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周恩来总理担任全国政协主席期间倡导开展起来的。1959年4月29日，周总理在招待60岁以上的全国政协委员茶话会上提出：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更极大的时期，政协组织的老同志要把这个时期亲见、亲历、亲闻的重要事件回忆、整理成文，以保存史实、贡献社会。并指示全国政协成立工作小组时，要有收集历史资料的小组。据此，全国政协于1959年7月20日成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8年4月改称文史资料委员会，开展文史资料的征集、编辑、出版工作。史料记述的时间，上限为1840年鸦片战争，下限为新中国成立。
　　文史资料工作的意义
　　存史。文史资料是政协所联系的各界代表性人物所撰写的第一手史料，是历史上重要事件的参与者或见证人所撰写的第一手资料，详实可靠，具有补史之遗、匡史之误、补档案之缺、辅史学之证的功能，既可填补党史、国史、方志、档案的不足，又可从不同角度佐证历史，还原真实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为社会存史、为后人留史。
　　资政。文史资料通过记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让人读后深思警醒，以史为鉴，知古鉴今，知往鉴来，对今世后人具有宝贵的借鉴作用和昭示意义。
　　团结。文史资料是通过组织和邀请统一战线各方面的人来撰写的，海外华侨或外籍华人接到约稿通知或看到出版的文章，给予他们实事求是的评价，会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甚至回家乡捐款投资。通过记述仁人志士英勇奋斗的史实，能教育后人奋发进取，起到记述一个人、团结一大片的作用，在更深层次上增强民族向心力与凝聚力，扩大统一战线的联络面及影响力，从而使文史工作既产生于统一战线，又服务于统一战线。
　　育人。文史资料收集的是近、现代史上仁人志士可歌可泣的事迹和精神，具有教育人、感染人、鼓舞人的作用，是教育群众和后人的好教材。
　　文史资料工作的特点
　　统战性。文史资料征集和出版的，是与统一战线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史料；是统一战线各方面人士通过对自己人生经历重要事件的回忆资料；他们撰写的文章体现了政协的统战特点。这是文史资料与党史、国史资料的重要区别，只有明确这些特性，才能避免重复，减少交叉，在各自不同领域为研究历史服务。
　　三亲性。是重大历史活动的当事人、见证人、知情人，根据本人的亲历、亲见、亲闻，回忆和讲述的具有历史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体现了“当代人写当代史，知情人写具体事”，是文史资料最鲜明、最有价值的特点，也是其生命力的象征。亲历，指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所写的第一手具有历史价值的真实资料。亲见，指自己亲自见证的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真实史料，是历史见证人所回忆、撰写或口述的资料。亲闻，指自己亲自听到的重要的真实史料。如不具备“三亲”性，文史资料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征集史料要尽量由当事人、见证人、知情人来撰写或口述，才能保证资料的真实、准确、可信。只有把握住“三亲”，才能把政协文史资料与历史、档案、文献资料区别开来，使其成为史学研究中独树一帜的品牌。因为“三亲”特点，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史资料将更加彰显其真实性、珍贵性和收藏性。
　　文史资料写作的原则
　　立论正确。秉持对历史和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肩负存史资政团结育人的使命，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问题，科学立论。对建国后有争议的史料整理，要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标准，决定取舍，纠正误区，不偏离中央精神。这样，才能写出符合先进文化要求的史料。
