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每一个人走向他的艺术历程，都有自己不同的道路，《海外文摘》执行主编蒋建伟先生邀请我来给大家谈谈小说。小说是个大题目，我一般是讲这么几个题目：一、小说创作的生长。二、小说细节之美。三、关于小说的语言。这么短的时间里，我就简单和大家聊聊短篇小说的创作。
讲短篇小说创作之前，还想说点题外话。就是有一个问题，小说或者说文学教育，能不能教授或者能不能传授？这个问题有争议。我听王安忆说过，她现在是复旦大学的教授，她在教写作课，她说她的教授，就是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还有一个外国作家，叫科尔穆图托宾，爱尔兰大学的一个教授，他说他在教授，就是发现班里的学员有没有创作天赋，如果发现有，他的任务就是帮助学员克服懒惰情绪，使他的天赋得到更好地发挥，这是托宾说的。我们都可以听出，这两个著名作家和教授，对文学创作能不能教授这个问题，出言比较谨慎，他们没有从正面肯定文学创作是可以教授的。那么这个文学创作到底能不能教授？
我认为文学创作是可以教授的。我是从亲身经历出发，通过我的体会，发现这个现象的。这个教授，它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直接教授，再一个是间接教授。
直接教授，当然好理解，比如说，从老师那里，从教授那里，从朋友那里得到直接的传授，这叫作直接教授。回忆起来，对我创作教授的，有好多朋友，比如我刚才说到的王安忆，她现在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是我们中国很有名的一个作家，她对我就有直接教授的作用。她特别喜欢我的短篇小说，我的短篇小说，不管发到哪儿，她差不多都能看到。我要是发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收获》等等，她可以看到，我可以理解啊，这些影响比较大。发在省级的杂志，她也能看到，比如说《作家》、《天涯》、《长城》啦，看到以后，好的作品，她就叫好，不好的呢，她通过电话交流啊，有时甚至写信，给我指出不是太理想。比如，我写一篇《保镖》，她看到以后，就给我写一封信，说这个小说不太好，比如你前一个小说《走窑汉》，在结尾把人写死了，这个小说又把人写死了，这就不太好。她的理由是什么呢？她说这个轻易把一个人写死，是一个偷懒的做法，而且也不符合日常生活的逻辑。我觉得她说得特别好，她的观点是“人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死掉的”。所以，不要轻易在一个短篇小说中把人写死，写死是偷懒的做法。那么在以后写小说时，我就注意了，我就不轻易把人写死。除非人物走向不死不行了，那么我才把人物写死。在很多情况下，我就让人物活着，不把人物写死，短篇是这样，中篇也是这样。我就把类似这样的教授，称为直接教授。
还有一个类似情况。在北京作家圈里，被称为“短篇小说圣手”，和汪曾祺先生并称为“文坛双璧”的林斤澜老师，他当时担任《北京文学》的主编。他当主编之后不久，就约我谈稿子。我当时给《北京文学》一个短篇，叫《玉字》，他和我谈这个稿子谈一上午，他肯定了这个稿子基础很好，但是他觉得一些细节不够到位。我们整整谈一上午，包括短篇小说怎么写，不可以面面俱到，给我举例子，到颐和园去看景观，看几个点就可以了，不用把每个景点全部说一遍。最后他给我说，你要接二连三给我《北京文学》写稿子，我们《北京文学》接二连三给你发，你要跟我配合好。我感觉有点儿受宠若惊，这么一个刚上任的主编，德高望重的老主编，对我这么重视，我真是很感动。我也当真接二连三给《北京文学》写稿子。我说这话，是1982年，在将近30年里，我差不多每年写一篇，有时甚至两篇，到现在，我在《北京文学》发了三十多篇。其中，《北京文学》杂志社评的“北京文学奖”，我都得了9次，后来再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说以后不要给我奖，大家轮流得。
这些事情呢，就是说明一些直接的作用，对我们文学创作是有促进的。更多的呢？就是来自一个间接教授。回忆起来，中国作家，我受沈从文先生间接的教授最多。有一年，我在《北京文学》看到一篇汪曾祺写的短篇小说《受戒》，感觉非常地好，看了一遍又一遍，看不够。后来见到刘恒，刘恒是北京作协的主席嘛，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说，哎呀，汪老师的《受戒》写得太漂亮了，哪里还有汪老师的小说啊？他说，如果你喜欢汪老师的小说，你就去看沈从文的小说。在这之前啊，我真是对沈从文不大了解，或者说从没有看过沈从文的东西。他说你为什么要看沈从文的小说呢，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他走沈从文这个路子，他是沈从文的得意弟子。我听了这个话，很兴奋。你看从这个事情说啊，刘恒给我推荐沈从文的书，这也是一个直接教授的作用。我马上跑到王府井的新华书店，找沈从文的书。恰好，那年，香港给沈从文出一个文集，12卷本的《沈从文文集》。我一看书架上，只剩9本，不全了，我一下都买了回来。这也是我第一次买一个作家这么多书。其中包括《小说创作集》，包括给一些作家的通讯，都收集到这个文集中。可以说啊，我把这个九卷本的文集，详读了一遍。通过反复读啊，确实读到很多东西。沈从文先生生前，出于对他的敬仰，一直想去拜访他，想当面听听他的教诲。我知道他在北京，但是由于自己的怯懦，而且听说沈从文先生身体不太好，一直没有好意思去登门拜访，想着会有机会，想着说不定哪一天，一起开会就能遇到。结果呢，沈从文先生在1988年去世了。后来听说，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啊，有意颁发给沈从文先生，可是恰恰沈从文先生就在这一年去世，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间接教授，外国作家也很多，再比如说，我喜欢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小说，读得比较多，还有一些世界闻名的短篇小说大师等等。
