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初，和政法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及四川大学的几位学者一起在厦门开会，会议的最后，大家讨论起“绅士”问题来。这个问题导源于费孝通先生60年前的一个主张，即绅士在皇帝和民众之间扮演着上传下达的沟通作用，是中国式的双轨政治的核心缓冲地带。与会众学者的意见大致分成两派，一派主张，绅士是一个理想范畴，应以道德和知识为基础，因此，明以后直到今天的双轨政治演变，只能看作是绅士在政治格局中逐渐式微的过程，而另派则认为，绅士要在政治过程中被定义，明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商人、投机者成为双轨政治枢纽，说明绅士在这个过程中被精英化，甚至流氓化了。
　　这个争论列于本刊来说事关重大，我们直要做的，就是让今日之精英能够重拾历史上的绅士之精神和责任，为未来之中国奠定理想与制度之基础。上述争论，让我想起了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绅士之难。东汉中叶以后，外戚与宦官的争权夺利愈演愈烈。桓帝时期，以李膺、陈蕃为首的官僚集团，与以郭泰为首的太学生联合起来，结成朋党，猛烈抨击宦官的黑暗统治。宦官两次向党人发动大规模的残酷迫害活动，并最终使大部分党人禁锢终身，也就是辈子都不许作官史称“党锢之祸”。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打击知识分子，此前的秦火之难都尚不至于如此。
　　明代中后期，万历皇帝罢工，吏部郎中顾宪成罢官回到家乡无锡后，重修东林书院，与好友高攀龙、钱一本等讲学其中，并在讲习之余，批评朝政，议论人物。当时不仅那些“抱道忤时”的在野士大夫闻风响附，而且在朝的一般正派官员也遥相应和。于是东林的名声大著，而忌者也多。东林党人的倾向是要求改良政治，反对宦官专权肆恶，反对矿监税吏掠夺城市工商业者，反对宗室责戚无限占田。天启初年。东林党人布列满朝，分据内阁、吏都、都察院及科、道各部门，一时势力大盛。但不久之后。宦官魏忠贤与熹宗乳母客氏互相勾结，二人甚得熹宗信任，容氏被封为奉圣夫人，魏忠贤则为司礼秉笔太监，并且提督东厂，魏忠贤的爪牙田尔耕掌锦衣卫事，许显纯掌北镇抚司狱。熹宗深居宫中，政事一听魏忠贤所为。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即对东林党人进行残酷打击，虽然朱由检继位之后彻底清算了魏忠贤，但东林党人早已经元气大伤，明王朝失去了最后翻盘的机会。
　　清朝入关之后。奉行部族政治，满汉大臣在朝中直相争不下，到了乾隆年间，和珅获得皇室信任，迅速成为清政府官僚体系的核心人物。1784年以后，和珅的权力高涨到他的对手不得不考虑如何在他的淫威下存活的地步。当时的知识分子以常州庄、刘两家为领袖，清朝时，庄氏宗族共有29人考取进士，其中11人在三年一度的北京殿试上表现优异，因此立即进入了翰林院。直接协助皇帝的日常政务。刘家在清朝则出现了13位以上的进士，其中数人也进入翰林院为翰林。庄存与是1745年殿试的榜眼，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而他的亲家刘纶更是清帝国最重要的行政机构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但在和坤势力日益扩大之后，庄刘两家几乎同时退出了政界，转而回乡治学，并成为直到康有为的清代今文经学的滥觞。比起党锢之祸和东林党人来说，庄刘两家算是幸运的了。
　　回到厦门会议上的争论，绅士之为绅士，恐怕恰在于其不能被精英化，今日中国之财富人群在经历了不算短暂的历史断裂之后，已经无从回忆和想象何为绅士了，而上文所列绅士之悲惨境遇，也不知会令几人振奋，几人消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