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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笛卡尔作为大陆理性主义的创立者，开启了西方近代理性主义和主体性思想的传统。尽管这两方面都受到了批评，但是笛卡尔的思想历程是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的。仅限于“我思故我在”的字面理解，也许对于真正触摸笛卡尔思想深度还不够。文章试图通过笛卡尔文本更为明晰找到理性——主体性确立的逻辑脉络。
关键词：笛卡尔；理性；主体性；普遍怀疑；我思故我在
正如斯通普夫所说：“虽然哲学很少以极其突然的方式改变自己的方向，但有因为新的关注和新的重心而把自己与刚刚过去的时代清晰地区别开来的时候。这就是17世纪大陆理性主义的情况，它的创立者是笛卡尔，而它的新方案开始了所谓的近代哲学。”<1>笛卡尔的历史功绩毋庸置疑。虽然在当代对于笛卡尔等所建立起来的西方“理性主义”、“主体性”思想原则的批评不断，但毫无疑问的是，即便批评家们没有一个相信笛卡尔的结论（身心二元论、天赋观念说等），却仍沿用了笛卡尔的方法——主体的理性分析（在他们的批评中，既不能没有“我在”，也不能没有“我思”）。同时我们也应该警觉，“奴颜婢膝地抄袭笛卡尔，那将是对他的背叛。”<2>笛卡尔带给我们的智慧，正是我们能够“超越”笛卡尔的可能性所在。因此，对于笛卡尔的理性——主体性思想的探微，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一、普遍怀疑——理性的在场
笛卡尔通过自身的理性去追求真理，因此他的工作开始于“普遍怀疑”。很显然，他首先对自身成长过程中所获得的认知做出了一个认真的反省。正如他在第一沉思的第一句话所说的，“由于很久以来我就感觉到我自从幼年时期就把一大堆错误的见解当作真实接受了过来，而从那时以后我根据一些非常靠不住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东西都不能不是十分可疑的、十分不可靠的”<3>。笛卡尔是在欧洲最著名的学校之一——拉弗莱施公学中受教育的，但他认为学校的教育只能加重他的烦闷，求学除了越来越使他觉得自己无知外，没有什么好处。在学校里学到的古典文、诗歌、神学包括哲学，都对于人理性能力所能达到的真理没有任何帮助。因此，他转向了“世界这本大书”。笛卡尔经过了长达10年的游历生活，在实践中，却发现了人们同样存在着众多的意见分歧。
因此，笛卡尔决定，“不再过于相信我仅仅通过榜样和习惯所确信的任何东西。”<4>他认为，“如果我想要在科学上建立起某种鉴定可靠、经久不变的东西的话，我就非在有生之日认真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5>
在《谈谈方法》一书中，笛卡尔把自己追求的认识的确定性的方法概括为著名的四条方法论原则。其中最后一条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通地复查，做到确信无疑。<6>由此，笛卡尔考察了所有原来被当作真实的东西而接受下来的知识，即“普遍怀疑”。
笛卡尔首先开始怀疑感官的可靠性。这一点是比较容易质疑的，比如说模糊的地方或者很远的东西上能骗过我们。不过，笛卡尔的理性并没有马上走得很远，没有怀疑一些清晰明白的东西。但是，睡梦却打破这一情况的明晰性。笛卡尔说：“没有什么相当可靠的迹象使人能够清清楚楚地分辨出清醒和睡梦来。”<7>也就是说，睡梦和清醒我们的感官都能给我们一套信息，但我们无法确定哪一套是真的，因为我们不清楚什么时候是醒着，什么时候在做梦。因此，感知无法给我们带来可靠的知识。
其次，需要感知经验建立起来的知识学科——“物理学、天文学、医学、以及研究各种复合事物的其他一切科学都是可疑的、靠不住的”<8>，但是像算学、几何学，以及类似这样性质的其他科学似乎都含有某种确定无疑的东西，它们不大考虑是否存在于自然界中。无论是否在睡梦中，二加三都等于五。但是笛卡尔又无法确定是不是上帝故意不让我们出差错，因为上帝仅仅是“被人说成至善的”。
