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12日，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个日子并不需要太多介绍。
　　当天，四川以汶川为中心发生了8.0级地震。不过5天之后，在地震中失去一条腿的刘岗均就被告知，他要参加奥运火炬的传递。
　　当时刘岗均还躺在重庆人民医院的病床上等待手术，因在地震中被石块压住右腿，他说服前来救援的妻子和小舅子用水果刀把右腿切断才活了下来，但伤口当然需要清理。
　　当年8月8日举办的夏季奥运会3个月后就要在北京举行，那是中国第一次承办这种“彰显国力”的体育赛事。从地震伤员中选拔代表传递火炬的决定是临时作出的，人选的确定却很快。在逃出震区的路上，刘岗均在亲友的帮助下“断腿求生”的故事就被传成了“自己切断了一条腿”，他还因此被冠以“当代关公”的名号，然后迅速成为当地政府向奥委会举荐的对象。
　　刘岗均急着向前来病房传递消息的媒体、领导解释：“（腿）不是我自己搞断的，是我下的决心，请人给我搞断的。”不过没人愿意纠正这个错误，因为它听起来似乎非常能振奋那些被地震吓破胆、伤透心的人。“老刘，都这样了，就不要斤斤计较这些小细节了。”他们对刘岗均说。
　　最后，刘岗均被医院的救护车护送去了火炬传送地—重庆大礼堂门口。
　　时间是6月15日，他坐在轮椅上完成了火炬传递。跑他上一棒的人是唐山地震的幸存者，而他那一棒被有意设置成了50米，比别的火炬手多出30米。
　　刘岗均至今还记得当时的“人生巅峰”感。但这种感受终究短暂，10年过去，地震带给刘岗均及数万当地人的影响依然未能消退。

重建

　　从成都出发，向西北方向行驶两个小时，平坦道路的前方会出现连绵的高山。四川盆地、成都平原的边缘到了，而前方就是当年汶川地震的中心地带。
　　这片平原与高山的接壤地本来山清水秀，当地人也早就学会了成都平原中央那种“喝茶、打牌、遛鸟”式的生活。如果不是地震，它们很可能成为随后10年里周边游和民宿创业者们的理想之地。
　　地震改变了一切。当年的地震造成近7万人丧生，一座县城（北川）、两个小镇（汉旺、映秀）以及数个村庄成为废墟，仅北川县城被四周大山滑坡掩埋的面积就达1/3—当时不少人即使逃出了不够结实的建筑，也没能逃出山石和沙土的倾覆。
　　北川老县城所在地在地震发生前就是已知的断裂带，但除了地震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还有人在讨论，之后再也没人追究过未能及时搬迁的问题。
　　人人都赶着重建。
　　从地震中走出来的人先被集中安置在邻近县城的体育场，两三个月后，他们就被挪去其他各地政府“援建”的塑钢板房。

