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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红卫兵“五大领袖”，首先提及的就是聂元梓。这不仅因为她是“五大领袖”之首，而且因为她曾是策划贴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打响“文革”第一炮的带头人……如今，年届九十的聂元梓早已步出囚禁其长达17年的监牢，但提起那梦魇般的岁月，她却有太多话要说……
45年前“文革”初起时，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聂元梓在学校大膳厅的东墙上，贴出大字报，声称要把校长陆平等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此文被毛泽东看中，钦点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聂元梓从此平步青云。一年之内，她成了北大的第一把手、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连毛泽东也戏称她是“老佛爷”。
然而，被称为红卫兵“五大领袖”之首的聂元梓（另四位是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当时是其他院校的学生）却在突然间销声匿迹。若干年后，当她再度露面报端，头衔变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获刑17年。北大教授季羡林在《牛棚杂记》里骂她是“破鞋”，传记作家叶永烈更是宣布她“已病死狱中”。而实际上，聂元梓还活着……
如今，九十初度的聂元梓提起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思路依然清晰：“只要我活着，就会继续申诉，不为别的，就是觉得自己这辈子太冤。90岁的人了，不知道还能有几天活头，说实话的日子不多了！”
那么，人称“乱世狂女”的聂元梓究竟有哪些话要说？
聂元梓把北大校长陆平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断章取义一番，揭发陆平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然而，她很快便由整人的变成了挨整的
出生于1921年的聂元梓是个老革命，17岁就加入共产党，自称曾在太原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油印情报刊物。
聂元梓是河南省滑县人，其祖上是有名的医生，靠行医积下很大的家产。在聂家父兄辈中，有很多人很早就参加过土地革命，支持过红军的革命斗争。聂元梓的哥哥聂真，在北平上大学时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随后回河南开展革命活动，是河南省早期共产党员之一。聂真在家乡尽出其家资，发展红色政权和革命武装，滑县的工农革命政权，即是聂真一手创立的。后来曾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就是聂真培养和发展的党员之一。聂真后来成为中共太岳区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晋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同时，在聂家的父兄辈中，有多人为革命牺牲。聂真舍弃一切家产为革命，到抗战前，聂家已经由巨富之家变成片瓦不存的穷家。后来，在聂真的带领下，聂元梓兄妹几个全都参加了革命。
1938年1月，聂元梓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入党不久，就受党组织的委派，去山西省晋城华北军政干校学习。此后，她表现得更加积极，理论知识也进一步丰富起来。组织上为了进一步培养她，又把她送到延安，边学习边工作。
在延安，聂元梓认识了青年干部吴某，两人产生了爱情。1945年，聂元梓和吴某在延安结婚，后育有一儿一女。后来，吴某出现了生活作风问题。1959年冬，二人离婚。
1963年，聂元梓被选调到北京大学担任经济系副主任，很快便投入到另一场革命的洪流中，她的声望和权势扶摇直上。1968年，聂元梓在“文革”的派系斗争中失去人身自由，接受劳动改造。“文革”结束后，1983年，聂元梓被以“反革命煽动罪、诬告陷害罪”正式判刑17年，并于1986年10月16日获得假释。
在监狱中，聂元梓拒穿囚衣，她一直认为自己无罪。假释后，她不断表示希望回到原单位北京大学，但一直没有获得回音。至于摘掉“反革命”帽子的平反诉求，更如石沉大海。
其实，这么多年来，聂元梓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2008年冬天，作家张朴在北京小住。忽听朋友说：聂元梓就住在附近！他满怀期待地赶去拜访，在一栋肮脏的居民楼里，终于敲开了聂元梓的门。后来，他这样回忆道——
眼前的聂元梓，早已失去当年的雄姿，毕竟是往90岁奔的人了，朝我走来时，难免步履蹒跚。
“我出狱后，政府没有给我一分钱生活费。”这是见面后聂元梓说的第一句话，“我1937年就参加革命，我曾为党出生入死。”
交谈时她还不停谈到在监禁中所受的苦难：赤着脚在冰水里挑泥筑坝，摔折了腰椎；长时间待在潮湿阴暗的牢房里，落下一身的病痛；罚站16个小时，稍一动弹，看守人就用皮鞋踢她的脚腕骨；在批斗她的万人大会上，她刚要开口申辩，套在她脖子上的细绳立刻就勒紧了……
莫非，聂元梓是想缓解人们对她的仇恨？但，那一幕幕发生在北大的血腥场面，要忘记也难：数以百计的教授、讲师、学生被以各种名目关押，百般折磨，严刑逼供。历史系教授侯仁之几乎死在乱棍之下，英语系教授俞大絪服毒自杀，学生邓朴方被从楼上推下来摔成终身残废……
我问聂元梓：“眼看无辜者被批被斗，惨遭铁棍、钢丝鞭的毒打，你为什么不管？”