我觉得作家啊，文学创作更主要来源一些间接的教授，比如读外国作品，比如向年轻一些的作家学习，也是一些间接教授，所以，从这些意义上说，我自己感觉，文学创作是可以教授的。
那么回过头说，直接教授和间接教授，就避免大家盲目摸索，少走弯路。比如说创作，就是整理些规律性的东西，然后掌握这些规律，可以使你写东西很快，比较快地达到发表的水平，但是它不能保证你一定会写出一流的小说，不能保证你写出传世经典小说。好多人认为，写作当作家，要有天赋，天资要高，或者说，要有天才，很多人认为小说创作不能传授，就是强调了这个天才的决定性作用。我自己认为一个作家的天赋也是很重要的，对一个作家的成长啊，确实有决定性的作用。一个人没有天赋，他再怎么勤劳，写的东西再多，可能写出来的东西缺乏灵气，达不到一流的高度，这就强调了天赋的重要。同时我认为，这个天赋是很脆弱的。我们中国很多作家都有天赋，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刚开始写出来的作品水平很高，写着写着，再也看不到他们的东西了。这表明光有天赋是不够的，我给他发明了一个词———地赋。前年鲁迅文学院召集我们一些兼职的作家去教学，我当时就提了一个观点：天赋固然很重要，但是要有一个地赋来支持。什么叫地赋，就是后天学习，锻炼，有地赋的支持，才能在创作道路上走远。当然，地赋包括很多内容，包括后天一系列的学习。包括向经典学习，向生活学习，生活的过程也是一个地赋的过程。地赋是我们自己给予的，是一个长期学习实践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地赋也非常重要，仅仅有天赋，很难在文学道路上走远，很难积累更多创作成果。 今天这个笔会，你们之间这个交流，和韩老师这个交流，都是互相启发的过程。一些作家班也好，笔会也好，有时它是有作用的，有时哪怕是一句话，让你记住了，一句话启发，就是不枉此行。
1970年，我被招工到河南的一个煤矿当工人，采煤啊什么工作都干过。就在当矿工时候，1972年，写第一个短篇小说，我现在已经写了四十多年，积累了三百多篇。很多人写着写着，不再写了，我一直在写，有一年写了7个短篇小说。现在，我越写越少，原因是随着年龄增大，可能这个激情和想象力在下降，越写越难了，但还在坚持着写。在上个月，我还参加一个论坛，说起这个。过去啊，写短篇小说，就像瀑布一样，顺流而下，现在呢，就是逆流而上。短篇小说的写作，有很多要素，不回避地说，有一些技巧。现在很多人不愿意谈技巧，好像谈技巧就是技巧主义啊，机械一类的。甚至还有人说，哪有那么多技巧可言啊，最好的技巧就是无技巧。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是，你要达到无技巧这个境界，必须从有技巧开始。如果你上来要求没有技巧，我觉得不可能达到没有技巧的境界。这条道路很简单，不管我们从事什么职业，都是从最基本的训练开始的。比如说打乒乓球，我们看一些国手，打得那么好，也是靠本能的反应，都是从初期非常刻苦的训练，从最基本的接球练起的。到最后呢，都是凭感觉，这个技巧已经融入血液里，本能的反应就是到无技巧的程度。像开车一样，等于胳膊、腿延长了一样。所以说无技巧都是从有技巧走过来的，所以说不要否定技巧。开始写作的时候，要有一些技巧的训练。美国作家班主要讲技巧，拿一篇小说，读，分析，然后把小说分为细节，怎么开头，怎么布局，怎么运用细节，怎么使用语言，包括怎么结尾。主要讲创作技巧。通过学习，很快掌握写小说的技巧。
写短篇小说的技巧有很多，但是我觉得重要的一点，是要先找到它的种子。关于短篇小说的种子说，有类似的说法，有的把它说成支撑点，有的说成爆发点，还有说成短篇小说的眼，还有说成纲，有六七种说法。我为什么把它说成短篇小说的种子呢？我觉得这个种子比较形象，一想到种子，我们就想到饱满啊，圆润啊，生长啊，因为世上万事万物，都有种子，动物有种子，植物有种子等等。种子起到一个传递的作用，包含着我们的生命基因。有种子的传递，我们的生命才能生生不息。物质是这样的，我们的精神生活也需要有种子。比如短篇小说的生长，种子就是短篇小说的根。什么叫短篇小说的种子呢，我给它下一个定义，就是有可能生长成一篇短篇小说的根本性因素。在我们写短篇小说之前，如果没有找到短篇小说的种子，没有出发点，也没有立足点。我们创作，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得到一个素材，里面有小说的因素，但是又迟迟不能下手，不能动笔，不能把它变成一篇小说，这就是说明遇到一个问题，很可能就是没有找到素材里面包含的种子，没有方向，不知道往哪里用劲，最后不知道在哪儿落脚。那就是没有找到种子在哪里。举个例子，好比我们住在城市里，恰好住在一楼，前面有块空地，想在空地里种点儿东西，种向日葵啊，玉米，鸡冠花，牵牛花之类的。地整出来了，墒情也很好，阳光也很充沛。