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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个体记忆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社会记忆是一个大我群体全部成员的社会经验之总和，能够帮助人们总结得失、汲取力量，维持和促进社会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作为个体记忆的产物，回忆录、回忆文章也是一种档案文献资料，转化为社会记忆后可以惠及今人、泽被后世。
【关键词】个体记忆；社会记忆；回忆录；回忆文章
记忆是指人们能够记住经验过的事物，并能在以后再现或回忆，或者在其重新呈现时能够再认识。记忆分个体独有的记忆和社会共有的记忆，前者会随着个人的死亡而消失，后者则可以永久存在。个体记忆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了维持和促进社会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人类需要集中和积累分散的、凌乱的个体记忆，形成社会记忆。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小到家庭、单位、地区，大到阶级、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均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保留着关于过去生活的历史记录便是明证。
社会记忆是一个大我群体全部成员的社会经验之总和。作为一种外在的记忆方式和重要载体，档案文献资料可以即时地、源源不断地吸纳新的社会文化信息，并发挥存储、提取、应用、重构诸功能，凝聚历史文化积淀的成果，扩充和延续社会记忆。一代又一代人对其进行研究、开发和利用，便可将社会记忆存储起来，传播开来，承续下去。
对于河南传媒发展史的研究者、爱好者而言，官方的档案文献和影像资料固然有其重要的利用价值，但是个人的回忆录、回忆文章无疑也有着不容忽略的补充价值和参阅价值。基于此种认识和考虑，从2010年2月起，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报刊志编辑部开始编印内部刊物《河南新闻史料选编》，主要刊发不同时期有关河南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及各类新媒体创立和发展的历史事件、新闻活动、新闻界人物事迹等史料。这些史料大都是以回忆录、回忆文章的形式第一次披露，作者或为当事人，或为知情者，少数篇什则是作者利用相关资料撰写而成。
打捞那些行将沉没，甚至可能湮灭的史实，为河南传媒事业留下珍贵的记忆，这便是我们赋予刊物的使命和职能。我们拟定了总体原则、编辑思路和约稿要求，采取多种方式约请老报人搜寻、捡拾曾经的记忆，将那些具有存史价值、纪念意义，足可感悟晚辈、警示后人的陈年旧事发掘出来，尽力转化成档案文献资料，作为社会记忆长久地保存下去，以使之惠及今人、泽被后世。
为世人提供一面折射历史的“镜子”
每个历史的经历者和知情人，都有责任为后人留下历史记录。特别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历史现场的参与者和知情者，尤需有积极的存史态度。正如王海光所言：“能否为后人提供一个真实的历史样本，会直接影响到他们鉴往知来的历史感知能力。”[1]回忆录、回忆文章是当事人或知情者对有关历史事实的记忆，其史料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美国档案学者F·杰拉尔德·汉姆认为，记录和保存文化的档案文献是人类举起的一面折射历史的“镜子”[2]。回忆录、回忆文章作为个体记忆之产物，其实也是一种档案文献资料，转化为社会记忆后同样可以产生折射历史的“镜子”一般的功用。
《河南新闻史料选编》刊发的具有存史价值的史料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全面回顾河南日报创设、发展和腾飞历史。如颜道瑞、石晓林合写的《历史将永远铭记——河南日报发展史考察纪略》。该文翔实地记录了河南日报自创刊前夕至今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创刊时办公条件、印刷设备都相当简陋，编辑部人员睡的是地铺、吃的是窝头，编写稿子时伏在煤油灯下，用的是木杆蘸水笔，墨水是用红、蓝颜料对水制成的；印刷车间只有4台平版印刷机，印报用的是粗劣的麻纸。1949年6月1日出版《河南日报》创刊号时没有电力，工人用双手摇动印刷机的轮把，摇动一圈只能印一张报纸，一台机器每小时才印1000多张。如今，办公场所是在雄伟壮丽、全智能型的报业大厦，印刷设备形成大、中、小型彩色胶印轮转系列，每小时的印刷量高达600万对开张，奉献给读者的是印刷精美、绚丽悦目的彩色报纸，报社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魏玉明的《从三灯收音机到全球卫星网》，详细地记述了河南日报传输手段衍变、更新和提升的过程：报社成立之初，电台人员竟是用一台仅有三只电子管、接收效果很差的三灯收音机接收新华社消息。