最后，笛卡尔假定上帝不存在也是可以的。他假定了一位用尽机智来骗我们的妖怪，所有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外界事物都不过是他用来骗取我轻信的一些假象和骗局。<9>笛卡尔出于对于被骗的恐惧，在第一沉思中，将理智发挥到极致，对人的认知领域相关的“感觉、错觉、幻觉、精神病或癫狂”<10>试图做出一种“搁置”。但这种理性上的努力是十分艰难的。因为理性要求我们的清醒，但是“虚构”的日常现状却不断地把我们拉入“梦境”。
在这个阶段，笛卡尔的理性（“怀疑”）做了一个艰难的工作——他要与过去决裂并给哲学一个新的起点，笛卡尔的真理体系确切地说是从他自身的理性能力引申出来的。理性在此以拒斥谬误、与权威决裂的态度在场，但这里的隐藏的态度是：怀疑仍是为了追求真理的确定性。这一点是笛卡尔与堕入虚无的“怀疑论者”根本不同的地方。
二、我思故我在——主体性的确立
在第一沉思中，理性虽然横扫四方，但同时也随时面临着步入虚无的困境，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的这是一次“真正的思想历险”<11>。笛卡尔正走在了一个十字路口，幸运的是，笛卡尔早已找准了方向。这就是笛卡尔的“阿基米德的点”——“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在第二沉思说到：“…我曾说服我自己相信世界上什么都没有，没有天，没有地，没有精神，也没有物体；难道我不是也曾说服我相信连我也不存在吗？绝对不；如果我曾说服自己相信什么东西，或者仅仅是我想到过什么东西，那么毫无疑问我是存在的。”<12>“普遍怀疑”在第一沉思中似乎说明了认识的对象都是值得怀疑的，就在走向深渊的那一刻，“怀疑”发现了“我”，尽管“我”也是认识的对象，而更为重要的是，“我”始终是“怀疑”的主体。也就是说，“我”能够去怀疑天、地、事件万物甚至上帝，但是当“我”怀疑自身的时候，就会得到明晰的自我认识，也就是发现了“我”。这种明确无比的认识上的确定性，终于使得笛卡尔发现了真理的第一原则——“我思故我在”，继而可以引出一条基本原则，“凡是清楚分明地领会的东西都是真的”<13>。
很显然，在这里，“我在”并不牵扯到任何物质性的存在。这也是仅仅从汉译的字面上带给我们最大的理解。一些学者还以“我思故我在”做出了一些批评，比如说举一些婴儿这类个体的例子<14>，说明“我在”与“我思”关联的非因果性。事实上，“这里的‘在’始终不过就是‘思’，这是笛卡尔沉思的真正秘密。就‘我思故我在’而言，他始终停留在‘思’的内部”<15>。 “我思”的思是怀疑，一种理性工具；而“我在”的思却要排除怀疑，达到明晰的确定性。所以在此，笛卡尔所发现的“我”还未达到通过“上帝”证明的“身体”，还停留在思维层面。笛卡尔只能说，“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需要注意的是，笛卡尔确定的一个思维的东西并不只包括理性。笛卡尔问道：“那么我究竟是什么呢？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什么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呢？那就是说，一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在否定，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象，在感觉的东西。”<16>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笛卡尔并非严格的“理性主义者”，包括他的最重要的方法“理性直观”，调动的也不仅仅是理性能力，同样包括感知、想象、回忆等因素。笛卡尔所要确立的主体——“我”，或许更看重也更信任“理性”能力，这里面的原因或许更多是向蒙昧的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笛卡尔所要确认的“理性”主体并没有所谓的“非理性”的因素。
笛卡尔所确立的“我思故我在”是通过“理性直观”而确立的，而这样的具有明白无误特性的“我在”是具有正当性的，即“主体”在笛卡尔的理性考察中获得了确立。我们虽然可以注意到，笛卡尔在“主体性”理论的验证中理性工具的使用，使得“主体性”的理性主义的本质倾向越发明显；但是从笛卡尔的论述中却不能找到“主体性的本质是理性主义”这样的偏见。
参考文献：
[1][法]笛卡尔 著.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商务印书馆，2009.
