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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资本主义的发展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60多年来，当代资本主义尽管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但总起来说没有改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定位。按照经济宏观调控指导理论的演变，当代资本主义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40 70年代以凯恩斯主义为主导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阶段，2008年9月以来由世界金融危机导致的再调整阶段。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D03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0)02－0099－05
国内理论界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二战的结束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问题，是否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走进一个新的时期?对此。国内外研究提出了各种见解。西方学者的观点五花八门，如“后资本主义说”、“晚期资本主义说”、“超资本主义说”、“新资本主义说”、“股东资本主义说”、“后帝国主义说”、“金融资本主义说”、“网络资本主义说”、“涡轮资本主义说”。国内学术界的观点相对集中，主要是“社会资本主义说”、“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这些观点拓展了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视野，特别是国内学术界的观点很有价值。笔者认为，战后60多年来，当代资本主义尽管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但总起来说没有改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定位，它在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后，当前正在经历第三个发展阶段。
一、20世纪40－70年代以凯恩斯主义为主导的阶段
凯恩斯主义以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主张国家采用需求管理政策。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该书总结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实践，阐明了他的宏观经济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就业理论，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只要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就算是实现了充分就业。在经济自由放任的条件下，非自愿失业是经常存在的，原因就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造成的。为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发挥政府作用，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财政政策涉及税收、公债和政府转移支付，货币政策涉及再贴现率、法定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凯恩斯所提出的政策，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顶，扩大政府职能。“由于调节消费倾向的投资引诱的任务而使得政府职能的扩大，被视为对个人主义的严重侵犯。而与此相反，我却为政府职能的扩大进行辩护，认为：这不仅是避免现存经济形式完全被摧毁的惟一可行的手段，而且也是个人主动性能成功地发生作用的条件。”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以这个理论为指导的宏观调控在西方被称为“凯恩斯革命”，为解决经济危机提供了新的解释和有效手段，使美国等发达国家在30年代中期走出了经济萧条。二战以后，萨缪尔森等人发展并完善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和政策内涵。
二战以后至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施了以凯恩斯主义为主导的政策。美国“非罗斯福时代”的罗斯福新政，法国的戴高乐主义，其他西欧国家社会民主党推行的国有化、计划化运动，都是有代表性的改革举措。当时这些国家的目标是：避免再次发生大危机，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些国家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根据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实际。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来刺激或抑制需求。相对而言，战后大部分时段里的政策重点在扩大有效需求，因为两极分化这一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现象导致有效需求长期不足。在财政政策上，英、美等国自战后就表现了功能性特点。日本则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表现了均衡性特点，即依靠税收的自然增长来解决支出的增加问题，后来也表现了功能性特点，主要通过调节财政收支实现对经济的调控。在货币政策上，主要通过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来影响投资和整个经济，以达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等目的。凯恩斯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有很大的局限性，偏向于通过财政政策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所以至70年代中期货币政策的调节力度远小于财政政策。
