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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的对外开放格局正逐渐向东西双向开放转变，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在构建开放发展新格局、提高产能利用率、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扩宽企业发展空间等方面为湖北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然而，随着“走出去”层次低、企业融资难、复合型人才缺乏等问题的日益凸显，湖北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展步履维艰。为促进湖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畅通和开放型经济发展，构建内陆开放新高地，在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应立足于自身的比较优势，综合考虑沿线各国的国情，构建内陆开放新高地在融资渠道、平台建设、安全保障等方面采取有效的差异化应对策略，消除各种阻碍双方互利共赢合作的壁垒。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开放；互联互通；产能合作；贸易便利化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1-0034-06
一、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发展意味着中国的对外开放格局正逐渐向东西双向开放转变，这为新时代中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优化产业布局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从而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湖北作为中部经济大省，是东西双向开放战略的重要交汇点和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联动发展的重要支点，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中国内陆开放新高地，并充分发挥湖北的现有和潜在优势，对其承接全球产业梯度转移、促进中国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提升湖北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具有深远意义。
目前，随着湖北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的强力推进，湖北的对外开放格局不断拓展，双边贸易进出口和投资增长发展迅速，互联互通进程逐渐加快。如图1所示，2011—2016年，湖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额总体上保持不断增长的趋势，其中，2015年的双边贸易额为132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了73.9%，平均每年增长18.5%。如今，湖北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印度、越南、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的经贸合作已逐渐成为促进中部崛起和湖北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重要助力。另一方面，湖北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制造2025湖北行动纲要》，积极推动湖北优势产业和优秀企业“走出去”，并取得了重大进展。近几年，湖北的对外投资领域和区位选择不断扩大，投资主体也日益多元化，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境外投资热情日益高涨，投资规模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如三环襄轴、长飞光纤、华新水泥、烽火科技和安琪酵母等企业通过并购或项目合作等途径相继在波兰、缅甸、印度尼西亚、南非、伊朗等国家建设生产基地和开发市场，涉及钢材、水泥、汽车、光通信、新能源、生物医药等10多个行业，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由此可见，湖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经贸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
随着湖北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的推进，“走出去”层次低、企业融资难、复合型人才缺乏等问题逐渐显现，并成为抑制湖北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桎梏。为促进湖北更好地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必须清醒认识其背后隐藏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各种阻碍双方互利共赢合作的壁垒，创新产能合作机制。
二、湖北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遵循共商、共享、共建的原则，致力于实现与亚欧非和太平洋地区相关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是中国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和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从而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①。当前，国际市场需求疲软，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湖北面临部分优势产业产能过剩加剧和经济发展失衡的困境，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无疑为湖北构建开放发展新格局、提高产能利用率、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拓宽企业发展空间等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 促进湖北在东西双向开放中加强区域合作，实现货物与要素互通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不断推进，湖北逐渐被推向改革开放的前沿，这不仅契合部分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需求，促进全球产业转型升级，还将为湖北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和促进湖北经济开放发展带来新机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湖北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与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协调叠加效应，开启湖北对外经贸投资合作的新局面，从而有利于增强湖北的中心枢纽功能及其在国内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影响。湖北作为中部经济大省，承东启西，通南贯北，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尤其是武汉享有“九省通衢”的美誉，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倘若湖北能抢抓“一带一路”倡议这个重要机遇期，并充分发挥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加快推进东西双向开放，努力发掘“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新亮点，将有力推动湖北经济开放发展和结构调整。如今，“一带一路”规划将武汉明确定位为六大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之一，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禀赋、产业布局和经济结构等又与湖北迥然不同，双方互补性较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将大大提升湖北贸易的发展空间，并进一步增强湖北的商贸物流枢纽功能，实现货物与要素互联互通，促进湖北开放发展。