[2][法]笛卡尔 著. 谈谈方法[M]. 商务印书馆，2000.
[3][美]S.E.斯通普夫，J.菲泽 著. 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修订第8版）[M].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4]叶秀山 王树人 总主编.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四卷——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英国哲学[M]. 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5] 冯俊 著. 开启理性之门——笛卡尔哲学研究[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 俞吾金. “我思故我在”存疑[N]. 解放日报，2011年12月24日第006版.
注 释：
<1>[美]S.E.斯通普夫， J. 菲泽 著. 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修订第8版）[M].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 202.
<2>冯俊 著. 开启理性之门——笛卡尔哲学研究[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序9.
<3><5>[法]笛卡尔 著.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商务印书馆，2009： 16.
<4>[美]S.E.斯通普夫， J. 菲泽 著. 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修订第8版）[M].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 203.
<6>[法]笛卡尔 著. 谈谈方法[M]. 商务印书馆，2000：16.
<7>[法]笛卡尔 著.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商务印书馆，2009： 18.
<8>[法]笛卡尔 著.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商务印书馆，2009： 20.
<9>[法]笛卡尔 著.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商务印书馆，2009： 22.
<10><11>叶秀山 王树人 总主编. 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四卷——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英国哲学[M]. 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47.
<12>[法]笛卡尔 著.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商务印书馆，2009： 25.
<13>冯俊 著. 开启理性之门——笛卡尔哲学研究[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6.
<14>俞吾金. “我思故我在”存疑[N]. 解放日报，2011年12月24日第006版.
<15>叶秀山 王树人 总主编. 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四卷——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英国哲学[M]. 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50.
<16>[法]笛卡尔 著.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商务印书馆，2009： 29.
关键词：笛卡尔；理性；主体性；普遍怀疑；我思故我在
正如斯通普夫所说：“虽然哲学很少以极其突然的方式改变自己的方向，但有因为新的关注和新的重心而把自己与刚刚过去的时代清晰地区别开来的时候。这就是17世纪大陆理性主义的情况，它的创立者是笛卡尔，而它的新方案开始了所谓的近代哲学。”<1>笛卡尔的历史功绩毋庸置疑。虽然在当代对于笛卡尔等所建立起来的西方“理性主义”、“主体性”思想原则的批评不断，但毫无疑问的是，即便批评家们没有一个相信笛卡尔的结论（身心二元论、天赋观念说等），却仍沿用了笛卡尔的方法——主体的理性分析（在他们的批评中，既不能没有“我在”，也不能没有“我思”）。同时我们也应该警觉，“奴颜婢膝地抄袭笛卡尔，那将是对他的背叛。”<2>笛卡尔带给我们的智慧，正是我们能够“超越”笛卡尔的可能性所在。因此，对于笛卡尔的理性——主体性思想的探微，也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一、普遍怀疑——理性的在场