后来人工抄报被淘汰，改为打字机抄报，又取消摩尔斯电码，试用海尔印字机收报，进而改为模写机收报，改为模写电传通信。改革开放后，更新为传真印字机，传输媒介开始使用微波。1986年从国外引进微型计算机、调制解调器等先进设备，以计算机微波远程数据通信为媒介，河南日报与新华社成为“点对点”的通信伙伴。1995年淘汰上述设备，实现了激光照排自动传输文字稿和照片，1999年又安装KU波段卫星收稿系统，可直接快速地边收边打印，或收后选择打印。2000年安装了全球卫星网，可以快捷地传输文字、图片通稿，文字、图片专稿及图表新闻等。
二、披露河南日报创刊前后一些鲜为人知或知悉面很窄的“秘闻”。如贺宝荣的《在〈河南日报〉创刊的日子里》、于为民的《毛泽东主席为〈河南日报〉题写报头》。贺宝荣在回忆录中追述了《河南日报》创刊以前的“一段极不寻常的经历”：1948年10月24日，省会开封获得第二次解放，次日中共开封临时特委决定创办《开封日报》，组建一个接管小组接收了国民党4家官方报馆残存的一些设备和一堆字盘、字架。1949年3月开始筹备出版《河南日报》，印刷设备及工艺均达不到要求，印刷厂人员群策群力，终使条件趋于成熟，如期完成《河南日报》创刊号的印刷任务。于为民在回忆文章中披露了毛主席为《河南日报》题写报头的内幕：1949年9月，省政府主席吴芝圃等人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期间，恳请毛主席为《河南日报》题写报头。毛主席说：“各家报纸都让我写报头，那全国的报头岂不成了清一色了？还是不写为好。”经大家再三请求，毛主席终于答应了，在一张8开大小的宣纸上题写4组“河南日报”字样。
还有记述河南日报创刊时期的通讯员遴选、培养工作的，如于为民的《〈河南日报〉创刊时期的通讯员工作》《一封来信寄真情》。前文介绍，《河南日报》创刊之初即非常重视党报通讯工作和通讯员队伍建设：二版《社会服务》专栏发表工人通讯员的来信，并在专栏中展开讨论。不久《社会服务》专栏刊登启事，欢迎工人、农民、军人、学生、商人以及各阶层群众、各机关干部投稿，报社在开封市各区设置投稿箱。1950年11月制定《本报通讯员工作暂行条例》，翌年5月对通讯员重新登记。《河南日报》创刊两周年之际，举办了首届通讯员、读报员评奖活动。报社在采通科设立城市、豫东、豫西3个通联组，配备20多人分工负责，后改为在各编辑业务组配备通联干部2至3人。编辑部还经常邀请通讯员进行座谈。《一封来信寄真情》披露的则是一条逸闻：一位叫宋平的朋友从古玩市场淘到一封1949年6月19日河南日报编辑部采通科写给通讯员的亲笔信，用毛笔写在三张16开的“河南日报社用笺”上，笔迹工整严谨，一丝不苟，反映了写信者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 三、广泛吸纳与河南日报有着血肉联系的历史资料，充实和丰富河南新闻史料库。于为民的《寻访〈冀鲁豫日报〉》介绍，《冀鲁豫日报》作为中共冀鲁豫区委机关报，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出版的与河南有关的一份重要报纸，1941年8月创刊后，由于战火连绵，一直是地下印刷，地点也不固定。1941年秋，有两股伪军到处搜寻报社印刷厂，边区党委决定将报社搬迁到黄河南岸边庄村的一处地下室。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报社迁至菏泽。1949年8月，《冀鲁豫日报》随着冀鲁豫边区的撤销而停刊，并入《平原日报》，后并入《河南日报》。李怀燎的《〈漫画月刊〉创刊始末》回顾了《漫画月刊》前期的发展历程：1985年2月，《漫画月刊》筹办人员从中原油田筹措经费1万元，当年10月正式出版第一期《漫画月刊》。其后，相继举办青少年创作漫画大赛、“中州杯”等一系列全国性漫画大赛，还办了13期漫画讲习班或漫画研讨班。1989年9月，在郑州大学新闻系开办漫画大专班，被漫画家华君武誉为“中国自盘古开天地以来的第一个”。1992年国庆节前后，首次在北京举行的“漫画月刊精品展”引起全国轰动。
四、拓宽视野，扩大领域，从浩瀚的史海中钩沉，为河南新闻史料库缀珠结贝，拾遗补阙。如于为民的《战地记者笔下的安阳保卫战》，叙写日寇发动“七七事变”后，大举向中国内地发起进攻，范长江等6名年轻的战地记者，深入炮火连天的前线，报道抗战初期河北、河南境内的战况，反映安阳保卫战中日本鬼子之凶狠残暴、抗日军民之英勇顽强，并以大量的事实、细节和数据揭示了保卫战之惨烈悲壮。再如于为民的《范长江与河南的不解之缘》，在回叙范长江解放前的战地记者生涯、解放后的新闻活动及领导工作之后，重点讲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范长江蒙冤受屈的经历，尤其是到河南确山芦庙“五七干校”后接受劳动改造，遭受折磨、迫害而自杀的过程。
生动地呈现历史发生过程中的情态