2. 推動湖北与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提高产能利用率
长期以来，中国凭借低成本优势主要从事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低端电子产品的生产和贸易，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中国出口商品类别中所占比例最大。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优势主要集中于农牧业和资源型产业，有迫切发展装备制造、矿产开发、通信、钢铁、汽车和水泥等产业的现实需求，而湖北的产业优势正好集中于装备制造、钢铁冶金、汽车、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建筑建材等第二产业，双方在这些产业的合作上存在巨大的利益契合点，从而大大提高了湖北携手沿线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可能②。随着新时代的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渐放缓，部分产业产能过剩和库存高企逐渐成为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掣肘，湖北经济的发展也受制于优势产能过剩加剧、产能利用率和生产效率逐渐下滑，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无疑为湖北与沿线国家展开产能合作、共谋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因此，鼓励和支持相关优势产业大胆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强湖北优势产业的“外溢”效应，不仅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完善沿线国家的产业布局，还有助于缓解湖北产能过剩的压力，提高产能利用率，优化资源配置，促使湖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携手合作中互利共赢。 3. 优化湖北产业布局，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价值链提升
进入新世纪以来，湖北作为国内重要的老牌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现已具备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产业门类齐全，实力雄厚。根据《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国家大力提倡“走出去”的12个重点行业中有9个是湖北的传统优势产业，如建材、钢铁、铁路、轻纺、汽车和通信等，但优势产能过剩不断加剧，且很大一部分集中于中低附加值、技术密集型、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这些产业有很强的发展诉求和合作愿望。湖北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将钢铁、水泥、化工、船舶、汽车、机械、食品等传统优势产能转移至相关国家和地区，不仅满足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需求，还有助于优化双方产业布局，提高国内外资源和市场的利用率，增加双方福利。湖北应以强大的科教优势和科技实力为依托，进一步加强与沿线国家产学研的沟通、合作，携手培育战略性新兴业态，推进湖北企业与沿线国家在电子、光伏、通信、新能源、核电、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交流与合作，逐渐由生产制造向研发、设计、品牌和营销等高端环节升级，促进湖北产业价值链提升，打造驱动湖北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4. 推动企业“走出去”，扩大企业发展空间
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十分滞后，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已成为阻碍各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湖北不仅拥有钢铁、建材、汽车、食品、纺织等优势产业，还具备光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生物医药等千帆竞发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并逐渐成为驱动湖北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同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湖北不仅拥有钢铁（如武钢、鄂钢和冶钢）、建材（如湖北永阳、武汉美利信、三峡新材和长利玻璃）、水泥（如华新水泥和葛洲坝水泥）、装备制造（如武船、武重）、汽车及零部件（如东风、三环和富康）、光电子信息（如长飞光纤）等优势产业，还聚集了众多实力雄厚的优秀企业或机构，如邮科院、中建三局、中交二航局、烽火科技、长江通信等，资金雄厚，科技实力和研发创新能力也都居于国内领先水平。尤其是烽火科技掌握的一批光纤、光电子器件和光通信设备的核心技术，促使武汉光纤光缆的销售量位列全球第一。这些优势产业和优秀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中亚各国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高度契合，无疑为保障湖北顺利实施“走出去”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并推动省内优势产业和优秀企业主动“走出去”，拓展新的海外市场，尤其是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产能合作，不仅有利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理布局和经济结构调整，而且有助于优化国内外资源配置，扩大企业的发展空间，提高湖北企业的海外市场占有率。同时，鼓励和支持湖北企业大胆“走出去”，也有利于激发湖北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寻求技术进步与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产品和服务的提质增效，提升湖北企业国际竞争力。
三、湖北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近年来，湖北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并取得了较大进展，产业发展空间不断扩大，然而“走出去”层次低、企业融资难、复合型人才缺乏等问题也逐渐显现，湖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1.“走出去”区域发展不均衡，层次低
由于湖北各地的对外开放水平参差不齐，“走出去”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日趋明显。一是武汉的外贸发展在湖北“独领风骚”，其它市区相对落后的局面难以改观。2014年，武汉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省外贸总额的61.4%，其他市区所占份额还不到40%，差距悬殊较大。二是湖北的对外贸易产业高度集中于电子电器、机械设备和服装这三类，且大部分都是中低附加值产品，技术复杂度不高，竞争力不强，出口利润比较微薄。三是湖北“走出去”层次低，对外投资水平和质量不高。目前，湖北大多数“走出去”的企业仍处于产业链低端，对外投资主要以贸易型项目为主，生产性项目相对较少，且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品牌效应不高，核心竞争力较弱，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四是湖北企业整体“走出去”依然呈现出武汉“独占鳌头”的现象，其它市州的对外投资业务发展相对滞后，且“走出去”的区域覆盖面较小，产业結构发展不均衡，水泥建材、食品加工等产业的市场发展趋势较好，但高新技术产业进展缓慢。同时，也缺乏像烽火科技那样有境外营销网络的“建营一体化”项目，导致“走出去”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抵御风险能力较弱。
