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颜之推作为一个饱读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中庸是他的思想核心和处世原则,本文从修身、文学、处世三个层面论述了颜之推的中庸思想和行为哲学,以期对当代社会提倡人的身心发展、协调人际关系、治国安邦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颜氏家训;中庸;修身;文学;处世
中图分类号:I1/7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1—0041—02
“中庸”一词最早见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里所说的“中”,即不偏不倚,“庸”就是“用”的意思。孔子认为“中庸”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所谓“德”,《释名·释言语》:“德,得也,适事宜也”,就是做事做得适宜、直道中行、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之意。子思在《中庸》中发挥了孔子的这一思想:“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所以,中庸既是一种思想方法,又是一种理想目标。作为思想方法,它指导人们“时而中”;作为理想目标,它可以帮助人们达到“中和”的境界。几千年来,中庸思想影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了深刻影响。
颜之推出自儒学故乡,“世以儒雅为业”[1],他“早传家业。十二,值绎自讲庄、老,便预门徒;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2],颜之推从小就深受儒学的熏陶并且喜好儒学,尽管后来他的思想中儒、佛、道三种思想并存,但儒家思想的中心范畴——中庸仍是他思想的核心,是他思想的至极,是超越具体思想的一种哲学原则,这一切体现在他的代表作《颜氏家训》中:“盖序致至终篇,无不折衷今古,会理道焉”[3],的确,中庸思想贯穿于颜之推生存哲学的各个方面,贯穿于他修身、为学、处世的理论与实践之中。
一
“君子不可以不修身”[4],修身是实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抱负的基础,历来倍受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关注。颜之推作为一个“三败其国”的封建士大夫,自然极其注重这一点, 在《风操》篇对士大夫修身作了具体阐述,“吾观礼经,圣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皆有节文,亦为至矣”, 他一方面告诫子孙遵循一定的要求,即《礼经》中“礼”为规范, 以忠君、孝梯、谦恭、礼让等儒家道德修养为内容。另一方面他又告诫子孙在遵行《礼经》中修身处世的规范时,要“执两用中”:“世事变改者,学达君子,自为节度,相承行之”[5],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需要与时俱进,有分寸地把握《礼经》中的规范,获得“中”的适宜,达到“中”的度。反之,如果抱残守缺,不知变通,会适得其反。颜之推列举了一系列反面事实,对墨守成规的“过礼”现象含蓄地进行了批判:“近在扬都,有一士者,呼梧桐树为白铁树,便似戏笑耳”、“吾亲识中有讳襄、讳友、讳同、讳清、讳和、讳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闻者辛苦,无赖焉。”[6]处于“交疏造次,一座百犯”的环境里,颜之推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冷静地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思考,这正是他一生历任四朝而绝处逢生的主要原因所在。
当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草菅人命的南北朝时期,修身的前提是保全养性,如果没有了生命与身体,修身就无从谈起。颜之推清醒地意识到个体生命存在的重要性,他再三叮嘱子孙,保全养性一定要做到“执两用中”,决不能像“单豹养于内而丧外,张毅养于外而丧内,前贤所戒也。嵇康着养生之论,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饵之征,而以贪溺取祸,往世之所迷也。”[7]以上四人都是没有把握好分寸,顾此失彼,颜之推要求子孙以此为戒。他特别指出,在日常行为规范中,首先要“省事省言”,即“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8],也就是“君子”养生应“守道崇德,蓄价待时”,认真把握个人一言一行,扬长避短,做到既知进取,又知有所不为,才是无“过”与无“不及”。这一点对于当今世人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启示。
在孔子看来,中庸是人的最高道德境界。孔子在修身上要求君子的言行不能偏于极端,而应“叩其两端”、“允执其中”,要求君子既不粗野,又不轻浮。结合南北朝士族不学无术的社会风气,颜之推认为修身的最高境界是“德艺周厚”。从“德”的方面看,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时代,士大夫必须学习儒家的基本理论,承袭儒家以孝悌仁义等道德规范为主要内容的传统。从“艺”的方面看,就是要有真才实学,学习的教育内容除了经史百家等书本知识外,还应包括处身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杂艺”,即琴、棋、书、画、数、医、射、投等。然而杂艺“不须过精”、“不可令有称誉”、“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以免于“见役勋贵,处于下坐,以取残杯冷炙之辱”。[9]只有牢牢把握“执两用中”的原则,充分考虑到“德”和“艺”两要素,将二者协调地互相补充、互相结合,人们在“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的动乱时代才可以随处安身。
