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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戏剧界人士称作“金宝”的金士杰，最不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年龄，他可以意味颇深地开讲，也可以语调一变化身成一个顽童，尤其在有了一对可爱的龙凤子女之后，他便有了更生动的素材来源，狡黠一笑加上一个机敏的眼神，让人不禁猜疑是否他已成功置身于“岁月”这场戏外。
幽默要慢慢来
赖声川曾评价金士杰是“台湾现代剧场的开拓者及代表人物”，而金士杰的人生经历已然如同一出戏：兽医出身，27岁入行，戏剧荒芜中创立“兰陵剧坊”，被认为是台湾80年代最受瞩目的一个戏剧团体；曾经抱定独身主义，却在花甲之年迎娶小他25岁的新娘，并喜获龙凤胎……不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生活中，金士杰都是一个有故事的角色。
对这个世界看得越多，越会发现它的不完美，能与之对抗的最好武器便是幽默。“这个世界这么糟糕，如果不乐观，你就完了，你必须乐观，你必须有幽默的本事，不然你会变成一个一点魅力、一点能量都没有的人。”金士杰说。
在舞台上，金士杰对语言有很强的掌控能力，在话剧《步步惊笑》中，他对幽默的布局，不慌张却步步有戏。幽默不是“段子”，它不需要一针见“笑”，是一种优雅的睿智。儿时，金士杰最反感长辈们讲笑话的慢腔慢调，年轻的听者都笑完了，老者却还没有讲完，更是往往听了三句，便能预测后边的八句，那时的他把前三句看做“真理”，而后几句则他被定义为被浪费的“口水”。随着阅历的增长，金士杰开始享受这种唯慢的、如音乐的节奏，没有目的和争辩，没有功利色彩，只是两个人在打发时间，“他们传达的速度很慢，以至于我不应当以真理来感受它。”这样诗意的生活淳朴而无为，在他眼中就好像是一个老头儿提着一壶茶，从东城到西城，找一个老朋友聊天，不谈账本不谈房产，闲谈中太阳慢慢偏西，他们便挥手告别。
自从有了孩子，金士杰的人生发生了许多变化，他用起了手机也学会了开车，曾经对金钱无所顾忌，但如今却要考虑孩子们的“奶粉钱”，连手头的书都换成了《育儿须知》，他开始用当年研究戏剧的精神，研究起如何给孩子们打造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环境，要给孩子们买什么不买什么，在充满着小孩子体香的世界中，虽然事务林林总总，他也乐在其中。
在外演戏，金士杰每天都会和妻子通电话，交流孩子们的状态，三岁的孩子正是时而天使、时而是小恶魔的年纪，能让父母忘却一切忧虑，也能把他们的妈妈欺负得不得不远程控诉。在对待孩子上，金士杰温柔敦厚，像绝大部分父亲一样，在家扮演着“白脸”，调皮捣蛋一旦带来危险，他便义不容辞地换上“黑脸”，等一切平息再还给他们一个温软、安全的世界，金士杰似乎将多年的戏剧功底，用在了与孩子斗智斗勇中，每每谈及孩子，他语言和表情中流露的尽是疼爱。
孩子们终将长大，金士杰对他们的青春期非常有信心，这来自于他的经历，“和我同年龄的人，没有人像我这样无恃无恐，我大胆地去面对那些该碰到的事情。”许多外界看来不合规范的行为，在他看来都是“无罪”。当然，作为一个“狡猾”的父亲，他也会侦查那些会伤害到自己的行为，玩手机赫然荣登在了他的“金氏家规”的第一条——“第一伤身，第二缺少抬头时间，他们就看不到我了。”每个家长都不乏对于孩子的期待，金士杰的要求并不高，他希望两个孩子能独立判断和思想。“独立”是他所看重和着重会培养的，也正是因此，他希望能尽少地干预到孩子们长大后的生活。若是彼此日后相隔甚远，子女与父母相互想念，在金士杰看来也并非悲伤，而是一种夹杂着诗意的自立，他说：“我们是相爱的，但我喜欢你要面对你的孤单，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掉眼泪而没人知道，完全说明在活着。我就是这样过来的，也完全感恩于这样走过来，这让我认识到生命，让我觉得孤独是存在的，人是要负自己的责任的，人要大到站起来帮助别人，而不能总指望着别人来亲你。”