2. 企业融资难，资金约束瓶颈大
由于湖北目前并未建立“走出去”专项基金，也尚未与丝路基金、亚投行、中国—中欧合作基金等建立相关工作机制，加上商业银行贷款审批难度大，导致企业在“走出去”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时仍普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③。一方面，当湖北企业走出国门，尤其是在亚非拉等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海外投资时，国内金融机构因缺乏对当地经营情况的了解而担忧“走出去”投资的风险，往往不太敢于为这些“走出去”企业提供足额融资支持。尤其是民营企业“走出去”很难获得国内金融机构的“青睐”，贷款支持力度非常小，融资来源极其有限。另一方面，国内融资支持力度不够致使企业资金匮乏，严重制约了企业及时更新生产设备和增加研发投入，导致湖北企业的发展前景不明朗，难以获得沿线国家金融机构的贷款支持。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都是欠发达国家或低收入经济体，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合作较少，湖北企业能够获得当地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和办理相关金融业务的机会十分有限，在当地生产经营获得的收入也难以直接转回国内。因此，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由于受困于政策约束、资金支持力度不够、自有资金短缺、向当地金融机构贷款难度大等因素而无力承担很多好项目的投资。
3.“走出去”的配套服务制度不完善，助力小
湖北企业进军“一带一路”市场将面临陌生的经营环境、政策法规、文化习俗和行为方式等，以多数湖北企业目前的风险管控能力还难以有效应对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尤其是“走出去”的民营中小企业能及时获得有效信息的途径非常狭窄，对投资对象国的政策法规、宗教习俗、市场环境等缺乏充分的了解，贸然投资，很容易导致投资失利。目前，湖北极其缺乏能有效整合多样化信息的研究机构和服务平台，不能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及时、准确和高效的信息咨询服务，从而影响企业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特别是相关支持政策、法规制度严重滞后，政府助力不够。如今，湖北多数企业正试图努力抢抓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这一黄金机遇，通过开发“一带一路”市场以进一步拓展企业的发展空间，提高市场占有率，但国家层面的配套政策、法规制度等仍较滞后。在鼓励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方面，除了国家层面的丝路基金、中国—中欧合作基金、亚投行等以外，湖北的相关支持政策和制度创新严重不足，配套资金支持力度明显不够。同时，相关部门对“走出去”企业的项目审批程序和出国手续纷繁复杂，各部门协调性不高，办事拖沓，周期长，效率低，不利于企业及时抢抓最佳的投资并购机会。 4. 国际化经营人才缺乏，合规经营能力不足
湖北“走出去”企业队伍中民营企业占了70%以上，除了融资困难，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缺乏也严重阻碍了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多数企业的海外投资经营主要依靠华人华侨和熟人网络，再加上政府和中介组织的服务水平跟不上，对目的国的投资环境、市场潜力等缺乏深入调研和分析，导致湖北企业“走出去”面临一些不必要的投资风险和成本，“走出去”企业投资失败的比例居高难下。目前很多湖北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经验相对较少，企业自身的管理机制尚不健全，缺乏合规经营的意识和自觉性以及长期可持续经营发展的战略思考，导致我省企业“走出去”海外投资的风险加大。部分企业甚至采用压价等不正当竞争手段争夺国际市场份额，由此引发的工程和产品质量问题导致双方贸易摩擦和冲突不断，严重损害了国家和行业的整体形象和信誉。
四、湖北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进一步深化海陆内外联动和东西双向开放的重要战略载体④。湖北作为内陆省份，外向型经济发展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短板，因此，湖北应抢抓“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并主动与长江经济带、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中心城市等发展战略有机衔接起来，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的大跨越。
1. 加快互联互通，推动投资和贸易便利化
一是以自贸区建设为契机加快开放型经济体制创新，突出互联互通。湖北应充分发挥“两横两纵”与“一带一路”和“一主两副”与“两圈两带一群”之间的联动和帶动作用，遵循试点先行，以湖北自贸试验区建设为契机，促进货物、要素和服务互通。在积极学习吸收上海等自贸区建设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按照“成熟一批、推广一批”的原则，抓紧在全省推广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逐步推进各区域经济开放、协调、平衡发展⑤。
二是完善湖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运输体系。共同建设畅通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是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⑥，湖北作为内陆开放的先行区，承载着“一带一路”和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等多项国家战略，而基础设施建设是互联互通的基本保障，湖北要想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交通运输问题，帮助沿线各国完善交通和通信设施建设才能为湖北与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合作提供便利。因此，湖北应携手沿线各国兴建高铁、高速公路、港口、机场和完善通信设施等，促进湖北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便利化发展。
三是发挥政府部门的统筹协调职能，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企业顺利“走出去”离不开各部门的共同支持和统筹协调，湖北应不断加强经信委、海关、商务厅、口岸办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合作，共同解决企业“走出去”开展业务所面临的各种困难。一方面，要注重通关政策的协调，完善进出口通关制度，为湖北企业“走出去”精简通关手续，提高通关效率，增强湖北与沿线国家的货物通关和人员往来便利，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要提高行政效率，在办理项目审批、人员出入境等方面简政放权，缩短办理周期，减少抑制企业“走出去”的各种障碍。
2. 结合自身产业特征合理制定产业政策，积极参与国际产能合作