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和调节，减少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缓和了周期性经济危机，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和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加之新科技革命的推动。西方国家在20多年内，不仅以较快的速度实现了经济恢复，而且以较高的增长率创造了经济繁荣，物价基本稳定，失业率较低，劳动者生活改善较大，科学教育事业发展较快。1950－1973年的GDP年均增长率，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接近5％，日、德等国则大大高于这个速度。正是这个时期的大发展，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成为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美国经济学家汉森说过：“第一次大战之后，适应新的情况所作的各种努力大半都没有成功，其结果大致说来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停滞：而第二次大战以后所采取的各项经济政策。已证明成就就大得多，引起了几乎难以置信的经济进步的进发。”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多次经济危机，但危机比较缓和，持续时间较短。特别是高额的财政赤字，不仅引发了通货膨胀，给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造成了不良影响。而且引发了国际收支不平衡，冲击了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导致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阶段
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凯恩斯主义一度造就了繁荣。但不可能带来永久的繁荣。凯恩斯主义实际运用的结果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美满，甚至完全出人意料。以这一理论为指导所实行的赤字预算政策和信贷扩张政策，实际成了持续性的膨胀政策，不仅不能根治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而且制造和孕育着新的危机。进入70年代后。新的危机终于到来。“六十年代，危机似乎仍令人难以置信。七十年代，危机却已来到了，随之而来的后果是无法控制、无从管制。增长减退，失业增加、通货膨胀扩大、工人购买力下降，变化无常、焦虑不安、隐忧潜伏；在欧洲和美国右派得势。”这次危机的特点，不单是经济的停滞，还伴有恶性的通胀。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史上比较罕见，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滞胀”。究其原因，除了把凯恩斯主义奉为圭臬、长期实行刺激需求的政策，还有国际市场上石油等原料价格的上涨、国内市场上多种产品的饱和、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下美元的泛滥，等等。英国首相撒切尔委派的英格兰银行总裁罗宾·利伊彭伯顿声称，通货膨胀对自由世界的危害比共产主义更大。
滞胀的严峻形势，迫使资产阶级重新审视它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为新自由主义兴起提供了机遇。新自由主义者把滞胀的原因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政府开支过大、人们的理性预期导致政府政策失灵，并开出了医治滞胀、刺激增长的药方。第一，发 挥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第二，发挥私人企业制度的优越性。第三，反对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第四，维持市场竞争须反对垄断。第五，坚持传统的健全财政原则。新自由主义由古典自由主义而来。又发展了古典自由主义。虽然二者都推崇自由至上论和有限政府论，但前者对放任与约束、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等关系的认识更为深刻，特别是把反对国家干预上升到了更为系统化和理论化的高度，堪称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
滞胀的严峻形势，在政治上导致右翼势力得势。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1980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1982年，科尔出任德国总理。不久。瑞典以外的北欧国家的政权相继转入右翼手中。右翼政党上台伊始，便与新自由主义学说一拍即合，导致8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大调整。英、美等国的政策调整，包括紧缩货币、削减福利、减税、国有企业私营化，放松对金融、交通、通讯、能源等部门管制，实现商品、劳务、货币的自由流动，削弱工会权力，限制工资增长，削减政府的公共支出和投资，颂扬财富创造而非财富再分配，等等。在社会党执政的一些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也实行了接近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工党政府也转而实施新自由主义纲领，使那里的社会福利制度受到重创。在德国及北欧各国，右翼政府对新自由主义稍有保留，虽然主张货币紧缩和财政改革，但并没有大量缩减社会开支，并避免与工会正面对抗。为加强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每年举行会议，广泛讨论各种问题，包括世界经济形势、国际贸易、金融、货币、能源、南北关系、东西关系等等，以寻找对策、协调行动。这种被称为主要工业国家的经济最高会议，是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加强对世界经济干预的重要标志。