　　保持真实。文史是以文写史。严格地说，虽然文字记述的历史不可能完全复制历史的原貌，也允许一事多说，但文史资料要尽最大可能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三亲”性强调的就是真实性。真实是文史资料的生命力。即使是“三亲”资料，也需用文史常识考证，才能写出信史。对采集到的资料，要认真校核，科学分析，忠于史实，不能照搬硬套。历史现象很复杂，历史记载又很纷繁，最好的办法是依据丰富的史料，对历史问题深入研究、考证、辨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对民间传说，要分析和考证传说的性质，是虚无缥缈的神仙鬼怪传说，还是口耳相传、可信度高的历史故事？可信度高的民间故事，各地皆有，价值较高，是写在嘴上的历史，只不过当年无人将它记在纸上而已。文史资料的体裁属于史料，这就要求作者必须用写史的笔法和语言组织文章。笔下的人物和事件必须是有根有据的，不能掺杂一丝一毫的虚构和夸张，更不能用想象和推理来弥补史料的匮乏。只有求实存真、保持真实，史料才有保存价值，作为正史的补充和参考。史料只要真实，可以不必求完整，不拘观点，不怕细小，不限篇幅，也不必成体系。
　　秉笔直书。这是我国史学界千百年来沿袭的优良传统，并以此作为衡量史学家和史学著作的道德标准，称“史德”。以司马迁为代表的历代史学家，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直书历史的光辉巨著。这种德的可贵之处在于“直”，不管人物大小、年代远近，有功不抹煞，有过不避讳，功就是功，过就是过，功不掩过，过不害功。所以无论写人，还是记事，没有秉笔直书的气概和文风，文史资料就不能称为史料。写作文史资料，不要鬼怪小说的梦幻离奇，不要野史散记的信马由缰，不要杂记政论的慷慨陈辞；要的是继承和发扬历代史家秉笔直书的求实风尚，不受现实功利和时代取向的束缚，不受个人好恶的影响，不计个人毁誉和利害得失，尊重史实，客观公正，为后人留下可资借鉴的珍贵资料。对历史事件的地位和作用，对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应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态度，写出符合历史的真实史料来。对人和事的评价，应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事求是，力求切合实际，恰如其分，不拔高溢美，不贬低苛求，不为尊者讳、亲者讳、贤者讳。真正做到：文章书往事，历史记新功；叙事莫褒贬，常存太史风。与“直”相对的是“曲”，曲笔既不便表达，还容易造成歧义和误解，甚至歪曲历史，丧失真实性。 　　叙述为主。叙述的方法有顺叙、插叙和倒叙，但其方法的运用，只不过是把一个人或一件事讲清楚。但作为史笔，其主要任务是记载人物的经历和事迹、介绍事件发生发展的过程，故通常都是直叙其事，把史实写清楚、交待明白作为第一诉求，因此叙述在史家笔下总是占主导位置。只有把握住这一点，才是史家笔法的忠实传承者。行文时允许有议论和评述，但这种议论和评述要精辟得当、简明扼要、凝练集中；要结合史实冷静辨析、引导读者分析历史事件，总结和辨析历史规律，而不能主观抒情、纵情描写，不能发枝叶扶疏、天马行空的感慨。议论与评述尽管处于从属位置，但却以精华之论、点睛之笔与史实融为一体，成为史家著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撰写时当细则细，可穿插掌故、趣闻。但不要面面俱到，抓住一个侧面，有的还可以用几种说法并存，不要妄下定论，把话说死说过头。文风务求简明、严谨、朴实，杜绝假话、大话、套话。直叙其事是突出一种精神，并非不讲求写作技巧。叙述技巧的运用，是史家为补足史证，或者为使自己的说法在不扭曲事实的基础上，更引人入胜而采取的必要手段。但文史资料不同于正史，不必只用说明、叙述的单一笔法，这样写，四平八稳，容易陷入脸谱化、概念化套路，变得枯燥干涩。作为正史的佐证和补益，文史资料必须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讲究文采。记述历史是一门艺术。《史记》之所以能成为文史撰写的典范，就因为它不仅具有准确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生动的文学价值。史料也属于文章学范畴，应遵循文章写作的基本规律。内容上，要有的放矢，言之有物，避免抽象、空洞、刻板。谋篇布局时要详略得当，重点突出，讲求总体平衡，避免本末倒置或喧宾夺主。文笔手法上，要虚实结合，文字精炼，讲求脉络和条理层次，将概括叙述、具体叙述和精辟议论有机结合，分清轻重缓急。整体上，要讲求文章的结构美、文辞美和语言美。语言风格要准确生动。准确才能再现历史真实，生动才具有可读性。可读性和真实性并不冲突，它是真实性的艺术升华，是写作技巧的运用，如白描。描写虽然可以增强文章的形象性和生动性，但史笔与文笔不同。如滥用描写，就可能伤害史笔所追求的真实性，因此一般多用白描。运用白描手法，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简笔勾勒，能达到形象生动、可感可触的艺术效果。要把真实性与可读性的完美结合作为撰写史料语言风格的第一追求，不仅从多侧面印证史实，同时以灵活的写作方式和生动鲜活的语言，给人以阅读的快乐和美感，但又不能像诗歌、散文那样铺排渲染。
　　（作者系云南省华坪县政协文史联络委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