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从甲午词事活动的钩沉开始，分析这些活动及词作内容与甲午政局之关系，论述甲午变局导致的词史之作的大量出现与各词人群体间的交流、更替，以及因此引起的词风嬗变、词体日尊等词坛风貌的改变。并期望以此为例，说明晚清政局对晚清词学作为清词乃至传统词学之“光荣结局”的作用与影响。自鸦片战争开始，在世变与西方文明影响下，各传统文体均在内容题材、创作思想及艺术形式上，显示出一定程度的由古典转向现代的特征。前人已多有论述。词体虽在变革的速度和力度上一直远远落后于其它文体，但词境上的拓宽、词句意象的更新一直存在，词学尊体的主张也被普遍接受。发展到甲午时期，士人怵于危亡、应对时变的种种政治活动，客观上促成了各派词人的交流聚合，掀起了几次大型的唱和活动，也因此促成了王鹏运等主要词人的词坛地位的形成；另一方面，词人心中之忧愤沉痛，常有不能言不忍言难以言传者，故而要眇宜修之词体便成为他们不由自主的一种选择，道成以来“词亦有史”、“意内言外”的词学尊体的要求得到了真正的实践，清季词坛有了新的风貌。甲午间的词风之变，为其后的词坛所接收继承，并在此基础上有进一步发展。如甲午前后的词家唱和，各家词风的交流切磋，为王鹏运、况周颐等人融冶诸家奠定了基础;至戊戌、己亥间，王鹏运所组词社，参与者与词学取径显然已有所固定，又因政局叵测和填词技法的提高，词作寄托更趋于重大而发言则趋于深微，常派比兴寄托的手法已成为词作的基本原则，临桂词派与词风己然形成；至庚子秋词和春蛰吟时期，通过南北词人的唱和．临桂词影响及于全国，遂助成清季词坛之绚烂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