学会相识，但更要学会再见
我们儿时学习母语，或长大后学习外语，最先学习的词中必然有“你好”和“再见”，不过在生活中，我们却过度学习了相识，也许我们能够和陌生人寒暄，也能与初识不久的人畅谈，却常常在告别面前显得无比窘迫。
总有一些人处在老、弱、病、惨或将亡的位置上，面对离别，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无畏，但在金士杰看来，我们身边总有一些人他们或许也有一定的不堪与恐惧，但也同时可以用大度和幽默去面对自己的处境，拥有着像《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中莫利教授一样的智慧，而这类似人正是金士杰所敬佩的。
在戏中，“渐冻人”莫利教授曾指着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毕业生，说，“喂喂喂，你要去哪里？你真的以为你可以悄悄地、一声‘再见’都不说就可以告别读了四年的大学？”因为羞怯症、人际恐慌症而正要临阵逃亡的米奇，被教授叫住去说“再见”。在戏中，如何告别是一个很重的主题，其实在人生中亦是如此。
金士杰说：“你可以去抱住他，你可以舍不得他，但是你可不可以心里不要发抖？他是要远行的人，你为什么看起来比他还惨呢？”相互告别之时，留下的一方更需要用温软的心，去看待一切负面位置的人，丑的人、病的人、老的人、死的人、惨的人，在金士杰的眼中，这些位置上的人不需要自卑，也不需要被同情，只是处境上的不同而已，每个人都终将站在那里，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用平常心说一句“我好舍不得你”，而这，也是爱。这样的感情和态度投射在演出上，再加上每次与“渐冻人”接触，金士杰都会对角色、对演出有更深的体会。九月份，《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将再登保利剧院，金士杰也会在演出中加入自己最新的关于爱与离别的体会。
LADY： 您对于“爱”这个字是怎样理解的？
金士杰： 爱应该是无惧的、坦然的、敢开口先说的。在爱当中，谁敢说第一句话是很重要的，我愿意去做这样的人。不要怕，不要害羞，不要躲藏，没什么好自卑的，只要我站得住，就应该比你先伸出手。
LADY： 智慧只有在老的时候才会显现吗？
金士杰： 留给考验的时刻发生。小的时候生病，很惨的时候你以为没有明天了，或者到了新的班级你发现全班没有一个人喜欢你，大一点被某一个女朋友甩了，人在受考验的时刻都蛮糗的、蛮囧的，而在那个时刻急需建立一些智慧，不然就要日复一日舔着自己的伤口长大。
LADY： 对您的戏剧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是生活吗？
金士杰： 当然是生活，但是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迷过偶像。比如于是之，我也迷过他，以前看马龙·白兰度，更早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的彼得·奥图尔，那些人好像某种标杆。马龙·白兰度演《教父》的时候，他已经把语言和诗的关系拉近了，有这么多的空间在话语的背后，他的神采，他的思想，他的造句方式，会寻找在我有生之年如何达到这种追求呢，当然自己也会读书、思想，但最终的师傅他叫做“生活”。
LADY：您少年时期应当是存在主义比较盛行的时候吧？
金士杰： （歪着头，一脸好奇和神秘）诶，我们那一代的事你都知道！我读的书很杂，起步的时候的求知欲很浓，关于心理学、哲学、宗教、社会学的书都读，读完以后一大堆问号，不会拘于一格，我们不做学问也不交成绩单，就是解饿，抓得到就读。接触编剧、导演的时候，接触多的是和文学和美学有关的。