她回答：“当时太乱，我怎么管得过来？”稍停，她似乎也觉得难以自圆其说，又添一句，“1968年军宣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整死了24人。我当权时，死的人比他们少。”
竭力要减轻内心的罪恶感，这就是聂元梓晚年的心境。无论回忆往事，还是诉说现状，你总能听出，她在努力表达一个意思：我是好人，不是坏人。
1938年，聂元梓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动机确实单纯：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后来去延安，正碰上“延安整风”，大把地抓特务，吓得她连名字都改了。她的原名很像日本人名：元子。由于担心被说成是日本特务，她改成了“元梓”。
1963年，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后不久，聂元梓因表现突出，调任哲学系党总支部书记。
初到北大时，聂元梓工作努力，处事谨慎，很受校长陆平重视，称她是“年轻的老革命”，还在住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分给她三居室住房。但时间一长，她本性毕露，搞得上下不和。逐渐，没人瞧得起她了。
聂元梓从提拔重用的名单里消失了。她对陆平的心情，从感恩骤变为仇恨——
1964年7月，机会降临：上面派来工作组，要人们给北大领导层提意见。这时的毛泽东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做准备，从北大制造突破口是棋局的一部分。聂元梓不失时机地把陆平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断章取义一番，上报工作组，揭发陆平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然而，当陆平的支持者彭真（时任北京市长）见到毛，要毛表态时，毛的回答是：“陆平是个好同志。”顷刻间，聂元梓这枚刚上台面的小棋子，被扫落在地。整人的变成了挨整的。
要她低头认错的会开起来了，不难想象陆平对她的愤怒，还有吓人的风传，要对她“刺刀见红”。
有生以来第一次，聂元梓尝到了什么叫惶惶不可终日，支持她的工作组撤走了，给毛泽东写信求救也如泥牛入海。她说那时她只有一个想法：赶快调离北大。
就在这个时候，聂元梓又想到了嫁人：嫁给一个能保护她，能帮助她的人。朋友们为她八方张罗，夏天刚跟67岁的吴溉之见面，冬天就匆忙结婚。很快，聂失望了：吴溉之是个老好人，在她眼里等于窝囊废。1966年4月的聂元梓，已陷入绝境：不仅职务让人取代，还被下放到农村。忽然一天，她获得惊人消息：彭真垮台在即！这意味着陆平失去了后台。5月，大落的聂元梓，大起了：靠着一张大字报，她一举成名。
大落的聂元梓绝处逢生，打响“文革”第一炮。由她带头策划贴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究竟写了些什么？这张大字报是如何出台的？
由聂元梓带头策划贴出的那张被毛泽东钦点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到底写了些什么？多年后，作家霞飞在《红卫兵“五大领袖”浮沉录之一：聂元梓》中详述了这张大字报的出台内幕——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由于毛泽东在外地，暂不回北京，会议由刘少奇主持。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一、由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陆定一，要解散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各地要出“孙悟空”，要“大闹天宫”的意见；二、介绍《中共中央通知》（即后来由这次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的起草情况；三、对彭真、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揭发、批判，对他们进行组织处理；四、通过由陈伯达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
按规定，会议通过的可以公开的决定、文件，按正常组织渠道下达，而一些领导人在会议上的讲话，则要严格保密，暂不外传。但奇怪的是，这次会议上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很快就传到了聂元梓的耳朵里。
这个核心机密主要是《五一六通知》中有这样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句非常尖锐的话，指的是中央内比彭真更高级的领导干部，而更重要的是，这些话是毛泽东亲笔加上去的。那么，中央机密为什么会在会议没有结束时就被聂元梓知晓？
1967年初，一些群众误以为曹轶欧（康生的妻子）是中央过去派驻北大工作组的人，起来要揪曹轶欧。康生不得不出面保曹轶欧的“驾”，他在1967年1月22日接见群众代表时，情急之下，说出了这样的话：“我爱人等五人，不是北大工作组，他们是一个调查小组，在1966年5月去北大，目的是调查彭真在那里搞了哪些阴谋。聂元梓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的促进下写的。”
原来，在曹轶欧的策动下，聂元梓便开始活动起来。经过几天的串联，终于联合六个人（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议定了向北大校党委发起进攻的大字报。
5月25日下午2点，这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贴上了北大大膳厅的东墙，引来数百人观看。