梁启超认为，情态是“过而不留”的事情，文字传写困难，为史者“摹体尚易，描态实难”。情态反映的是人们在历史现场中的历时性作为，展示各种当事者在历史事件中的态度、神态、言行等现场表现，是还原历史原生态时最难把握的知性内涵。
一般说来，档案文献是对当事者已经表现出来的言行的记录，对当时的历史场景、人物言表往往忽略不记或所记甚少。因此，对于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历史活动，还需要当事人或知情者的回忆加以补充。回忆录这种文本方式最适宜保存历史发生过程中的情态。当事人写当时事，有着个人亲历的特点，能够清楚地了解历史场景的知性，可以提供大量的情节、具体的细节和特有的语境，使后人了解历史的情态，理解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河南新闻史料选编》刊发的不少篇什，记述的是作者采写新闻报道时的经历和背景，以及新闻报道背后的故事和花絮。这些回忆录在写作上也都颇有特色，可圈可点：叙述、描写交融，详略处理得当，对人物言行均有生动的描摹，对历史细节亦有准确的勾勒，传神之笔俯拾即是。
魏德忠在《要把镜头对准群众》一文中，回顾了跟随毛泽东主席采访的难忘经历。毛主席生前曾20次视察或经过河南，作者参与过8次采访活动，从中精心选取了若干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分别在《共产党要敬老尊贤》《下蔡在什么地方》《你们要把镜头对准群众》三节中，集中笔墨加以描写和刻画，充分展示了毛主席的领袖风采、博学多识及思想内涵。作者在另一篇回忆录《我心中的丰碑》中，采用类似的方法和技巧，将6次跟随周恩来总理采访的见闻和感受，集中于《在关虎屯：他和农民画等号》《在陕县：他示意记者给群众照相》《处处尊重别人，以礼待人》三节中，或繁或简地呈现出来，使周总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时时处处不忘关心、体贴、照顾别人的作风、品质和伟岸的形象，立体地矗立在读者眼前，给人留下突出的感觉和深刻的印象。这两篇回忆录对领袖人物的动作、对话均有栩栩如生的描写，个别地方甚至让人能够透过字面看出心理活动，历史现场的情态和知性跃然纸上。
侯庆学在《亲历马振扶事件》一文中，追记了一段沉甸甸的历史。从起初对事件的处理到后来的平反昭雪，作者先后5次参与采访报道，了解到很多幕后故事和历史细节。《事件回放》《江青借端生事与“钦差”行色》与《荒诞的升级批判》三节，叙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江青等人的推波助澜，以及事件演变、升级的过程，有不少描写情节、细节、气氛及作者感触的文字颇为精彩。全文以作者的目睹耳闻为主，辅以间接材料相映衬，真实而生动地呈现了历史原貌。
黄锡景在回忆录《藏北高原的记者生涯》中，记述了1979年至1986年的援藏经历，有背景交代，有情况概述，有感怀抒情，亦不乏具象描写。比如写其第一次骑马采访时“摔下来好几回，跌得鼻青脸肿，屁股和大腿上磨出了好几道血印，疼得钻心，夜里睡觉翻个身、伸伸腿都困难”。再如写其下乡采访20多天，骑马走了3个乡、10多个作业组和放牧点，返程中翻越一座海拔5000多米的高峰时“天气奇冷，嘴里哈出的气随即变成了冰粒……鼻毛结霜后‘哈啦哈啦’作响，手冷得连拉马缰绳都抬不起了，双脚冻得在马镫里麻木了”。透过这些精细逼真、生动传神的描写，读者对河南省援藏人员在恶劣环境中、艰苦条件下的工作与生活，足以产生可触可感、刻骨铭心的印象和认知。
以个人感悟给后辈以启迪、教益和警示
记忆将过去与现在相连，而且联系着未来。然而，“与记忆相比，遗忘更容易发生。重要的时刻、内容，如果不借助媒介记录下来，很快便会烟消云散”[3]。由记忆到回忆是对经验的识记、保持、再现和确认，人们将以前经验过、感知过、记忆在大脑中的事物回忆起来，而后加以梳理，整理成文字，这便是回忆录或回忆文章。“进入个人记忆中的亲身经历只要被思索和组织，并用来实践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目的，它便可称为历史经验。”[4]由于遗忘的不可避免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许多人所记忆的只是那些能够被回忆，或者说具有回忆价值的历史经验。这就是说，通过回忆而呈现出来的历史，乃是主体欲使现实接受的历史，它所构成的价值则是接受者在现实中运用的意义。 我国新闻史上著名的报业企业家史量才曾提出“办报记史”的思想，旨在为后人留下“真史”“信史”，为历史留下更多、更好的细节和史料。[5]身为传媒业界的工作者，个人的经历与媒体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密切相关，因而同样需要秉持“记史”的理念，从记忆的仓库中搜寻那些“西瓜”或“芝麻”，记录下自己的阅历、体验、感受和认识，给后辈以启迪、教益和警示，在呈现历史的同时映照当下，并昭启未来。
