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6日上午，当主持人宣布社会公平专题第二小组讨论开始时，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名誉副主席厉以宁第一个抢先报名。他告诉记者，身为贵州毕节实验区第四届专家组组长，关心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农民增收：体制、科技两件宝
　　
　　怎样才能使低收入农民增加收入呢?厉以宁断言，减轻农民负担是必要的，但在政府采取的各项措施中，农业中体制创新和技术创新无疑是影响面广、涉及的人数多和成效持久的措施。
　　厉以宁说，沿海省份和内地出现了农民自愿建立的新的合作组织，它们或者称做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社，或者称做公司、经济联合体。这种新生事物之所以受到农民广泛欢迎，源于它可带来三大好处。一是随着“公司＋农户”产业化经营形式的普及，农民在与农业龙头企业打交道时处于弱势地位，容易受到打白条、卡等级等不公正待遇，农民于是自发联合起来，以利于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二是经受市场经济熏陶的农民不仅要分享生产领域的收益，还希望分享流通领域的利润，不少专业协会拥有自己的车队、仓库、营销员等。三是有成为技术创新成果进入农村的中介组织，一些新品种、新技术通过各式专业协会得到普遍推广。厉以宁说，专业协会的出现是体制创新的产物，浙江一些地方出现用股份制形式修建农田水利设施，也与体制创新不可分割。
　　厉以宁还说，山东实行的科技特派员制度效果非常好。它不同于“科技下乡”的地方是，科技人员同农民组成利益共同体，不仅农民在采用科技创新成果之后可以大幅度提高收入，而且科技人员的收入也能迅速上升，真正实现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我们要鼓励科技人员下到农村，发挥他们的专长。”厉以宁呼吁。
　　
　　市民增收：救助、学习两不误
　　
　　怎样增加城镇低收入者的收入?厉以宁说，首先要了解为什么这些人不易摆脱低收入的困境。大体有三个原因：一是缺少就业机会；二是缺少适应就业岗位的能力；三是即使就业了，但由于能力有限，无法取得较多的收入。
　　厉以宁认为，城镇的社区服务、环境保护、环境卫生、园林建设等可以吸引较多的就业人员，在这方面应采取更灵活的方式管理。
　　他举例说，广西将下岗职工吸纳到环保、园林、环卫等单位，赢来了三方叫好。一是就业人满意：既有财政拨付的最低生活保障费，又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新的就业岗位，收入还增加了一倍，年轻人找对象也不再犯愁。二是就业单位满意：只需花原来一半的工资就可聘请到踏实肯干的员工。三是广大居民满意：草绿了，树多了，城市环境美化了，生活质量也提高于。
　　厉以宁同时提醒：人力资本是一个人能否就业的条件；而人力资本存量则是就业以后能否被提升或者能否更换工作岗位，取得较多收入的条件。就业前，政府应当对低收入者进行技术培训，就业后低收入者应继续学习并为自行创业准备条件；只有终身学习，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
　　最后，针对近期社会讨论热烈的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相差倍数问题，厉以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们不能光看数字，更要注重收入分配的结构问题。”他说，收入分配有三种不同模式：金字塔型、橄榄型和哑铃型，三种模式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不一样。美国、西欧等发达国家多是橄榄型，即中间阶层大。这种类型的社会结构即使最高收入和最低收入相差倍数很大，也不易引发社会动荡。而其余两种收入分配模式，则易导致社会不稳定。“所以，我们更应该讨论的是如何扩大中间阶层，而不是局限于贫富差距。”厉以宁如此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