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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故乡》是一篇取材于作者亲身经历的小说。鲁迅自1912年随中华民国教育部北迁赴京供职之后，曾于1919年底返回故乡绍兴，将全家迁到北京。根据这次搬家的经历，鲁迅创作了著名的短篇小说《故乡》。鲁迅的生活经历、思想状况、人生感受等，在小说中都有反映。
小说为读者呈现了两个故乡：记忆中的故乡和现实中的故乡。记忆中的故乡是美丽的，但这美丽是虚幻的；现实中的故乡是萧索的，但这萧索是真实的。记忆中故乡的人物是少年闰土和青年杨二嫂。少年闰土是个健康活泼、富有活力、勇敢机敏的小英雄，杨二嫂是个年轻美貌的“豆腐西施”。现实中故乡的人物是中年闰土和老年杨二嫂。中年闰土神情悲苦又愚昧、麻木，是个“木偶人”；老年杨二嫂则变成了自私、贪婪、势利、泼悍庸俗的小市民。记忆中的故乡是美丽的，因为儿童用直觉的感性的眼光看世界，看到的是世界美好的一面；成人用理性的批判的眼光看世界，看到的世界既是美好的，也是有缺憾的。这样，呈现在儿童眼中的世界是理想的完美的世界，而成人眼中的世界是真实的有缺憾的世界。
《故乡》中故乡的美丽和萧索正是中国百姓在“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真实生活的写照。
记忆中故乡的人们生活在“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那个时代，故乡是那么“美好”。景物美好：“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人物美好：闰土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杨二嫂终日坐着，很文静，被称为“豆腐西施”。小说中描绘的平静美好的生活，有鲁迅先生自己早年生活的影子。鲁迅早年的生活相对稳定，家庭经济条件尚可，13岁前，鲁迅生活无忧无虑，家中有四五十亩水田和一些店面房子，是个衣食无忧的小康之家。如《故乡》中描绘的那样：“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鲁迅自己也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这些内容在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和小说《故乡》《社戏》等作品中反复出现，可见鲁迅对童年的美好生活的留恋。小说中“我”回故乡是为了搬家，也是为了寻找遗失的童年的梦，寻找自己精神的家园。然而，故乡的美丽只存在于记忆中。无论是“我”还是闰土的童年生活，并不像回忆中的那么美好。“我”家也只需要雇佣一个“忙月”，而闰土的父亲却需要做“我”家的“忙月”，以维持自己家的生计。“我”对童年生活的美好记忆，就是对童年纯真友谊的记忆；再者，“我”处于“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纪，所以故乡的美丽永远留在了记忆深处。
现实中故乡的人们生活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社会的黑暗腐败，打破了人们“暂时做稳奴隶”时代的平静生活的美梦。小说中闰土的遭遇：“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是天下千千万万穷苦百姓和城市小市民、小资产阶级的共同遭遇。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我”不得不卖掉老屋，搬到“我”谋食的异地去；农民闰土则麻木、呆滞，抱怨“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小市民杨二嫂势利、泼辣，说话尖刻，为了一点小便宜，不惜造谣说“我”“放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社会的黑暗腐败，腐蚀了心灵，麻木了精神，摧毁了道德的底线。对这一点，鲁迅本人深有体会。在13岁这年，鲁迅平静温馨的生活被打破了。由于一场变故，周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骤然败落下来，鲁迅在别人的白眼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所以在他记忆深处，既保留了童年生活的温馨，也保存了少年时代的伤心往事。鲁迅先生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强烈的生活反差，给他的心灵烙上深深的阴影。弗洛伊德说，作家的创作就是对过去的、特别是儿童期受压抑的经验的回忆。作家与作品中的人物是同一的，每部作品都是一场幻想，其中的主角归根到底是“自我”。作家创作的动机必然与作家的童年愿望有关。这些愿望没有得到实现，变成无意识隐藏起来，以后便创作一个幻想的世界（艺术作品）来补偿这一愿望。梦只在记忆中，现实粉碎了美梦。童年的故乡是“我”理想的精神家园，现实的故乡却令人失望至极。但鲁迅并未停止探索，正如小说《故乡》结尾所写的那样：“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故乡》这篇小说为我们呈现了中国百姓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真实生活，但作者希望“我们的后辈……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希望“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参考资料：