魏德忠的《我们见证了红旗渠的诞生》和杨富臻的《难忘的会战岁月》，写的都是自己参与报道大项目建设的经历。前者围绕“红旗渠修建10年，我跟踪采访了10年”着笔，落脚点为“修建红旗渠是艰苦的，采访红旗渠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之所以能坚持10年去拍照，应该说是在修渠人们的精神感染和激励下进行的。那时虽然苦，但苦中有乐，因为拍摄的那种忘我劳动的场景，总是给人一股股暖流，给人以无穷的力量”，从叙事到说理，自然而然地升华了主题。后者写其参与焦枝铁路会战战报的采访工作，足迹遍布诸多隧道、桥梁的工地，参与会战的工人、农民、军人和机关干部群情激昂、干劲冲天的劳动场景，他们中涌现的感人肺腑、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激励着我们不辞劳苦、不分昼夜地工作，都及时作了报道，同时也使我们受到了一场深刻的思想教育和新闻业务锻炼”，从亲身经历中抽象出教化箴言，使接受者入目入心，丝毫不觉得生硬。
李根林在《我与考古专家的交往》中，主要讲述两篇重大新闻的发现及采写经过，说明与专家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性。通过与考古专家唐际根交朋友，作者获悉经科学发掘而证实存在的殷墟之外的另一座大型宫殿基址群，也是中商时期的代表性文化遗存——洹北商都，得以在全国主流媒体中率先进行报道；了解到安阳县渔洋村浓缩六千年村落文明史的详细情况，采写出全国省级新闻媒体中的首篇报道。作者由此总结道：“记者要克服知识的不足，最好的办法还是与专家、学者交朋友，遇事多向他们请教，这样才会事半功倍。”
还有张蕙兰的《乐为群众鼓与呼》、黄锡景的《我当驻站记者》，以及侯庆学的《永远珍藏那段历史》，也都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及感悟，提醒、警示后辈无论从事读者信访工作，还是做驻站记者工作，均须注重学习，提升素质，掌握多面手的本领，提高自身修养，富有奉献精神，并且廉洁自律，淡泊名利，恪守准则，做好党和人民的喉舌及社会良知的守护者。
回首曾经的历史，保存独特的记忆
历史乃是活生生的人群时时刻刻、方方面面都在创造和延续的“综合史”。社会记忆中呈现出来的历史，理当反映普通百姓的生活、需求、喜好，帮助世人及后人了解人类生活的大千世界。在历史的广阔天地间，应该有风云际会、黄钟大吕，也可以有小桥流水、茂花修竹。
《河南新闻史料选编》中的某些篇什，可说是浅唱低吟之作，属于个人独有或小范围拥有的记忆。作者都并未“孤芳自赏”，而是认真地搜寻记忆，费心地查阅资料，“晒”出来让人共赏。
一、晾晒个人独特的体验。如吴宗泽的《她的诅咒落空了》，讲述1949年9月底到获嘉县亢村参加第一批土改，有人反映一户地主随国民党逃跑前砌了夹墙封藏财物，作者与农会积极分子一道前往，起出两个装着财物的木箱交给农会浮财管理组，没想到地主婆会对自己产生怨恨，每天早晚对着供奉的菩萨烧香叩头，口中念叨：“小吴快点儿死吧！”而今作者已变成白发老翁，身板则依然硬朗。
李怀燎在《生死惊魂四方垴》中，记述的则是一段“私密的感受”。1964年初秋，作者到林县完成一系列参观采访后，去了一趟海拔1663米、道路极险的四方垴，返回时走的是布满碎小石粒的羊肠小道，一尺多外便是几十米深的悬崖绝壁。行走间，听着陪同者讲的真实、悲惨而又恐怖的故事，作者一不留神滑倒了，赶紧抓住几棵草才没坠崖，直到下山后“两腿还在哆哆嗦嗦地发抖”。
二、展示令人难忘的阅历。如黄锡景的《一份表扬通报的回忆》，回顾1985年10月准备内调回河南日报时，记者站驻地那曲地区的部分牧区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雪灾，于是打消了尽快内调的念头。11月中旬到受灾最严重的安多县多玛区采访，深夜返回时汽车突然翻倒在路边，作者也被撞昏过去。几经周折，作者于凌晨回到记者站，天亮后到地委医务室简单包扎一下伤口，不顾头涨脸肿、腰背疼痛就开始整理稿子。
杨富臻在《干校生活 苦中有乐》中，记述1969年7月初被下放到潢川县桂花岭园艺场“五七干校”后，面对偏僻的环境、简陋的条件和繁重的劳动，作者和伙伴们保持乐观的心态，自寻乐趣调节生活：下雨天或劳动之余，几个人凑在一处或云天雾地侃大山，或拿某个人的滑稽事逗乐；有位老同志会拉二胡，爱唱的就跟着哼几句河南梆子；夜晚树枝上栖满了麻雀，作者特意制作一个弹弓，由同伴帮忙打手灯，他用弹弓打麻雀，拾掇干净后炒炒吃。
三、集拢往昔岁月的雪泥鸿爪。颇有代表性的是宋新勇所撰的《天井院里羽球飞》和《聆听岁月深处的乒乓球声》。前文写的是作者与同事们工作之余经常在天井院里打羽毛球，吸引了报社其他部门的同好者，此事引起报社工会的重视，随后派出多名选手参加全国新闻界羽毛球比赛。后文着重记述作者和同事们在工余时间内，利用报社提供的便利条件练习打乒乓球，借以锻炼身体、活跃文化生活，同时走出报社与其他省直机关单位、与省内兄弟新闻单位比赛，走出河南参加全国新闻界乒乓球大赛。
参考文献：
[1]王海光.回忆录的写作和当代人的存史责任[J].炎黄春秋，2007（5）.
[2]F·杰拉尔德·汉姆著，档案边缘[J].刘越南，译.山西档案，1999（1）.
[3]张莉.新媒介：被释放的社会记忆[J].新闻爱好者.2012（5上）.
[4]陈新.记忆与历史思维[J].复旦哲学评论，2004（1）.
[5]刘玲.史量才“办报记史”思想的现实意义[J].新闻爱好者，2012（9上）.