LADY： 我觉得您是一个豁达的人，而且有一点庄子的感觉？
金士杰： 没有，没有那么大，本质上还是多愁善感的，当点到了，某些不理性的因素也是存在的。我还是有一些别的神经吧，比较荒唐一点的，喜欢追求一点有趣的事情，后天在戏剧和文学方面的涉猎，也帮助我去追求这样的一些事情。
幽默要慢慢来
赖声川曾评价金士杰是“台湾现代剧场的开拓者及代表人物”，而金士杰的人生经历已然如同一出戏：兽医出身，27岁入行，戏剧荒芜中创立“兰陵剧坊”，被认为是台湾80年代最受瞩目的一个戏剧团体；曾经抱定独身主义，却在花甲之年迎娶小他25岁的新娘，并喜获龙凤胎……不论是在舞台上，还是在生活中，金士杰都是一个有故事的角色。
对这个世界看得越多，越会发现它的不完美，能与之对抗的最好武器便是幽默。“这个世界这么糟糕，如果不乐观，你就完了，你必须乐观，你必须有幽默的本事，不然你会变成一个一点魅力、一点能量都没有的人。”金士杰说。
在舞台上，金士杰对语言有很强的掌控能力，在话剧《步步惊笑》中，他对幽默的布局，不慌张却步步有戏。幽默不是“段子”，它不需要一针见“笑”，是一种优雅的睿智。儿时，金士杰最反感长辈们讲笑话的慢腔慢调，年轻的听者都笑完了，老者却还没有讲完，更是往往听了三句，便能预测后边的八句，那时的他把前三句看做“真理”，而后几句则他被定义为被浪费的“口水”。随着阅历的增长，金士杰开始享受这种唯慢的、如音乐的节奏，没有目的和争辩，没有功利色彩，只是两个人在打发时间，“他们传达的速度很慢，以至于我不应当以真理来感受它。”这样诗意的生活淳朴而无为，在他眼中就好像是一个老头儿提着一壶茶，从东城到西城，找一个老朋友聊天，不谈账本不谈房产，闲谈中太阳慢慢偏西，他们便挥手告别。
自从有了孩子，金士杰的人生发生了许多变化，他用起了手机也学会了开车，曾经对金钱无所顾忌，但如今却要考虑孩子们的“奶粉钱”，连手头的书都换成了《育儿须知》，他开始用当年研究戏剧的精神，研究起如何给孩子们打造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环境，要给孩子们买什么不买什么，在充满着小孩子体香的世界中，虽然事务林林总总，他也乐在其中。
在外演戏，金士杰每天都会和妻子通电话，交流孩子们的状态，三岁的孩子正是时而天使、时而是小恶魔的年纪，能让父母忘却一切忧虑，也能把他们的妈妈欺负得不得不远程控诉。在对待孩子上，金士杰温柔敦厚，像绝大部分父亲一样，在家扮演着“白脸”，调皮捣蛋一旦带来危险，他便义不容辞地换上“黑脸”，等一切平息再还给他们一个温软、安全的世界，金士杰似乎将多年的戏剧功底，用在了与孩子斗智斗勇中，每每谈及孩子，他语言和表情中流露的尽是疼爱。
孩子们终将长大，金士杰对他们的青春期非常有信心，这来自于他的经历，“和我同年龄的人，没有人像我这样无恃无恐，我大胆地去面对那些该碰到的事情。”许多外界看来不合规范的行为，在他看来都是“无罪”。当然，作为一个“狡猾”的父亲，他也会侦查那些会伤害到自己的行为，玩手机赫然荣登在了他的“金氏家规”的第一条——“第一伤身，第二缺少抬头时间，他们就看不到我了。”每个家长都不乏对于孩子的期待，金士杰的要求并不高，他希望两个孩子能独立判断和思想。“独立”是他所看重和着重会培养的，也正是因此，他希望能尽少地干预到孩子们长大后的生活。若是彼此日后相隔甚远，子女与父母相互想念，在金士杰看来也并非悲伤，而是一种夹杂着诗意的自立，他说：“我们是相爱的，但我喜欢你要面对你的孤单，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掉眼泪而没人知道，完全说明在活着。我就是这样过来的，也完全感恩于这样走过来，这让我认识到生命，让我觉得孤独是存在的，人是要负自己的责任的，人要大到站起来帮助别人，而不能总指望着别人来亲你。”
学会相识，但更要学会再见