中庸反对“过”与“不及”,提倡“恰到好处”,因而对于走极端的人是一副很好的解毒剂。孔子提倡“毋意、毋必、毋故、毋我”,这种人生态度有利于缓解因走极端万里心理造成的人格分裂。在社会的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人们普遍感到压力太大,因而很多人在心理上都处于亚健康状态,自杀、爆炸、投毒、自虐等字眼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人格分裂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因而提倡中庸的人生智慧对当代人修身养性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作为最高尚的道德,追求的最高理想是“致中和”。这种思想反映在艺术中要求把各种对立的成分和谐统一起来,不能片面强调某一方而否定另一方。颜之推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在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中处处体现出“执用两端”的思想:在功能论上,既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又兼顾文学的娱乐作用;在创作论上,既主张抒情适中,又坚持文质并重;在鉴赏论上,既尊重南北民族审美的差异和评价标准的不同,又主张二者结合。
在文学功能上,颜之推将文章分为“载道”和“娱情”两类:“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10]颜之推认为“朝廷宪章,军旅誓诰”等应用文体属于“载道”之作,具有“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的政治功能,将文学提升到兴邦治国的政治高度。另一方面,南北朝时期文学已发展到自觉时代,士人关注文学的缘情、娱乐功能。颜之推并没有像当时大多数文人一样“各执一隅之解”,否定异已,不能相容,他用宽容的心态,在对立的两端中寻找适中的解决方法,将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既强调文学的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的社会教育作用,也强调文学应该有滋味,以陶冶人的性灵的美感作用。并告诫子孙:“行有余力,则可习之”。这种观点是对文学认识的新发展,是中和美学思想的体现。
在创作上,颜之推指出:“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11]。一方面,颜之推认识到作家在进行艺术构思、谋篇布局的过程中,必须调养志气、志气饱满而刚健、抒发思想感情,这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传统“言志”“缘情”重表现的美学思想;另一方面,针对萧纲等人提倡的“文章且须放荡”[12]、放荡浮艳的文学创作现象,他主张“以衔勒制之”,要求作品表现的情感要适度,抒情要恰到好处,要“发而皆中节”,是一种有理性的、有节制的抒情。否则,创作中放荡无度,毫无节制,就会“多陷轻薄”之列。颜之推将古今三十六个文人的名字鱼贯而出:“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谢玄晖侮慢见。”[13]如此声势,是为了告诉子孙一个结论:文学创作是激发起人的潜在性情的过程,往往和理性相悖,以至促使创作者突破社会规范的围栏,为自己带来祸患。因而创作过程中处理好性情与理性的关系,要“发乎情,止乎礼仪”[14],才能致中和。
同时,颜之推指出:“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本弃末,率多浮艳。”[15]颜之推把“理致”、“气调”这些属于思想方面的内容放在首位,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最重要,如同人之心肾,是里面的东西、实质的东西;而典故(事义)、辞藻(华丽)如同人的皮肤、衣冠,是外表装饰的东西。在强调文章内容的同时,颜之推也追求内容与形式配合适宜、恰到好处,用“寒木”比之于文章的内容,“春华”喻文章的形式,寒木又发春华,确是锦上添花,文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定成优秀作品。在文章体制上,他又认为“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16]即古人的文章才气宏大飘逸,其体度风格胜过今文;而当时的文章韵律和谐靡丽、辞句骈丽对称,比古人的文章要好得多。应以古人的文章体制为本、以今人的文辞音调为末,二者并存,不可偏废。这种以古为本、调和古今和以实为主、华实并茂的思想正是居中不偏、兼容两端的中庸思想的体现。
南北朝时期,南北文风各异:“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河溯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17],颜之推生于南朝,后入北朝,深受南北文风浸染,认识到南北文学的特点,因而主张南方丽辞佳句与北方壮大情思相结合,做到“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也”[18],表现出中和的美学思想。