但是，没有种子，这地啊，是无效的。只有找到种子，把它埋到土里，然后这个种子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长成我们所需要的一个东西。这就是一个种子对一个短篇小说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看很多杂志上的小说，甚至看半篇就不想看，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短篇小说缺乏种子。那么这个种子是什么东西呢？在很多的情况下，它是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构成了短篇小说，细节生发成一个短篇小说。还有一个情况下，它是一个思想、理念，构成了一个短篇小说的种子，然后我们演绎这个理念，把这个种子转变成短篇小说。还有时候，甚至是一句话，一句话就是一个种子。还有一个情况，是一个氛围。这个种子大都是在小说结尾部分呈现。但是，有时会在小说的中间啊，开头啊，甚至有时在整个小说中，找不到种子在哪儿，但是这个种子又无处不在。要把这个短篇种子讲清楚，要是在别的地方讲，要讲实例。我简单举个例子吧，我听母亲讲发生在老家的一个事情，“文革”后期，那时还在批判资本主义，不能做生意。集市上不许卖东西，谁要是偷偷卖呢，抓住就要批判的。我们邻村呢，以前有个货郎，整天挣点儿小零钱，后来不让卖，他家里比较穷啊，连盐都买不起。后来，他的货郎担里还有一点儿存货，他就偷偷地到外地卖了，换盐吃，穷得连姑娘的裤子都打不起补丁。在这样无奈的情况下，他卖点儿东西，挣点儿小钱，然后被人发现了，队里开他的批斗会，罚他工分。有一天早上，在大队饲养室里，和队长一起刨粪。刨着刨着，他就把几个齿的铁靶子刨到队长头上去了，一下子就把队长给锛死了。队长倒地，死了，社员一看，敢把队长锛死，这还得了。他锛死队长后，就跑了，然后跑到麦田里。春天里，麦子刚起身，后面社员就追他，然后他不跑了，被后面追来的社员，一顿乱打给打死了。就这个事情，大队也没有向公社报告，然后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我回家探亲，我母亲给我讲了这个事情以后，我非常震撼。当时我已经开始写小说了，想想这个事情，可能里面有小说的因素，能写成一个小说，但是我后来呢，老是找不到种子在哪里。粉碎“四人帮”后，我就想写这个小说，想把这个事情写成极“左”路线对民众的荼毒，通过批判，反思“文革”。当时这样的小说很多，很多作家也写相同题材的小说。我想，如果我写批判极“左”路线，也可能会发表，但是发表以后呢，就很快被淹没。它不能引起读者注意，更不能引起评论家注意，顶多写一篇短篇小说，对读者、对文坛意义不大。过一段时间后，我想把它写成复仇小说，货郎向队长复仇。想到复仇，我自己心里有点儿激动，几乎要动手写这篇小说了。因为前面批判极“左”路线，停留在社会的层面，如果写复仇，它就上升到一个人性的层面，有顶峰的较量、人性的碰撞，因为写出来紧张，比较抓人。但是我还是没有写，虽然社会层面到一个人性的层面，我觉得已经提高了一个层面。后来我总结啊，把小说总结成几前几后：先是人性，后是社会性；先是趣味，后是意味；先是审美，后是批判；先是诗性，后是史性。我们写小说啊，先是把人性写出来，它的背后的社会性会呈现出来。那我们现代很多小说啊，还停留在一个社会的层面，就没有上升到人性的层面。我劝朋友们，以后再写小说，就是挖掘这个小说的人性，把这个人的人性给他凸显出来。这会使大家的小说，提高一步，上升到一个比较高的层面。但是，想到把这个题材写成复仇小说，为什么又没有写呢？因为在这个小说之前，我已经写过《走窑汉》这个小说，就是复仇小说，在《北京文学》发表以后，就很快在文坛引起了一些反响。王安忆看到这个小说，特别激动，就说这个小说好得不得了，马上推荐给上海评论家程德培。程德培很快写了一个文章《这活让他做绝了》，发表在上海的《文惠读书周报》上，还收录进程德培和吴亮编的一个探讨小说选。在北京呢，林明兰老师说，刘庆邦通过《走窑汉》走上了知名的站台，还给很多知名小说家推荐这篇小说，还特意给汪曾祺看。有了这么一篇小说，还写复仇小说，就是重复自己，一个作家重复自己，也是不容易的。好比打篮球，乔丹在鼎盛时期，被称为“飞人”，意思是能飞很远，把篮球扣到篮里。他后来复出，再重复他的经典动作，就不太容易。一个作家，还是要做到羞于重复自己。想到这点，我还是没有开始写，就是说，还没有找到小说这个种子。 这个素材，在我脑海里放了二十多年。说到这里，我想给大家谈谈，这个种子啊，它不像物质界中的种子，它是不怕放的，这个精神性的种子呢，放在我们心里，用我们的心血来浇灌，用心灵的阳光来照耀它，滋养它，种子越来越饱满。直到二十多年以后，我看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斯坦贝克，美国一个小说家，我看他一个小说集，这个小说也是王安忆推荐给我的。我还没有看小说本身，我看前面介绍，这个人是研究海洋生物的，原来也是个业余作家。长期研究海洋生物，得出一个结论，海洋生物一旦形成一个群体，对这个群体有个很大的保护性，也有一个很大的攻击性。看到这个，我脑子里一亮，就像开了一扇窗一样。我说好了，这个短篇小说，终于可以写了。也就是说，这个素材蕴藏的种子，也就是说这个种子包含着一种理念，我就从海洋生物，想到我们人类，也就是说我们群体，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没有个性的情况下，会形成一个人性恶。