（作者单位：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报刊志编辑部）
编校：董方晓
【关键词】个体记忆；社会记忆；回忆录；回忆文章
记忆是指人们能够记住经验过的事物，并能在以后再现或回忆，或者在其重新呈现时能够再认识。记忆分个体独有的记忆和社会共有的记忆，前者会随着个人的死亡而消失，后者则可以永久存在。个体记忆对人类生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为了维持和促进社会文明的传承与发展，人类需要集中和积累分散的、凌乱的个体记忆，形成社会记忆。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小到家庭、单位、地区，大到阶级、民族、国家乃至整个人类，均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保留着关于过去生活的历史记录便是明证。
社会记忆是一个大我群体全部成员的社会经验之总和。作为一种外在的记忆方式和重要载体，档案文献资料可以即时地、源源不断地吸纳新的社会文化信息，并发挥存储、提取、应用、重构诸功能，凝聚历史文化积淀的成果，扩充和延续社会记忆。一代又一代人对其进行研究、开发和利用，便可将社会记忆存储起来，传播开来，承续下去。
对于河南传媒发展史的研究者、爱好者而言，官方的档案文献和影像资料固然有其重要的利用价值，但是个人的回忆录、回忆文章无疑也有着不容忽略的补充价值和参阅价值。基于此种认识和考虑，从2010年2月起，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报刊志编辑部开始编印内部刊物《河南新闻史料选编》，主要刊发不同时期有关河南报刊、广播、电视、网络及各类新媒体创立和发展的历史事件、新闻活动、新闻界人物事迹等史料。这些史料大都是以回忆录、回忆文章的形式第一次披露，作者或为当事人，或为知情者，少数篇什则是作者利用相关资料撰写而成。
打捞那些行将沉没，甚至可能湮灭的史实，为河南传媒事业留下珍贵的记忆，这便是我们赋予刊物的使命和职能。我们拟定了总体原则、编辑思路和约稿要求，采取多种方式约请老报人搜寻、捡拾曾经的记忆，将那些具有存史价值、纪念意义，足可感悟晚辈、警示后人的陈年旧事发掘出来，尽力转化成档案文献资料，作为社会记忆长久地保存下去，以使之惠及今人、泽被后世。
为世人提供一面折射历史的“镜子”
每个历史的经历者和知情人，都有责任为后人留下历史记录。特别是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历史现场的参与者和知情者，尤需有积极的存史态度。正如王海光所言：“能否为后人提供一个真实的历史样本，会直接影响到他们鉴往知来的历史感知能力。”[1]回忆录、回忆文章是当事人或知情者对有关历史事实的记忆，其史料价值是不可替代的。
美国档案学者F·杰拉尔德·汉姆认为，记录和保存文化的档案文献是人类举起的一面折射历史的“镜子”[2]。回忆录、回忆文章作为个体记忆之产物，其实也是一种档案文献资料，转化为社会记忆后同样可以产生折射历史的“镜子”一般的功用。
《河南新闻史料选编》刊发的具有存史价值的史料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全面回顾河南日报创设、发展和腾飞历史。如颜道瑞、石晓林合写的《历史将永远铭记——河南日报发展史考察纪略》。该文翔实地记录了河南日报自创刊前夕至今所走过的光辉历程：创刊时办公条件、印刷设备都相当简陋，编辑部人员睡的是地铺、吃的是窝头，编写稿子时伏在煤油灯下，用的是木杆蘸水笔，墨水是用红、蓝颜料对水制成的；印刷车间只有4台平版印刷机，印报用的是粗劣的麻纸。1949年6月1日出版《河南日报》创刊号时没有电力，工人用双手摇动印刷机的轮把，摇动一圈只能印一张报纸，一台机器每小时才印1000多张。如今，办公场所是在雄伟壮丽、全智能型的报业大厦，印刷设备形成大、中、小型彩色胶印轮转系列，每小时的印刷量高达600万对开张，奉献给读者的是印刷精美、绚丽悦目的彩色报纸，报社各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魏玉明的《从三灯收音机到全球卫星网》，详细地记述了河南日报传输手段衍变、更新和提升的过程：报社成立之初，电台人员竟是用一台仅有三只电子管、接收效果很差的三灯收音机接收新华社消息。后来人工抄报被淘汰，改为打字机抄报，又取消摩尔斯电码，试用海尔印字机收报，进而改为模写机收报，改为模写电传通信。改革开放后，更新为传真印字机，传输媒介开始使用微波。1986年从国外引进微型计算机、调制解调器等先进设备，以计算机微波远程数据通信为媒介，河南日报与新华社成为“点对点”的通信伙伴。1995年淘汰上述设备，实现了激光照排自动传输文字稿和照片，1999年又安装KU波段卫星收稿系统，可直接快速地边收边打印，或收后选择打印。2000年安装了全球卫星网，可以快捷地传输文字、图片通稿，文字、图片专稿及图表新闻等。