宋硕，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的副部长；陆平，时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彭珮云，时任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点这三个人的名表明，其政治意图不限于给北京大学党委提意见，而着重点是指向北京市委的工作，这样，大字报所涉及的范围就大了。
这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说：北大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压制民主，压制群众，搞修正主义。这一行为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的支持。大字报号召，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一时间，北大校内议论纷纷，反对者有之，赞成者有之，褒贬参半者有之。然而，被这张大字报攻击的北大党委却不为所动，工作照常进行，阵脚没有乱。
在这种情况下，曹轶欧把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一字不落地抄了下来，送给康生。康生反复看了几遍，又考虑了两天，觉得有利用价值，便决定把它密报给毛泽东。于是，在这张大字报贴出后的第五天，这张大字报的手抄稿和康生的密信一起，通过中央机要部门转到了杭州，摆在了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的案头。
毛泽东看了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稿后，经过思考，于6月1日作出如下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康生、陈伯达收到毛泽东的批示后，迅速落实，在6月1日当晚，就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新华社稿的名义全文播发了这张大字报——
聂元梓是在王府井大街上听到电台广播她的大字报的。如今靠回忆度日的她，谈起那段时光依然眉开眼笑：几天工夫，几万封声援她的信件和电报从全国各地涌来，无数的人赶到北大来看大字报。康生走到台前，向北大师生演讲：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
随后的日子，在万众簇拥发号施令的背后，聂元梓活得像奴仆，成了当权者得心应手的工具：毛泽东说了一句“没看见批判邓小平呀？”聂元梓立马写出一批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康生要她设法证明彭真是叛徒，她就组织学生东拼西凑地收集材料；毛的女儿李讷要她到上海发动群众，她立刻奔去煽动夺权；江青在讲话时暗示“不喜欢毛的儿媳邵华”，她又派红卫兵去抓邵华姐妹……
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过程中，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北大第一张大字报，起到了它的特殊作用。由于这张大字报是聂元梓带头写的，她也被认为“有功”。八届十一中全会开过不久的1966年9月，聂元梓当上了北京大学“校文革”（学校“文化大革命”指导委员会的简称）的主任，成了北大实际上的“一把手”。然而时隔不久，曾无比活跃的聂元梓突然从云端跌落，迅速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多年后，前往采访聂元梓的张朴这样写道——
当上北大第一把手才几个月，聂元梓就去夺高教部的权，没有成功。1967年4月组成北京市革委会，她想做主任的雄心又落空了。愤怒之下她掀起浪潮，要打倒就任主任的谢富治。
让权欲冲昏头脑的聂元梓，这一次找错了攻击目标：谢跟康生一样，是毛的左右手。周恩来、江青对她连番警告，她充耳不闻。当她闹得越来越不像话时，毛泽东发话了：“聂元梓是坏人。”
1968年8月，军宣队开进北大，聂元梓失去的不仅是权力，还有自由。她被踢到农场去劳动改造，饱受折磨。到毛泽东去世时，批她斗她的大会小会，连她自己也数不清有多少次了。即便如此，她对毛既没怨言，也无恶语。
她谈论过的人很多，大都语气平淡，只有提到毛时，声音里才带着一种敬畏感。或许她相信维护毛的形象将有利于她的存在价值，她需要用毛做挡箭牌来开脱自己。或许是毛当年的器重，令她扬名至今。
望着聂元梓的垂垂老脸，我心绪如浪：这位当年号称“中国第一左派”的造反派领袖，如今住无定所，身无分文，差点靠乞讨度日。她活这一辈子，到底为了什么？她的晚年凄凉，又是怎样造成的？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她还会为权力而疯狂吗？
出人意料的是，聂元梓对作家张朴全无印象，称其“采写”的文章是“信口雌黄”。面对前来采访她的作家韩三洲，她发出种种诘问，以扭转多年来人们对她的“误读”……
由于张朴采写的《走近聂元梓》附上了他与聂元梓的照片，很快便被四下转载、广为传播，然而时隔一年，聂元梓却对前来采访她的韩三洲说：“我回忆不起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作者了。看来，以后要接受教训，不能随便见生人，省得不安好心的人又在那里信口雌黄！”
不久后，韩三洲写就《九十岁的聂元梓在想些什么》一文，发表在中文网络杂志《华夏文摘》上——
张朴文中的所谓“住无定所，身无分文”之说，根本就是随意编造的，也与聂元梓的现状大不相符。当年的“五大领袖”，除去谭厚兰1982年早逝外，其余的三人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各有自己的事业。
经过多方申诉，聂元梓本人的生活起居，早几年已经归北京市民政局负责管理，并在蓟门桥一带暂借其两间住房；每月的生活费，已经由前几年的600多元涨到了今天的2600元；看病就医按照离休人员待遇，全额报销。