湖北作为中国重要的老牌工业基地之一，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在光电子信息、建筑建材、装备制造、钢铁冶金、纺织服装、生物医药、食品加工、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已具有较强的工业基础。但“一带一路”地域范围广泛，而且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和产业布局大相径庭，湖北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应立足于自身的产业特征，综合考虑沿线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合理制定产业政策，不断优化对外经贸合作的区位选择，实现彼此之间的优势互补和合作共赢。一是鼓励钢铁冶金、石化和食品加工等资源密集型产业在资源丰富的沿线国家设立原材料供应基地，保障原材料供给，也可选择一些基础条件好、政治稳定、在粮食、食用菌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展开现代农业合作。二是在推动光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制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向沿线国家输出产品的同时，引进欧盟、新加坡、以色列、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等科技发达、技术研发能力强的发达国家和高收入经济体的跨国企业资金、技术，加强与有关国家在电子、光伏、高铁、核电等高新技术产业的交流与合作，促使湖北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得到提升。三是支持纺织服装、装备制造、建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及中低端电子产业进行产能输出，以满足东南亚、南亚、非洲和拉美地区等发展中国家促进工业化发展的迫切需求。四是引导和鼓励勘察设计、工程咨询、建筑设计、运营维护、物流等服务业到沿线国家建立境外服务网络，提高品牌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
3. 加快平台机制体制建设，创新经贸合作模式
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瞬息万变的背景下，完善经贸合作和信息服务平台机制体制建设，畅通境内外企业交流和对接的渠道，减少信息不对称，能有效减少对外投资的成本和风险。一是在华创会、中部国际产能合作论坛等已有平台的基础上，不定期举办形式多样的“双向对接交流”和“宣传推介”系列活动，并通过互联网平台、电视广告、报纸等宣传项目信息，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二是通过省领导带队出访、实地调研、参加博览会、培训交流会等途径组织湖北企业与对象国洽谈，为促进双方经贸合作创造机会。三是加强与境外投资环境研究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中外商协会等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对外经贸合作信息和政策的沟通合作机制，为湖北企业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提供及时、准确的营商环境、市场潜力、风险分析和法律援助等信息服务。四是加强湖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电子口岸平台等网络贸易平台的建设与维护，增强信息整合能力，促进双方经贸合作便利化。
与此同时，湖北企业应创新合作发展方式，降低投资风险。一是建立海外经贸园区。湖北可在东盟、中东欧等地区选择营商环境较好的国家设立经贸合作区，然后建立湖北企业工业园区，可展开集群式对外投资，通过抱团“走出去”，共享资源和信息，形成产业集群，降低对外投资风险。二是探索和尝试投建营一体化合作方式。湖北要借助已有的融资平台，加强双多边金融合作，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建立以政府为引导、银行为补充、企业为主体的投建营一体化合作机制，并与国际产能合作相结合，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联合“走出去”，集聚发展，提高企业拓展市场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三是发展跨国并购相互持股模式。相互持股的合作方式不仅能实现双方优势互补，更快适应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这种利益捆绑有利于让投资地政府和企业实现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 4. 创新金融发展模式，拓展企业融资渠道
一是充分利用自贸区制度优势为企业提供融资便利。自贸区作为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实验区，政府应在对外投资项目审批、金融服务、外汇管理、通关手续等方面简政放权，提高行政效率，消除影响湖北企业“走出去”的金融发展障碍⑦。一方面，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原则，设立由政府控股的投资母基金，并将其打造为湖北企业对外投资贸易的第一投融资平台；另一方面，综合运用PPP项目融资方式、风险投资机构、资产证券化、融资租赁等多种融资方式，吸引更多的民间和社会资本的参与，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支撑⑧。
二是充分借鉴上海、广东等地在金融发展模式方面的优良做法。目前，上海已经成为内陆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标杆，深圳的前海等地在积极探索金融支撑实体经济发展方面也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湖北应加快对这些地区的调研和学习，努力探索其在金融创新方面的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进一步为企业发展拓宽融资渠道。一方面，在发展目标上主动对标上海，促进金融企业总部或第二总部集聚发展，将武汉打造成中国中部金融中心。另一方面，在发展模式方面积极学习深圳前海等地的优良做法，支持设立投资母基金和专项基金，进而撬动社会资本的参与。同时，加强对企业开拓“一带一路”市场的专项融资支持。对于优势产业和兼具援助性质的工程和项目，鼓励金融机构给予优惠贷款扶持，政府予以一定的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并对其在资本市场融资给予一定支持。完善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和对企业的支持政策，前期可对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的出口信用保险保费给予一定程度的财政补贴，鼓励湖北企业“走出去”⑨。
5. 促进文化交流融合，加快实现民心相通
首先，应利用好国际会议、国际会展、重大科研项目、国际合作站等政府平台，推动沿线国家建立在汉经贸联络处和在汉领事机构，并相互增设更多人才合作交流平台，促进湖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人文交流。其次，立足于本省的科教资源优势，鼓励和支持双方学生和高级人才相互交流、访学和联合培养。针对大部分落后地区科教资源匮乏的现状，湖北应进一步放宽对相关地区學生来鄂学习深造的准入门槛，适度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的招生人数，并为他们提供更加优质的学习生活环境。再次，充分开发本土的优质旅游资源，重点推介组织湖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精品旅游，发掘历史文化资源并做好影视文化产业，打造对外交流文化优质品牌。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卫生条件极其落后，尤其是疟疾、艾滋病和埃博拉疫情成为东南亚和非洲国家的心头重患。湖北应充分利用本土的优势医疗资源与相关地区的医疗机构展开合作，合作开发病毒疫苗，通过加强医疗援助来改善落后地区人民的健康生活状况。
6. 健全安全保障体系，降低对外经贸合作风险
由于部分沿线国家在主权政治、地缘冲突、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一定分歧，这对本土企业“走出去”带来巨大挑战。湖北企业在对外投资和贸易之前应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和风险评估，并合理建立相应的风险预警机制，为重大政治风险的发生做好事前监测。面对国外瞬息万变的政治经济形势，企业在投资、生产、销售等过程中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对此企业应进行充分的调研和学习，进一步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同时，应加大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尤其是注重对汇率、利率和商业信用的变动对企业经营带来的不良影响，并合理运用各类金融工具来规避降低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不同的民俗文化和宗教信仰，湖北企业在对外展开经贸合作之前，应将当地宗教禁忌、文化习俗和商业传统纳入前期调研工作中，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