进入9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扩大。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财政部、拉美国家及其他地区部分学术机构的代表参加，制定并最终达成了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所制定，并由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在经济脆弱的国家，这些理论经常用做严厉的结构调整的方案。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消除通货膨胀和私有化。”华盛顿共识”达成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假手由它们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极力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企图进一步巩固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而经济全球化潮流助推了新自由主义的蔓延。在拉美，墨西哥、阿根廷等国一度成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样板，智利、巴西、秘鲁等国也把新自由主义作为发展经济的理论根据。特别是由苏东剧变而来的一些国家，实行美国经济学家为它们设计的“休克疗法”，大力推行自由化和私有化，导致经济濒临崩溃、多数居民趋向贫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陷入严重困境的泰国、印尼、韩国等国，不得不牺牲部分经济自主权以换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被迫放弃具有自身传统特色的经济运行机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等方面的要求进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造。到9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强势话语和主流发展理论。
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政策调整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是摆脱了滞胀的困扰，经济重新得到发展。物价年均上涨率。1974－1981年为9.9％，到80年代末降至3％左右。GDP年均增长率，1973－1983年为2.4％。80年代为2.9％，美国在1990－1998年达到2.6％。同时，政策调整也带来诸多问题。第一，大规模的私有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使失业人数大增。整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失业率，70年代为4％，80年代翻了一番。90年代接近10％。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相继出现白领失业潮，说明中间阶层的雇佣劳动者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第二，资本流动的自由、购买债券的自由、金融产品的创新等，导致金融投资的赢利超过生产性投资。西方国家生产投资率的年均增长。60年代为5.5％，70年代为3.6％，80年代为2.99％。第三，尽管压缩了社会开支，但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福利国家的财政负担仍然较大。第四，多数国家的居民收入增速放慢，南北贫富差距扩大，经济和金融危机接连发生。因此，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存在批评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声音，甚至产生了以美国经济学家Q.A.阿克罗夫、J.耶伦、G.曼奎、B.伯纳克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要求政府坚持供需管理政策。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和衰退后增长迟滞，也使西方各国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
需要指出，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并不表明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超越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质在于与垄断资本相结合的国家政权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既然如此，那么国家的干预和调节不可能只是持续地强化，也不可能只是持续地弱化，而必然是时紧时松、时强时弱。到底如何，完全取决于客观的经济形势。事实上，由于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更加灵活。由于进一步改革了经济管理体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强化。被誉为英语国家中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艾伦，伍德指出：“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新的功能，它不但成为资本通向全球市场的主要工具，而且仍然是替资本在本国创造良好投资环境及抑制工运的主要工具。”新自由主义的盛行，既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和调节的表现，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和调节的结果。
世纪交替之际，资本主义政治舞台向中左翼倾斜。2004年5月1日欧盟东扩时，15个欧盟国家中有13个是社会党执政。这一时期，以上政党大都奉行“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内涵，简要说来，就是革新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同时批判吸收新自由主义。英国首相布莱尔在一本小册子中写道：“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热情致力于其社会公正和中左政治目标，但却是以灵活、创新和富有远见的方式来实现它们。它是以引导进步政治一个多世纪的价值观念——即民主、自由、公正、相互责任和国际主义——为基础的。但它是一种第三条道路，因为它坚定地超越了那种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旧左派，和那种把公共投资以及常常把‘社会’和集体事业概念当作邪恶而要予以消除的新右派。”这里所讲的超越的旧左派，即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所讲的超越的新右派，即新自由主义。可以看出，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介乎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有的人说得更简洁，“第三条道路”就是把市场经济与负责任的政府结合起来。