笛卡尔通过自身的理性去追求真理，因此他的工作开始于“普遍怀疑”。很显然，他首先对自身成长过程中所获得的认知做出了一个认真的反省。正如他在第一沉思的第一句话所说的，“由于很久以来我就感觉到我自从幼年时期就把一大堆错误的见解当作真实接受了过来，而从那时以后我根据一些非常靠不住的原则建立起来的东西都不能不是十分可疑的、十分不可靠的”<3>。笛卡尔是在欧洲最著名的学校之一——拉弗莱施公学中受教育的，但他认为学校的教育只能加重他的烦闷，求学除了越来越使他觉得自己无知外，没有什么好处。在学校里学到的古典文、诗歌、神学包括哲学，都对于人理性能力所能达到的真理没有任何帮助。因此，他转向了“世界这本大书”。笛卡尔经过了长达10年的游历生活，在实践中，却发现了人们同样存在着众多的意见分歧。
因此，笛卡尔决定，“不再过于相信我仅仅通过榜样和习惯所确信的任何东西。”<4>他认为，“如果我想要在科学上建立起某种鉴定可靠、经久不变的东西的话，我就非在有生之日认真地把我历来信以为真的一切见解统统清除出去，再从根本上重新开始不可。”<5>
在《谈谈方法》一书中，笛卡尔把自己追求的认识的确定性的方法概括为著名的四条方法论原则。其中最后一条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尽量全面地考察，尽量普通地复查，做到确信无疑。<6>由此，笛卡尔考察了所有原来被当作真实的东西而接受下来的知识，即“普遍怀疑”。
笛卡尔首先开始怀疑感官的可靠性。这一点是比较容易质疑的，比如说模糊的地方或者很远的东西上能骗过我们。不过，笛卡尔的理性并没有马上走得很远，没有怀疑一些清晰明白的东西。但是，睡梦却打破这一情况的明晰性。笛卡尔说：“没有什么相当可靠的迹象使人能够清清楚楚地分辨出清醒和睡梦来。”<7>也就是说，睡梦和清醒我们的感官都能给我们一套信息，但我们无法确定哪一套是真的，因为我们不清楚什么时候是醒着，什么时候在做梦。因此，感知无法给我们带来可靠的知识。
其次，需要感知经验建立起来的知识学科——“物理学、天文学、医学、以及研究各种复合事物的其他一切科学都是可疑的、靠不住的”<8>，但是像算学、几何学，以及类似这样性质的其他科学似乎都含有某种确定无疑的东西，它们不大考虑是否存在于自然界中。无论是否在睡梦中，二加三都等于五。但是笛卡尔又无法确定是不是上帝故意不让我们出差错，因为上帝仅仅是“被人说成至善的”。
最后，笛卡尔假定上帝不存在也是可以的。他假定了一位用尽机智来骗我们的妖怪，所有的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外界事物都不过是他用来骗取我轻信的一些假象和骗局。<9>笛卡尔出于对于被骗的恐惧，在第一沉思中，将理智发挥到极致，对人的认知领域相关的“感觉、错觉、幻觉、精神病或癫狂”<10>试图做出一种“搁置”。但这种理性上的努力是十分艰难的。因为理性要求我们的清醒，但是“虚构”的日常现状却不断地把我们拉入“梦境”。
在这个阶段，笛卡尔的理性（“怀疑”）做了一个艰难的工作——他要与过去决裂并给哲学一个新的起点，笛卡尔的真理体系确切地说是从他自身的理性能力引申出来的。理性在此以拒斥谬误、与权威决裂的态度在场，但这里的隐藏的态度是：怀疑仍是为了追求真理的确定性。这一点是笛卡尔与堕入虚无的“怀疑论者”根本不同的地方。
二、我思故我在——主体性的确立
在第一沉思中，理性虽然横扫四方，但同时也随时面临着步入虚无的困境，正如有些学者所说的这是一次“真正的思想历险”<11>。笛卡尔正走在了一个十字路口，幸运的是，笛卡尔早已找准了方向。这就是笛卡尔的“阿基米德的点”——“我思故我在”。
笛卡尔在第二沉思说到：“…我曾说服我自己相信世界上什么都没有，没有天，没有地，没有精神，也没有物体；难道我不是也曾说服我相信连我也不存在吗？绝对不；如果我曾说服自己相信什么东西，或者仅仅是我想到过什么东西，那么毫无疑问我是存在的。”<12>“普遍怀疑”在第一沉思中似乎说明了认识的对象都是值得怀疑的，就在走向深渊的那一刻，“怀疑”发现了“我”，尽管“我”也是认识的对象，而更为重要的是，“我”始终是“怀疑”的主体。也就是说，“我”能够去怀疑天、地、事件万物甚至上帝，但是当“我”怀疑自身的时候，就会得到明晰的自我认识，也就是发现了“我”。这种明确无比的认识上的确定性，终于使得笛卡尔发现了真理的第一原则——“我思故我在”，继而可以引出一条基本原则，“凡是清楚分明地领会的东西都是真的”<13>。
很显然，在这里，“我在”并不牵扯到任何物质性的存在。这也是仅仅从汉译的字面上带给我们最大的理解。一些学者还以“我思故我在”做出了一些批评，比如说举一些婴儿这类个体的例子<14>，说明“我在”与“我思”关联的非因果性。事实上，“这里的‘在’始终不过就是‘思’，这是笛卡尔沉思的真正秘密。就‘我思故我在’而言，他始终停留在‘思’的内部”<15>。 “我思”的思是怀疑，一种理性工具；而“我在”的思却要排除怀疑，达到明晰的确定性。所以在此，笛卡尔所发现的“我”还未达到通过“上帝”证明的“身体”，还停留在思维层面。笛卡尔只能说，“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需要注意的是，笛卡尔确定的一个思维的东西并不只包括理性。笛卡尔问道：“那么我究竟是什么呢？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什么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呢？那就是说，一个在怀疑，在领会，在肯定，在否定，在愿意，在不愿意，也在想象，在感觉的东西。”<16>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笛卡尔并非严格的“理性主义者”，包括他的最重要的方法“理性直观”，调动的也不仅仅是理性能力，同样包括感知、想象、回忆等因素。笛卡尔所要确立的主体——“我”，或许更看重也更信任“理性”能力，这里面的原因或许更多是向蒙昧的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笛卡尔所要确认的“理性”主体并没有所谓的“非理性”的因素。