注释：
① 人民出版社：《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4页。
② 朱新蓉、吕勇斌：《“一带一路”战略与湖北发展机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报》2016年第511期。
③ 武汉发展战略研究院：《武汉建设“‘一带一路’投融资交易平台”的初步构想》，《研究参阅》2017年第5期。
④ 张高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新格局》，《人民日报》2016年1月16日。
⑤ 裴昱：《自贸试验区边试验边总结》，《中国经营报》2016年4月9日。
⑥ 贺晓雁：《就“一带一路”建设有关问题答记者问》，《人民日报》2015年3月30日。
⑦ 全毅：《中国自贸园区发展进程与福建自贸区建设策论》，《发展研究》2016年第11期。
⑧ 刘澍：《推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人民日报》2017年5月11日。
⑨ 郭静：《我国企业利用出口信用保险开拓“一带一路”新兴市场研究》，《经济论坛》2015年第9期。
作者简介：陈继勇，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蒋艳萍，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陈大波，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陈孝兵）
关键词：一带一路；对外开放；互联互通；产能合作；贸易便利化
中图分类号：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8）01-0034-06
一、引言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发展意味着中国的对外开放格局正逐渐向东西双向开放转变，这为新时代中国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优化产业布局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从而实现可持续健康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湖北作为中部经济大省，是东西双向开放战略的重要交汇点和长江经济带与“一带一路”联动发展的重要支点，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中国内陆开放新高地，并充分发挥湖北的现有和潜在优势，对其承接全球产业梯度转移、促进中国各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和提升湖北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的地位具有深远意义。
目前，随着湖北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的强力推进，湖北的对外开放格局不断拓展，双边贸易进出口和投资增长发展迅速，互联互通进程逐渐加快。如图1所示，2011—2016年，湖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额总体上保持不断增长的趋势，其中，2015年的双边贸易额为132亿美元，比2011年增长了73.9%，平均每年增长18.5%。如今，湖北与“一带一路”沿线的印度、越南、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泰国和马来西亚等国的经贸合作已逐渐成为促进中部崛起和湖北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的重要助力。另一方面，湖北认真贯彻落实《中国制造2025湖北行动纲要》，积极推动湖北优势产业和优秀企业“走出去”，并取得了重大进展。近几年，湖北的对外投资领域和区位选择不断扩大，投资主体也日益多元化，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境外投资热情日益高涨，投资规模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如三环襄轴、长飞光纤、华新水泥、烽火科技和安琪酵母等企业通过并购或项目合作等途径相继在波兰、缅甸、印度尼西亚、南非、伊朗等国家建设生产基地和开发市场，涉及钢材、水泥、汽车、光通信、新能源、生物医药等10多个行业，投资规模不断扩大。由此可见，湖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边经贸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度不断提高。
随着湖北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工作的推进，“走出去”层次低、企业融资难、复合型人才缺乏等问题逐渐显现，并成为抑制湖北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桎梏。为促进湖北更好地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必须清醒认识其背后隐藏的各种问题和挑战，并采取有效措施消除各种阻碍双方互利共赢合作的壁垒，创新产能合作机制。
二、湖北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新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遵循共商、共享、共建的原则，致力于实现与亚欧非和太平洋地区相关国家的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是中国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和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从而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①。当前，国际市场需求疲软，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湖北面临部分优势产业产能过剩加剧和经济发展失衡的困境，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无疑为湖北构建开放发展新格局、提高产能利用率、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拓宽企业发展空间等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1. 促进湖北在东西双向开放中加强区域合作，实现货物与要素互通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不断推进，湖北逐渐被推向改革开放的前沿，这不仅契合部分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需求，促进全球产业转型升级，还将为湖北参与国际产能合作和促进湖北经济开放发展带来新机遇。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湖北充分发挥“一带一路”倡议与长江经济带战略的协调叠加效应，开启湖北对外经贸投资合作的新局面，从而有利于增强湖北的中心枢纽功能及其在国内经济发展格局中的影响。湖北作为中部经济大省，承东启西，通南贯北，交通网络四通八达，尤其是武汉享有“九省通衢”的美誉，区位优势得天独厚。倘若湖北能抢抓“一带一路”倡议这个重要机遇期，并充分发挥其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加快推进东西双向开放，努力发掘“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的新亮点，将有力推动湖北经济开放发展和结构调整。如今，“一带一路”规划将武汉明确定位为六大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之一，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禀赋、产业布局和经济结构等又与湖北迥然不同，双方互补性较强，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将大大提升湖北贸易的发展空间，并进一步增强湖北的商贸物流枢纽功能，实现货物与要素互联互通，促进湖北开放发展。