人性恶一旦爆发出来，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破坏力。我把它形容为一个集体的人性恶。得出这结论以后，就是眼观一下我们周围这个人性恶的状况啊，存在得非常普遍。举例来说，我们经常在晚报什么的看到一些新闻，一个人到建筑物上寻死，准备往下跳，这时有很多人围观，这围观的人就形成一个人性恶，好多人不希望大家救这个人，希望这个人跳下来摔死。摔死呢，可以满足潜意识的人性恶的欲望。比如说四川成都有这么一个人跳楼，但是这个人不跳呢，下面人很着急。有人喊，你怎么还不跳啊，我看你还是怕死，要是不怕死，早就跳了。拿话激他跳。当这个人跳下来，摔死那一瞬间，观众欢呼一下，感觉非常满足。他们内心深处觉得反正只是看者，你也不知道我是谁。这样的事情很多，比如说上海，文化素质比较高的地区。我在《新民晚报》看到这样一个新闻，一个女子在四楼，楼并不高，往下跳，好多上班的人停下来看，救护车还没有来，这女子就没跳，上海人就有些着急，说四楼也不高，要么走下来，要么跳下来，不要老在那不跳，没有动作。还说现在大家都很忙，没有更多时间陪着你。然后这么一说，这女子就从四楼跳了下来，虽然没有摔死，但是也摔残了。
这一个个新闻，说明我们人类内心有正面的东西，也有负面的东西，也就是说，有善的东西，也有恶的东西。在有些情况下，善的东西多点儿，在有些情况下呢，恶的东西多点儿，甚至会集中爆发，更多的情况下，表现在“文革”运动，我认为是集体的人性恶大爆发，虽然发起“文革”的人有责任，但是一旦发生，发起人就控制不住局面了。发起后，有很大的破坏性，像洪流一样，不可阻挡，不可遏制。包括互联网在开始时，泼水也好，砸砖也好，都是在匿名的情况下，都是在去个性的情况下，表现一个人性恶。我记得，在哈尔滨发生了一个患者捅死一个实习大学生的事，上几年大学正在实习的学生，一个人用刀子把人给捅死了。反映到网上呢，不是同情这个大学生，而是有的人还说，一刀子算少的，多捅几刀子才好。在网上就说这个话。甚至搞一个网络调查，超过60%以上的人，赞成捅死这个大学生。这让人非常震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这就是对社会的不满和对医疗改革的不满等等，都发泄到这个大学生身上了。大学生特别无辜。我认为这就是一个集体的人性恶的暴露。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很多很多，比如说密云一个观灯事件，就踏死很多。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有可能是集体的人性恶在起作用。当他脚下踏的人不知道是谁的情况下，他不是抬抬脚，而且跺跺脚，就把人给踩死了。还有好多人愿意看赛车，赛车很刺激，最愿意看到赛车撞到墙上了，翻很多跟头，还说这个特别好看。我觉得这些都是集体的人性恶在起作用。
得到这个观念以后，我就打造这个小说的种子，给小说里设计几个人，张三李四的，当然起一些名字。我让这些人轮流去煽货郎的火，我把这个货郎本来写得很懦弱。他根本没有勇气和想法，去打死这个队长。他是经不起这些人再三再四地劝导他。有人说，他这就是欺负你，要是我，早就不干了，我跟他拼。有人唉声叹气，好像自己被人欺负一样，他意思是说，被人欺负成这样，还不跟他拼，还算男人吗？就是反复地煽风，就是把货郎逼到墙角。如果他不跟队长拼，他就不算人了，好像不能在村里生存了。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被逼墙角的情况下，他举起了钉耙，把队长给锛死了。我记得我在小说中重点渲染了这个情节，我写到这个村子里好久没有遇到这么让人高兴的事了，一个很沉闷的乡村，像赶庙会一样，像狂欢一样，有钉耙的拿钉耙，有铁锹的拿铁锹，有木棒的拿木棒，然后找不到木棒的，随手抽起厕所一个砖头，也向货郎追去。不但青壮年出动了，老人、孩子也出动了。不但人出动了，狗也出动了，汪汪叫着，向货郎追去。我最后说句，简直像场农民起义一样，麦田里腾起阵阵烟尘。最后，货郎的女儿说，不要打我爹的头啊，她意思是说，给我爹留个囫囵的尸体。不喊还好，一喊，队员们还特意往货郎头上打去。最后把货郎的头捣得如一摊红粪一样。为什么写这个呢？因为当时社员们正在刨粪。
这个小说名字叫《平地风雷》，发表在2005年《北京文学》第八期的头条位置。这个小说发了以后，因为它种子不一样，很快便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和评论家的注意。上海一个教育家陈思和，很快就把这个小说从众多小说中挑出来，当年编著了一本《当代文学100篇》，在这个小说集前言中，说了一大段话。他一下把这个小说给点出来了，他说刘庆邦这个小说，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对人性恶的批判力度，揭露了人性恶的共谋。我说集体人性恶，他说揭露了人性恶的共谋，说得非常好。因为这个小说的种子不一样，使这个小说从众多小说中跳出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写小说的时候，一定找到它的真正种子，真正饱满的种子。还有，我讲这个例子，还说明我们所处的世界，几乎是雷同的，我们面对的世界，几乎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作家，为什么能写出不一样的东西呢？这就是因为我们主观的不同而不同，因为我们思想的不同而不同，或者因为我们发现种子的不同而不同。
