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老，即何微先生，一位中国新闻界的传奇人物。
　　我与何老“结缘”于风景秀丽的珞珈山。1986年夏，我完成武汉大学中文系研究生学业留校任教。当时，武大新闻系新成立，因新闻人才走俏，很快成为热门专业。刘道玉校长力排众议，聘请年近古稀的何老“出山”，创办新闻研究所，更在校内外引起不小反响。恰好，我的同乡刘惠文在新闻系任教，后来又考上何老的硕士研究生。在他引荐下，我有幸结识仰慕已久的何老。
　　（一）
　　也是樱花盛开的季节。
　　一天下午，我和惠文相约拜访何老。我们沿珞珈山南麓山路，走到一栋五层楼前。这是学校新建的教授楼，只有德高望重的教授才有资格入住。登上三楼，敲开房门，笑容可掬的何老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屋。
　　“哎呀，我现在也成了单身汉，屋里乱糟糟的，你们别介意。随便坐，自己倒茶啊！”何老微微驼背，脸庞清瘦，但步履矫健，精力充沛。他说话之间摘下老花镜，从橱柜拿出茶叶、茶杯，端来热水壶。
　　1984年调任武大之前，何老担任陕西省社科院院长。早年，他勤奋耕耘于新闻、教育战线，是一位老革命、老报人、老教育家。丰富的新闻阅历、深厚的理论功底、执着的创新精神，奠定了何老在新中国新闻界独一无二的地位——“西北何”。以改革著称的刘道玉筹建武大新闻系时，四处物色有影响力的“掌舵人”，遇见何老，一拍即合。刘校长“三顾茅庐”，何老欣然南下，演绎一曲“西北何”变身“华中何”的佳话。
　　宝刀不老的何老一到武大，就新闻系的发展方向、学科建设、研究重点等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并发挥独特影响力，整合各方资源，聚集“人气”“精气”，推动武大新闻系后来居上，快速跻身全国高校新闻系排名“三甲”。
　　然而，眼前的何老丝毫没有架子，分明就是一位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老人。客厅案几上，摊开一部《中国新闻思想发展研究文集》初稿，是何老正在校勘的新作。我们搬来椅子，面对面坐下，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述新闻学的传承与创新、新闻界的现状与积弊，仿佛是面对一座徐徐开启的新闻“宝库”。
　　“现在，新闻界也是百废待兴！很多新闻，导语都是写‘最近’怎样怎样、‘不久前’怎样怎样，这是掩盖新闻嗅觉迟钝，是记者工作不称职的遁词！”讲到激动之处，何老声音逐渐升高。他点着一根烟，两指夹着，绕室踱步，眼神里似乎透出一位职业报人临阵冲锋的神采。
　　一谈两小时，到了晚饭时间。我们准备起身告辞，但何老一把按住：“都别走！晚上在这儿陪我这个单身汉，吃饺子，喝啤酒。”说罢，他换上皮鞋，跨起竹篮，乐呵呵地拉开门，去附近菜市场买饺子。
　　“一位十足可爱的老人！”这是何老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对于我这个新闻“门外汉”，何老毫不排斥，有问必答，与他自己所带研究生一视同仁。本来，我是研究中国古典文论的，对新闻学并无认识，听了何老一番话，对新闻学也产生了兴趣。此后，一有机会，我总喜欢和何老几个研究生一起，去他家里听课、聊天、蹭饭，成了他“半个弟子”。
　　1988年春，“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浪潮汹涌，武大校园气氛压抑，促使我萌生去意。此时，中国新闻社派人来武大选调毕业生。何老得知我有意涉足新闻，便极力推荐我，并给时任中新社总编室主任的蔺安稳写了一封热情周详的推荐信——因首次披露秦始皇兵马俑而一举成名的蔺安稳，毕业于何老一手创办的西北政法学院新闻系，与何老有师生之谊。
　　“新时期，中国新闻事业需要年轻人！”在他们的感召与帮助下，我告别学习、工作了9年的珞珈山，走上新闻从业之路。
　　（二）
　　1988年9月底，我拎着两只行李箱，第一次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广州。中新社广东分社的牌子挂在海珠区泰康路一排骑楼之间。我穿过一楼木材杂货铺，上到二楼报到，正式成了新闻界一员新兵。
　　来广东之前，我对中新社一无所知。临行之前，我登门请教何老：“如何做一名中新社记者？”何老笑眯眯，一五一十，不厌其烦，给我讲述中新社的历史、稿件特点、发稿对象，并从书架中抽出一本中新社特稿选，对照分析，评点优劣，算是为我“恶补”了一课，“胜读十年书”！