2. 推動湖北与沿线国家的产能合作，提高产能利用率
长期以来，中国凭借低成本优势主要从事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产品和中低端电子产品的生产和贸易，劳动密集型产品在中国出口商品类别中所占比例最大。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优势主要集中于农牧业和资源型产业，有迫切发展装备制造、矿产开发、通信、钢铁、汽车和水泥等产业的现实需求，而湖北的产业优势正好集中于装备制造、钢铁冶金、汽车、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建筑建材等第二产业，双方在这些产业的合作上存在巨大的利益契合点，从而大大提高了湖北携手沿线国家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可能②。随着新时代的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增速逐渐放缓，部分产业产能过剩和库存高企逐渐成为抑制中国经济发展的掣肘，湖北经济的发展也受制于优势产能过剩加剧、产能利用率和生产效率逐渐下滑，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无疑为湖北与沿线国家展开产能合作、共谋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因此，鼓励和支持相关优势产业大胆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强湖北优势产业的“外溢”效应，不仅有助于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工业化发展，完善沿线国家的产业布局，还有助于缓解湖北产能过剩的压力，提高产能利用率，优化资源配置，促使湖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携手合作中互利共赢。 3. 优化湖北产业布局，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价值链提升
进入新世纪以来，湖北作为国内重要的老牌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现已具备较完善的工业体系，产业门类齐全，实力雄厚。根据《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国家大力提倡“走出去”的12个重点行业中有9个是湖北的传统优势产业，如建材、钢铁、铁路、轻纺、汽车和通信等，但优势产能过剩不断加剧，且很大一部分集中于中低附加值、技术密集型、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这些产业有很强的发展诉求和合作愿望。湖北通过国际产能合作将钢铁、水泥、化工、船舶、汽车、机械、食品等传统优势产能转移至相关国家和地区，不仅满足了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需求，还有助于优化双方产业布局，提高国内外资源和市场的利用率，增加双方福利。湖北应以强大的科教优势和科技实力为依托，进一步加强与沿线国家产学研的沟通、合作，携手培育战略性新兴业态，推进湖北企业与沿线国家在电子、光伏、通信、新能源、核电、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交流与合作，逐渐由生产制造向研发、设计、品牌和营销等高端环节升级，促进湖北产业价值链提升，打造驱动湖北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4. 推动企业“走出去”，扩大企业发展空间
近年来，“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十分滞后，经济结构比较单一，已成为阻碍各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而湖北不仅拥有钢铁、建材、汽车、食品、纺织等优势产业，还具备光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汽车、智能装备、生物医药等千帆竞发的高新技术产业体系，并逐渐成为驱动湖北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同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湖北不仅拥有钢铁（如武钢、鄂钢和冶钢）、建材（如湖北永阳、武汉美利信、三峡新材和长利玻璃）、水泥（如华新水泥和葛洲坝水泥）、装备制造（如武船、武重）、汽车及零部件（如东风、三环和富康）、光电子信息（如长飞光纤）等优势产业，还聚集了众多实力雄厚的优秀企业或机构，如邮科院、中建三局、中交二航局、烽火科技、长江通信等，资金雄厚，科技实力和研发创新能力也都居于国内领先水平。尤其是烽火科技掌握的一批光纤、光电子器件和光通信设备的核心技术，促使武汉光纤光缆的销售量位列全球第一。这些优势产业和优秀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中亚各国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高度契合，无疑为保障湖北顺利实施“走出去”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并推动省内优势产业和优秀企业主动“走出去”，拓展新的海外市场，尤其是加强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产能合作，不仅有利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理布局和经济结构调整，而且有助于优化国内外资源配置，扩大企业的发展空间，提高湖北企业的海外市场占有率。同时，鼓励和支持湖北企业大胆“走出去”，也有利于激发湖北企业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寻求技术进步与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产品和服务的提质增效，提升湖北企业国际竞争力。
三、湖北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近年来，湖北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并取得了较大进展，产业发展空间不断扩大，然而“走出去”层次低、企业融资难、复合型人才缺乏等问题也逐渐显现，湖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1.“走出去”区域发展不均衡，层次低
由于湖北各地的对外开放水平参差不齐，“走出去”区域发展不均衡的问题日趋明显。一是武汉的外贸发展在湖北“独领风骚”，其它市区相对落后的局面难以改观。2014年，武汉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占全省外贸总额的61.4%，其他市区所占份额还不到40%，差距悬殊较大。二是湖北的对外贸易产业高度集中于电子电器、机械设备和服装这三类，且大部分都是中低附加值产品，技术复杂度不高，竞争力不强，出口利润比较微薄。三是湖北“走出去”层次低，对外投资水平和质量不高。目前，湖北大多数“走出去”的企业仍处于产业链低端，对外投资主要以贸易型项目为主，生产性项目相对较少，且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品牌效应不高，核心竞争力较弱，难以形成规模经济。四是湖北企业整体“走出去”依然呈现出武汉“独占鳌头”的现象，其它市州的对外投资业务发展相对滞后，且“走出去”的区域覆盖面较小，产业結构发展不均衡，水泥建材、食品加工等产业的市场发展趋势较好，但高新技术产业进展缓慢。同时，也缺乏像烽火科技那样有境外营销网络的“建营一体化”项目，导致“走出去”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抵御风险能力较弱。
2. 企业融资难，资金约束瓶颈大