二、披露河南日报创刊前后一些鲜为人知或知悉面很窄的“秘闻”。如贺宝荣的《在〈河南日报〉创刊的日子里》、于为民的《毛泽东主席为〈河南日报〉题写报头》。贺宝荣在回忆录中追述了《河南日报》创刊以前的“一段极不寻常的经历”：1948年10月24日，省会开封获得第二次解放，次日中共开封临时特委决定创办《开封日报》，组建一个接管小组接收了国民党4家官方报馆残存的一些设备和一堆字盘、字架。1949年3月开始筹备出版《河南日报》，印刷设备及工艺均达不到要求，印刷厂人员群策群力，终使条件趋于成熟，如期完成《河南日报》创刊号的印刷任务。于为民在回忆文章中披露了毛主席为《河南日报》题写报头的内幕：1949年9月，省政府主席吴芝圃等人在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期间，恳请毛主席为《河南日报》题写报头。毛主席说：“各家报纸都让我写报头，那全国的报头岂不成了清一色了？还是不写为好。”经大家再三请求，毛主席终于答应了，在一张8开大小的宣纸上题写4组“河南日报”字样。
还有记述河南日报创刊时期的通讯员遴选、培养工作的，如于为民的《〈河南日报〉创刊时期的通讯员工作》《一封来信寄真情》。前文介绍，《河南日报》创刊之初即非常重视党报通讯工作和通讯员队伍建设：二版《社会服务》专栏发表工人通讯员的来信，并在专栏中展开讨论。不久《社会服务》专栏刊登启事，欢迎工人、农民、军人、学生、商人以及各阶层群众、各机关干部投稿，报社在开封市各区设置投稿箱。1950年11月制定《本报通讯员工作暂行条例》，翌年5月对通讯员重新登记。《河南日报》创刊两周年之际，举办了首届通讯员、读报员评奖活动。报社在采通科设立城市、豫东、豫西3个通联组，配备20多人分工负责，后改为在各编辑业务组配备通联干部2至3人。编辑部还经常邀请通讯员进行座谈。《一封来信寄真情》披露的则是一条逸闻：一位叫宋平的朋友从古玩市场淘到一封1949年6月19日河南日报编辑部采通科写给通讯员的亲笔信，用毛笔写在三张16开的“河南日报社用笺”上，笔迹工整严谨，一丝不苟，反映了写信者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 三、广泛吸纳与河南日报有着血肉联系的历史资料，充实和丰富河南新闻史料库。于为民的《寻访〈冀鲁豫日报〉》介绍，《冀鲁豫日报》作为中共冀鲁豫区委机关报，是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出版的与河南有关的一份重要报纸，1941年8月创刊后，由于战火连绵，一直是地下印刷，地点也不固定。1941年秋，有两股伪军到处搜寻报社印刷厂，边区党委决定将报社搬迁到黄河南岸边庄村的一处地下室。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报社迁至菏泽。1949年8月，《冀鲁豫日报》随着冀鲁豫边区的撤销而停刊，并入《平原日报》，后并入《河南日报》。李怀燎的《〈漫画月刊〉创刊始末》回顾了《漫画月刊》前期的发展历程：1985年2月，《漫画月刊》筹办人员从中原油田筹措经费1万元，当年10月正式出版第一期《漫画月刊》。其后，相继举办青少年创作漫画大赛、“中州杯”等一系列全国性漫画大赛，还办了13期漫画讲习班或漫画研讨班。1989年9月，在郑州大学新闻系开办漫画大专班，被漫画家华君武誉为“中国自盘古开天地以来的第一个”。1992年国庆节前后，首次在北京举行的“漫画月刊精品展”引起全国轰动。
四、拓宽视野，扩大领域，从浩瀚的史海中钩沉，为河南新闻史料库缀珠结贝，拾遗补阙。如于为民的《战地记者笔下的安阳保卫战》，叙写日寇发动“七七事变”后，大举向中国内地发起进攻，范长江等6名年轻的战地记者，深入炮火连天的前线，报道抗战初期河北、河南境内的战况，反映安阳保卫战中日本鬼子之凶狠残暴、抗日军民之英勇顽强，并以大量的事实、细节和数据揭示了保卫战之惨烈悲壮。再如于为民的《范长江与河南的不解之缘》，在回叙范长江解放前的战地记者生涯、解放后的新闻活动及领导工作之后，重点讲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范长江蒙冤受屈的经历，尤其是到河南确山芦庙“五七干校”后接受劳动改造，遭受折磨、迫害而自杀的过程。
生动地呈现历史发生过程中的情态
梁启超认为，情态是“过而不留”的事情，文字传写困难，为史者“摹体尚易，描态实难”。情态反映的是人们在历史现场中的历时性作为，展示各种当事者在历史事件中的态度、神态、言行等现场表现，是还原历史原生态时最难把握的知性内涵。