还比如说，前段我看到《白毛女》这个戏，这个戏开始拿到延安以后，很多人也不太感兴趣，说这个好像是“白毛仙姑”，没有什么意义，传播了迷信。还有人说，这个可以排成，能打破一点儿迷信也好。开始是这样认识，后来经过讨论，找到一个新的理念，或者说找到里面包含的一个重要种子。这个种子是什么，就是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好，一找到这个理念，一下把这个素材给提升了。然后照这个理念打造这个剧，然后引起了轰动。说这个意思，就是同样一个素材，因为我们认识的不一样，发现的不一样，就会写出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这些朋友，当你们在写东西时，就是要反复来认识它，发现它，提炼它，真正找到它最好的种子，让它一步步生长成一个短篇小说。
讲短篇小说创作之前，还想说点题外话。就是有一个问题，小说或者说文学教育，能不能教授或者能不能传授？这个问题有争议。我听王安忆说过，她现在是复旦大学的教授，她在教写作课，她说她的教授，就是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还有一个外国作家，叫科尔穆图托宾，爱尔兰大学的一个教授，他说他在教授，就是发现班里的学员有没有创作天赋，如果发现有，他的任务就是帮助学员克服懒惰情绪，使他的天赋得到更好地发挥，这是托宾说的。我们都可以听出，这两个著名作家和教授，对文学创作能不能教授这个问题，出言比较谨慎，他们没有从正面肯定文学创作是可以教授的。那么这个文学创作到底能不能教授？
我认为文学创作是可以教授的。我是从亲身经历出发，通过我的体会，发现这个现象的。这个教授，它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直接教授，再一个是间接教授。
直接教授，当然好理解，比如说，从老师那里，从教授那里，从朋友那里得到直接的传授，这叫作直接教授。回忆起来，对我创作教授的，有好多朋友，比如我刚才说到的王安忆，她现在是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席，是我们中国很有名的一个作家，她对我就有直接教授的作用。她特别喜欢我的短篇小说，我的短篇小说，不管发到哪儿，她差不多都能看到。我要是发在《人民文学》、《上海文学》、《收获》等等，她可以看到，我可以理解啊，这些影响比较大。发在省级的杂志，她也能看到，比如说《作家》、《天涯》、《长城》啦，看到以后，好的作品，她就叫好，不好的呢，她通过电话交流啊，有时甚至写信，给我指出不是太理想。比如，我写一篇《保镖》，她看到以后，就给我写一封信，说这个小说不太好，比如你前一个小说《走窑汉》，在结尾把人写死了，这个小说又把人写死了，这就不太好。她的理由是什么呢？她说这个轻易把一个人写死，是一个偷懒的做法，而且也不符合日常生活的逻辑。我觉得她说得特别好，她的观点是“人不是那么轻易就能死掉的”。所以，不要轻易在一个短篇小说中把人写死，写死是偷懒的做法。那么在以后写小说时，我就注意了，我就不轻易把人写死。除非人物走向不死不行了，那么我才把人物写死。在很多情况下，我就让人物活着，不把人物写死，短篇是这样，中篇也是这样。我就把类似这样的教授，称为直接教授。
还有一个类似情况。在北京作家圈里，被称为“短篇小说圣手”，和汪曾祺先生并称为“文坛双璧”的林斤澜老师，他当时担任《北京文学》的主编。他当主编之后不久，就约我谈稿子。我当时给《北京文学》一个短篇，叫《玉字》，他和我谈这个稿子谈一上午，他肯定了这个稿子基础很好，但是他觉得一些细节不够到位。我们整整谈一上午，包括短篇小说怎么写，不可以面面俱到，给我举例子，到颐和园去看景观，看几个点就可以了，不用把每个景点全部说一遍。最后他给我说，你要接二连三给我《北京文学》写稿子，我们《北京文学》接二连三给你发，你要跟我配合好。我感觉有点儿受宠若惊，这么一个刚上任的主编，德高望重的老主编，对我这么重视，我真是很感动。我也当真接二连三给《北京文学》写稿子。我说这话，是1982年，在将近30年里，我差不多每年写一篇，有时甚至两篇，到现在，我在《北京文学》发了三十多篇。其中，《北京文学》杂志社评的“北京文学奖”，我都得了9次，后来再得，我都不好意思了，我说以后不要给我奖，大家轮流得。
这些事情呢，就是说明一些直接的作用，对我们文学创作是有促进的。更多的呢？就是来自一个间接教授。回忆起来，中国作家，我受沈从文先生间接的教授最多。有一年，我在《北京文学》看到一篇汪曾祺写的短篇小说《受戒》，感觉非常地好，看了一遍又一遍，看不够。后来见到刘恒，刘恒是北京作协的主席嘛，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我说，哎呀，汪老师的《受戒》写得太漂亮了，哪里还有汪老师的小说啊？他说，如果你喜欢汪老师的小说，你就去看沈从文的小说。在这之前啊，我真是对沈从文不大了解，或者说从没有看过沈从文的东西。他说你为什么要看沈从文的小说呢，汪曾祺是沈从文的学生，他走沈从文这个路子，他是沈从文的得意弟子。我听了这个话，很兴奋。你看从这个事情说啊，刘恒给我推荐沈从文的书，这也是一个直接教授的作用。我马上跑到王府井的新华书店，找沈从文的书。恰好，那年，香港给沈从文出一个文集，12卷本的《沈从文文集》。我一看书架上，只剩9本，不全了，我一下都买了回来。这也是我第一次买一个作家这么多书。其中包括《小说创作集》，包括给一些作家的通讯，都收集到这个文集中。可以说啊，我把这个九卷本的文集，详读了一遍。通过反复读啊，确实读到很多东西。沈从文先生生前，出于对他的敬仰，一直想去拜访他，想当面听听他的教诲。我知道他在北京，但是由于自己的怯懦，而且听说沈从文先生身体不太好，一直没有好意思去登门拜访，想着会有机会，想着说不定哪一天，一起开会就能遇到。结果呢，沈从文先生在1988年去世了。后来听说，这一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啊，有意颁发给沈从文先生，可是恰恰沈从文先生就在这一年去世，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间接教授，外国作家也很多，再比如说，我喜欢奥地利作家茨威格的小说，读得比较多，还有一些世界闻名的短篇小说大师等等。
