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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离休年纪，历史烟云飘然而去，闲时无聊读读回忆录倒是件很有意思的事。近读《李雪峰回忆录》就激发了一些感想，引发出一些感慨。
《诗·豳风·七月》有云：“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乍读之，令人陡然想起“文革”中常呼的那句口号。其实先民们同声高呼“万寿无疆”，是在丰收喜悦中的共同祝愿，并非像后来只献给某一个人。
中国人对喊“万岁”是不陌生的。在两千多年封建主义滋养的土壤上，万岁之声绵延不绝，不足为奇。奇怪的是怎么会对以反封建为己任的革命领袖喊万岁，是谁最先喊的？谁是始作俑者？这是一个曾长期令许多中国人（包括我）困惑的问题。近读李雪峰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文中对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布前夕的一次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一段这样的记述：“5月7日中央文件正式通知我去北京接彭真的工作，任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工作。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少奇、小平、总理等都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我坐在第一排，对着主席台的左手。我的左边是聂帅，右边是彭真。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代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身：‘你去了之后……’刚开始讲，听到后面有人拿着什么材料在念。彭真一听就恼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主席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坐在主席台上的少奇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1〕这段记述是可信的，原来喊万岁的始作俑者是彭真。
彭真对一声“万岁”的后果，一定是始料不及的。
彭真长期在北方作地下工作，与毛泽东的关系本无很深的历史渊源。一次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毛泽东肯定了刘少奇、彭真的白区工作路线，把彭真留了下来。彭真在延安初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后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至1945年七大召开，迅速上升为政治局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彭真长期掌管首都北京党政大权，得到充分信任。他在历次运动中紧跟毛泽东，1957年“反右”初期，毛泽东认为北京行动迟缓，不满地说北京总有三十个右派吧，北京市委立即行动，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但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和愚妄与良知的较量中，彭真也有跟不上的时候。一般人认为，彭真后来受难是同他“文革”初期发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呼声有关，其实埋祸不自此日始，起码应追溯至七千人大会。面对大跃进的灾难，在七千人大会上彭真第一个勇敢地说：“主席也应该检讨的。”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七千人大会，全称为“中国共产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县委书记以上，地委、省市委、中央局和中央领导共七千余人参加，故名。把全国五级领导干部集中起来，前后持续二十八天开大会，宗旨是分析与总结“大跃进”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面前困难的办法。在人民陷于大饥馑的生死关头，开这次会是必要的，因为再不能蹈庐山会议由反左转而为反右的覆辙。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报告，在分析“大跃进”以来的困难形势时说：“1958年以来，我们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又说成绩和错误的关系，不能再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来套了。刘少奇这个口头报告提纲，事先经过政治局讨论和毛泽东过目，他作了些即兴发挥。听着刘少奇的讲话，毛泽东默默地抽烟，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变化。在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错误的责任问题时，彭真发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2〕彭真凭着良知、勇气和责任感的坦率直言，使大会掀起了一个高潮，与此同时也涌起一股暗流，发生了近似庐山会议的逆转。现在一个稍有常识、稍有良知的人都会赞同刘少奇和彭真的意见，他们的发言不能说已经十分深刻，但已经比较实事求是。一个饿死人以千万计的政策，有何成绩可言？难道还需要为其歌功颂德吗？