总之,颜之推在《颜氏家训》的创作中,践行了他的中庸的文学理论。他远承魏晋,近学南北朝家诫,以反对浮艳,讲求平易,注重内容而又不忽视形式为指导,兼采南北,并取古今,形成了一种“不雅不俗,独申胸臆”的新文体,在南北朝文学中独树一帜。
三
曾几何时,中庸一度被人简单而粗暴地批判为折中主义、调和主义,实际上,中庸的主要内容在思维上是“叩其两端”、在行为上是“无过无不及”,即我们在认识事物时不能仅从某一方面出发而不顾及其余,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执“中”地分析,全盘把握整体情况,然后采取最合适的“中”的解决方案,使自己处于不偏不倚的“中”的控制位置。颜之推生活南北朝时代,三次被俘,几次差点被杀,这一幕幕人间惨剧让他深深体会到:在动乱年代,子孙后代要在动乱的社会中安身立命,就必须学会中庸的处世之道和立身之法,在齐家、治国等社会实践中坚持适度原则,把握分寸,恰到好处。
在治家方面,颜之推非常注重节制与适度,将中庸适度的原则运用于治家中。教育子女时,颜之推针对“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的社会矛盾,明确地将“慈”和“严”结合起来,综合孔子的“为人父,止于慈”的观点和《孝经》中“严父母大于配天”之说,提出“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19]的“有威有慈”教育原则;在对待子女上,他特别强调对子女的一视同仁,反对偏爱子女:“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认为对子女施爱不均,必然会导致家庭不和睦,既害子女,又害家庭;在家庭经济开支上,颜之推以中书舍人治家过严而被妻妾所杀和世间名士过于宽仁的事例告诫子孙把握适度原则:“治家”要俭而不吝,不过地严刻或过于宽仁,救助他人“肠不可冷”又“腹不可热”。在生活日常中,应以节俭为本,但当时社会俭朴之人过于吝啬,好施之人流于奢侈,所以,奢侈不好,吝啬也不好:“如能施而不奢,俭而不吝,可矣”[20]。
在仕宦上,颜之推兼具儒家的“入世”与佛家的“出世”思想,遵循着“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的中庸之道。他“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一生三为亡国之人”[21]的经历,使他既不像“为主而终”、“杀身成仁”的屈原,也不像“归来去兮”的陶渊明,而是审时择主,只要有“治国平天下”的机会,就会“入世”,他认为“自春秋以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并且只有生存下来,才能“述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对儿孙的仕宦,颜之推也要他们保持一种谨慎的中庸态度:“仕宦称泰,不过处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后顾五十人,足以免耻辱,无倾危也。高此者,便当罢谢,偃仰私庭。”[22]乱世莫做大官,这段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中品以下的官,有一定的身份地位,不使门庭受辱就够了,高于中品的官,权柄过重,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容易受到倾覆。这种做法遵守的是“君子时而中”的中庸之道,符合魏晋南北朝士大夫在家训中普遍崇尚守雌处弱的为官处世哲学,既保全了家庭,又稳定了社会发展。
六朝时期,许多士族大家都昙花一现,不数传便音歇响绝。然而颜氏家族却仕途通显,人才辈出,长盛不衰。究其原因,颜之推的这种中庸为政思想对家族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综上所述,颜之推以儒家的“中庸”思想为指导,在修身、文学、处事、治家、仕宦上都达到了和谐、适中的状态,这也是颜之推能历仕四朝、颜氏家族能保持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颜之推一生的经历,为世人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事实上,中庸思想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必须加以吸取的内容。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儒家学说及其中庸思想可以为我国建设和谐文化提供重要的借鉴与指导。特别是当今社会,人类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个人身心之间的矛盾;家庭内部的矛盾;社会中个人之间、阶层之间的矛盾;国家之间的矛盾乃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等。对于上述种种矛盾,仅仪依靠西方文化是难以解决的,而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却为解决上述矛盾提供了可能,中庸思想中所包含的个人身心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经济和谐等思想正是解决上述矛盾的有效途径。它启示人们:在处人处事中,既要牢牢把握永恒的原则,又要顺应环境,因时、因事、因势、因地、因人制宜,力求做到恰到好处、恰如其分,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作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5][6][7][8][9][10][11][13][14][15][16][18][19][20][21][22]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唐.李百药.北齐书.之推传[M].上海:中华书局,1972.