我觉得作家啊，文学创作更主要来源一些间接的教授，比如读外国作品，比如向年轻一些的作家学习，也是一些间接教授，所以，从这些意义上说，我自己感觉，文学创作是可以教授的。
那么回过头说，直接教授和间接教授，就避免大家盲目摸索，少走弯路。比如说创作，就是整理些规律性的东西，然后掌握这些规律，可以使你写东西很快，比较快地达到发表的水平，但是它不能保证你一定会写出一流的小说，不能保证你写出传世经典小说。好多人认为，写作当作家，要有天赋，天资要高，或者说，要有天才，很多人认为小说创作不能传授，就是强调了这个天才的决定性作用。我自己认为一个作家的天赋也是很重要的，对一个作家的成长啊，确实有决定性的作用。一个人没有天赋，他再怎么勤劳，写的东西再多，可能写出来的东西缺乏灵气，达不到一流的高度，这就强调了天赋的重要。同时我认为，这个天赋是很脆弱的。我们中国很多作家都有天赋，但是我们看到，他们刚开始写出来的作品水平很高，写着写着，再也看不到他们的东西了。这表明光有天赋是不够的，我给他发明了一个词———地赋。前年鲁迅文学院召集我们一些兼职的作家去教学，我当时就提了一个观点：天赋固然很重要，但是要有一个地赋来支持。什么叫地赋，就是后天学习，锻炼，有地赋的支持，才能在创作道路上走远。当然，地赋包括很多内容，包括后天一系列的学习。包括向经典学习，向生活学习，生活的过程也是一个地赋的过程。地赋是我们自己给予的，是一个长期学习实践的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地赋也非常重要，仅仅有天赋，很难在文学道路上走远，很难积累更多创作成果。 今天这个笔会，你们之间这个交流，和韩老师这个交流，都是互相启发的过程。一些作家班也好，笔会也好，有时它是有作用的，有时哪怕是一句话，让你记住了，一句话启发，就是不枉此行。
1970年，我被招工到河南的一个煤矿当工人，采煤啊什么工作都干过。就在当矿工时候，1972年，写第一个短篇小说，我现在已经写了四十多年，积累了三百多篇。很多人写着写着，不再写了，我一直在写，有一年写了7个短篇小说。现在，我越写越少，原因是随着年龄增大，可能这个激情和想象力在下降，越写越难了，但还在坚持着写。在上个月，我还参加一个论坛，说起这个。过去啊，写短篇小说，就像瀑布一样，顺流而下，现在呢，就是逆流而上。短篇小说的写作，有很多要素，不回避地说，有一些技巧。现在很多人不愿意谈技巧，好像谈技巧就是技巧主义啊，机械一类的。甚至还有人说，哪有那么多技巧可言啊，最好的技巧就是无技巧。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是，你要达到无技巧这个境界，必须从有技巧开始。如果你上来要求没有技巧，我觉得不可能达到没有技巧的境界。这条道路很简单，不管我们从事什么职业，都是从最基本的训练开始的。比如说打乒乓球，我们看一些国手，打得那么好，也是靠本能的反应，都是从初期非常刻苦的训练，从最基本的接球练起的。到最后呢，都是凭感觉，这个技巧已经融入血液里，本能的反应就是到无技巧的程度。像开车一样，等于胳膊、腿延长了一样。所以说无技巧都是从有技巧走过来的，所以说不要否定技巧。开始写作的时候，要有一些技巧的训练。美国作家班主要讲技巧，拿一篇小说，读，分析，然后把小说分为细节，怎么开头，怎么布局，怎么运用细节，怎么使用语言，包括怎么结尾。主要讲创作技巧。通过学习，很快掌握写小说的技巧。
写短篇小说的技巧有很多，但是我觉得重要的一点，是要先找到它的种子。关于短篇小说的种子说，有类似的说法，有的把它说成支撑点，有的说成爆发点，还有说成短篇小说的眼，还有说成纲，有六七种说法。我为什么把它说成短篇小说的种子呢？我觉得这个种子比较形象，一想到种子，我们就想到饱满啊，圆润啊，生长啊，因为世上万事万物，都有种子，动物有种子，植物有种子等等。种子起到一个传递的作用，包含着我们的生命基因。有种子的传递，我们的生命才能生生不息。物质是这样的，我们的精神生活也需要有种子。比如短篇小说的生长，种子就是短篇小说的根。什么叫短篇小说的种子呢，我给它下一个定义，就是有可能生长成一篇短篇小说的根本性因素。在我们写短篇小说之前，如果没有找到短篇小说的种子，没有出发点，也没有立足点。我们创作，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们得到一个素材，里面有小说的因素，但是又迟迟不能下手，不能动笔，不能把它变成一篇小说，这就是说明遇到一个问题，很可能就是没有找到素材里面包含的种子，没有方向，不知道往哪里用劲，最后不知道在哪儿落脚。那就是没有找到种子在哪里。举个例子，好比我们住在城市里，恰好住在一楼，前面有块空地，想在空地里种点儿东西，种向日葵啊，玉米，鸡冠花，牵牛花之类的。地整出来了，墒情也很好，阳光也很充沛。但是，没有种子，这地啊，是无效的。只有找到种子，把它埋到土里，然后这个种子才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长成我们所需要的一个东西。这就是一个种子对一个短篇小说的重要性。