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对“大跃进”及所谓的“三面红旗”作出了公正的结论。政治家是应该有道德底线的，不能为了个人权威与荣辱，置人民生死于不顾；一个高唱“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的人，在人民陷于饥馑面前，在人民处于倒悬之际，不说真话，仍然闭着眼睛说假话、说谎话，迎合奉承，欺世盗名，试问还有什么政治良心与道德评判可言？不幸的是，当时大会确有这样一种声音甚嚣尘上。在刘少奇口头报告和彭真发言之后，分别受到林彪和陈伯达的反驳。林彪公然抹杀事实，极力为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开脱。毛泽东在林彪大唱赞歌之后立即赞扬道：“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陈伯达在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对彭真发难，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彭真急忙解释道：“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能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3〕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彭真怎么会不明白，他和刘少奇的话击中了“要害”，在这个总结经验教训的会上是不能说的，对一个万岁之尊的人更是不能说的。之后，毛泽东更加坚持所谓的“三面红旗”，甚而把高举不高举、拥护不拥护“三面红旗”当作划分革命或反革命的界线，这就为“文革”埋下伏笔，为“两个司令部”画了草图。彭真为他的发言付出沉重的代价。
今天，我们无法怀疑彭真当年对毛泽东的崇敬与真诚，但他为什么成了第一个点名批评毛主席——第一个揭龙甲的人呢？除了道德勇气与对人民的责任感之外，也许彭真以为批评毛泽东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无伤大体，彭真在这里犯了一个像他这样的老政治家不该犯的幼稚错误。其不知正确与错误虽是九十九和一的分割，但对一个被捧上万岁之尊的人，对一个被捧上神坛的人来说，太是一回事了，太不可接受了。毛泽东的“左”倾冒进思想由来已久，不是谁的大声疾呼就可以制止和扭转的。1957年10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及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赫鲁晓夫告诉他苏联的钢产量十五年内赶上美国，他当即表示中国要在十五年内超过英国。据他的专机机长回忆，在返航的飞机上，宋庆龄对他说：主席，明年你的压力很大呵。毛主席充满信心，已准备大干一场。他心中早有一股劲，在莫斯科大学给中国留学生讲话中说：“会上有人提出让我们中国充当头儿，我不同意，还是苏联当这个头。人家有原子弹，有卫星，我们没有。”〔4〕言语之中不无遗憾，同时又有一种脱离客观条件大干快上的迫切愿望。于是，没有真卫星，就在全国各地大放土卫星，聊以自慰。1958年初，毛泽东率先大鼓干劲，真乃是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个春天毛泽东一天没有闲着。1月至3月，在他主持下连续召开了有中央领导与部分中央局领导、省市领导参加的会议：1月2日至4日，杭州会议；1月11日至22日，南宁会议；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8日至26日，成都工作会议。在这四次会议上，大反“反冒进”的鼓点一阵紧过一阵。南宁会议上他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十个手指只有一个长疮，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是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柯庆施等在会上起哄，逼得周总理反复检查不获通过，只好提请辞职〔5〕。1958年5月，八大二次全会召开，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钢帅”、“粮帅”升帐，无效劳动伴随着饥饿残酷地走进中国人的家庭。据他的专机机长回忆，1958年国庆节后毛泽东到武汉视察，他的老朋友、一大代表李达提醒他发烧了，说不是烧到三十八度、三十九度，而是四十度、四十一度，说他发烧对全国影响大了。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看看气氛不对，要李达不要再讲。毛泽东生气地对着李达说，要你讲，我不给你戴右派分子帽子。李达说，你不要拿大帽子压我。毛泽东对老朋友的劝说毫无所动，而是继续为他的“跃进号”快车添加马力，任其在中国大地上横冲直撞，狂奔嘶鸣，无人可以使其减速停下。
七千人大会上，彭真直截了当地对毛泽东提出批评，难能可贵。毛泽东是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格言。”这些“有益格言”，他在别的地方也是反复讲过的，但一个人一旦处于万人之上的无人能够监督的地位就異化了，这些话只讲给别人，并不打算身体力行。中国曾有一个全民学哲学的时代，恰恰在那个时代有一个简单的哲学问题困扰着中国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但大力提倡一切都可以一分为二的毛泽东却不能一分为二，为什么？这个问题一般人不能解答，提给大学教授或政治局委员也不能解答，只有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上解答了这个问题，他对毛泽东进行一分为二，虽然只从无边的伟大里分出了那么一点点。诺大个中国，只有彭真一个人敢于指出毛泽东也会犯错误——有那么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可悲乎？可笑乎？
彭真先喊万岁，后揭龙甲，中间有一个醒悟的过程，有一个悲剧式的痛苦过程。植根于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帝王思想根深蒂固，所以现时代对于个人，“万岁”是喊不得的，喊之后贻患无穷；这个头不能带，千秋万代都不能带。
注释：
〔1〕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03页。