[3][4]战国.子思.中庸[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7.
[12]南北朝.萧纲.帝王家训.诫当阳公大心书[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17]唐.魏征.隋书.文学传序[M].上海:中华书局,1973.
Being Brilliant and Way the Doctrine of Mean
——on the Confucianism and Principles towards Life of Yan Zhitui
CHENG Shi-yong
( GuangDong Industry Technical College )
Abstract: Confucianism is the core of idea and principles towards life of Yan Zhitui, an intellectual deeply devotedto Confucianist canon . This paper elaborates his Confucianism and behavior philosophy based on the three aspects of doctrine, literature and principles towards life, hoping to explore its value on human mental and physical developmen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ocialist harmony.
Key words: the Doctrine of Mean;self-cultivation;literature;ways of the world
关键词:颜氏家训;中庸;修身;文学;处世
中图分类号:I1/7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09)11—0041—02
“中庸”一词最早见于《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这里所说的“中”,即不偏不倚,“庸”就是“用”的意思。孔子认为“中庸”是一种最高的道德境界,所谓“德”,《释名·释言语》:“德,得也,适事宜也”,就是做事做得适宜、直道中行、不偏不倚、恰到好处之意。子思在《中庸》中发挥了孔子的这一思想:“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所以,中庸既是一种思想方法,又是一种理想目标。作为思想方法,它指导人们“时而中”;作为理想目标,它可以帮助人们达到“中和”的境界。几千年来,中庸思想影响到整个中华民族的民族心理、思维模式和价值取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产生了深刻影响。
颜之推出自儒学故乡,“世以儒雅为业”[1],他“早传家业。十二,值绎自讲庄、老,便预门徒;虚谈非其所好,还习礼传”[2],颜之推从小就深受儒学的熏陶并且喜好儒学,尽管后来他的思想中儒、佛、道三种思想并存,但儒家思想的中心范畴——中庸仍是他思想的核心,是他思想的至极,是超越具体思想的一种哲学原则,这一切体现在他的代表作《颜氏家训》中:“盖序致至终篇,无不折衷今古,会理道焉”[3],的确,中庸思想贯穿于颜之推生存哲学的各个方面,贯穿于他修身、为学、处世的理论与实践之中。
一
“君子不可以不修身”[4],修身是实现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抱负的基础,历来倍受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关注。颜之推作为一个“三败其国”的封建士大夫,自然极其注重这一点, 在《风操》篇对士大夫修身作了具体阐述,“吾观礼经,圣人之教:箕帚匕箸,咳唾唯诺,执烛沃盥,皆有节文,亦为至矣”, 他一方面告诫子孙遵循一定的要求,即《礼经》中“礼”为规范, 以忠君、孝梯、谦恭、礼让等儒家道德修养为内容。另一方面他又告诫子孙在遵行《礼经》中修身处世的规范时,要“执两用中”:“世事变改者,学达君子,自为节度,相承行之”[5],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需要与时俱进,有分寸地把握《礼经》中的规范,获得“中”的适宜,达到“中”的度。反之,如果抱残守缺,不知变通,会适得其反。颜之推列举了一系列反面事实,对墨守成规的“过礼”现象含蓄地进行了批判:“近在扬都,有一士者,呼梧桐树为白铁树,便似戏笑耳”、“吾亲识中有讳襄、讳友、讳同、讳清、讳和、讳禹,交疏造次,一座百犯,闻者辛苦,无赖焉。”[6]处于“交疏造次,一座百犯”的环境里,颜之推不是人云亦云,而是冷静地保持着自己独特的思考,这正是他一生历任四朝而绝处逢生的主要原因所在。