尽管享受着如此“特例”，聂元梓经济上还是感到十分拮据：“北京市有明文规定，像我这样提前假释、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应该由原单位接受。但我多年来屡屡给北大、国家教委甚至中央领导人写信，要求按照国家政策，还由北大来接受安置我，可迄今仍无下文。你可知道像我这样当年十二级的干部，现在人人都拿到一万多的月薪了。”
聂元梓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北大，已经拟好了给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一封信，申诉自己的现状与委屈：“我没有别的奢望，就是想依照政策重回北大，让人生有个归宿。尽管‘文革’中我有罪错，可我还是1937年便参加抗战的老革命，也是一个北大人，总不能老是依靠民政局的救济金来过日子吧？另外，这也不是关系到我一个人的问题，是‘文革’遗留的一大批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除此之外，每次与韩三洲见面，聂元梓的话题都会聊到“文革”上面。对于那场给她带来长达17年牢狱之灾的梦魇，聂元梓有太多话要说……根据她的口述，韩三洲解开了些许困扰人们多年的谜题——
“文革”初起，各个院校都有造反派组织，可毛泽东为什么偏偏选定了北大作为他的“文革策源地”？
毛泽东与北大有宿怨，早年他在北大图书馆登录室勤工俭学时，曾受到代理馆长张申府的冷遇。有一次，因为毛的字迹潦草，张要他重新填写图书卡片，看到了毛的脸上有不豫之色。延安时期，凡是有北平到延安的，毛都要询问张申府的情况，解放之后，他几次提到“张申府、张老板面色很难看啊”。所以，张申府于建国前因为第三条道路被民盟开除成为人民公敌，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都与此有关联。
1957年反右时，北大成为重灾区，被打成右派的共计511人。但毛泽东不高兴了，嫌北大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江隆基手太软，就把铁道部的陆平派来担任校党委书记。到了这年10月以及来年春季，北大又搞了一场三个月的“右派补课”，补划右派百余人，总数达到了699人（一说是716人），占到了学校总人数的7%。
据聂元梓回忆，“文革”初起，有人在北大历史系贴出一副流布很广的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被监督北大“文革”的李讷汇报给毛泽东听，毛泽东说：“什么‘池浅王八多’，要改一个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并且让女儿李讷向聂元梓传达了这句原话。一个“深”字不要紧，运动又火上浇油似的升级了。尽管如此，毛还是感到不满意。1968年7月28日，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聂元梓时，说：“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才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吧。”到了12月18日夜，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夫妇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也是熬不过去的结果。
“文革”初期，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形成了吗？判决书上为什么非要把聂元梓与这两个集团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直到今天，聂元梓还坚持认为对自己是纯属政治判决。她说：“拿这场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来说，该由谁来承担历史的罪错？是被人称为‘五个指头’，大拇指即发动者毛泽东的罪错，还是林彪、四人帮的罪错？或是我们这些被判刑囚禁了十多年的‘五大领袖’的罪错？谁又能知道‘文革’的真实内情？像我这样一个当年被全国上下视为大红大紫的‘造反第一人’，还不到两年时间，就在十万人大会上被江青说成是‘聂元梓太骄傲，谁的话都不听了，叫她反右她反左，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自此就把我给逐出中国的政治舞台了。也许当年聂元梓的名字还有被利用的必要，对我的拘留审查对外没有宣布，九大的时候，我是在学习班里批斗中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九届二中全会，我是从拘留地江西被三个人押解进京参加会议的，会后又被押解回去。连自己什么时候被选为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8341部队的杨德中）都不知道，还是后来从我的判决书上看到的。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可以说，人们并不了解我在‘文革’中的实际情况。”
在她有期徒刑17年的判决书上，清清楚楚地写道：“本庭确认，被告人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
对此，聂元梓愤愤不平：“十年‘文革’，政治风云瞬息万变，其后的8年，我都是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监禁中度过的，如果有正常历史思维的话，请问：‘文革’初期，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形成了吗？如果没有形成，当初我所追随的，又是什么‘集团’？判决书上为什么非要把我与这后来才有的两个集团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邓朴方的跳楼致残到底与聂元梓有无关联？民间为什么会风传“邓小平说‘一看到聂元梓，就想到了我那跳楼的大儿子’”？
