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春季，在《好莱坞报道》为剧集制作人举办的圆桌会议上，《女子监狱》（Orange Is the New Black）的制片人杰姬·科恩（Jenji Kohan）可谓志得意满，这部在Netflix上播放的监狱题材剧集当时不但收获了众多赞誉、口碑直指艾美奖，而且还早早被预订下6月6日开播的第二季。再加上Netflix的播放方式，科恩完全不用担心收视率，当然也就不必像许多同行那样为收视率而改变自己的既定方向。这一切对于剧集制作人来说，简直就是美梦成真。但美梦里仍有一个现实问题比较麻烦——缺乏可以量化的收视指标。剧集播出的时候，没有收视指标的压力或许是好事，但是正如科恩自己所说：“之后谈价钱的时候就成了麻烦事”，因为拿不出量化的收视指标，对于这部剧集的描述只能是“我认为它……应该是个热门剧吧”。
　　在流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杰姬·科恩并不是惟一有此担心的电视人，但这是每个新平台出现之初都会经历的尴尬期。一般来说，电视圈的演员或制片人的简历中如果有热门剧集出现，都会成为其提高身价的筹码。但如今的现实是，亚马逊、Hulu、Xbox甚至雅虎都开始发展播出平台业务，却拒绝提供传统的可量化收视指标，这直接影响到了电视圈内有关薪酬的各类谈判。同样，电视工作室和经纪人们也不得不调整自己的谈判手法。
　　大卫·福克斯（David Fox）是一位产业律师，他的客户中包括因《好汉两个半》（Two and a Half Men）而走红的乔恩·克莱尔（Jon Cryer）。福克斯说：“在与电视台的常规谈判中，作品的口碑、奖项、收视和广告收益都是我会打的牌。如果对方是HBO这种不以收视为绝对评判标准的电视台，其中有些指标或许不好使，但仍然有先例可供参考。可现在，如果要面对Netflix和其他同类流媒体频道的话，我就必须找到一个新的量化标准。现在大家都有这方面的需求。”
　　一位与流媒体和传统媒体都有往来的制作公司高管认为：“有量化指标，最起码可以粗略估算出广告收益。就好比买二手车的标尺《凯利蓝皮书》，你必须对中间商出了多少成本有个大致概念，才好和人家谈价钱。”
　　就《女子监狱》来说，科恩和她的团队已经从各种媒体渠道、被各种人物“非官方”地预测：她的这部剧集是Netflix继《纸牌屋》之后的下一个“大热门”，但Netflix的首席内容官特德·萨兰多斯（Ted Sarandos）和公司其他高管都对此类评论不予置评。而剧中某位主演的经纪人认为，这样造就的结果就是“想从哪一方谈出钱来都会非常困难。就算片子再热门，没有标准数据的支持，也谈不出价钱来。”所说《女子监狱》第三季肯定会预定，但所有的演职人员都还没开始谈。
　　不过，对于优质的有线电视台来说，除了传统的收视数字以外，还有其他值得关注的要素，毕竟有线电视并不单纯靠广告赚钱。比如《女子监狱》和《纸牌屋》的口碑以及其造成的文化热度，就已经足以作为份量很重的筹码了。因此，有时与其拿着一大堆尼尔森统计指数，经纪人们倒可以选择把媒体视频的覆盖范围、正面评论、获奖情况以及相关的外溢文化效应用到谈判桌上。
　　“口碑越高的作品订阅量自然越高，这是通行的硬指标。”一位制片公司高管如是说，他还拿HBO的《衰姐们》（Girls）举例，这部剧集的收视率一般，但却成了热门话题，还得过数项艾美奖和金球奖提名，剧中几位主演目前都已经谈妥了新合约，口碑正是经纪人们拿来谈判的王牌，数字指标不是一切：“有数字作衡量是很有帮助，不过数字并不是大佬们最看重的因素。”
　　当然，对于一些相对没那么热门的剧集，看不到收视数字就很麻烦了，比如Netflix的《铁杉树丛》（Hemlock Grove）。虽然Netflix的CEO 里德·哈斯汀斯（Reed Hastings）去年4月份信誓旦旦地说，这部惊悚片“首播前几天为公司带来的订阅量比《纸牌屋》还要高”，但到如今，没有具体的数字仍然难坏了各位跟这部剧集相关的经纪人。
　　通过订阅用户人数谈判虽然不能证明其与某一部剧集的因果关系，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某部剧上映时出现增长高峰，也能说明一二，且不说流媒体频道提供的数据本来就少之又少。据多位业内人士透露，凯文·史派西（Kevin Spacey）最近就《纸牌屋》重新谈判时亮出的筹码，正是2013年Netflix的订阅用户数从2710万直升到了3340万。而且，也正是这部剧让这家公司成为了当年的一种“文化现象”。
　　不过，当初的独树一帜已经变成如今的潮流，2013年4月，亚马逊推出了首部原创剧集《阿尔法屋》（Alpha House），相信随着这一市场的参与者越来越多，有关量化数据的呼声也会甚嚣尘上。正如前文中提到的大卫·福克斯所说：“我们迫切需要一个合适的公式，来计算这些流媒体频道剧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