“第三条道路”成为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治国之策。英国积极推行“布莱尔新政”：减少政府干 预，放宽市场管制；改革税制，调低个人和公司的所得税；改革福利制度，增加社会就业；改革宪政体制，扩大地方自治；改革教育体制，改善国民医疗卫生服务：加强立法，调整和增加雇员的个人权利和工会的集体权利。在私有化问题上，也没有逆保守党的政策而实行国有化。在德国，施罗德政府提出了财政紧缩和税制改革方案，财政路线由扩大转为紧缩，堪称“战后最大的改革”。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既吸取了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民主思想，也接纳了新自由主义中的竞争性市场原则，较好地保持了社会平衡和经济效率。在美国，克林顿总统既恢复传统的自由主义，又努力使联邦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试图把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格格不入的左右倾思想融合起来。在第三条道路的影响下，欧美其他一些国家也实行了与上述国家大同小异的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美国克林顿政府的政策缓和了财政赤字等一些结构性困难，促进了投资增长，扭转了经济低迷不振的状况。英国布莱尔政府的政策使经济在较长时期保持了稳定增长，经历了英国近200年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持续增长期。
“第三条道路”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前者属于左翼政党的政治理论，后者属于右翼政党的政治理论，二者在具体政策上也存在一些差异。“第三条道路”的鼓吹者声称它是介乎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而从实践来看，这条所谓的“中间道路”更偏向于新自由主义。因而，可以把它看作一种国家干预色彩相对浓厚的新自由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因此，世纪之交的资本主义仍处在80年代开始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时期。
三、2008年9月以来的再调整阶段
2008年9月15日，以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为标志，美国爆发华尔街金融海啸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面对日益蔓延、不断恶化的国际金融危机。各国政府迅速行动，采取各种措施，上演了一场现代版的“罗斯福新政”，甚至在美国一些执意识形态偏见的人士那里演绎了一场“姓社姓资”的争论。有的学者指出：“上世纪30年代出现大萧条时，资本主义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转变为凯恩斯的修正资本主义。这次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事实表明，以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为标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进入了一个理论和政策再调整的时期。
眼前正在进行的调整，最突出的特征是资本主义世界同心协力地加大政府干预力度。危机爆发后。宣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全球所有经济体繁荣、进步和社会稳定的发动机”的美国布什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特殊救市举措。英国《泰晤士报》指出：“在那个世界上资本主义程度最高的国家，这一届历史上资本主义色彩最浓重的政府，决定清除该国规模最大且最为重要的金融公司中的私人业主，并代之以国家任命的官员。”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加大了挽救金融市场的力度。随着“新政”的推行，美国保守派的抨击之声也多了起来。参议员吉姆就奥巴马在国会发表的演说表示：“我听到了世界上最优秀的社会主义宣传者的演讲。”其他国家也对本国的主要金融机构实施了大规模的救援行动。金融危机爆发一年后，几乎所有欧盟成员国的赤字水平均超过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允许的上限，即GDP的3％。与此同时，各国政府还加强了联手救市。7国集团会议、24国集团会议、20国集团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年会、欧元区峰会等等，应对危机的国际会议接二连三。各国领导人把脉金融危机，宣誓合作决心，一系列救市重拳密集推出。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充分表明，今天的资本主义仍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现行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存在的内在矛盾，造成了全球流动性膨胀、国际资本流动和各国虚拟经济发展间的复杂机制，改变了金融机构的风险结构，加剧了金融市场不稳定性。在缺乏国际金融监管和有效的政策协调机制的情况下，不可能仅仅通过本国经济和金融机制来化解国际货币、金融风险，进而达到维护国内金融安全的目的。所以，仅就维持国内金融稳定和化解经济危机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和调节是不可或缺的。日本京都大学一位教授指出：“在我们不得不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混沌局面时，到什么地方寻找调整的力量呢?不言而喻，不能到联合国那样的国际机构或是八国集团等处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要最终解决问题，我们只有寻求让‘国家’再次走到前台。