由于湖北目前并未建立“走出去”专项基金，也尚未与丝路基金、亚投行、中国—中欧合作基金等建立相关工作机制，加上商业银行贷款审批难度大，导致企业在“走出去”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时仍普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③。一方面，当湖北企业走出国门，尤其是在亚非拉等欠发达国家和地区进行海外投资时，国内金融机构因缺乏对当地经营情况的了解而担忧“走出去”投资的风险，往往不太敢于为这些“走出去”企业提供足额融资支持。尤其是民营企业“走出去”很难获得国内金融机构的“青睐”，贷款支持力度非常小，融资来源极其有限。另一方面，国内融资支持力度不够致使企业资金匮乏，严重制约了企业及时更新生产设备和增加研发投入，导致湖北企业的发展前景不明朗，难以获得沿线国家金融机构的贷款支持。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都是欠发达国家或低收入经济体，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合作较少，湖北企业能够获得当地金融机构的融资支持和办理相关金融业务的机会十分有限，在当地生产经营获得的收入也难以直接转回国内。因此，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由于受困于政策约束、资金支持力度不够、自有资金短缺、向当地金融机构贷款难度大等因素而无力承担很多好项目的投资。
3.“走出去”的配套服务制度不完善，助力小
湖北企业进军“一带一路”市场将面临陌生的经营环境、政策法规、文化习俗和行为方式等，以多数湖北企业目前的风险管控能力还难以有效应对瞬息万变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尤其是“走出去”的民营中小企业能及时获得有效信息的途径非常狭窄，对投资对象国的政策法规、宗教习俗、市场环境等缺乏充分的了解，贸然投资，很容易导致投资失利。目前，湖北极其缺乏能有效整合多样化信息的研究机构和服务平台，不能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及时、准确和高效的信息咨询服务，从而影响企业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特别是相关支持政策、法规制度严重滞后，政府助力不够。如今，湖北多数企业正试图努力抢抓融入“一带一路”建设这一黄金机遇，通过开发“一带一路”市场以进一步拓展企业的发展空间，提高市场占有率，但国家层面的配套政策、法规制度等仍较滞后。在鼓励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方面，除了国家层面的丝路基金、中国—中欧合作基金、亚投行等以外，湖北的相关支持政策和制度创新严重不足，配套资金支持力度明显不够。同时，相关部门对“走出去”企业的项目审批程序和出国手续纷繁复杂，各部门协调性不高，办事拖沓，周期长，效率低，不利于企业及时抢抓最佳的投资并购机会。 4. 国际化经营人才缺乏，合规经营能力不足
湖北“走出去”企业队伍中民营企业占了70%以上，除了融资困难，国际化经营管理人才缺乏也严重阻碍了民营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多数企业的海外投资经营主要依靠华人华侨和熟人网络，再加上政府和中介组织的服务水平跟不上，对目的国的投资环境、市场潜力等缺乏深入调研和分析，导致湖北企业“走出去”面临一些不必要的投资风险和成本，“走出去”企业投资失败的比例居高难下。目前很多湖北企业的国际化经营经验相对较少，企业自身的管理机制尚不健全，缺乏合规经营的意识和自觉性以及长期可持续经营发展的战略思考，导致我省企业“走出去”海外投资的风险加大。部分企业甚至采用压价等不正当竞争手段争夺国际市场份额，由此引发的工程和产品质量问题导致双方贸易摩擦和冲突不断，严重损害了国家和行业的整体形象和信誉。
四、湖北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代背景下中国进一步深化海陆内外联动和东西双向开放的重要战略载体④。湖北作为内陆省份，外向型经济发展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一大短板，因此，湖北应抢抓“一带一路”发展机遇，并主动与长江经济带、长江中游城市群、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中心城市等发展战略有机衔接起来，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和对外开放水平的大跨越。
1. 加快互联互通，推动投资和贸易便利化
一是以自贸区建设为契机加快开放型经济体制创新，突出互联互通。湖北应充分发挥“两横两纵”与“一带一路”和“一主两副”与“两圈两带一群”之间的联动和帶动作用，遵循试点先行，以湖北自贸试验区建设为契机，促进货物、要素和服务互通。在积极学习吸收上海等自贸区建设的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按照“成熟一批、推广一批”的原则，抓紧在全省推广自贸试验区改革试点经验，逐步推进各区域经济开放、协调、平衡发展⑤。
二是完善湖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通运输体系。共同建设畅通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是融入“一带一路”建设的基础⑥，湖北作为内陆开放的先行区，承载着“一带一路”和中国（湖北）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等多项国家战略，而基础设施建设是互联互通的基本保障，湖北要想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经贸合作，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交通运输问题，帮助沿线各国完善交通和通信设施建设才能为湖北与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合作提供便利。因此，湖北应携手沿线各国兴建高铁、高速公路、港口、机场和完善通信设施等，促进湖北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便利化发展。
三是发挥政府部门的统筹协调职能，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企业顺利“走出去”离不开各部门的共同支持和统筹协调，湖北应不断加强经信委、海关、商务厅、口岸办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合作，共同解决企业“走出去”开展业务所面临的各种困难。一方面，要注重通关政策的协调，完善进出口通关制度，为湖北企业“走出去”精简通关手续，提高通关效率，增强湖北与沿线国家的货物通关和人员往来便利，降低贸易和投资成本。另一方面，政府部门要提高行政效率，在办理项目审批、人员出入境等方面简政放权，缩短办理周期，减少抑制企业“走出去”的各种障碍。
2. 结合自身产业特征合理制定产业政策，积极参与国际产能合作
湖北作为中国重要的老牌工业基地之一，尤其是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在光电子信息、建筑建材、装备制造、钢铁冶金、纺织服装、生物医药、食品加工、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已具有较强的工业基础。但“一带一路”地域范围广泛，而且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和产业布局大相径庭，湖北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应立足于自身的产业特征，综合考虑沿线各国经济发展状况，合理制定产业政策，不断优化对外经贸合作的区位选择，实现彼此之间的优势互补和合作共赢。一是鼓励钢铁冶金、石化和食品加工等资源密集型产业在资源丰富的沿线国家设立原材料供应基地，保障原材料供给，也可选择一些基础条件好、政治稳定、在粮食、食用菌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的发展中国家展开现代农业合作。二是在推动光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制药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向沿线国家输出产品的同时，引进欧盟、新加坡、以色列、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等科技发达、技术研发能力强的发达国家和高收入经济体的跨国企业资金、技术，加强与有关国家在电子、光伏、高铁、核电等高新技术产业的交流与合作，促使湖北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得到提升。三是支持纺织服装、装备制造、建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及中低端电子产业进行产能输出，以满足东南亚、南亚、非洲和拉美地区等发展中国家促进工业化发展的迫切需求。四是引导和鼓励勘察设计、工程咨询、建筑设计、运营维护、物流等服务业到沿线国家建立境外服务网络，提高品牌影响力和国际竞争力。
