
陈业
杭州和茶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20世纪80年代在大学学习财务专业的陈业，因为接触了中国货币史和钱币史的课程，开始有意识地在北京那些自发形成的古玩交易市场“转悠”，从此走进古玩收藏的圈子。
1992年，陈业辞去公务员工作，南下杭州创业，他的收藏从钱币到古代门窗等多个门类，还著有《陈说钱币》一书。目前，陈业又将主要精力转向西藏艺术品，他今年春节就是在西藏度过的。陈业说不清楚转向的原因，但他对钱币、门窗类的收藏都太过熟悉了，因此想要找些未知的东西。
更价值连城的，是信任
“我们的古代艺术品近150年来的价格都是由外国人决定的，经过嘉德十年的拍卖，我们能够看到中国艺术品的价值取向逐渐向中国人的审美靠拢了，这种公开、公平的买卖方式给了我们跟国际市场公平交易的机会。”
陈业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就认识马未都了，那是在北京劳动文化宫开的一个展览，汇集了当时并不多的古玩藏家。展览期间他们住在一个房间，陈业很爱说，而且没遮没拦，碰上马未都也是个兴致来了会说个不停的人。
马未都还记得陈业送了他一个大银元作为“见面礼”，但这个举动并没有获得马未都的好感，“我当时感觉跟他有差异，因为我觉得自己是个文人，搞收藏也没有想过赚钱，主要是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能赚钱，就是喜欢。”
陈业和马未都恰恰相反，他本身学财务，自然比一般人更懂得“买卖”的玄机。还在商务部当公务员的时候，他就经常利用出差的机会，走一路买一路，而且经常是买两件，自己留一件，转手卖一件。最重要的是，陈业从来不会让自己家庭的财务因此受到影响，所以也没有谁反对他，包括他后来决定丢掉国家机关公务员的“铁饭碗”。
“捡漏”对聪明的陈业是最熟悉不过的事情。他有一次和几个朋友在市场转悠，碰到一个农民在卖一堆沾着泥的钱币，1元钱1枚随便挑。陈业一眼就认出其中有一枚南宋的钱币，他就叫同行的朋友去建国门一家最好的餐厅等他，说自己要请客。那顿饭吃了1000多元，陈业埋单也特别干脆，因为在拿到那枚钱币后，他转手就以15000元的价格卖给了市场上另一位识货的人。
在后来创立观复博物馆的时候，马未都还是选择了陈业作为助手，因为他自己对收藏与投资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当对一种文化尊重的时候，它必须有一个标尺来衡量，我们过去很习惯于说什么东西价值连城，而没有具体的数字，全世界都希望有一个通俗易懂的标准来衡量艺术品，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我们只好用钱这个东西，用很庸俗的东西来作为标尺。”
古董、文物之类的东西，本来就带着点神秘色彩，马未都作为民间收藏的权威人物，自然声名在外，什么人都会找到他，聊天、买卖、鉴宝。
流传很久的一个段子能证明马未都有多“厉害”：一个澳大利亚人用报纸包着件瓷器，来找马未都鉴定。他隔着报纸用手一摸，就确定是件乾隆时期的缩腰盖碗。老外纳闷儿这个中国人怎么会有这么大本事。马未都则说不是他本事大，只不过见过的东西多，一摸就知道这种缩腰盖碗只有乾隆时才有。
马未都还记得2002年春天，嘉德拍卖以2530万元在北京成功地拍出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现场每一个参与拍卖的人是多么兴奋和激动。十几个人勇敢地举起了手中的号牌，像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轮番冲刺，“还有一位老者，在1300万高价位时勇敢地伸出了自已那只苍劲的手，虽然那是老先生全部的财产，但他用行动阐释了收藏的魅力。事后他告诉我，那东西属于了他一秒钟。”
当“钱”作为艺术品的衡量工具，圈子外面的人也有机会更直接地领略收藏的魅力，比如在外企任总经理的袁博。几年前，他在中央电视台的《实话实说》栏目第一次看到马未都，就被他和他“玩”的东西吸引了。
马未都在节目中带来了一把交椅。据资料考证，交椅起源于古代的马扎。大约在唐代以后，人们才把带后背与扶手的坐具称为椅子，在宋元时已出现了带靠背的交椅，而明代的交椅就是圈背交椅的延续与发展。由于交椅可折叠，搬运方便，故在古代常为野外郊游、围猎、行军作战所用。后逐渐演变成厅堂家具，而且是上场面的坐具，古书所说的那些英雄好汉论资排辈坐第几把交椅，即源出于此。马未都当时带的那把交椅市价在30万美元以上，这让袁博感到吃惊，也有了兴趣。
后来，袁博辗转找到了马未都，花80万元买了自己的第一件古典艺术品——一个黄花梨条案。“后来收藏的东西大多数也都是从马未都那儿得来的。我信任他。这东西上瘾，我也不大和他谈价格，现在社会中找一个值得你信任的人并不容易。几年下来断断续续买了数百万元的东西，而我现在最喜欢的还是当时买的这个条案。”
“我没有太多精力去研究这些，马未都帮了我特别大的忙。”袁博说，这个市场鱼龙混杂，他并不想去冒险。他也把房子换成了更大的，就是为了能放下这些买来的宝贝。
对越来越多的人和资金进入古代艺术品收藏领域，马未都并不担心。事实上，在北京嘉德公司首场古代艺术品拍卖举行的时候，马未都就撰文说：它给市场发出了一个信号，表明了中国古代艺术品和当代艺术品都可能通过正当销售途径进入市场，中国艺术品的交易及价格走向公开化，不再需要通过私下的传言得知某件东西到底值多少钱我们古代艺术品近150年来的价格都是由外国人决定的，经过嘉德十年的拍卖，我们能够看到中国艺术品的价值取向逐渐向中国人的审美靠拢，这种公开、公平的买卖方式给了我们一个公平交易的机会，这不仅是买家卖家之间的公平交易，更重要的是我们跟国际市场的公平交易。
