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海德：
　　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他是惟一在红军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西方人；也是第一个被批准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外国人。
　　原名乔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1910年出生在美国。193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33年到上海，先后在上海广慈医院和来斯特医院工作，后参加了路易·艾黎等人在上海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1936年，经宋庆龄介绍，与埃德加·斯诺一起到陕北保安访问。访问结束后，他便自愿留下来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担任毛泽东的保健大夫。新中国成立后，被任命为卫生部顾问，协助组建中央皮肤性病研究所，主要从事对性病和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直至去世。
　　周幼马：
　　1943年生于延安。1971年在《中国建设》（现《今日中国》）杂志社担任摄影记者，并于1971年到1981年宋庆龄去世前一直担任其私人摄影师。现为全国政协外委会委员、马海德基金会会长、《今日中国》杂志资深摄影师。
　　“他抛弃十里洋场，留在了延安”
　　“亲，我孙子才7岁。”当记者表明我们是年轻人的刊物，希望采访他的儿子或孙子时，电话那头，周幼马俏皮地说道。于是，我们把采访对象改成了这位年近70的“老顽童”，采访地点就在他工作了四十多年的《今日中国》杂志社。虽然早已超过退休年龄，周幼马还是闲不住，每天送完孙子上学就来杂志社找点事儿干。
　　“他是惟一在红军时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西方人；是惟一一名参加了中国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西方人；也是第一个被批准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外国人。”
　　周幼马捧着一本厚厚的画册，一张一张地翻着那些珍贵的老照片，给记者讲述起父亲当年“了不起”的往事。
　　“我爹在美国念了医学博士，毕业后，约了两个小年青一起出来旅游。到了上海，30年代的上海十里洋场，什么都有，挺潇洒的，就没回去了。他们先是在一家外国医院工作，后来合伙开了诊所。在上海，父亲认识了改变他未来人生轨迹的三个人。第一位是美国记者、作家史沫特莱女士，她也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的代表；第二位是经她介绍认识的上海租界督察、新西兰人路易·艾黎，中共地下党的上海电台就设在他家楼上；第三位则是宋庆龄。在一次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胜利节的家庭舞会上，父亲见对面坐着一位非常美丽、高雅的女士，于是请她跳舞。一段舞曲结束，父亲才得知她就是宋庆龄。”就这样，马海德渐渐地了解了中国革命，也渐渐地成为一名思想进步的青年。
　　周幼马翻着画册，津津有味地讲着：“1936年，毛主席请宋庆龄找一名医术水平高的外国医生来陕北苏区进行医疗服务。于是宋庆龄找来了我爹。几经周折，他终于和埃德加·斯诺一起顺利到达。斯诺采访主席的时候，我爹也会坐在一边听。三个月后，斯诺走了，我爹请求留了下来。从此，成了一名红军战士。”
　　在延安的日子，马海德不仅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而且还力所能及地关注着延安所有中共领导人的身体状况。“毛主席犯肩周炎的时候，我爹给他做按摩，教他打乒乓球；睡眠不好的时候，我爹就拉他去散步、跳舞。周恩来右肘粉碎性骨折后，延安医疗条件有限，无法进行手术，恢复得不理想，我爹只要有时间就去看望他，并帮助他按摩和热敷，直到他去苏联治疗。只要彭德怀、贺龙、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林彪、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项英等在延安或来延安开会，我爹总要亲自为他们检查或治疗。”