3. 加快平台机制体制建设，创新经贸合作模式
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瞬息万变的背景下，完善经贸合作和信息服务平台机制体制建设，畅通境内外企业交流和对接的渠道，减少信息不对称，能有效减少对外投资的成本和风险。一是在华创会、中部国际产能合作论坛等已有平台的基础上，不定期举办形式多样的“双向对接交流”和“宣传推介”系列活动，并通过互联网平台、电视广告、报纸等宣传项目信息，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二是通过省领导带队出访、实地调研、参加博览会、培训交流会等途径组织湖北企业与对象国洽谈，为促进双方经贸合作创造机会。三是加强与境外投资环境研究机构、会计师事务所、中外商协会等机构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对外经贸合作信息和政策的沟通合作机制，为湖北企业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提供及时、准确的营商环境、市场潜力、风险分析和法律援助等信息服务。四是加强湖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跨境电子商务、电子口岸平台等网络贸易平台的建设与维护，增强信息整合能力，促进双方经贸合作便利化。
与此同时，湖北企业应创新合作发展方式，降低投资风险。一是建立海外经贸园区。湖北可在东盟、中东欧等地区选择营商环境较好的国家设立经贸合作区，然后建立湖北企业工业园区，可展开集群式对外投资，通过抱团“走出去”，共享资源和信息，形成产业集群，降低对外投资风险。二是探索和尝试投建营一体化合作方式。湖北要借助已有的融资平台，加强双多边金融合作，拓宽企业融资渠道，建立以政府为引导、银行为补充、企业为主体的投建营一体化合作机制，并与国际产能合作相结合，引导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联合“走出去”，集聚发展，提高企业拓展市场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三是发展跨国并购相互持股模式。相互持股的合作方式不仅能实现双方优势互补，更快适应市场需求，更重要的是这种利益捆绑有利于让投资地政府和企业实现风险共担和利益共享。 4. 创新金融发展模式，拓展企业融资渠道
一是充分利用自贸区制度优势为企业提供融资便利。自贸区作为金融自由化改革的实验区，政府应在对外投资项目审批、金融服务、外汇管理、通关手续等方面简政放权，提高行政效率，消除影响湖北企业“走出去”的金融发展障碍⑦。一方面，坚持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的原则，设立由政府控股的投资母基金，并将其打造为湖北企业对外投资贸易的第一投融资平台；另一方面，综合运用PPP项目融资方式、风险投资机构、资产证券化、融资租赁等多种融资方式，吸引更多的民间和社会资本的参与，为企业“走出去”提供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支撑⑧。
二是充分借鉴上海、广东等地在金融发展模式方面的优良做法。目前，上海已经成为内陆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标杆，深圳的前海等地在积极探索金融支撑实体经济发展方面也积累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湖北应加快对这些地区的调研和学习，努力探索其在金融创新方面的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进一步为企业发展拓宽融资渠道。一方面，在发展目标上主动对标上海，促进金融企业总部或第二总部集聚发展，将武汉打造成中国中部金融中心。另一方面，在发展模式方面积极学习深圳前海等地的优良做法，支持设立投资母基金和专项基金，进而撬动社会资本的参与。同时，加强对企业开拓“一带一路”市场的专项融资支持。对于优势产业和兼具援助性质的工程和项目，鼓励金融机构给予优惠贷款扶持，政府予以一定的财政补贴和税收减免，并对其在资本市场融资给予一定支持。完善出口信用保险制度和对企业的支持政策，前期可对企业拓展“一带一路”市场的出口信用保险保费给予一定程度的财政补贴，鼓励湖北企业“走出去”⑨。
5. 促进文化交流融合，加快实现民心相通
首先，应利用好国际会议、国际会展、重大科研项目、国际合作站等政府平台，推动沿线国家建立在汉经贸联络处和在汉领事机构，并相互增设更多人才合作交流平台，促进湖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人文交流。其次，立足于本省的科教资源优势，鼓励和支持双方学生和高级人才相互交流、访学和联合培养。针对大部分落后地区科教资源匮乏的现状，湖北应进一步放宽对相关地区學生来鄂学习深造的准入门槛，适度扩大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生的招生人数，并为他们提供更加优质的学习生活环境。再次，充分开发本土的优质旅游资源，重点推介组织湖北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精品旅游，发掘历史文化资源并做好影视文化产业，打造对外交流文化优质品牌。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卫生条件极其落后，尤其是疟疾、艾滋病和埃博拉疫情成为东南亚和非洲国家的心头重患。湖北应充分利用本土的优势医疗资源与相关地区的医疗机构展开合作，合作开发病毒疫苗，通过加强医疗援助来改善落后地区人民的健康生活状况。
6. 健全安全保障体系，降低对外经贸合作风险
由于部分沿线国家在主权政治、地缘冲突、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一定分歧，这对本土企业“走出去”带来巨大挑战。湖北企业在对外投资和贸易之前应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和风险评估，并合理建立相应的风险预警机制，为重大政治风险的发生做好事前监测。面对国外瞬息万变的政治经济形势，企业在投资、生产、销售等过程中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对此企业应进行充分的调研和学习，进一步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同时，应加大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尤其是注重对汇率、利率和商业信用的变动对企业经营带来的不良影响，并合理运用各类金融工具来规避降低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都有不同的民俗文化和宗教信仰，湖北企业在对外展开经贸合作之前，应将当地宗教禁忌、文化习俗和商业传统纳入前期调研工作中，避免出现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
注释：
① 人民出版社：《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4页。
② 朱新蓉、吕勇斌：《“一带一路”战略与湖北发展机遇》，《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报》2016年第511期。
③ 武汉发展战略研究院：《武汉建设“‘一带一路’投融资交易平台”的初步构想》，《研究参阅》2017年第5期。
④ 张高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打造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开放新格局》，《人民日报》2016年1月16日。
⑤ 裴昱：《自贸试验区边试验边总结》，《中国经营报》2016年4月9日。
⑥ 贺晓雁：《就“一带一路”建设有关问题答记者问》，《人民日报》2015年3月30日。
⑦ 全毅：《中国自贸园区发展进程与福建自贸区建设策论》，《发展研究》2016年第11期。
⑧ 刘澍：《推进一带一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人民日报》2017年5月11日。
⑨ 郭静：《我国企业利用出口信用保险开拓“一带一路”新兴市场研究》，《经济论坛》2015年第9期。
作者简介：陈继勇，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蒋艳萍，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陈大波，武汉大学美国加拿大经济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陈孝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