〔2〕〔3〕〔4〕《毛主席在莫斯科作报告》（一个留苏学生的回忆），载于2006年8月2日《羊城晚报·晚会》。
〔5〕《周恩来的辞职风波》，载《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3月9日。
《诗·豳风·七月》有云：“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乍读之，令人陡然想起“文革”中常呼的那句口号。其实先民们同声高呼“万寿无疆”，是在丰收喜悦中的共同祝愿，并非像后来只献给某一个人。
中国人对喊“万岁”是不陌生的。在两千多年封建主义滋养的土壤上，万岁之声绵延不绝，不足为奇。奇怪的是怎么会对以反封建为己任的革命领袖喊万岁，是谁最先喊的？谁是始作俑者？这是一个曾长期令许多中国人（包括我）困惑的问题。近读李雪峰回忆录《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情》，文中对1966年《五·一六通知》发布前夕的一次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一段这样的记述：“5月7日中央文件正式通知我去北京接彭真的工作，任第一书记，主持北京工作。5月11日下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刘少奇主持，少奇、小平、总理等都坐在主席台上，毛主席仍在外地没有回来参加。我坐在第一排，对着主席台的左手。我的左边是聂帅，右边是彭真。彭真已经知道是我接他的工作，他交代我去后应注意的事。他站在那里俯身对我身：‘你去了之后……’刚开始讲，听到后面有人拿着什么材料在念。彭真一听就恼了，态度激昂，回过身朝着后面大声说：‘谁是第一个喊叫主席万岁的！’证明历史上是他先喊主席万岁的。坐在主席台上的少奇马上制止，吵架就停了。”〔1〕这段记述是可信的，原来喊万岁的始作俑者是彭真。
彭真对一声“万岁”的后果，一定是始料不及的。
彭真长期在北方作地下工作，与毛泽东的关系本无很深的历史渊源。一次在延安召开的白区工作会议，毛泽东肯定了刘少奇、彭真的白区工作路线，把彭真留了下来。彭真在延安初任中央党校副校长，后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至1945年七大召开，迅速上升为政治局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彭真长期掌管首都北京党政大权，得到充分信任。他在历次运动中紧跟毛泽东，1957年“反右”初期，毛泽东认为北京行动迟缓，不满地说北京总有三十个右派吧，北京市委立即行动，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但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和愚妄与良知的较量中，彭真也有跟不上的时候。一般人认为，彭真后来受难是同他“文革”初期发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呼声有关，其实埋祸不自此日始，起码应追溯至七千人大会。面对大跃进的灾难，在七千人大会上彭真第一个勇敢地说：“主席也应该检讨的。”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的七千人大会，全称为“中国共产党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有县委书记以上，地委、省市委、中央局和中央领导共七千余人参加，故名。把全国五级领导干部集中起来，前后持续二十八天开大会，宗旨是分析与总结“大跃进”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面前困难的办法。在人民陷于大饥馑的生死关头，开这次会是必要的，因为再不能蹈庐山会议由反左转而为反右的覆辙。
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报告，在分析“大跃进”以来的困难形势时说：“1958年以来，我们产生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又说成绩和错误的关系，不能再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来套了。刘少奇这个口头报告提纲，事先经过政治局讨论和毛泽东过目，他作了些即兴发挥。听着刘少奇的讲话，毛泽东默默地抽烟，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变化。在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讨论错误的责任问题时，彭真发言说：“我们的错误，首先是中央书记处负责，包括毛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该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错误就是多少错误。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现在党内有一种倾向，不敢提意见，不敢检讨错误，一检讨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2〕彭真凭着良知、勇气和责任感的坦率直言，使大会掀起了一个高潮，与此同时也涌起一股暗流，发生了近似庐山会议的逆转。现在一个稍有常识、稍有良知的人都会赞同刘少奇和彭真的意见，他们的发言不能说已经十分深刻，但已经比较实事求是。一个饿死人以千万计的政策，有何成绩可言？难道还需要为其歌功颂德吗？