当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草菅人命的南北朝时期,修身的前提是保全养性,如果没有了生命与身体,修身就无从谈起。颜之推清醒地意识到个体生命存在的重要性,他再三叮嘱子孙,保全养性一定要做到“执两用中”,决不能像“单豹养于内而丧外,张毅养于外而丧内,前贤所戒也。嵇康着养生之论,而以傲物受刑;石崇冀服饵之征,而以贪溺取祸,往世之所迷也。”[7]以上四人都是没有把握好分寸,顾此失彼,颜之推要求子孙以此为戒。他特别指出,在日常行为规范中,首先要“省事省言”,即“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8],也就是“君子”养生应“守道崇德,蓄价待时”,认真把握个人一言一行,扬长避短,做到既知进取,又知有所不为,才是无“过”与无“不及”。这一点对于当今世人仍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启示。
在孔子看来,中庸是人的最高道德境界。孔子在修身上要求君子的言行不能偏于极端,而应“叩其两端”、“允执其中”,要求君子既不粗野,又不轻浮。结合南北朝士族不学无术的社会风气,颜之推认为修身的最高境界是“德艺周厚”。从“德”的方面看,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时代,士大夫必须学习儒家的基本理论,承袭儒家以孝悌仁义等道德规范为主要内容的传统。从“艺”的方面看,就是要有真才实学,学习的教育内容除了经史百家等书本知识外,还应包括处身社会生活中所需要的“杂艺”,即琴、棋、书、画、数、医、射、投等。然而杂艺“不须过精”、“不可令有称誉”、“可以兼明,不可以专业”,以免于“见役勋贵,处于下坐,以取残杯冷炙之辱”。[9]只有牢牢把握“执两用中”的原则,充分考虑到“德”和“艺”两要素,将二者协调地互相补充、互相结合,人们在“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的动乱时代才可以随处安身。
中庸反对“过”与“不及”,提倡“恰到好处”,因而对于走极端的人是一副很好的解毒剂。孔子提倡“毋意、毋必、毋故、毋我”,这种人生态度有利于缓解因走极端万里心理造成的人格分裂。在社会的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人们普遍感到压力太大,因而很多人在心理上都处于亚健康状态,自杀、爆炸、投毒、自虐等字眼经常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人格分裂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因而提倡中庸的人生智慧对当代人修身养性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
二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作为最高尚的道德,追求的最高理想是“致中和”。这种思想反映在艺术中要求把各种对立的成分和谐统一起来,不能片面强调某一方而否定另一方。颜之推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思想,在文学理论与创作实践中处处体现出“执用两端”的思想:在功能论上,既强调文学的政治教化功能,又兼顾文学的娱乐作用;在创作论上,既主张抒情适中,又坚持文质并重;在鉴赏论上,既尊重南北民族审美的差异和评价标准的不同,又主张二者结合。
在文学功能上,颜之推将文章分为“载道”和“娱情”两类:“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10]颜之推认为“朝廷宪章,军旅誓诰”等应用文体属于“载道”之作,具有“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的政治功能,将文学提升到兴邦治国的政治高度。另一方面,南北朝时期文学已发展到自觉时代,士人关注文学的缘情、娱乐功能。颜之推并没有像当时大多数文人一样“各执一隅之解”,否定异已,不能相容,他用宽容的心态,在对立的两端中寻找适中的解决方法,将二者巧妙地结合起来,既强调文学的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的社会教育作用,也强调文学应该有滋味,以陶冶人的性灵的美感作用。并告诫子孙:“行有余力,则可习之”。这种观点是对文学认识的新发展,是中和美学思想的体现。