一般说来，档案文献是对当事者已经表现出来的言行的记录，对当时的历史场景、人物言表往往忽略不记或所记甚少。因此，对于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历史活动，还需要当事人或知情者的回忆加以补充。回忆录这种文本方式最适宜保存历史发生过程中的情态。当事人写当时事，有着个人亲历的特点，能够清楚地了解历史场景的知性，可以提供大量的情节、具体的细节和特有的语境，使后人了解历史的情态，理解历史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河南新闻史料选编》刊发的不少篇什，记述的是作者采写新闻报道时的经历和背景，以及新闻报道背后的故事和花絮。这些回忆录在写作上也都颇有特色，可圈可点：叙述、描写交融，详略处理得当，对人物言行均有生动的描摹，对历史细节亦有准确的勾勒，传神之笔俯拾即是。
魏德忠在《要把镜头对准群众》一文中，回顾了跟随毛泽东主席采访的难忘经历。毛主席生前曾20次视察或经过河南，作者参与过8次采访活动，从中精心选取了若干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分别在《共产党要敬老尊贤》《下蔡在什么地方》《你们要把镜头对准群众》三节中，集中笔墨加以描写和刻画，充分展示了毛主席的领袖风采、博学多识及思想内涵。作者在另一篇回忆录《我心中的丰碑》中，采用类似的方法和技巧，将6次跟随周恩来总理采访的见闻和感受，集中于《在关虎屯：他和农民画等号》《在陕县：他示意记者给群众照相》《处处尊重别人，以礼待人》三节中，或繁或简地呈现出来，使周总理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时时处处不忘关心、体贴、照顾别人的作风、品质和伟岸的形象，立体地矗立在读者眼前，给人留下突出的感觉和深刻的印象。这两篇回忆录对领袖人物的动作、对话均有栩栩如生的描写，个别地方甚至让人能够透过字面看出心理活动，历史现场的情态和知性跃然纸上。
侯庆学在《亲历马振扶事件》一文中，追记了一段沉甸甸的历史。从起初对事件的处理到后来的平反昭雪，作者先后5次参与采访报道，了解到很多幕后故事和历史细节。《事件回放》《江青借端生事与“钦差”行色》与《荒诞的升级批判》三节，叙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江青等人的推波助澜，以及事件演变、升级的过程，有不少描写情节、细节、气氛及作者感触的文字颇为精彩。全文以作者的目睹耳闻为主，辅以间接材料相映衬，真实而生动地呈现了历史原貌。
黄锡景在回忆录《藏北高原的记者生涯》中，记述了1979年至1986年的援藏经历，有背景交代，有情况概述，有感怀抒情，亦不乏具象描写。比如写其第一次骑马采访时“摔下来好几回，跌得鼻青脸肿，屁股和大腿上磨出了好几道血印，疼得钻心，夜里睡觉翻个身、伸伸腿都困难”。再如写其下乡采访20多天，骑马走了3个乡、10多个作业组和放牧点，返程中翻越一座海拔5000多米的高峰时“天气奇冷，嘴里哈出的气随即变成了冰粒……鼻毛结霜后‘哈啦哈啦’作响，手冷得连拉马缰绳都抬不起了，双脚冻得在马镫里麻木了”。透过这些精细逼真、生动传神的描写，读者对河南省援藏人员在恶劣环境中、艰苦条件下的工作与生活，足以产生可触可感、刻骨铭心的印象和认知。
以个人感悟给后辈以启迪、教益和警示
记忆将过去与现在相连，而且联系着未来。然而，“与记忆相比，遗忘更容易发生。重要的时刻、内容，如果不借助媒介记录下来，很快便会烟消云散”[3]。由记忆到回忆是对经验的识记、保持、再现和确认，人们将以前经验过、感知过、记忆在大脑中的事物回忆起来，而后加以梳理，整理成文字，这便是回忆录或回忆文章。“进入个人记忆中的亲身经历只要被思索和组织，并用来实践个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目的，它便可称为历史经验。”[4]由于遗忘的不可避免性，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许多人所记忆的只是那些能够被回忆，或者说具有回忆价值的历史经验。这就是说，通过回忆而呈现出来的历史，乃是主体欲使现实接受的历史，它所构成的价值则是接受者在现实中运用的意义。 我国新闻史上著名的报业企业家史量才曾提出“办报记史”的思想，旨在为后人留下“真史”“信史”，为历史留下更多、更好的细节和史料。[5]身为传媒业界的工作者，个人的经历与媒体的发展、时代的变迁、社会的进步密切相关，因而同样需要秉持“记史”的理念，从记忆的仓库中搜寻那些“西瓜”或“芝麻”，记录下自己的阅历、体验、感受和认识，给后辈以启迪、教益和警示，在呈现历史的同时映照当下，并昭启未来。
魏德忠的《我们见证了红旗渠的诞生》和杨富臻的《难忘的会战岁月》，写的都是自己参与报道大项目建设的经历。前者围绕“红旗渠修建10年，我跟踪采访了10年”着笔，落脚点为“修建红旗渠是艰苦的，采访红旗渠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之所以能坚持10年去拍照，应该说是在修渠人们的精神感染和激励下进行的。那时虽然苦，但苦中有乐，因为拍摄的那种忘我劳动的场景，总是给人一股股暖流，给人以无穷的力量”，从叙事到说理，自然而然地升华了主题。后者写其参与焦枝铁路会战战报的采访工作，足迹遍布诸多隧道、桥梁的工地，参与会战的工人、农民、军人和机关干部群情激昂、干劲冲天的劳动场景，他们中涌现的感人肺腑、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激励着我们不辞劳苦、不分昼夜地工作，都及时作了报道，同时也使我们受到了一场深刻的思想教育和新闻业务锻炼”，从亲身经历中抽象出教化箴言，使接受者入目入心，丝毫不觉得生硬。