也就是说，我们只能通过‘再国家化’的方式澄清全球化造成的‘混沌’，让‘国家’出面承担解决问题的重担”；“当今世界的现状表明，必须对导致世界秩序混乱的投机资金进行切实有效的监控，而能对盲目流动的人、财、物进行有效监控的，只能是各国的国家主权。因此可以说：所谓后全球化时代将是重新突出国家作用的时代”。另一位美国学者指出：“我们未来的政治经济学很可能不会让斯密或他现在的弟子感到满意：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将比人们欢迎的要高。有人猜测，对于我们的新型资本主义。熊彼得和凯恩斯会感觉较为熟悉。在这个体系中，市场的动物性将受到国内和国际动物园管理者的严密关注，但不会扼杀自由企业原则。”㈣国内学者认为，世界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影响西方国家的政党活动和竞选纲领。各党都会把继续推进资本主义制度调整作为争取选民的纲领性目标。采取的措施包括加强对私营银行和私营大公司的监管，建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预警机制。扩大低收入家庭的福利保障，推进教育、医疗卫生、就业、老年福利等方面的改革，缩小社会收入差距。国际金融危机将导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入什么阶段，虽然现在定论为时过早，但至少可以说已进入一个新的调整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等等一系列的举措意味着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正在加强。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D03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0)02－0099－05
国内理论界普遍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随着二战的结束进入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问题，是否意味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走进一个新的时期?对此。国内外研究提出了各种见解。西方学者的观点五花八门，如“后资本主义说”、“晚期资本主义说”、“超资本主义说”、“新资本主义说”、“股东资本主义说”、“后帝国主义说”、“金融资本主义说”、“网络资本主义说”、“涡轮资本主义说”。国内学术界的观点相对集中，主要是“社会资本主义说”、“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这些观点拓展了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的视野，特别是国内学术界的观点很有价值。笔者认为，战后60多年来，当代资本主义尽管发生了一系列新变化，但总起来说没有改变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定位，它在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后，当前正在经历第三个发展阶段。
一、20世纪40－70年代以凯恩斯主义为主导的阶段
凯恩斯主义以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为基础，主张国家采用需求管理政策。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该书总结了国家干预经济的实践，阐明了他的宏观经济理论。这一理论的核心是就业理论，而就业理论的逻辑起点是有效需求。只要不存在非自愿失业，就算是实现了充分就业。在经济自由放任的条件下，非自愿失业是经常存在的，原因就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造成的。为解决有效需求不足，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发挥政府作用，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财政政策涉及税收、公债和政府转移支付，货币政策涉及再贴现率、法定准备金率和公开市场业务。凯恩斯所提出的政策，核心是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顶，扩大政府职能。“由于调节消费倾向的投资引诱的任务而使得政府职能的扩大，被视为对个人主义的严重侵犯。而与此相反，我却为政府职能的扩大进行辩护，认为：这不仅是避免现存经济形式完全被摧毁的惟一可行的手段，而且也是个人主动性能成功地发生作用的条件。”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和以这个理论为指导的宏观调控在西方被称为“凯恩斯革命”，为解决经济危机提供了新的解释和有效手段，使美国等发达国家在30年代中期走出了经济萧条。二战以后，萨缪尔森等人发展并完善了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和政策内涵。
二战以后至70年代，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实施了以凯恩斯主义为主导的政策。美国“非罗斯福时代”的罗斯福新政，法国的戴高乐主义，其他西欧国家社会民主党推行的国有化、计划化运动，都是有代表性的改革举措。当时这些国家的目标是：避免再次发生大危机，保证经济稳定增长，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些国家以凯恩斯主义为指导，根据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实际。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松紧搭配来刺激或抑制需求。相对而言，战后大部分时段里的政策重点在扩大有效需求，因为两极分化这一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现象导致有效需求长期不足。在财政政策上，英、美等国自战后就表现了功能性特点。日本则在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表现了均衡性特点，即依靠税收的自然增长来解决支出的增加问题，后来也表现了功能性特点，主要通过调节财政收支实现对经济的调控。在货币政策上，主要通过中央银行调节货币供应量和利率来影响投资和整个经济，以达到充分就业、经济增长等目的。凯恩斯认为货币政策的作用有很大的局限性，偏向于通过财政政策实现宏观调控的目标，所以至70年代中期货币政策的调节力度远小于财政政策。