作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当事人，聂元梓被人任意妖魔化，有人说她是“乱世狂女”，有人说她“政治野心家”，是“文革”的“始作俑者”。对此，她感到委屈，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政治玩偶，让人高高抛起，又重重摔下，再由人恣意糟改践踏，激愤之状，溢于言表：“人一倒霉，啥坏事都往你头上推！我是谁呀，一张大字报就在全国掀起那么大的浪，能让天下大乱了？”
直到今天，聂元梓仍不明白，民间为什么会流传邓小平的一句话：“一看到聂元梓，就想到了我那跳楼的大儿子。”甚至还有传言说是她叫人把邓朴方从楼上推下去的。
“文革”结束后，新校长周林一进校，就宣布“四人帮”对聂元梓的隔离审查、批斗劳改的一切规定继续有效。而聂元梓本人从内部发行的《北京大学纪事》上，还找到了这样一段史料：1978年3月22日，邓小平约见包括北大校长周林在内的教育界人士，特意问到聂元梓怎么样。当听到有人说她要翻案时，邓说：“她有什么案可翻？聂元梓你们为什么不批？这个人至少应该开除党籍，调到别处去劳动。她有一张大字报，对‘文革’起了推动作用……”
所以聂元梓认为，这也决定了自己被判处17年的案子，出现不允许上诉也不让证人出庭这些违背法律程序的现象，直到今天，控检方连当年的一张终审判决书都没给她。她辩解说：“邓朴方的跳楼致残，与我并无关联，我能不翻案吗？且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的讲述：‘1968年8月末的一天，是令我们铭心刻骨的一天。邓楠回来告诉我们，哥哥因不堪虐待，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时跳楼以示最后的抗议。’注意，时间是8月末，也就是军宣队进校10天以后的事情，而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1968年8月19日军宣队进入北大后，从此北大的一切权力，特别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统统归军宣队行使。’8月末的我，已失去自由被隔离审查批斗了，与邓朴方的跳楼有什么直接关系？更可笑的是，对我的判决书认定：1968年4月7日，在被告人聂元梓指使下，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致使多人受伤，其中邓朴方下身瘫痪、终身残废。这里，硬把邓朴方跳楼一案的发生时间，几近提前了5个月！”
如今，虽说已年届九旬，但聂元梓的思维依然清晰，她说，直到今天，自己才深刻地悟出一句名言的真谛：“历史永远是胜利者和权力者写就的。”她解释参与“文革”的动机：“我当年来北大，是大哥聂真与陆平联系的，我与陆平本人并没有个人恩怨。”
一经回首往事，每每心有不甘。九十初度的聂元梓又说了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只要我活着，就会继续申诉，不为别的，就是觉得自己这辈子太冤，90岁的人了，不知道还能有几天活头，说实话的日子不多了！”
编撰：紫镯
45年前“文革”初起时，时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的聂元梓在学校大膳厅的东墙上，贴出大字报，声称要把校长陆平等人“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此文被毛泽东看中，钦点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聂元梓从此平步青云。一年之内，她成了北大的第一把手、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连毛泽东也戏称她是“老佛爷”。
然而，被称为红卫兵“五大领袖”之首的聂元梓（另四位是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当时是其他院校的学生）却在突然间销声匿迹。若干年后，当她再度露面报端，头衔变作“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获刑17年。北大教授季羡林在《牛棚杂记》里骂她是“破鞋”，传记作家叶永烈更是宣布她“已病死狱中”。而实际上，聂元梓还活着……
如今，九十初度的聂元梓提起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思路依然清晰：“只要我活着，就会继续申诉，不为别的，就是觉得自己这辈子太冤。90岁的人了，不知道还能有几天活头，说实话的日子不多了！”
那么，人称“乱世狂女”的聂元梓究竟有哪些话要说？
聂元梓把北大校长陆平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断章取义一番，揭发陆平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然而，她很快便由整人的变成了挨整的
出生于1921年的聂元梓是个老革命，17岁就加入共产党，自称曾在太原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油印情报刊物。
聂元梓是河南省滑县人，其祖上是有名的医生，靠行医积下很大的家产。在聂家父兄辈中，有很多人很早就参加过土地革命，支持过红军的革命斗争。聂元梓的哥哥聂真，在北平上大学时就秘密加入了共产党，随后回河南开展革命活动，是河南省早期共产党员之一。聂真在家乡尽出其家资，发展红色政权和革命武装，滑县的工农革命政权，即是聂真一手创立的。后来曾任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的赵紫阳，就是聂真培养和发展的党员之一。聂真后来成为中共太岳区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晋豫抗日根据地的创建者。同时，在聂家的父兄辈中，有多人为革命牺牲。聂真舍弃一切家产为革命，到抗战前，聂家已经由巨富之家变成片瓦不存的穷家。后来，在聂真的带领下，聂元梓兄妹几个全都参加了革命。