　　所谓援建，是中央政府用行政命令要求一些财政收入富足的省市一对一地对口支援震区，不仅出钱，还要出人建造。建完简易的临时板房，它们还需承揽原址附近重建新县城、小镇的过程，既包括住宅、学校，还包括公路、桥梁等。其中，江苏援建了包括汉旺镇在内的绵竹市，而山东援建了北川县。
　　不到3年，北川新县城、汉旺和映秀的新小镇就交工了。当地人可以以成本价买走这些安置房。除了住宅和公路，江苏援建绵竹的项目还有一座新体育馆—尽管使用率很低。
　　当地人对重建心怀感激，“新修的县城很漂亮，让我们的生活往前提了10年。”杜雨婧说。她目前就和儿子住在政府提供的安置房里。
　　眼前的一切都宣告着地震已经远去，新生活早已开始。不过内心的重建远不像修房子那么迅速。
　　传递完火炬后，刘岗均得知了儿子其实没有找到的消息。他不知道众人之前为何隐瞒了他。回到病房后，他在传递火炬时表现出的那种生存斗志直线下降。原本想留给儿子的火炬被他卖掉，拍得的20多万元钱直接捐给了灾区。
　　四处搜索照片时，他才知道儿子生前正在交往一个女朋友。那个女孩寄来了合照，夫妻二人才算是拥有了唯一一张儿子的照片。
　　儿子的人生尚未展开就结束了，这让刘岗均尤为遗憾。两年后结束板房生活，有机会分到宽敞的安置房时，他只要了个一居室。不知道是不是出于自责，他不打算收养，也不打算再生育，只想在基本生活水平下和妻子一同度过余生。
　　刘岗均拖着残缺的腿在重庆大礼堂门口传递火炬的时候，杜雨婧正躲在绵阳体育馆的帐篷里流泪。她在地震中失去了丈夫和婆婆，只有自己和儿子幸存。逃出震区后，她每天都在大脑里回放地震发生时的那个下午，以及山崩地裂、伸手不見五指的30秒。
　　当年，杜雨婧31岁，儿子5岁。下午2点25分，她被儿子哀求着代替爸爸送自己去幼儿园。两人走出房子后3分钟，地震开始了。杜雨婧抱着儿子躲在离得最近的房子的楼梯角落活了下来，丈夫和婆婆所在的那栋被称作家的房子却整体碎掉了，找到时两人都没了温度。
　　刚住进帐篷时，大家还在相互诉说地震发生时的恐怖经历：有人看到10多米宽的地缝；有人掉了下去；有人在菜市场的躺椅上午休，大地裂开的时候先是掉了进去，然后又被来自地球内部的气体吹上了“岸”……过了一两个月，重点开始变成了相亲—毕竟以后怎么活下去才是最紧迫的。 　　地震制造了很多单亲家庭，有的人没了丈夫，有的人没了妻子，还有的全家只剩一个人。政府虽然提供安置房，家庭消费、学生读书之类的花销还需要各个家庭自己承担。那些家庭健全的人开始走出帐篷去打工。怀着为儿子解决经济问题的心情，杜雨婧参加了相亲。地震过后第三个月，她与一个在地震中失去妻子的男人结合成新家庭。
　　这段仓促结合的婚姻维持了7年后宣告结束。男方的大儿子和家族始终不接受杜雨婧母子，“他们觉得我的孩子要是女孩就好了，以后成家不用花钱。两个儿子的话压力太大了。”杜雨婧说。
　　经由现实的新挫折，杜雨婧最初在地震经历里感受到的恐怖和自责，逐渐转化为对未来的畏惧。一年又一年，她不知道这些伤痛“什么时候是头儿”。
　　地震后接连受挫的人不只杜雨婧。就像地震常常引发泥石流、疫病等次生灾害一样，地震后又经历一连串生活打击的大有人在—尤其在那些想要改变现况的人身上。

　　向慧琴也在地震中失去了唯一的孩子—一个已经读到高中的女儿。不过与刘岗均不同的是，她和丈夫都积极地想再有个孩子。两年后，他们领养了一个小女孩。然而不幸很快又降临了。女孩3岁时，向慧琴的丈夫发生车祸去世。
　　整个家族都因向慧琴的遭遇紧张了起来。向慧琴的外甥女徐莫枫和家族里的其他人都相信她再也受不了任何打击了，那个孩子是最后的稻草，“一定不能有事”。全家人都对这个女孩极为宠爱。如今她13岁了，一旦不如意，就会说出“出门让车撞死”之类的话。
　　徐莫枫认为向慧琴的教育方式有问题，比如她没有与女儿平等对话，也有意回避有关地震以及“为什么没有爸爸”之类敏感问题的沟通。但她又觉得这其实很难解决，“你很难要求一个年过五十的人，能跟一个可以当孙女、事实却是女儿的孩子有良好沟通。”她说。事实上，向慧琴也没有真正消化地震带来的创伤。
　　徐莫枫算是当年地震的幸运儿。地震发生时，她不在北川县城，而在山里的老家读小学。除了屋顶的瓦片被震得纷纷滑落，她没受多大的伤，也没失去谁，从地震中逃脱时也没有看到过于可怕的景象。
　　这种幸运让徐莫枫对震后生活的记忆甚至有快乐的瞬间。吃掉救援部队向山区空投的食物后，降落伞的迷彩色绳子会被徐莫枫和她的同伴们捡去编成各种小玩意。她对那段时光记忆深刻的是那条降落伞绳编成的腰带，每个男孩都有。还有只有他们学校的学生才有的黄色T恤，“上面写着‘抗震救灾’，比校外的人其他颜色的衣服好看一些，那段时间还是板房里的时尚引领。”徐莫枫说。