在创作上,颜之推指出:“凡为文章,犹人乘骐骥,虽有逸气,当以衔勒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放意填坑岸也”[11]。一方面,颜之推认识到作家在进行艺术构思、谋篇布局的过程中,必须调养志气、志气饱满而刚健、抒发思想感情,这继承和发扬了我国传统“言志”“缘情”重表现的美学思想;另一方面,针对萧纲等人提倡的“文章且须放荡”[12]、放荡浮艳的文学创作现象,他主张“以衔勒制之”,要求作品表现的情感要适度,抒情要恰到好处,要“发而皆中节”,是一种有理性的、有节制的抒情。否则,创作中放荡无度,毫无节制,就会“多陷轻薄”之列。颜之推将古今三十六个文人的名字鱼贯而出:“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宋玉体貌容冶,见遇俳优;东方曼倩,滑稽不雅……谢玄晖侮慢见。”[13]如此声势,是为了告诉子孙一个结论:文学创作是激发起人的潜在性情的过程,往往和理性相悖,以至促使创作者突破社会规范的围栏,为自己带来祸患。因而创作过程中处理好性情与理性的关系,要“发乎情,止乎礼仪”[14],才能致中和。
同时,颜之推指出:“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本弃末,率多浮艳。”[15]颜之推把“理致”、“气调”这些属于思想方面的内容放在首位,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最重要,如同人之心肾,是里面的东西、实质的东西;而典故(事义)、辞藻(华丽)如同人的皮肤、衣冠,是外表装饰的东西。在强调文章内容的同时,颜之推也追求内容与形式配合适宜、恰到好处,用“寒木”比之于文章的内容,“春华”喻文章的形式,寒木又发春华,确是锦上添花,文章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定成优秀作品。在文章体制上,他又认为“宜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并须两存。”[16]即古人的文章才气宏大飘逸,其体度风格胜过今文;而当时的文章韵律和谐靡丽、辞句骈丽对称,比古人的文章要好得多。应以古人的文章体制为本、以今人的文辞音调为末,二者并存,不可偏废。这种以古为本、调和古今和以实为主、华实并茂的思想正是居中不偏、兼容两端的中庸思想的体现。
南北朝时期,南北文风各异:“江左宫商发越,贵乎清绮;河溯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17],颜之推生于南朝,后入北朝,深受南北文风浸染,认识到南北文学的特点,因而主张南方丽辞佳句与北方壮大情思相结合,做到“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也”[18],表现出中和的美学思想。
总之,颜之推在《颜氏家训》的创作中,践行了他的中庸的文学理论。他远承魏晋,近学南北朝家诫,以反对浮艳,讲求平易,注重内容而又不忽视形式为指导,兼采南北,并取古今,形成了一种“不雅不俗,独申胸臆”的新文体,在南北朝文学中独树一帜。
三
曾几何时,中庸一度被人简单而粗暴地批判为折中主义、调和主义,实际上,中庸的主要内容在思维上是“叩其两端”、在行为上是“无过无不及”,即我们在认识事物时不能仅从某一方面出发而不顾及其余,要充分考虑各种因素,执“中”地分析,全盘把握整体情况,然后采取最合适的“中”的解决方案,使自己处于不偏不倚的“中”的控制位置。颜之推生活南北朝时代,三次被俘,几次差点被杀,这一幕幕人间惨剧让他深深体会到:在动乱年代,子孙后代要在动乱的社会中安身立命,就必须学会中庸的处世之道和立身之法,在齐家、治国等社会实践中坚持适度原则,把握分寸,恰到好处。
在治家方面,颜之推非常注重节制与适度,将中庸适度的原则运用于治家中。教育子女时,颜之推针对“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的社会矛盾,明确地将“慈”和“严”结合起来,综合孔子的“为人父,止于慈”的观点和《孝经》中“严父母大于配天”之说,提出“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19]的“有威有慈”教育原则;在对待子女上,他特别强调对子女的一视同仁,反对偏爱子女:“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认为对子女施爱不均,必然会导致家庭不和睦,既害子女,又害家庭;在家庭经济开支上,颜之推以中书舍人治家过严而被妻妾所杀和世间名士过于宽仁的事例告诫子孙把握适度原则:“治家”要俭而不吝,不过地严刻或过于宽仁,救助他人“肠不可冷”又“腹不可热”。在生活日常中,应以节俭为本,但当时社会俭朴之人过于吝啬,好施之人流于奢侈,所以,奢侈不好,吝啬也不好:“如能施而不奢,俭而不吝,可矣”[20]。
在仕宦上,颜之推兼具儒家的“入世”与佛家的“出世”思想,遵循着“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的中庸之道。他“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一生三为亡国之人”[21]的经历,使他既不像“为主而终”、“杀身成仁”的屈原,也不像“归来去兮”的陶渊明,而是审时择主,只要有“治国平天下”的机会,就会“入世”,他认为“自春秋以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并且只有生存下来,才能“述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对儿孙的仕宦,颜之推也要他们保持一种谨慎的中庸态度:“仕宦称泰,不过处在中品,前望五十人,后顾五十人,足以免耻辱,无倾危也。高此者,便当罢谢,偃仰私庭。”[22]乱世莫做大官,这段话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中品以下的官,有一定的身份地位,不使门庭受辱就够了,高于中品的官,权柄过重,处于政治漩涡的中心,容易受到倾覆。这种做法遵守的是“君子时而中”的中庸之道,符合魏晋南北朝士大夫在家训中普遍崇尚守雌处弱的为官处世哲学,既保全了家庭,又稳定了社会发展。