1938年1月，聂元梓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入党不久，就受党组织的委派，去山西省晋城华北军政干校学习。此后，她表现得更加积极，理论知识也进一步丰富起来。组织上为了进一步培养她，又把她送到延安，边学习边工作。
在延安，聂元梓认识了青年干部吴某，两人产生了爱情。1945年，聂元梓和吴某在延安结婚，后育有一儿一女。后来，吴某出现了生活作风问题。1959年冬，二人离婚。
1963年，聂元梓被选调到北京大学担任经济系副主任，很快便投入到另一场革命的洪流中，她的声望和权势扶摇直上。1968年，聂元梓在“文革”的派系斗争中失去人身自由，接受劳动改造。“文革”结束后，1983年，聂元梓被以“反革命煽动罪、诬告陷害罪”正式判刑17年，并于1986年10月16日获得假释。
在监狱中，聂元梓拒穿囚衣，她一直认为自己无罪。假释后，她不断表示希望回到原单位北京大学，但一直没有获得回音。至于摘掉“反革命”帽子的平反诉求，更如石沉大海。
其实，这么多年来，聂元梓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2008年冬天，作家张朴在北京小住。忽听朋友说：聂元梓就住在附近！他满怀期待地赶去拜访，在一栋肮脏的居民楼里，终于敲开了聂元梓的门。后来，他这样回忆道——
眼前的聂元梓，早已失去当年的雄姿，毕竟是往90岁奔的人了，朝我走来时，难免步履蹒跚。
“我出狱后，政府没有给我一分钱生活费。”这是见面后聂元梓说的第一句话，“我1937年就参加革命，我曾为党出生入死。”
交谈时她还不停谈到在监禁中所受的苦难：赤着脚在冰水里挑泥筑坝，摔折了腰椎；长时间待在潮湿阴暗的牢房里，落下一身的病痛；罚站16个小时，稍一动弹，看守人就用皮鞋踢她的脚腕骨；在批斗她的万人大会上，她刚要开口申辩，套在她脖子上的细绳立刻就勒紧了……
莫非，聂元梓是想缓解人们对她的仇恨？但，那一幕幕发生在北大的血腥场面，要忘记也难：数以百计的教授、讲师、学生被以各种名目关押，百般折磨，严刑逼供。历史系教授侯仁之几乎死在乱棍之下，英语系教授俞大絪服毒自杀，学生邓朴方被从楼上推下来摔成终身残废……
我问聂元梓：“眼看无辜者被批被斗，惨遭铁棍、钢丝鞭的毒打，你为什么不管？”
她回答：“当时太乱，我怎么管得过来？”稍停，她似乎也觉得难以自圆其说，又添一句，“1968年军宣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大，整死了24人。我当权时，死的人比他们少。”
竭力要减轻内心的罪恶感，这就是聂元梓晚年的心境。无论回忆往事，还是诉说现状，你总能听出，她在努力表达一个意思：我是好人，不是坏人。
1938年，聂元梓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动机确实单纯：共产党是为穷人谋利益的。后来去延安，正碰上“延安整风”，大把地抓特务，吓得她连名字都改了。她的原名很像日本人名：元子。由于担心被说成是日本特务，她改成了“元梓”。
1963年，担任北京大学经济系副主任后不久，聂元梓因表现突出，调任哲学系党总支部书记。
初到北大时，聂元梓工作努力，处事谨慎，很受校长陆平重视，称她是“年轻的老革命”，还在住房极其紧张的情况下，分给她三居室住房。但时间一长，她本性毕露，搞得上下不和。逐渐，没人瞧得起她了。
聂元梓从提拔重用的名单里消失了。她对陆平的心情，从感恩骤变为仇恨——
1964年7月，机会降临：上面派来工作组，要人们给北大领导层提意见。这时的毛泽东正在下一盘很大的棋：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做准备，从北大制造突破口是棋局的一部分。聂元梓不失时机地把陆平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断章取义一番，上报工作组，揭发陆平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然而，当陆平的支持者彭真（时任北京市长）见到毛，要毛表态时，毛的回答是：“陆平是个好同志。”顷刻间，聂元梓这枚刚上台面的小棋子，被扫落在地。整人的变成了挨整的。
要她低头认错的会开起来了，不难想象陆平对她的愤怒，还有吓人的风传，要对她“刺刀见红”。
有生以来第一次，聂元梓尝到了什么叫惶惶不可终日，支持她的工作组撤走了，给毛泽东写信求救也如泥牛入海。她说那时她只有一个想法：赶快调离北大。
就在这个时候，聂元梓又想到了嫁人：嫁给一个能保护她，能帮助她的人。朋友们为她八方张罗，夏天刚跟67岁的吴溉之见面，冬天就匆忙结婚。很快，聂失望了：吴溉之是个老好人，在她眼里等于窝囊废。1966年4月的聂元梓，已陷入绝境：不仅职务让人取代，还被下放到农村。忽然一天，她获得惊人消息：彭真垮台在即！这意味着陆平失去了后台。5月，大落的聂元梓，大起了：靠着一张大字报，她一举成名。
大落的聂元梓绝处逢生，打响“文革”第一炮。由她带头策划贴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究竟写了些什么？这张大字报是如何出台的？
由聂元梓带头策划贴出的那张被毛泽东钦点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到底写了些什么？多年后，作家霞飞在《红卫兵“五大领袖”浮沉录之一：聂元梓》中详述了这张大字报的出台内幕——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举行扩大会议。由于毛泽东在外地，暂不回北京，会议由刘少奇主持。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一、由康生传达毛泽东关于批判彭真、陆定一，要解散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各地要出“孙悟空”，要“大闹天宫”的意见；二、介绍《中共中央通知》（即后来由这次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的起草情况；三、对彭真、陆定一、杨尚昆进行揭发、批判，对他们进行组织处理；四、通过由陈伯达起草、经毛泽东多次修改的《中共中央通知》。