新裂缝

　　谁又真正走出来了呢？
　　“很多人不同程度都还存在一些问题。”刘岗均说，因为当年被冠上了“当代关公”的明星光环，他有机会接触到更多心理救助机构、社工“老师”的帮助，但多数人没有这种机会。
　　大概到震后第五年，刘岗均才逐渐停止流泪，杜雨婧走到这一天则花了9年时间。
　　和第二任丈夫解除婚姻后，2017年，杜雨婧回到了地震刚结束时的状态—与儿子相依为命。为维持生计，她出门找到一份在方太专卖店里当销售员的工作。活到40岁，这是她人生的第一份正式工作。地震前，她只在餐厅短暂当过服务员，和当时县城里大部分女孩子的想法差不多，她的人生设想也是相夫教子。
　　当服务员只要态度好就行，当销售却要找到对方需求才能把东西卖出去，这让杜雨婧近10年来第一次把心思从与地震及自己身上移开。电视剧《我的前半生》上演时，她还好好学习了剧中那位离婚妈妈的“绝地求生”精神，“她离婚后也是当了销售，和我一样。出来才发现自己年龄大了，学历跟不上了，也跟我一样。”杜雨婧说，那个角色在电视剧里的成功给了她力量。

　　多数人的内心重建都属于杜雨婧这种状况—靠自己撑过去，以及有足够的运气遇到转机。外地高校支援的心理救助和社工组织在震后不久就从灾区撤出了，“他们很早就跟我说，‘我们迟早是要离开的，你们要有能力自己做救助工作’。”刘岗均说，支援的社工组织离开后，他接手了位于汉旺新城的社工机构—名称还在，只是队员都换成了曾与有经验的社工合作过的当地 人。
　　对各个心理救助机构的人，刘岗均统称“老师”。“老师”们并不建议对求助者作出是否患有抑郁症或焦虑症的判断—即便他们看起来非常符合相应病理学特征，但很多人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
　　随着时间过去越来越久，人们碰面时也越来越少谈起地震或与之相关的东西。刘岗均担心，那些还没走出来的人会变得更沉默，到时不仅没有创伤的人和受过创伤的人之间存在尴尬，同样经历了创伤的人之间也难以相互理解。
　　这种裂缝已经出现了。事隔10年，北川的程山航有机会见到那个据说幸运地因迟到未被教学楼埋没的小男孩时，对方木讷的眼神看起来很难改变。
　　更大的裂缝出现在重建后的资源分配和重建模式本身。刘岗均从市级“领导”们那里接连听到对上访的抱怨，当地政府明显希望刘岗均的社工组织能扮演社会矛盾的缓冲角色，有时候他会去做上访者的工作，说明政府的不易，有时候他也会对着向他抱怨的官员反击：“你们就是该让残疾人、残疾家庭享受的政策没有按规定给到位，你们不能完全怪他们。”
　　对于重建模式，也有人有不同意见。“我承认震后援建让震区的生活条件提前发展了10年。但你看这个地方有活力吗？”程山航指着崭新的北川新县城说。
　　这个建得像大学校园的新县城晚上七点半过后就不再有公交车了，最市中心的地方除了医院、中学和酒店还在运营着，大部分街边商铺都关门了，县城内仅有的两座大型超市—好又多和乐购都不赚钱。接受采访当天，杜雨婧刚从绵阳逛街回来。见到妹妹，她对后者的第一句话就是少在北川买衣服，不然会“跟不上时尚”。
　　重建后的北川新县城和汉旺新城也没有什么公司或娱乐设施了。在老汉旺长大的刘洋原本对小镇非常自豪，那里既有东方汽轮厂、煤矿、造纸厂和水泥厂，还有音乐喷泉广场和夜市。这些在汉旺新城都消失了，整个城镇只剩住宅区。因为当地没有工作机会，从小希望在家乡生活的刘洋大学毕业后去了德阳。
　　随着年轻人以及那些想要搬离伤心地的人的离开，新北川、汉旺、映秀的人口不增反减，有经济发动机之称的房地产业在当地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异地重建新城后，老北川、老汉旺和老映秀则变成了地质公园和爱国教育基地，建筑隊进去加固受损建筑后，开放给公众参观。
　　刘岗均不反对当地政府这样做。毕竟生活要继续，人们也需要有地方寄托哀伤。但有人把它变成观光生意，甚至当地人进去也要乘坐电瓶车—一种变相门票，他开始不满。“我说了不要这么搞，他们还这样。”他抱怨着。
　　北川遗址没有收费。不过，“沉痛悼念特大地震遇难同胞”不远处就到处悬挂着“建设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标语，程山航反感这些。他想不通地震带来的伤痛和爱不爱国之间有什么关系。既然政府想发展旅游业，作为一个北川人和创业者，他想过用另一种方式打响北川这张品牌，即仿照日本熊本县，凸出北川这个羌族自治县的羌族文化，然后才是关于地震。
　　与当地政府沟通了一段时间后，程山航放弃了这个想法，原因很简单：无论成不成功，北川这个品牌，最终应该归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