现在，我们看很多杂志上的小说，甚至看半篇就不想看，很有可能就是这个短篇小说缺乏种子。那么这个种子是什么东西呢？在很多的情况下，它是一个细节，这个细节构成了短篇小说，细节生发成一个短篇小说。还有一个情况下，它是一个思想、理念，构成了一个短篇小说的种子，然后我们演绎这个理念，把这个种子转变成短篇小说。还有时候，甚至是一句话，一句话就是一个种子。还有一个情况，是一个氛围。这个种子大都是在小说结尾部分呈现。但是，有时会在小说的中间啊，开头啊，甚至有时在整个小说中，找不到种子在哪儿，但是这个种子又无处不在。要把这个短篇种子讲清楚，要是在别的地方讲，要讲实例。我简单举个例子吧，我听母亲讲发生在老家的一个事情，“文革”后期，那时还在批判资本主义，不能做生意。集市上不许卖东西，谁要是偷偷卖呢，抓住就要批判的。我们邻村呢，以前有个货郎，整天挣点儿小零钱，后来不让卖，他家里比较穷啊，连盐都买不起。后来，他的货郎担里还有一点儿存货，他就偷偷地到外地卖了，换盐吃，穷得连姑娘的裤子都打不起补丁。在这样无奈的情况下，他卖点儿东西，挣点儿小钱，然后被人发现了，队里开他的批斗会，罚他工分。有一天早上，在大队饲养室里，和队长一起刨粪。刨着刨着，他就把几个齿的铁靶子刨到队长头上去了，一下子就把队长给锛死了。队长倒地，死了，社员一看，敢把队长锛死，这还得了。他锛死队长后，就跑了，然后跑到麦田里。春天里，麦子刚起身，后面社员就追他，然后他不跑了，被后面追来的社员，一顿乱打给打死了。就这个事情，大队也没有向公社报告，然后这个事情就这样过去了。我回家探亲，我母亲给我讲了这个事情以后，我非常震撼。当时我已经开始写小说了，想想这个事情，可能里面有小说的因素，能写成一个小说，但是我后来呢，老是找不到种子在哪里。粉碎“四人帮”后，我就想写这个小说，想把这个事情写成极“左”路线对民众的荼毒，通过批判，反思“文革”。当时这样的小说很多，很多作家也写相同题材的小说。我想，如果我写批判极“左”路线，也可能会发表，但是发表以后呢，就很快被淹没。它不能引起读者注意，更不能引起评论家注意，顶多写一篇短篇小说，对读者、对文坛意义不大。过一段时间后，我想把它写成复仇小说，货郎向队长复仇。想到复仇，我自己心里有点儿激动，几乎要动手写这篇小说了。因为前面批判极“左”路线，停留在社会的层面，如果写复仇，它就上升到一个人性的层面，有顶峰的较量、人性的碰撞，因为写出来紧张，比较抓人。但是我还是没有写，虽然社会层面到一个人性的层面，我觉得已经提高了一个层面。后来我总结啊，把小说总结成几前几后：先是人性，后是社会性；先是趣味，后是意味；先是审美，后是批判；先是诗性，后是史性。我们写小说啊，先是把人性写出来，它的背后的社会性会呈现出来。那我们现代很多小说啊，还停留在一个社会的层面，就没有上升到人性的层面。我劝朋友们，以后再写小说，就是挖掘这个小说的人性，把这个人的人性给他凸显出来。这会使大家的小说，提高一步，上升到一个比较高的层面。但是，想到把这个题材写成复仇小说，为什么又没有写呢？因为在这个小说之前，我已经写过《走窑汉》这个小说，就是复仇小说，在《北京文学》发表以后，就很快在文坛引起了一些反响。王安忆看到这个小说，特别激动，就说这个小说好得不得了，马上推荐给上海评论家程德培。程德培很快写了一个文章《这活让他做绝了》，发表在上海的《文惠读书周报》上，还收录进程德培和吴亮编的一个探讨小说选。在北京呢，林明兰老师说，刘庆邦通过《走窑汉》走上了知名的站台，还给很多知名小说家推荐这篇小说，还特意给汪曾祺看。有了这么一篇小说，还写复仇小说，就是重复自己，一个作家重复自己，也是不容易的。好比打篮球，乔丹在鼎盛时期，被称为“飞人”，意思是能飞很远，把篮球扣到篮里。他后来复出，再重复他的经典动作，就不太容易。一个作家，还是要做到羞于重复自己。想到这点，我还是没有开始写，就是说，还没有找到小说这个种子。 这个素材，在我脑海里放了二十多年。说到这里，我想给大家谈谈，这个种子啊，它不像物质界中的种子，它是不怕放的，这个精神性的种子呢，放在我们心里，用我们的心血来浇灌，用心灵的阳光来照耀它，滋养它，种子越来越饱满。直到二十多年以后，我看一个诺贝尔奖的获得者，斯坦贝克，美国一个小说家，我看他一个小说集，这个小说也是王安忆推荐给我的。我还没有看小说本身，我看前面介绍，这个人是研究海洋生物的，原来也是个业余作家。长期研究海洋生物，得出一个结论，海洋生物一旦形成一个群体，对这个群体有个很大的保护性，也有一个很大的攻击性。看到这个，我脑子里一亮，就像开了一扇窗一样。我说好了，这个短篇小说，终于可以写了。也就是说，这个素材蕴藏的种子，也就是说这个种子包含着一种理念，我就从海洋生物，想到我们人类，也就是说我们群体，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没有个性的情况下，会形成一个人性恶。人性恶一旦爆发出来，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破坏力。我把它形容为一个集体的人性恶。得出这结论以后，就是眼观一下我们周围这个人性恶的状况啊，存在得非常普遍。举例来说，我们经常在晚报什么的看到一些新闻，一个人到建筑物上寻死，准备往下跳，这时有很多人围观，这围观的人就形成一个人性恶，好多人不希望大家救这个人，希望这个人跳下来摔死。摔死呢，可以满足潜意识的人性恶的欲望。比如说四川成都有这么一个人跳楼，但是这个人不跳呢，下面人很着急。有人喊，你怎么还不跳啊，我看你还是怕死，要是不怕死，早就跳了。拿话激他跳。当这个人跳下来，摔死那一瞬间，观众欢呼一下，感觉非常满足。他们内心深处觉得反正只是看者，你也不知道我是谁。这样的事情很多，比如说上海，文化素质比较高的地区。我在《新民晚报》看到这样一个新闻，一个女子在四楼，楼并不高，往下跳，好多上班的人停下来看，救护车还没有来，这女子就没跳，上海人就有些着急，说四楼也不高，要么走下来，要么跳下来，不要老在那不跳，没有动作。还说现在大家都很忙，没有更多时间陪着你。然后这么一说，这女子就从四楼跳了下来，虽然没有摔死，但是也摔残了。