按规定，会议通过的可以公开的决定、文件，按正常组织渠道下达，而一些领导人在会议上的讲话，则要严格保密，暂不外传。但奇怪的是，这次会议上一些领导人的讲话，很快就传到了聂元梓的耳朵里。
这个核心机密主要是《五一六通知》中有这样的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句非常尖锐的话，指的是中央内比彭真更高级的领导干部，而更重要的是，这些话是毛泽东亲笔加上去的。那么，中央机密为什么会在会议没有结束时就被聂元梓知晓？
1967年初，一些群众误以为曹轶欧（康生的妻子）是中央过去派驻北大工作组的人，起来要揪曹轶欧。康生不得不出面保曹轶欧的“驾”，他在1967年1月22日接见群众代表时，情急之下，说出了这样的话：“我爱人等五人，不是北大工作组，他们是一个调查小组，在1966年5月去北大，目的是调查彭真在那里搞了哪些阴谋。聂元梓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的促进下写的。”
原来，在曹轶欧的策动下，聂元梓便开始活动起来。经过几天的串联，终于联合六个人（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议定了向北大校党委发起进攻的大字报。
5月25日下午2点，这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贴上了北大大膳厅的东墙，引来数百人观看。
宋硕，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部的副部长；陆平，时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彭珮云，时任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大字报点这三个人的名表明，其政治意图不限于给北京大学党委提意见，而着重点是指向北京市委的工作，这样，大字报所涉及的范围就大了。
这张大字报的主要内容是说：北大党委在“文化大革命”中压制民主，压制群众，搞修正主义。这一行为得到了中共北京市委的支持。大字报号召，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一时间，北大校内议论纷纷，反对者有之，赞成者有之，褒贬参半者有之。然而，被这张大字报攻击的北大党委却不为所动，工作照常进行，阵脚没有乱。
在这种情况下，曹轶欧把这张大字报的内容一字不落地抄了下来，送给康生。康生反复看了几遍，又考虑了两天，觉得有利用价值，便决定把它密报给毛泽东。于是，在这张大字报贴出后的第五天，这张大字报的手抄稿和康生的密信一起，通过中央机要部门转到了杭州，摆在了正在杭州的毛泽东的案头。
毛泽东看了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大字报稿后，经过思考，于6月1日作出如下批示：“康生、伯达同志，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开始打破。请酌办。”
康生、陈伯达收到毛泽东的批示后，迅速落实，在6月1日当晚，就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新华社稿的名义全文播发了这张大字报——
聂元梓是在王府井大街上听到电台广播她的大字报的。如今靠回忆度日的她，谈起那段时光依然眉开眼笑：几天工夫，几万封声援她的信件和电报从全国各地涌来，无数的人赶到北大来看大字报。康生走到台前，向北大师生演讲：聂元梓的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
随后的日子，在万众簇拥发号施令的背后，聂元梓活得像奴仆，成了当权者得心应手的工具：毛泽东说了一句“没看见批判邓小平呀？”聂元梓立马写出一批打倒邓小平的大字报；康生要她设法证明彭真是叛徒，她就组织学生东拼西凑地收集材料；毛的女儿李讷要她到上海发动群众，她立刻奔去煽动夺权；江青在讲话时暗示“不喜欢毛的儿媳邵华”，她又派红卫兵去抓邵华姐妹……
在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过程中，聂元梓等七人写的北大第一张大字报，起到了它的特殊作用。由于这张大字报是聂元梓带头写的，她也被认为“有功”。八届十一中全会开过不久的1966年9月，聂元梓当上了北京大学“校文革”（学校“文化大革命”指导委员会的简称）的主任，成了北大实际上的“一把手”。然而时隔不久，曾无比活跃的聂元梓突然从云端跌落，迅速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多年后，前往采访聂元梓的张朴这样写道——
当上北大第一把手才几个月，聂元梓就去夺高教部的权，没有成功。1967年4月组成北京市革委会，她想做主任的雄心又落空了。愤怒之下她掀起浪潮，要打倒就任主任的谢富治。
让权欲冲昏头脑的聂元梓，这一次找错了攻击目标：谢跟康生一样，是毛的左右手。周恩来、江青对她连番警告，她充耳不闻。当她闹得越来越不像话时，毛泽东发话了：“聂元梓是坏人。”
1968年8月，军宣队开进北大，聂元梓失去的不仅是权力，还有自由。她被踢到农场去劳动改造，饱受折磨。到毛泽东去世时，批她斗她的大会小会，连她自己也数不清有多少次了。即便如此，她对毛既没怨言，也无恶语。
她谈论过的人很多，大都语气平淡，只有提到毛时，声音里才带着一种敬畏感。或许她相信维护毛的形象将有利于她的存在价值，她需要用毛做挡箭牌来开脱自己。或许是毛当年的器重，令她扬名至今。
望着聂元梓的垂垂老脸，我心绪如浪：这位当年号称“中国第一左派”的造反派领袖，如今住无定所，身无分文，差点靠乞讨度日。她活这一辈子，到底为了什么？她的晚年凄凉，又是怎样造成的？如果再给她一次机会，她还会为权力而疯狂吗？