　　武汉、广州远隔千里，但何老没有忘记我这个“编外”学生，经常致电询问情况，关注我的成长。“写了多少稿？有没有困难？要不要帮忙？”何老电话里重复最多的，就是这几句话。只要听到我有畏难情绪，他总会加重语气，叮嘱“要有勇气、有胆识、有毅力”。偶尔，他也会幽默一下：“我是一头老黄牛，趁现在还有余力，用得着时，你们尽管使唤啊！”
　　逢年过节，我会按时收到何老亲笔回复的贺卡。贺卡上，笔迹颤抖，嘱咐温馨，一笔一划寄托着一位新闻前辈的厚望。这些贺卡，我至今收藏在抽屉，也珍藏在心底！
　　幸运的是，我来中新社广东分社报到，蔺安稳已调任广东分社副社长，算是我当记者后第一位领路人。老蔺为人随和，宅心仁厚，成名虽早，却工作勤奋。分社老少都亲切地喊他“老蔺”，而不称职务。一到周末，他书包里装几个冷馒头，钻进中山图书馆，查史料，写札记，一泡一天，乐此不疲。老蔺亦师亦友，对我爱护有加，与何老一样，是我职业生涯中的恩人。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小平南巡之后，各地改革开放提速，办报办刊成风。我和几位同仁利用业余时间，创办《广东求职报》（后改名《广东职业导报》），挂靠于广东省人事厅。因为是“不务正业”，担心会挨骂，我没有及时给何老汇报。殊不知，何老得知消息，不但没有批评，反而打电话“鼓劲”：“自己办报，好！别怕，只管往前冲，搞新闻就是要有一股闯劲。闯出来了，就是胜利！”他还交代，寄几份报纸给他，作为教学、研究参考。
　　1992年，武大校长刘道玉突遭免职，他所倚重的一批志同道合的学术骨干遭到冷落。何老与我的研究生导师王文生一样，受到极不公正的对待，便选择离休，回西安居住。见过枪林弹雨的何老，一辈子何曾向困难低头？被迫选择归隐，足见压力之大。只可惜，创建不久的武大新闻系痛失巨擘！ 　　何老离开武大的情形，我是几年后才略知一二。1996年，我离开广州，回中新社总社海外中心，协助编辑《美国侨报·大陆新闻》。老蔺大约在1991年已调回北京，任中新社副社长，兼任海外中心主任。我俩多次约定，找机会去西安看望何老。没想到，这个愿望却再难实现。
　　1999年夏，我请了公休假，专程赴西安，拜访一别多年的何老，却惊闻他已于3个月前仙逝，一时间追悔莫及！
　　（三）
　　尊师虽去，大德永存。
　　30年来，我无论在哪里工作，难忘怀何老的音容与教诲。尤其是，他对新闻“创新”的高度重视，给我印象至深。记得离开武大前夕，他与我谈话时特别强调：“中新社的稿子短小、生动、鲜活，就是一种创新。这也是记者立身之本。”
　　他送我一本《新闻写作基础与创新》，书中许多段落下，划有一道道波浪线。一些书页空白处，工工整整地写着评语：“新闻贵在创新！写新闻，接触的是新鲜事，表现形式也应该有新意。”“了无新意、毫无生气的新闻，读者绝对不欢迎。”“意在笔先，新从意来。”至今翻阅，这些零星点评依然精到、贴切。
　　可以说，“创新”是何老一辈子的追求。
　　他讲课常常举到一个例子：新中国成立之初，他担任新华社北京分社社长，策划过一组新年零点的现场特写。每年新年都发通讯，如何才有新意呢？何老别出心裁，安排记者跟踪一些特殊行业工人，现场采写他们辞旧迎新一刻的工作状况。结果，稿件发出，赞声一片，成为新闻界争相仿效的案例。
　　事实上，何老退休之年任教武大，本身就是一个挑战，也是一种创新。一到武大，何老就思考，如何打造“三个一”工程——一间新闻研究所、一个硕士学位培养点、一份新闻评论刊物，为新创办的新闻系注入强大活力。他高屋建瓴，率先探索信息时代“传播学”新路径，更可谓“大胆之举”。
　　武大8年创业，何老老骥伏枥，以惊人毅力，精心梳理中国新闻思想史发展脉络，建立中国特色的新闻学体系，填补新闻学研究空白。他在设置新闻专业研究方向时，把微电子、数据、信息传播置于突出位置，具有强烈的超前意识。20年之后，互联网强势崛起，新媒体、全媒体、自媒体等一路高歌，人们不得不钦佩何老眼光独到！
　　我与何老相识偶然、相处短暂，但其人格魅力与创新意识，却让我景仰、受益一辈子。后来，我调入人民日报社工作，依然把“创新”当做座右铭，力求采写稿件出新意、有特色。每逢事业陷入“倦怠期”，我就会想起何老的教导，多从“创新”角度思考对策，往往有“柳暗花明”的感觉。
　　记得2000年春，刘蓉师母来到广州、香港，替何老了却一个心愿——何老生前多次讲，希望南下看一看，与工作在沿海地区的学生聚一聚，终因身体不佳，未能成行。耄耋之年的何老始终惦记着遍布各地的学生、晚辈！
　　“桃李天下，师恩似海。”今年7月，是何老诞辰100周年。尽管何老离开已有17年，但漫漫岁月并没有减弱人们对他的无尽思念，因为他是中国新闻事业一座高峰，德才双馨，精神不灭！
　　（作者系《人民日报》主任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