笛卡尔所确立的“我思故我在”是通过“理性直观”而确立的，而这样的具有明白无误特性的“我在”是具有正当性的，即“主体”在笛卡尔的理性考察中获得了确立。我们虽然可以注意到，笛卡尔在“主体性”理论的验证中理性工具的使用，使得“主体性”的理性主义的本质倾向越发明显；但是从笛卡尔的论述中却不能找到“主体性的本质是理性主义”这样的偏见。
参考文献：
[1][法]笛卡尔 著.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商务印书馆，2009.
[2][法]笛卡尔 著. 谈谈方法[M]. 商务印书馆，2000.
[3][美]S.E.斯通普夫，J.菲泽 著. 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修订第8版）[M].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4]叶秀山 王树人 总主编.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四卷——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英国哲学[M]. 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5] 冯俊 著. 开启理性之门——笛卡尔哲学研究[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6] 俞吾金. “我思故我在”存疑[N]. 解放日报，2011年12月24日第006版.
注 释：
<1>[美]S.E.斯通普夫， J. 菲泽 著. 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修订第8版）[M].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 202.
<2>冯俊 著. 开启理性之门——笛卡尔哲学研究[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序9.
<3><5>[法]笛卡尔 著.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商务印书馆，2009： 16.
<4>[美]S.E.斯通普夫， J. 菲泽 著. 西方哲学史——从苏格拉底到萨特及其后（修订第8版）[M].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9： 203.
<6>[法]笛卡尔 著. 谈谈方法[M]. 商务印书馆，2000：16.
<7>[法]笛卡尔 著.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商务印书馆，2009： 18.
<8>[法]笛卡尔 著.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商务印书馆，2009： 20.
<9>[法]笛卡尔 著.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商务印书馆，2009： 22.
<10><11>叶秀山 王树人 总主编. 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四卷——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英国哲学[M]. 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47.
<12>[法]笛卡尔 著.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商务印书馆，2009： 25.
<13>冯俊 著. 开启理性之门——笛卡尔哲学研究[M].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46.
<14>俞吾金. “我思故我在”存疑[N]. 解放日报，2011年12月24日第006版.
<15>叶秀山 王树人 总主编. 西方哲学史（学术版）第四卷——近代：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英国哲学[M]. 凤凰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50.
<16>[法]笛卡尔 著.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商务印书馆，2009： 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