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和调节，减少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缓和了周期性经济危机，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和广泛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加之新科技革命的推动。西方国家在20多年内，不仅以较快的速度实现了经济恢复，而且以较高的增长率创造了经济繁荣，物价基本稳定，失业率较低，劳动者生活改善较大，科学教育事业发展较快。1950－1973年的GDP年均增长率，发达资本主义世界接近5％，日、德等国则大大高于这个速度。正是这个时期的大发展，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成为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美国经济学家汉森说过：“第一次大战之后，适应新的情况所作的各种努力大半都没有成功，其结果大致说来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停滞：而第二次大战以后所采取的各项经济政策。已证明成就就大得多，引起了几乎难以置信的经济进步的进发。”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经历了多次经济危机，但危机比较缓和，持续时间较短。特别是高额的财政赤字，不仅引发了通货膨胀，给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造成了不良影响。而且引发了国际收支不平衡，冲击了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导致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二、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阶段
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凯恩斯主义一度造就了繁荣。但不可能带来永久的繁荣。凯恩斯主义实际运用的结果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美满，甚至完全出人意料。以这一理论为指导所实行的赤字预算政策和信贷扩张政策，实际成了持续性的膨胀政策，不仅不能根治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而且制造和孕育着新的危机。进入70年代后。新的危机终于到来。“六十年代，危机似乎仍令人难以置信。七十年代，危机却已来到了，随之而来的后果是无法控制、无从管制。增长减退，失业增加、通货膨胀扩大、工人购买力下降，变化无常、焦虑不安、隐忧潜伏；在欧洲和美国右派得势。”这次危机的特点，不单是经济的停滞，还伴有恶性的通胀。这种情况在资本主义史上比较罕见，西方经济学家称之为“滞胀”。究其原因，除了把凯恩斯主义奉为圭臬、长期实行刺激需求的政策，还有国际市场上石油等原料价格的上涨、国内市场上多种产品的饱和、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下美元的泛滥，等等。英国首相撒切尔委派的英格兰银行总裁罗宾·利伊彭伯顿声称，通货膨胀对自由世界的危害比共产主义更大。
滞胀的严峻形势，迫使资产阶级重新审视它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为新自由主义兴起提供了机遇。新自由主义者把滞胀的原因归结为国家干预过度、政府开支过大、人们的理性预期导致政府政策失灵，并开出了医治滞胀、刺激增长的药方。第一，发 挥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第二，发挥私人企业制度的优越性。第三，反对政府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第四，维持市场竞争须反对垄断。第五，坚持传统的健全财政原则。新自由主义由古典自由主义而来。又发展了古典自由主义。虽然二者都推崇自由至上论和有限政府论，但前者对放任与约束、市场与政府、效率与公平等关系的认识更为深刻，特别是把反对国家干预上升到了更为系统化和理论化的高度，堪称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
滞胀的严峻形势，在政治上导致右翼势力得势。1979年，撒切尔夫人出任英国首相。1980年，里根就任美国总统。1982年，科尔出任德国总理。不久。瑞典以外的北欧国家的政权相继转入右翼手中。右翼政党上台伊始，便与新自由主义学说一拍即合，导致8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的大调整。英、美等国的政策调整，包括紧缩货币、削减福利、减税、国有企业私营化，放松对金融、交通、通讯、能源等部门管制，实现商品、劳务、货币的自由流动，削弱工会权力，限制工资增长，削减政府的公共支出和投资，颂扬财富创造而非财富再分配，等等。在社会党执政的一些国家，如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也实行了接近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工党政府也转而实施新自由主义纲领，使那里的社会福利制度受到重创。在德国及北欧各国，右翼政府对新自由主义稍有保留，虽然主张货币紧缩和财政改革，但并没有大量缩减社会开支，并避免与工会正面对抗。为加强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每年举行会议，广泛讨论各种问题，包括世界经济形势、国际贸易、金融、货币、能源、南北关系、东西关系等等，以寻找对策、协调行动。这种被称为主要工业国家的经济最高会议，是资本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加强对世界经济干预的重要标志。
进入9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进一步扩大。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牵头，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财政部、拉美国家及其他地区部分学术机构的代表参加，制定并最终达成了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组织所制定，并由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在经济脆弱的国家，这些理论经常用做严厉的结构调整的方案。其基本原则简单地说就是：贸易经济自由化、市场定价、消除通货膨胀和私有化。”华盛顿共识”达成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假手由它们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极力在发展中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企图进一步巩固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而经济全球化潮流助推了新自由主义的蔓延。