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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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孚编《＜民谣集＞序》，是郭沫若五四时期的一篇重要佚文。本书为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郭沫若与该书局关系密切，说明此文应非假托与伪造。郭沫若在《卷耳集》中完成《诗经·国风》的语体今译，激起的“最古的优美的平民文学”的心理冲击波，使他赞美古代“文艺史上一朵永不凋谢的白莲”，呼唤未来的“新国风”。他1920年致宗白华的信，提出采集民风俗谣，编一部《新国风》的理想，是这篇《民谣集》序的思想资源，也为序的真实性提供了一个有力佐证。《民谣集》序从民间歌谣的产生看它的性质，艺术价值，以及对于“新的国风”产生的期待，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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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孚编《＜民谣集＞序》，是郭沫若五四时期的一篇重要佚文。本书为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郭沫若与该书局关系密切，说明此文应非假托与伪造。郭沫若在《卷耳集》中完成《诗经·国风》的语体今译，激起的“最古的优美的平民文学”的心理冲击波，使他赞美古代“文艺史上一朵永不凋谢的白莲”，呼唤未来的“新国风”。他1920年致宗白华的信，提出采集民风俗谣，编一部《新国风》的理想，是这篇《民谣集》序的思想资源，也为序的真实性提供了一个有力佐证。《民谣集》序从民间歌谣的产生看它的性质，艺术价值，以及对于“新的国风”产生的期待，是一篇具有超越性的美文，五四以来俗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在歌谣搜集运动影响下最早“裒集成书”的《民谣集》，搜集了民间初年至20年代初的浙西民谣，包含了多方面的社会与民俗的内容，反映了底层农民，特别是农村劳动妇女的心理与呼声，具有了民谣史、民俗史和俗文学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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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德舆作为中唐贞元、元和时期的一位重要诗人，以文名人仕，人相出将，曾主盟文坛“余二十年”。然而其政绩掩盖了诗名，后世对其评价也不甚高。不过，这位曾知掌贡举，广泛参与多种文学活动，与古文运动有密切联系的文坛活跃分子，其诗歌创作，既有“盛唐余响”，亦有典型的中唐风貌，体现出“承中有变”的过渡诗风，对中唐文学观念的渐变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科学评价西北地区环境特征是顺利实施西部战略的前提，西北地区气候干旱，水资源短缺，由此引发的环境问题，不仅成为历史时期人类不合理开发的后果之一，也直接影响到今天西部战略的进程。本文立足于可持续发展的基点，以西北地区开发地域局限性与开发幅度有限性为核心，重点论述了在全球变暖的气候背景下，西北地区面临的水资源状态，以及以此为依托的开发项目与环境恢复措施的可实现限度，指出西北地区的开发应建立在水资源允许值之内，实施因水制宜的开发举措，一切过高估价西北地区过去的环境面貌，过高评介西北地区的开发限度，都会导致西部战略
本文通过对史料的扒疏整理，结合地图等有关文献，经走访和实地考察，确定朗润园内的核心建筑——东、中、西三所的具体布局以及它们在历史时期的变化情况，复原朗润园昔日的景观。
本文用“一个主义，两种模式”来概括描述了毛泽东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阐述了两种社会主义模式的异同，分析了在中国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产生不同模式的原因。
为了防止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过程中过分偏离公共利益，政府往往会对其经营活动给予必要的管制，这就需要对政府管制的客体和管制的方式进行系统地分析。然而在传统的管制过程中，由于政府没有充分考虑到信息不对称的约束，导致管制的低效率和资源配置的严重扭曲。为了有效地改变这种现状，对传统的管制方法进行创新就成为必然的选择，激励性制和协商性管制就是这种创新的表现。
都市的迁徒意味着都市的发展，变形和成熟。作为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在张爱玲和王安忆的文本中，从三四十年代的现代性和传统因素的叠加转化为开放的现代都市。本文从三个方面比较了张爱玲和王安忆都市小说中的叙述时空，这些差异意味着对都市的迁徒提供了叙述者不同的都市经验和诗学，另一方面，这些差异性的叙述方式也阐释着都市上海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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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逝世以后的120年间，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前进和发展的过程中历尽坎坷，甚至遭遇到苏东刷变这样严重的挫折。但近十几年来的情况表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并没有“死亡”和“终结”，相反却经受住了考验，吸取了教训，实现了转折，走上了新的复兴大道。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是开放和发展的理论体系，是同社会主义实践相统一的理论体系。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者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应有的科学态度、创造精神和求实作风。坚持这样做，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就会在理论和实践相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