这一个个新闻，说明我们人类内心有正面的东西，也有负面的东西，也就是说，有善的东西，也有恶的东西。在有些情况下，善的东西多点儿，在有些情况下呢，恶的东西多点儿，甚至会集中爆发，更多的情况下，表现在“文革”运动，我认为是集体的人性恶大爆发，虽然发起“文革”的人有责任，但是一旦发生，发起人就控制不住局面了。发起后，有很大的破坏性，像洪流一样，不可阻挡，不可遏制。包括互联网在开始时，泼水也好，砸砖也好，都是在匿名的情况下，都是在去个性的情况下，表现一个人性恶。我记得，在哈尔滨发生了一个患者捅死一个实习大学生的事，上几年大学正在实习的学生，一个人用刀子把人给捅死了。反映到网上呢，不是同情这个大学生，而是有的人还说，一刀子算少的，多捅几刀子才好。在网上就说这个话。甚至搞一个网络调查，超过60%以上的人，赞成捅死这个大学生。这让人非常震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这就是对社会的不满和对医疗改革的不满等等，都发泄到这个大学生身上了。大学生特别无辜。我认为这就是一个集体的人性恶的暴露。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很多很多，比如说密云一个观灯事件，就踏死很多。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有可能是集体的人性恶在起作用。当他脚下踏的人不知道是谁的情况下，他不是抬抬脚，而且跺跺脚，就把人给踩死了。还有好多人愿意看赛车，赛车很刺激，最愿意看到赛车撞到墙上了，翻很多跟头，还说这个特别好看。我觉得这些都是集体的人性恶在起作用。
得到这个观念以后，我就打造这个小说的种子，给小说里设计几个人，张三李四的，当然起一些名字。我让这些人轮流去煽货郎的火，我把这个货郎本来写得很懦弱。他根本没有勇气和想法，去打死这个队长。他是经不起这些人再三再四地劝导他。有人说，他这就是欺负你，要是我，早就不干了，我跟他拼。有人唉声叹气，好像自己被人欺负一样，他意思是说，被人欺负成这样，还不跟他拼，还算男人吗？就是反复地煽风，就是把货郎逼到墙角。如果他不跟队长拼，他就不算人了，好像不能在村里生存了。就在这种情况下，他被逼墙角的情况下，他举起了钉耙，把队长给锛死了。我记得我在小说中重点渲染了这个情节，我写到这个村子里好久没有遇到这么让人高兴的事了，一个很沉闷的乡村，像赶庙会一样，像狂欢一样，有钉耙的拿钉耙，有铁锹的拿铁锹，有木棒的拿木棒，然后找不到木棒的，随手抽起厕所一个砖头，也向货郎追去。不但青壮年出动了，老人、孩子也出动了。不但人出动了，狗也出动了，汪汪叫着，向货郎追去。我最后说句，简直像场农民起义一样，麦田里腾起阵阵烟尘。最后，货郎的女儿说，不要打我爹的头啊，她意思是说，给我爹留个囫囵的尸体。不喊还好，一喊，队员们还特意往货郎头上打去。最后把货郎的头捣得如一摊红粪一样。为什么写这个呢？因为当时社员们正在刨粪。
这个小说名字叫《平地风雷》，发表在2005年《北京文学》第八期的头条位置。这个小说发了以后，因为它种子不一样，很快便引起了读者的关注和评论家的注意。上海一个教育家陈思和，很快就把这个小说从众多小说中挑出来，当年编著了一本《当代文学100篇》，在这个小说集前言中，说了一大段话。他一下把这个小说给点出来了，他说刘庆邦这个小说，显示了前所未有的对人性恶的批判力度，揭露了人性恶的共谋。我说集体人性恶，他说揭露了人性恶的共谋，说得非常好。因为这个小说的种子不一样，使这个小说从众多小说中跳出来。我说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写小说的时候，一定找到它的真正种子，真正饱满的种子。还有，我讲这个例子，还说明我们所处的世界，几乎是雷同的，我们面对的世界，几乎是一样的。但是不同的作家，为什么能写出不一样的东西呢？这就是因为我们主观的不同而不同，因为我们思想的不同而不同，或者因为我们发现种子的不同而不同。
还比如说，前段我看到《白毛女》这个戏，这个戏开始拿到延安以后，很多人也不太感兴趣，说这个好像是“白毛仙姑”，没有什么意义，传播了迷信。还有人说，这个可以排成，能打破一点儿迷信也好。开始是这样认识，后来经过讨论，找到一个新的理念，或者说找到里面包含的一个重要种子。这个种子是什么，就是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好，一找到这个理念，一下把这个素材给提升了。然后照这个理念打造这个剧，然后引起了轰动。说这个意思，就是同样一个素材，因为我们认识的不一样，发现的不一样，就会写出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说，我们这些朋友，当你们在写东西时，就是要反复来认识它，发现它，提炼它，真正找到它最好的种子，让它一步步生长成一个短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