在拉美，墨西哥、阿根廷等国一度成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样板，智利、巴西、秘鲁等国也把新自由主义作为发展经济的理论根据。特别是由苏东剧变而来的一些国家，实行美国经济学家为它们设计的“休克疗法”，大力推行自由化和私有化，导致经济濒临崩溃、多数居民趋向贫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陷入严重困境的泰国、印尼、韩国等国，不得不牺牲部分经济自主权以换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被迫放弃具有自身传统特色的经济运行机制，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等方面的要求进行新自由主义的改造。到9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强势话语和主流发展理论。
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的政策调整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是摆脱了滞胀的困扰，经济重新得到发展。物价年均上涨率。1974－1981年为9.9％，到80年代末降至3％左右。GDP年均增长率，1973－1983年为2.4％。80年代为2.9％，美国在1990－1998年达到2.6％。同时，政策调整也带来诸多问题。第一，大规模的私有化和产业结构调整，使失业人数大增。整个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失业率，70年代为4％，80年代翻了一番。90年代接近10％。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相继出现白领失业潮，说明中间阶层的雇佣劳动者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第二，资本流动的自由、购买债券的自由、金融产品的创新等，导致金融投资的赢利超过生产性投资。西方国家生产投资率的年均增长。60年代为5.5％，70年代为3.6％，80年代为2.99％。第三，尽管压缩了社会开支，但由于失业率居高不下，福利国家的财政负担仍然较大。第四，多数国家的居民收入增速放慢，南北贫富差距扩大，经济和金融危机接连发生。因此，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存在批评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声音，甚至产生了以美国经济学家Q.A.阿克罗夫、J.耶伦、G.曼奎、B.伯纳克为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要求政府坚持供需管理政策。90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和衰退后增长迟滞，也使西方各国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
需要指出，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盛行并不表明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超越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质在于与垄断资本相结合的国家政权对经济生活进行干预和调节。既然如此，那么国家的干预和调节不可能只是持续地强化，也不可能只是持续地弱化，而必然是时紧时松、时强时弱。到底如何，完全取决于客观的经济形势。事实上，由于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更加灵活。由于进一步改革了经济管理体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强化。被誉为英语国家中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艾伦，伍德指出：“国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获得新的功能，它不但成为资本通向全球市场的主要工具，而且仍然是替资本在本国创造良好投资环境及抑制工运的主要工具。”新自由主义的盛行，既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和调节的表现，也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干预和调节的结果。
世纪交替之际，资本主义政治舞台向中左翼倾斜。2004年5月1日欧盟东扩时，15个欧盟国家中有13个是社会党执政。这一时期，以上政党大都奉行“第三条道路”的理论。这一理论的内涵，简要说来，就是革新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同时批判吸收新自由主义。英国首相布莱尔在一本小册子中写道：“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热情致力于其社会公正和中左政治目标，但却是以灵活、创新和富有远见的方式来实现它们。它是以引导进步政治一个多世纪的价值观念——即民主、自由、公正、相互责任和国际主义——为基础的。但它是一种第三条道路，因为它坚定地超越了那种专注于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旧左派，和那种把公共投资以及常常把‘社会’和集体事业概念当作邪恶而要予以消除的新右派。”这里所讲的超越的旧左派，即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所讲的超越的新右派，即新自由主义。可以看出，所谓“第三条道路”，就是介乎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有的人说得更简洁，“第三条道路”就是把市场经济与负责任的政府结合起来。