六朝时期,许多士族大家都昙花一现,不数传便音歇响绝。然而颜氏家族却仕途通显,人才辈出,长盛不衰。究其原因,颜之推的这种中庸为政思想对家族的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综上所述,颜之推以儒家的“中庸”思想为指导,在修身、文学、处事、治家、仕宦上都达到了和谐、适中的状态,这也是颜之推能历仕四朝、颜氏家族能保持长期稳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颜之推一生的经历,为世人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事实上,中庸思想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必须加以吸取的内容。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儒家学说及其中庸思想可以为我国建设和谐文化提供重要的借鉴与指导。特别是当今社会,人类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个人身心之间的矛盾;家庭内部的矛盾;社会中个人之间、阶层之间的矛盾;国家之间的矛盾乃至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等。对于上述种种矛盾,仅仪依靠西方文化是难以解决的,而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却为解决上述矛盾提供了可能,中庸思想中所包含的个人身心和谐、家庭和谐、社会和谐、经济和谐等思想正是解决上述矛盾的有效途径。它启示人们:在处人处事中,既要牢牢把握永恒的原则,又要顺应环境,因时、因事、因势、因地、因人制宜,力求做到恰到好处、恰如其分,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作出积极的贡献。
参考文献:
[1][5][6][7][8][9][10][11][13][14][15][16][18][19][20][21][22]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2]唐.李百药.北齐书.之推传[M].上海:中华书局,1972.
[3][4]战国.子思.中庸[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7.
[12]南北朝.萧纲.帝王家训.诫当阳公大心书[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
[17]唐.魏征.隋书.文学传序[M].上海:中华书局,1973.
Being Brilliant and Way the Doctrine of Mean
——on the Confucianism and Principles towards Life of Yan Zhitui
CHENG Shi-yong
( GuangDong Industry Technical College )
Abstract: Confucianism is the core of idea and principles towards life of Yan Zhitui, an intellectual deeply devotedto Confucianist canon . This paper elaborates his Confucianism and behavior philosophy based on the three aspects of doctrine, literature and principles towards life, hoping to explore its value on human mental and physical developmen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ocialist harmony.
Key words: the Doctrine of Mean;self-cultivation;literature;ways of the wor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