　　“毛主席的病历还在我们家保存着呢！”周幼马自豪地说道。
　　“他不喜欢坐在办公室，认为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这正是他伟大之处”
　　马海德的美国身份引起了苏联克格勃的兴趣，克格勃曾试图从和马海德一起在延安战斗过的苏联医生阿洛夫口中打探出线索，但什么都没盘问出来。斯大林的特使米高扬在西柏坡也曾向毛泽东说：“马海德是美国侦察机关的间谍，应该把他抓起来。”但毛泽东对马海德深信不疑。周幼马告诉我们，这件事，父亲到死都不知道。
　　虽然周幼马现在对父亲的往事了解得一清二楚，但这也都是近二十年整理父亲的画册慢慢了解的。“原来我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更别提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一块聊了。”
　　新中国成立后，马海德被任命为卫生部的顾问，但是他并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他认为医生的职责就是治病。”于是，他主动要求到了皮肤性病研究所，在中国基本消灭了性病之后，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消灭在中国流行几千年而且谈之色变的麻风病工作中。一年中有大半年，马海德都带着医疗队去往偏远的少数民族地区。
　　“带着行李，有时候得坐上几天几夜的火车，再转卡车、马车，步行才能到。每到一个麻风病村，他都亲自为病人检查身体。有的病人可能自己脱不了鞋，我父亲亲自给他们脱鞋脱袜，把他们的脚放在自己腿上检查足部的溃疡，检查完了再给他们穿上袜子和鞋子。有些病人自己都说：马大夫，您别碰了，太脏了！但父亲还是坚持这么做。作为医生，对于中央领导人和普通群众，他都一视同仁。”
　　除了自己带着医疗队去给麻风病病人治病，马海德还发动全家都去看望关怀麻风病人，和麻风病人握手、吃饭，消除大家的偏见。
　　“有一次，我爹带着我妈和我还有我媳妇儿一起去看望麻风病人，别人都穿防护服，跟去看原子弹爆炸似的，我爹说不用穿，换双鞋就行。换鞋也只是因为要过消毒水怕把鞋弄湿了。”现在，周幼马从父亲那里接过了接力棒，依然会常常去看望麻风病人。
　　“周恩来让我去《中国建设》杂志，我也成了宋庆龄的私人摄影师”
　　周幼马和父亲长得非常像，尤其是那极其浓黑的眉毛和深邃的眼睛。小时候，有个“洋爸爸”却是周幼马的烦恼。每次父亲来学校看望他，都会引起一大帮同学的围观。
　　“抗美援朝期间，我正在八一干部子弟学校就读。老师们一旦抗美援朝的热情上来了，就把我叫过去，‘幼马过来，学个美国兵投降’。我就把棉帽子那个带儿扒拉下去，像个猪耳朵一样，举手投降，然后老师说‘好好好，走吧……’”周幼马绘声绘色地说道。
　　父亲忙着治病，母亲忙着演戏，于是，从小到大，周幼马都只能住校。“每半个月的周六回趟家，爸妈把好吃的都留在那天。不回家的那周末，我爹只要在北京，就一定会来看我。”
　　高中毕业时，成绩不好的周幼马正头疼上不了大学，正好父亲的战友在筹建医科大，于是，幼马回家问父亲：“我学医行吗？”父亲连连摇头，“算了，照相照坏了可以再照，当医生当坏了那可不行！”
　　周幼马考上了电影学院。但大学逍遥了没几年，便赶上“文革”，被分配到张家口“改造”。趁着斯诺和叔叔来中国的契机，周幼马回了北京并写了封信给周恩来：“我是电影学院的学生，很希望继续摄影，不想回张家口。”没想到周恩来很快答复：“可以到宋庆龄的《中国建设》杂志。”
　　“我送了几张片子过去，宋庆龄很喜欢，说你来吧，顺便也给我做私人摄影师。”周幼马说道，“这是我一生中（惟一）有一点儿闪亮的地方”。
　　“宋庆龄很喜欢我。有一次安排我去长春汽车厂拍摄，云梯倒了，我从17米高的地方摔下来，下巴碎了，牙掉了，胳膊折了。宋庆龄知道了很难过。后来我拍的一些照片，她会给人看，说这个没拍好，是因为幼马摔伤了。她喜欢看电影，楼上有个放映机，经常会请朋友去看一些欧美的老电影，我也会受邀。她平时都睡得早，但是只要看电影，就特别精神。别人都在打瞌睡，但她坐在最前排正中间特别精神，有时候看到特别感人的地方，她还会拿出手帕擦眼泪。”说起宋庆龄，周幼马眉飞色舞，“她皮肤很好，所以也很容易过敏，我父亲也常给她看病。她对照片特别谨慎，每次给她拍照，底片和所有洗出来的照片都要给她送过去，她会让她最信得过的保姆在门口等。她也不希望她的照片流散出去，就把照片和底片全烧了”。
　　四十几年的摄影生涯中，周幼马用镜头记录下了不少摄影师无法捕捉到的珍贵瞬间。如今，除了影像，这位老顽童最快乐的事便是每天骑着摩托车接送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