“第三条道路”成为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治国之策。英国积极推行“布莱尔新政”：减少政府干 预，放宽市场管制；改革税制，调低个人和公司的所得税；改革福利制度，增加社会就业；改革宪政体制，扩大地方自治；改革教育体制，改善国民医疗卫生服务：加强立法，调整和增加雇员的个人权利和工会的集体权利。在私有化问题上，也没有逆保守党的政策而实行国有化。在德国，施罗德政府提出了财政紧缩和税制改革方案，财政路线由扩大转为紧缩，堪称“战后最大的改革”。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既吸取了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民主思想，也接纳了新自由主义中的竞争性市场原则，较好地保持了社会平衡和经济效率。在美国，克林顿总统既恢复传统的自由主义，又努力使联邦政府发挥更大的作用，试图把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格格不入的左右倾思想融合起来。在第三条道路的影响下，欧美其他一些国家也实行了与上述国家大同小异的政策，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美国克林顿政府的政策缓和了财政赤字等一些结构性困难，促进了投资增长，扭转了经济低迷不振的状况。英国布莱尔政府的政策使经济在较长时期保持了稳定增长，经历了英国近200年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持续增长期。
“第三条道路”不同于新自由主义，前者属于左翼政党的政治理论，后者属于右翼政党的政治理论，二者在具体政策上也存在一些差异。“第三条道路”的鼓吹者声称它是介乎社会民主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而从实践来看，这条所谓的“中间道路”更偏向于新自由主义。因而，可以把它看作一种国家干预色彩相对浓厚的新自由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一种特殊表现。因此，世纪之交的资本主义仍处在80年代开始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主导的时期。
三、2008年9月以来的再调整阶段
2008年9月15日，以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为标志，美国爆发华尔街金融海啸并引发全球金融危机。面对日益蔓延、不断恶化的国际金融危机。各国政府迅速行动，采取各种措施，上演了一场现代版的“罗斯福新政”，甚至在美国一些执意识形态偏见的人士那里演绎了一场“姓社姓资”的争论。有的学者指出：“上世纪30年代出现大萧条时，资本主义从亚当·斯密的古典自由主义转变为凯恩斯的修正资本主义。这次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事实表明，以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为标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进入了一个理论和政策再调整的时期。
眼前正在进行的调整，最突出的特征是资本主义世界同心协力地加大政府干预力度。危机爆发后。宣称“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是全球所有经济体繁荣、进步和社会稳定的发动机”的美国布什政府实施了一系列特殊救市举措。英国《泰晤士报》指出：“在那个世界上资本主义程度最高的国家，这一届历史上资本主义色彩最浓重的政府，决定清除该国规模最大且最为重要的金融公司中的私人业主，并代之以国家任命的官员。”奥巴马政府执政以来，加大了挽救金融市场的力度。随着“新政”的推行，美国保守派的抨击之声也多了起来。参议员吉姆就奥巴马在国会发表的演说表示：“我听到了世界上最优秀的社会主义宣传者的演讲。”其他国家也对本国的主要金融机构实施了大规模的救援行动。金融危机爆发一年后，几乎所有欧盟成员国的赤字水平均超过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允许的上限，即GDP的3％。与此同时，各国政府还加强了联手救市。7国集团会议、24国集团会议、20国集团峰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行年会、欧元区峰会等等，应对危机的国际会议接二连三。各国领导人把脉金融危机，宣誓合作决心，一系列救市重拳密集推出。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充分表明，今天的资本主义仍然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现行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存在的内在矛盾，造成了全球流动性膨胀、国际资本流动和各国虚拟经济发展间的复杂机制，改变了金融机构的风险结构，加剧了金融市场不稳定性。在缺乏国际金融监管和有效的政策协调机制的情况下，不可能仅仅通过本国经济和金融机制来化解国际货币、金融风险，进而达到维护国内金融安全的目的。所以，仅就维持国内金融稳定和化解经济危机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和调节是不可或缺的。日本京都大学一位教授指出：“在我们不得不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混沌局面时，到什么地方寻找调整的力量呢?不言而喻，不能到联合国那样的国际机构或是八国集团等处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要最终解决问题，我们只有寻求让‘国家’再次走到前台。也就是说，我们只能通过‘再国家化’的方式澄清全球化造成的‘混沌’，让‘国家’出面承担解决问题的重担”；“当今世界的现状表明，必须对导致世界秩序混乱的投机资金进行切实有效的监控，而能对盲目流动的人、财、物进行有效监控的，只能是各国的国家主权。因此可以说：所谓后全球化时代将是重新突出国家作用的时代”。另一位美国学者指出：“我们未来的政治经济学很可能不会让斯密或他现在的弟子感到满意：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程度将比人们欢迎的要高。有人猜测，对于我们的新型资本主义。熊彼得和凯恩斯会感觉较为熟悉。在这个体系中，市场的动物性将受到国内和国际动物园管理者的严密关注，但不会扼杀自由企业原则。”㈣国内学者认为，世界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影响西方国家的政党活动和竞选纲领。各党都会把继续推进资本主义制度调整作为争取选民的纲领性目标。采取的措施包括加强对私营银行和私营大公司的监管，建立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预警机制。扩大低收入家庭的福利保障，推进教育、医疗卫生、就业、老年福利等方面的改革，缩小社会收入差距。国际金融危机将导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入什么阶段，虽然现在定论为时过早，但至少可以说已进入一个新的调整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实施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加强对金融体系的监管，改革国际金融体系，等等一系列的举措意味着国家干预经济的职能正在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