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故事，人们知道得太多了，但却总也说不尽。毛泽东早年经历了许多危机，在逆境之中，他是如何迎难而上，一步步摆脱困境，成为领袖的？
　　代表大会上落选
　　秋收起义后，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部登上井冈山，以两千人的武装开辟了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随着1928年4月朱德、陈毅一万余部队的到来，红四军成立，革命形势一派大好。但是，朱毛会师后并非一团祥和。
　　1929年初，中共中央指派朱德的旧友、曾在苏联学过军事的刘安恭为特派员，前往红四军。毛泽东此时是红四军前委书记，刘安恭以中央特派员身份，作了一项限制前委权力的规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事，毛泽东对此相当不满。然而，朱德却支持刘安恭。朱毛之争在军内公开化，各纵队、支队党委展开热烈讨论。结果，在1929年6月22日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原红四军政治部主任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而毛泽东落选了。在红四军七大《决议案》中，尖锐地指出了毛泽东的七项缺点，大会决定给予毛泽东严重警告处分。为保持平衡，《决议案》同样罗列了朱德的七条缺点，但明显没有毛泽东那样重，大会只给了朱德个书面警告处分。
　　红四军七大将毛泽东的前委书记选掉了，违背了组织程序，因为毛泽东的前委书记一职本是中共中央指定的。因此，当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李立三实际主持工作的中共中央汇报“朱毛之争”后，立三中央明显赞同毛的观点，并明确指示“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这样，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后大病不起的毛泽东，才在朱德、陈毅的反复敦请下，于11月底重回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
　　失去指挥权
　　从1930年10月到1931年7月，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连续发动三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的统率下，连战连捷，体现了高超的指挥艺术，堪称其一生的“得意之作”。然而，胜利的号角亦是在风雨中吹响的。
　　自1930年上半年起，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就在赣西南地区的党和政府中开始进行肃反。12月，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20军中抓捕“AB团”分子。红20军少数领导人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乃于1 2月12日带领部队到富田，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并喊出口号：“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他们将全军拉往赣江以西地区，脱离红一方面军。这就是震惊一时的富田事变。
　　红一方面军总前委认为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而六届三中全会后，被瞿秋白主持的中共中央派来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项英，则认为这件事情两方面都有错，主张按照党内矛盾处理。毛泽东的威信面临挑战。巧的是，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瞿秋白被赶出政治局，此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为王明操纵。4月初，由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瑞金，传达四中全会精神。中央代表团批评了上届中央派来的项英在处理富田事变中的“错误”，基本肯定了毛泽东当时主持的反“AB团”的斗争。
　　然而，毛泽东与中央代表团的融洽关系并未持续很久。他比较务实的土地分配方法，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极富远见却不为中央认同。1931年9月博古负总责的临时中央成立后，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赣南会议，指责毛是“富农路线”，将他从实际出发的观点斥为“狭隘经验论”，而临时中央则进一步将其升格为“右倾机会主义”。针对这些批评，毛泽东于1932年5月3日明确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考虑到毛泽东仍坚持其“机会主义路线”，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召开宁都会议，将毛调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毛泽东由此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
　　重掌兵权却不顺利
　　毛泽东虽然在军事上靠边站了，毕竟未遭厄运，在那个“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年代，实为不易。究其原因，是莫斯科发挥了关键作用。莫斯科曾经来电，严厉禁止对毛泽东采取任何组织措施，只能运用“同志式的影响”。自毛泽东上井冈山后，“工农武装割据”的做法就越来越为莫斯科重视，他的名字和事迹，被莫斯科反复提及。莫斯科甚至不止一次地提醒中共中央，“中国需要像毛泽东这样的人才”。
　　1933年底，在酝酿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政治局人选时，博古原本想将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一职拿掉，没想到最后经莫斯科圈定的名单里，毛泽东的名字不仅赫然在列，而且还被提升为政治局仅有的九位正式委员之一。有了这样的支持，毛泽东才得以在近两年的无所事事中，平安地等待自己的机会。
　　1934年，蒋介石以50万优势兵力，对中央苏区发起了第五次“围剿”。中央红军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指挥下连续失利，被迫长征。湘江血战后，红军由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党内军内一片怨言。毛泽东此时已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他们查阅了博古、李德保存的共产国际有关来电，欣喜地发现莫斯科的不少指示竟与毛泽东的想法不谋而合。有了这个，再加上李德等军事指挥上的严重失败，他们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一举扳倒了“左”倾中央，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周恩来负责军事，毛泽东被选为政治局常委，做“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然而，重掌兵权的毛泽东并非一帆风顺，遵义会议后他指挥的第一仗土城之战，就因轻敌而失利，被迫西渡赤水；后回师再战遵义，虽进攻桐梓、娄山关得手，但却伤亡惨重，仅红三军团损失就几达三分之二。几次三番行动难以达到目的，还有大批伤亡，人们对毛泽东军事指挥上的不满和非议在增加。批评浪潮滚滚而来，张闻天出面，在1935年5月1 2日的云南会理会议上，严厉批评了部分干部要求撤换毛泽东的主张，并迫使这些干部做了检讨。毛泽东总算熬过了这段被他称为“疾风暴雨”的时期，迎来了6月中旬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的会师。可是，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却坚持南下。毛泽东又成功劝说张闻天同意，率中央红军单独北上，胜利到达陕北苏区，使其在党内和军内的威信迅速升高。
　　正式脱离共产国际
　　在1935年7月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名字已经被破天荒地排在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名誉主席台尔曼的后面，是唯一享此殊荣的中共领导人。
　　毛泽东取得领袖地位后，工作可谓得心应手。然而，中共在组织系统上仍旧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必须消除莫斯科在中共党内的影响，走独立发展之路，这成了一切问题的关键。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苏军一溃千里，短短几月就损失了280万人。面对莫斯科要求中共出兵牵制东线日军的电报，毛泽东明确予以回绝，并利用其无暇他顾的机会，在延安掀起了整风运动，一举扭转了党内对莫斯科的迷信思想。1943年3月20日，政治局正式通过决议，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新的书记处，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和书记处主席，并根据刘少奇提议，规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从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就再未动摇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