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已对“大跃进”及所谓的“三面红旗”作出了公正的结论。政治家是应该有道德底线的，不能为了个人权威与荣辱，置人民生死于不顾；一个高唱“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的人，在人民陷于饥馑面前，在人民处于倒悬之际，不说真话，仍然闭着眼睛说假话、说谎话，迎合奉承，欺世盗名，试问还有什么政治良心与道德评判可言？不幸的是，当时大会确有这样一种声音甚嚣尘上。在刘少奇口头报告和彭真发言之后，分别受到林彪和陈伯达的反驳。林彪公然抹杀事实，极力为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开脱。毛泽东在林彪大唱赞歌之后立即赞扬道：“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陈伯达在大会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对彭真发难，说：“彭真同志昨天关于主席的话值得研究。我们做了许多乱七八糟的事，是不是要主席负责？是不是检查主席的工作？现在的根本问题是中央不能集权。农民是相信中央，相信毛主席的。乱搞一气，不是主席的政策。”彭真急忙解释道：“关于毛主席的问题要说清楚，似乎彭真讲毛主席可以批评，是不得人心的。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能批评，就是毛主席不能批评，这不好。”〔3〕有丰富政治经验的彭真怎么会不明白，他和刘少奇的话击中了“要害”，在这个总结经验教训的会上是不能说的，对一个万岁之尊的人更是不能说的。之后，毛泽东更加坚持所谓的“三面红旗”，甚而把高举不高举、拥护不拥护“三面红旗”当作划分革命或反革命的界线，这就为“文革”埋下伏笔，为“两个司令部”画了草图。彭真为他的发言付出沉重的代价。
今天，我们无法怀疑彭真当年对毛泽东的崇敬与真诚，但他为什么成了第一个点名批评毛主席——第一个揭龙甲的人呢？除了道德勇气与对人民的责任感之外，也许彭真以为批评毛泽东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无伤大体，彭真在这里犯了一个像他这样的老政治家不该犯的幼稚错误。其不知正确与错误虽是九十九和一的分割，但对一个被捧上万岁之尊的人，对一个被捧上神坛的人来说，太是一回事了，太不可接受了。毛泽东的“左”倾冒进思想由来已久，不是谁的大声疾呼就可以制止和扭转的。1957年10月，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及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赫鲁晓夫告诉他苏联的钢产量十五年内赶上美国，他当即表示中国要在十五年内超过英国。据他的专机机长回忆，在返航的飞机上，宋庆龄对他说：主席，明年你的压力很大呵。毛主席充满信心，已准备大干一场。他心中早有一股劲，在莫斯科大学给中国留学生讲话中说：“会上有人提出让我们中国充当头儿，我不同意，还是苏联当这个头。人家有原子弹，有卫星，我们没有。”〔4〕言语之中不无遗憾，同时又有一种脱离客观条件大干快上的迫切愿望。于是，没有真卫星，就在全国各地大放土卫星，聊以自慰。1958年初，毛泽东率先大鼓干劲，真乃是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个春天毛泽东一天没有闲着。1月至3月，在他主持下连续召开了有中央领导与部分中央局领导、省市领导参加的会议：1月2日至4日，杭州会议；1月11日至22日，南宁会议；2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3月8日至26日，成都工作会议。在这四次会议上，大反“反冒进”的鼓点一阵紧过一阵。南宁会议上他说：“不要提‘反冒进’这个名词，这是政治问题。十个手指只有一个长疮，当时不提‘反冒进’，就不会搞成一股风，吹掉了三条：一为多快好省；二是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柯庆施等在会上起哄，逼得周总理反复检查不获通过，只好提请辞职〔5〕。1958年5月，八大二次全会召开，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钢帅”、“粮帅”升帐，无效劳动伴随着饥饿残酷地走进中国人的家庭。据他的专机机长回忆，1958年国庆节后毛泽东到武汉视察，他的老朋友、一大代表李达提醒他发烧了，说不是烧到三十八度、三十九度，而是四十度、四十一度，说他发烧对全国影响大了。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看看气氛不对，要李达不要再讲。毛泽东生气地对着李达说，要你讲，我不给你戴右派分子帽子。李达说，你不要拿大帽子压我。毛泽东对老朋友的劝说毫无所动，而是继续为他的“跃进号”快车添加马力，任其在中国大地上横冲直撞，狂奔嘶鸣，无人可以使其减速停下。
七千人大会上，彭真直截了当地对毛泽东提出批评，难能可贵。毛泽东是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他在《论联合政府》中写道：“对于我们，经常地检讨工作，在检讨中推广民主作风，不惧怕批评与自我批评，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些中国人民的有益格言。”这些“有益格言”，他在别的地方也是反复讲过的，但一个人一旦处于万人之上的无人能够监督的地位就異化了，这些话只讲给别人，并不打算身体力行。中国曾有一个全民学哲学的时代，恰恰在那个时代有一个简单的哲学问题困扰着中国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但大力提倡一切都可以一分为二的毛泽东却不能一分为二，为什么？这个问题一般人不能解答，提给大学教授或政治局委员也不能解答，只有彭真在七千人大会上解答了这个问题，他对毛泽东进行一分为二，虽然只从无边的伟大里分出了那么一点点。诺大个中国，只有彭真一个人敢于指出毛泽东也会犯错误——有那么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可悲乎？可笑乎？
彭真先喊万岁，后揭龙甲，中间有一个醒悟的过程，有一个悲剧式的痛苦过程。植根于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帝王思想根深蒂固，所以现时代对于个人，“万岁”是喊不得的，喊之后贻患无穷；这个头不能带，千秋万代都不能带。
注释：
〔1〕张化、苏采青主编：《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03页。
〔2〕〔3〕〔4〕《毛主席在莫斯科作报告》（一个留苏学生的回忆），载于2006年8月2日《羊城晚报·晚会》。
〔5〕《周恩来的辞职风波》，载《文汇读书周报》2007年3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