我们儿时学习母语，或长大后学习外语，最先学习的词中必然有“你好”和“再见”，不过在生活中，我们却过度学习了相识，也许我们能够和陌生人寒暄，也能与初识不久的人畅谈，却常常在告别面前显得无比窘迫。
总有一些人处在老、弱、病、惨或将亡的位置上，面对离别，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无畏，但在金士杰看来，我们身边总有一些人他们或许也有一定的不堪与恐惧，但也同时可以用大度和幽默去面对自己的处境，拥有着像《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中莫利教授一样的智慧，而这类似人正是金士杰所敬佩的。
在戏中，“渐冻人”莫利教授曾指着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毕业生，说，“喂喂喂，你要去哪里？你真的以为你可以悄悄地、一声‘再见’都不说就可以告别读了四年的大学？”因为羞怯症、人际恐慌症而正要临阵逃亡的米奇，被教授叫住去说“再见”。在戏中，如何告别是一个很重的主题，其实在人生中亦是如此。
金士杰说：“你可以去抱住他，你可以舍不得他，但是你可不可以心里不要发抖？他是要远行的人，你为什么看起来比他还惨呢？”相互告别之时，留下的一方更需要用温软的心，去看待一切负面位置的人，丑的人、病的人、老的人、死的人、惨的人，在金士杰的眼中，这些位置上的人不需要自卑，也不需要被同情，只是处境上的不同而已，每个人都终将站在那里，我们所能做的只是用平常心说一句“我好舍不得你”，而这，也是爱。这样的感情和态度投射在演出上，再加上每次与“渐冻人”接触，金士杰都会对角色、对演出有更深的体会。九月份，《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将再登保利剧院，金士杰也会在演出中加入自己最新的关于爱与离别的体会。
LADY： 您对于“爱”这个字是怎样理解的？
金士杰： 爱应该是无惧的、坦然的、敢开口先说的。在爱当中，谁敢说第一句话是很重要的，我愿意去做这样的人。不要怕，不要害羞，不要躲藏，没什么好自卑的，只要我站得住，就应该比你先伸出手。
LADY： 智慧只有在老的时候才会显现吗？
金士杰： 留给考验的时刻发生。小的时候生病，很惨的时候你以为没有明天了，或者到了新的班级你发现全班没有一个人喜欢你，大一点被某一个女朋友甩了，人在受考验的时刻都蛮糗的、蛮囧的，而在那个时刻急需建立一些智慧，不然就要日复一日舔着自己的伤口长大。
LADY： 对您的戏剧影响最大的是什么？是生活吗？
金士杰： 当然是生活，但是每个人年轻的时候都迷过偶像。比如于是之，我也迷过他，以前看马龙·白兰度，更早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的彼得·奥图尔，那些人好像某种标杆。马龙·白兰度演《教父》的时候，他已经把语言和诗的关系拉近了，有这么多的空间在话语的背后，他的神采，他的思想，他的造句方式，会寻找在我有生之年如何达到这种追求呢，当然自己也会读书、思想，但最终的师傅他叫做“生活”。
LADY：您少年时期应当是存在主义比较盛行的时候吧？
金士杰： （歪着头，一脸好奇和神秘）诶，我们那一代的事你都知道！我读的书很杂，起步的时候的求知欲很浓，关于心理学、哲学、宗教、社会学的书都读，读完以后一大堆问号，不会拘于一格，我们不做学问也不交成绩单，就是解饿，抓得到就读。接触编剧、导演的时候，接触多的是和文学和美学有关的。
LADY： 我觉得您是一个豁达的人，而且有一点庄子的感觉？
金士杰： 没有，没有那么大，本质上还是多愁善感的，当点到了，某些不理性的因素也是存在的。我还是有一些别的神经吧，比较荒唐一点的，喜欢追求一点有趣的事情，后天在戏剧和文学方面的涉猎，也帮助我去追求这样的一些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