李根林在《我与考古专家的交往》中，主要讲述两篇重大新闻的发现及采写经过，说明与专家建立良好关系的重要性。通过与考古专家唐际根交朋友，作者获悉经科学发掘而证实存在的殷墟之外的另一座大型宫殿基址群，也是中商时期的代表性文化遗存——洹北商都，得以在全国主流媒体中率先进行报道；了解到安阳县渔洋村浓缩六千年村落文明史的详细情况，采写出全国省级新闻媒体中的首篇报道。作者由此总结道：“记者要克服知识的不足，最好的办法还是与专家、学者交朋友，遇事多向他们请教，这样才会事半功倍。”
还有张蕙兰的《乐为群众鼓与呼》、黄锡景的《我当驻站记者》，以及侯庆学的《永远珍藏那段历史》，也都是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及感悟，提醒、警示后辈无论从事读者信访工作，还是做驻站记者工作，均须注重学习，提升素质，掌握多面手的本领，提高自身修养，富有奉献精神，并且廉洁自律，淡泊名利，恪守准则，做好党和人民的喉舌及社会良知的守护者。
回首曾经的历史，保存独特的记忆
历史乃是活生生的人群时时刻刻、方方面面都在创造和延续的“综合史”。社会记忆中呈现出来的历史，理当反映普通百姓的生活、需求、喜好，帮助世人及后人了解人类生活的大千世界。在历史的广阔天地间，应该有风云际会、黄钟大吕，也可以有小桥流水、茂花修竹。
《河南新闻史料选编》中的某些篇什，可说是浅唱低吟之作，属于个人独有或小范围拥有的记忆。作者都并未“孤芳自赏”，而是认真地搜寻记忆，费心地查阅资料，“晒”出来让人共赏。
一、晾晒个人独特的体验。如吴宗泽的《她的诅咒落空了》，讲述1949年9月底到获嘉县亢村参加第一批土改，有人反映一户地主随国民党逃跑前砌了夹墙封藏财物，作者与农会积极分子一道前往，起出两个装着财物的木箱交给农会浮财管理组，没想到地主婆会对自己产生怨恨，每天早晚对着供奉的菩萨烧香叩头，口中念叨：“小吴快点儿死吧！”而今作者已变成白发老翁，身板则依然硬朗。
李怀燎在《生死惊魂四方垴》中，记述的则是一段“私密的感受”。1964年初秋，作者到林县完成一系列参观采访后，去了一趟海拔1663米、道路极险的四方垴，返回时走的是布满碎小石粒的羊肠小道，一尺多外便是几十米深的悬崖绝壁。行走间，听着陪同者讲的真实、悲惨而又恐怖的故事，作者一不留神滑倒了，赶紧抓住几棵草才没坠崖，直到下山后“两腿还在哆哆嗦嗦地发抖”。
二、展示令人难忘的阅历。如黄锡景的《一份表扬通报的回忆》，回顾1985年10月准备内调回河南日报时，记者站驻地那曲地区的部分牧区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雪灾，于是打消了尽快内调的念头。11月中旬到受灾最严重的安多县多玛区采访，深夜返回时汽车突然翻倒在路边，作者也被撞昏过去。几经周折，作者于凌晨回到记者站，天亮后到地委医务室简单包扎一下伤口，不顾头涨脸肿、腰背疼痛就开始整理稿子。
杨富臻在《干校生活 苦中有乐》中，记述1969年7月初被下放到潢川县桂花岭园艺场“五七干校”后，面对偏僻的环境、简陋的条件和繁重的劳动，作者和伙伴们保持乐观的心态，自寻乐趣调节生活：下雨天或劳动之余，几个人凑在一处或云天雾地侃大山，或拿某个人的滑稽事逗乐；有位老同志会拉二胡，爱唱的就跟着哼几句河南梆子；夜晚树枝上栖满了麻雀，作者特意制作一个弹弓，由同伴帮忙打手灯，他用弹弓打麻雀，拾掇干净后炒炒吃。
三、集拢往昔岁月的雪泥鸿爪。颇有代表性的是宋新勇所撰的《天井院里羽球飞》和《聆听岁月深处的乒乓球声》。前文写的是作者与同事们工作之余经常在天井院里打羽毛球，吸引了报社其他部门的同好者，此事引起报社工会的重视，随后派出多名选手参加全国新闻界羽毛球比赛。后文着重记述作者和同事们在工余时间内，利用报社提供的便利条件练习打乒乓球，借以锻炼身体、活跃文化生活，同时走出报社与其他省直机关单位、与省内兄弟新闻单位比赛，走出河南参加全国新闻界乒乓球大赛。
参考文献：
[1]王海光.回忆录的写作和当代人的存史责任[J].炎黄春秋，2007（5）.
[2]F·杰拉尔德·汉姆著，档案边缘[J].刘越南，译.山西档案，1999（1）.
[3]张莉.新媒介：被释放的社会记忆[J].新闻爱好者.2012（5上）.
[4]陈新.记忆与历史思维[J].复旦哲学评论，2004（1）.
[5]刘玲.史量才“办报记史”思想的现实意义[J].新闻爱好者，2012（9上）.
（作者单位：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报刊志编辑部）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