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一些计划生育干部培训班、婚姻家庭和性教育讲习班常 邀请我去讲课，课后总有不少人找我咨询、交谈，而且几乎清一色都是中年女性。
　　有一镒在黄山讲课，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了，我要睡了，突然有人敲门。
　　“对不起，刘教授，这么晚了还来打扰你。一直想和你谈谈，知道你明天要走了，今天再不谈就没有机会了。”进来的这位女学员说，她30多岁，看起来很朴素，有些害羞。
　　她要请教的是夫妻感情和夫妻性生活的问题。开始时有些吞吞吐吐，后来也大方了。这么晚了，虽然并不累，但是感到不方便。我一个人住一间房，人家知道我们一男一女在房里干什么?
　　我就故意把房门开着，以示光明磊落。
　　过了一会，一阵风吹来，把门关上了。
　　我有点尴尬，说：“把门打开透透气好吗?”又去打开门，想使那个门锁锁不上，可是门锁有毛病，弄不好。
　　我继续和她交谈。过了一会，一阵风吹来，又把门关上了。
　　真糟糕，怎样才能使门关不上呢?只有用椅子挡了，可是又觉得何必“做贼心虚”呢?这个刘教授怎么啦?
　　我感到自己很可笑，在讲课时，我批判了“两性交往的神秘观念”，批判了一些人见到男人女人来往得多一些就是“那个事儿”，这正像鲁迅所说的“见一封信，疑心是情书；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为什么上公园呢，总该是赴密约”。可是在实际生活中，我也是畏首畏尾，“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处处设防。历史上有不少人，既和传统思想挑战，而自身的行为又受传统思想的影响，这真是一个大矛盾。
　　想起50年代初，我才20岁多一点，在一个部队当参谋。那时，部队常下乡帮老乡抢种抢收。下乡时，战士集体居住，机关干部则分散住在老乡家里。有一次，我和我们司令部的罗教员两人住在一对年轻的农民夫妇家，他们还有个生下来才几个月的婴儿。东北人都睡长炕，一个一个“排排睡”，而炕的两头都是墙。睡的顺序是：我、罗教员、丈夫、妻子、婴儿。星期六，罗教员要回家了，因为按当时部队规定，已结婚的干部到了星期六可以回家夫妻团聚，我还没结婚，当然还是照老样子睡。可是到了晚上，我铺开被褥时，感到有点不对劲儿。
　　“你男人呢?这么晚了，怎么还没有回来?”我问那位女主人。
　　“他进城去了，今天不回来了。”这位女子大大方方地说。
　　糟了，今天晚上我要和这个女人还有个小毛头一块儿睡了。
　　怎么办?睡就睡，怕啥?她都不怕，我怕什么呢?于是一觉睡去。
　　第二天是星期天，部队规定可以延迟一小时起床，我起床时那个少妇正在给婴儿喂奶。她说：“刘参谋，你睡得真香。”
　　我望着她，她似乎有些脸红，我只是说了声：“你早。”我想想心里很不安，那时正在申请入党，可别在“生活作风”上出什么事。于是我到附近另一个老乡家里向我的科长汇报了，科长听了哈哈一笑。
　　过了几年，我结婚了，我故意逗妻子说：“我向你坦白交代一件事，我和一个年轻女发人在一个炕上睡过呢!”她瞪大了眼睛说：“别瞎说。”我笑笑说：“是真的。”
　　20年后，我已是40岁开外的人了，刚脱下军装不久，在上海一家工厂的车间当“指导员”(这是“文革”期间工厂模仿部队的一种编制)，有个女工病假近一周了，我去“家访”，一个人去的。
　　她住在一个亭子间里，房内只有一个人，见我来了，赶快站起来迎接，我却习惯性地把门顺手关上了。
　　她輕轻地把房门推开，于是我感到关门是多么不妥。
　　我回家后讲给妻子听，挨了她一顿埋怨：“你这个人呀，什么都不懂。人家女工生病，你怎么可以一个人去呢?怎么可以把门关上呢?一男一女关着房门，算什么?你还当指导员呢!”
　　哦，我懂了，大大的懂了!
　　人活在世界上，多累。我现在还在累，却“教导”别人说：不要累。 M
　　(作者简介：刘达临，中国性保健专业委员会会长，亚洲性学联会副主席，赫希菲尔德国际性学大奖得主，中国两万例性文明调查主持人。有《中国当代文化》、《中国古代性文化》、《性社会学》等数十部专著出版。)
　　(责编 关山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