1.甘竞存主编《鲁迅研究概论》，江苏教育出版社。
2.鲁迅《鲁迅小说集》，作家出版社。
小说为读者呈现了两个故乡：记忆中的故乡和现实中的故乡。记忆中的故乡是美丽的，但这美丽是虚幻的；现实中的故乡是萧索的，但这萧索是真实的。记忆中故乡的人物是少年闰土和青年杨二嫂。少年闰土是个健康活泼、富有活力、勇敢机敏的小英雄，杨二嫂是个年轻美貌的“豆腐西施”。现实中故乡的人物是中年闰土和老年杨二嫂。中年闰土神情悲苦又愚昧、麻木，是个“木偶人”；老年杨二嫂则变成了自私、贪婪、势利、泼悍庸俗的小市民。记忆中的故乡是美丽的，因为儿童用直觉的感性的眼光看世界，看到的是世界美好的一面；成人用理性的批判的眼光看世界，看到的世界既是美好的，也是有缺憾的。这样，呈现在儿童眼中的世界是理想的完美的世界，而成人眼中的世界是真实的有缺憾的世界。
《故乡》中故乡的美丽和萧索正是中国百姓在“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真实生活的写照。
记忆中故乡的人们生活在“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那个时代，故乡是那么“美好”。景物美好：“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的沙地，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人物美好：闰土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少年，项带银圈”，“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杨二嫂终日坐着，很文静，被称为“豆腐西施”。小说中描绘的平静美好的生活，有鲁迅先生自己早年生活的影子。鲁迅早年的生活相对稳定，家庭经济条件尚可，13岁前，鲁迅生活无忧无虑，家中有四五十亩水田和一些店面房子，是个衣食无忧的小康之家。如《故乡》中描绘的那样：“那时我的父亲还在世，家景也好，我正是一个少爷。”鲁迅自己也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存留。他们也许要哄骗我一生，使我时时反顾。”这些内容在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和小说《故乡》《社戏》等作品中反复出现，可见鲁迅对童年的美好生活的留恋。小说中“我”回故乡是为了搬家，也是为了寻找遗失的童年的梦，寻找自己精神的家园。然而，故乡的美丽只存在于记忆中。无论是“我”还是闰土的童年生活，并不像回忆中的那么美好。“我”家也只需要雇佣一个“忙月”，而闰土的父亲却需要做“我”家的“忙月”，以维持自己家的生计。“我”对童年生活的美好记忆，就是对童年纯真友谊的记忆；再者，“我”处于“少年不识愁滋味”的年纪，所以故乡的美丽永远留在了记忆深处。
现实中故乡的人们生活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社会的黑暗腐败，打破了人们“暂时做稳奴隶”时代的平静生活的美梦。小说中闰土的遭遇：“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是天下千千万万穷苦百姓和城市小市民、小资产阶级的共同遭遇。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我”不得不卖掉老屋，搬到“我”谋食的异地去；农民闰土则麻木、呆滞，抱怨“却总是吃不够……又不太平……什么地方都要钱，没有定规……收成又坏。种出东西来，挑去卖，总要捐几回钱，折了本；不去卖，又只能烂掉……”；小市民杨二嫂势利、泼辣，说话尖刻，为了一点小便宜，不惜造谣说“我”“放了道台”，“有三房姨太太，出门便是八抬的大轿”。社会的黑暗腐败，腐蚀了心灵，麻木了精神，摧毁了道德的底线。对这一点，鲁迅本人深有体会。在13岁这年，鲁迅平静温馨的生活被打破了。由于一场变故，周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骤然败落下来，鲁迅在别人的白眼中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代。“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所以在他记忆深处，既保留了童年生活的温馨，也保存了少年时代的伤心往事。鲁迅先生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强烈的生活反差，给他的心灵烙上深深的阴影。弗洛伊德说，作家的创作就是对过去的、特别是儿童期受压抑的经验的回忆。作家与作品中的人物是同一的，每部作品都是一场幻想，其中的主角归根到底是“自我”。作家创作的动机必然与作家的童年愿望有关。这些愿望没有得到实现，变成无意识隐藏起来，以后便创作一个幻想的世界（艺术作品）来补偿这一愿望。梦只在记忆中，现实粉碎了美梦。童年的故乡是“我”理想的精神家园，现实的故乡却令人失望至极。但鲁迅并未停止探索，正如小说《故乡》结尾所写的那样：“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故乡》这篇小说为我们呈现了中国百姓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的真实生活，但作者希望“我们的后辈……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希望“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参考资料：
1.甘竞存主编《鲁迅研究概论》，江苏教育出版社。
2.鲁迅《鲁迅小说集》，作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