从个人财富到国家宝藏
中国有了第一家私人博物馆，这让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他的目的并不是想用博物馆来卖东西，而是通过它结识更多的同道中人，让大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吸引力。
20世纪90年代初，马未都就想建立一家自己的博物馆了。
1992年，马未都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办过一个展览，很多人来参观和询问。展览结束后，马未都就动了心思：如果这个展览能够长期办下去，就有很多机会跟人沟通，于是办博物馆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但中国并没有建立私人博物馆的体系，私人博物馆也没有国家的支持和法律保护。当年打报告上去，没有什么解释就被主管部门给“毙”了。
等到1996年，观复博物馆的建设才被批准，中国有了第一家私人博物馆。这让马未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他不是用博物馆来卖东西，而是通过它认识更多的同道中人，让大家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吸引力。马未都再也不会有当年只能独乐，不能与人共享的无奈，“以前没有这个氛围，你想找人谈人家都不理你，就好比是到一个穷山沟里去唱京剧，人家肯定认为你是一个精神病，因为大家都没接触过。”
律师沈知晏就是主动找到马未都分享收藏乐趣的人之一，不过当时他不是因为兴趣，也不是要投机，而是为了争一口气。
沈知晏在1997年搬家的时候，看到新邻居家里买了很多古典家具，于是自己也跟着去买了近十万元的家具回来。10年前，北京很少有国外进口家具，10万元的家具几乎是最顶级的。家具店老板卖这么贵，是因为这些家具是黄花梨做的，而且是明清时期的东西。
在家具中，如果说紫檀家具是贵族，那黄花梨家具就是君子。黄花梨家具颜色从油黄到棕红都有，具有名贵硬木所特有的光泽和质感。但颜色无论深浅，都不会给人压力。而且黄花梨木性极为稳定，表现在制作之中尤为明显，譬如明式家具中的三弯腿，有“蜻蜓腿”的美誉，其细而弯的程度可想而知，一般的木材根本达不到。黄花梨还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耐性，它能承受任何细致入微的雕刻。明朝晚期，黄花梨家具开始盛行，在清初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由于现在黄花梨家具的制作工艺几近失传，所以这类家具显得尤为珍贵，极受中国藏家欢迎。
外行的沈知晏当时并不清楚这些，只是觉得这些家具看起来好看，所以就买了回来。直到一个懂行的朋友来家里做客，一眼就认出这些家具既非黄花梨，也不是来自明清时期，全是现代的仿制品。
“一点旧的东西都没有吗？”沈知晏有些不相信，“哪怕是一只脚。”
最后，沈知晏带着失望的答复，去找家具店的老板退货。老板还振振有辞地说：“一件黄花梨条案至少都要卖10万元，你1万元买的怎么可能是真的嘛！”
虽然货最后是退了，但沈知晏还是觉得心里憋了一口气，一是因为自己并不知道古代家具的价值，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自己作为一个律师，就这样被轻而易举地骗了。从那以后，他就经常开着车去那些村民开办的做仿制古典家具的作坊，和他们聊天，看他们做东西，从早蹲到晚，中午还请那些人吃饭。和村民慢慢熟了，就有人要卖给他两件真正的黄花梨家具。沈知晏上了一回当，就先把这些家具拿到马未都的博物馆来鉴定，就这样和马未都、陈业等行家也交上了朋友。
“这些民间爱好者们大都对具体的藏品感兴趣，尤其是真伪与价格。”马未都说，这是收藏的乐趣中很小的部分，对他而言，更大的乐趣还是精神的获得和炫耀，“当你把你由收藏所获得的知识传授给别人，当别人对你刮目相看时，你会觉得收藏的乐趣广泛得很。总有一天，一个初学乍练又极爱收藏的人，毕恭毕敬地站在你的面前，叫一声老师，你一定从心底乐不可支。”
有了马未都这个老师，沈知晏也找到了收藏的更多乐趣。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一个古董商人的办公室发现了一件漆器，那是一个明代箱子，拥有红色的表面和橙黄的内层，加上岁月留下的丝丝裂纹，非常漂亮。古董商开价1万美元，但沈知晏下不了决心。后来妻子从国外回来，沈知晏就带着她到古董商人的办公室参观，妻子一眼就看中了这个箱子，“颜色多漂亮呀，而且保存这么好，说明它一直在一个平安富贵的家庭。”
意外发现这个宝贝，让沈知晏因此把收藏集中在中国古代漆器，特别是箱子上，几年下来收集了形形色色几十个箱子，家里楼上楼下堆得到处都是。沈知晏说以后会把一些收藏捐赠给国家，因为他觉得个人的收藏，实际上也是在帮一个国家收藏历史。
这一点，马未都有更多感受。虽然观复博物馆运营这些年来一直靠他个人和民间的赞助，但他还是决定要把这个事情更好地做下去。目前，他正在着手对博物馆进行改制，用国外通行的理事会制去管理经营一家私立博物馆，由全部理事承担起对这个博物馆的社会责任，而理事会制企业是可以延续、可以继承的，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博物馆变成社会财富，而不仅仅是个人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