出人意料的是，聂元梓对作家张朴全无印象，称其“采写”的文章是“信口雌黄”。面对前来采访她的作家韩三洲，她发出种种诘问，以扭转多年来人们对她的“误读”……
由于张朴采写的《走近聂元梓》附上了他与聂元梓的照片，很快便被四下转载、广为传播，然而时隔一年，聂元梓却对前来采访她的韩三洲说：“我回忆不起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位作者了。看来，以后要接受教训，不能随便见生人，省得不安好心的人又在那里信口雌黄！”
不久后，韩三洲写就《九十岁的聂元梓在想些什么》一文，发表在中文网络杂志《华夏文摘》上——
张朴文中的所谓“住无定所，身无分文”之说，根本就是随意编造的，也与聂元梓的现状大不相符。当年的“五大领袖”，除去谭厚兰1982年早逝外，其余的三人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各有自己的事业。
经过多方申诉，聂元梓本人的生活起居，早几年已经归北京市民政局负责管理，并在蓟门桥一带暂借其两间住房；每月的生活费，已经由前几年的600多元涨到了今天的2600元；看病就医按照离休人员待遇，全额报销。
尽管享受着如此“特例”，聂元梓经济上还是感到十分拮据：“北京市有明文规定，像我这样提前假释、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应该由原单位接受。但我多年来屡屡给北大、国家教委甚至中央领导人写信，要求按照国家政策，还由北大来接受安置我，可迄今仍无下文。你可知道像我这样当年十二级的干部，现在人人都拿到一万多的月薪了。”
聂元梓说，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北大，已经拟好了给国家高层领导人的一封信，申诉自己的现状与委屈：“我没有别的奢望，就是想依照政策重回北大，让人生有个归宿。尽管‘文革’中我有罪错，可我还是1937年便参加抗战的老革命，也是一个北大人，总不能老是依靠民政局的救济金来过日子吧？另外，这也不是关系到我一个人的问题，是‘文革’遗留的一大批人的问题，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除此之外，每次与韩三洲见面，聂元梓的话题都会聊到“文革”上面。对于那场给她带来长达17年牢狱之灾的梦魇，聂元梓有太多话要说……根据她的口述，韩三洲解开了些许困扰人们多年的谜题——
“文革”初起，各个院校都有造反派组织，可毛泽东为什么偏偏选定了北大作为他的“文革策源地”？
毛泽东与北大有宿怨，早年他在北大图书馆登录室勤工俭学时，曾受到代理馆长张申府的冷遇。有一次，因为毛的字迹潦草，张要他重新填写图书卡片，看到了毛的脸上有不豫之色。延安时期，凡是有北平到延安的，毛都要询问张申府的情况，解放之后，他几次提到“张申府、张老板面色很难看啊”。所以，张申府于建国前因为第三条道路被民盟开除成为人民公敌，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都与此有关联。
1957年反右时，北大成为重灾区，被打成右派的共计511人。但毛泽东不高兴了，嫌北大当时的校党委书记江隆基手太软，就把铁道部的陆平派来担任校党委书记。到了这年10月以及来年春季，北大又搞了一场三个月的“右派补课”，补划右派百余人，总数达到了699人（一说是716人），占到了学校总人数的7%。
据聂元梓回忆，“文革”初起，有人在北大历史系贴出一副流布很广的对联：“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被监督北大“文革”的李讷汇报给毛泽东听，毛泽东说：“什么‘池浅王八多’，要改一个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并且让女儿李讷向聂元梓传达了这句原话。一个“深”字不要紧，运动又火上浇油似的升级了。尽管如此，毛还是感到不满意。1968年7月28日，毛在人民大会堂接见聂元梓时，说：“最近有些学校斗了些黑帮，画了像，新北大才搞了十几个，就那么点黑帮？我看不止那一点吧。”到了12月18日夜，北京大学副校长、历史系主任翦伯赞夫妇双双吃下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也是熬不过去的结果。
“文革”初期，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形成了吗？判决书上为什么非要把聂元梓与这两个集团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直到今天，聂元梓还坚持认为对自己是纯属政治判决。她说：“拿这场给中华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来说，该由谁来承担历史的罪错？是被人称为‘五个指头’，大拇指即发动者毛泽东的罪错，还是林彪、四人帮的罪错？或是我们这些被判刑囚禁了十多年的‘五大领袖’的罪错？谁又能知道‘文革’的真实内情？像我这样一个当年被全国上下视为大红大紫的‘造反第一人’，还不到两年时间，就在十万人大会上被江青说成是‘聂元梓太骄傲，谁的话都不听了，叫她反右她反左，破坏了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自此就把我给逐出中国的政治舞台了。也许当年聂元梓的名字还有被利用的必要，对我的拘留审查对外没有宣布，九大的时候，我是在学习班里批斗中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的，九届二中全会，我是从拘留地江西被三个人押解进京参加会议的，会后又被押解回去。连自己什么时候被选为北京大学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为8341部队的杨德中）都不知道，还是后来从我的判决书上看到的。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可以说，人们并不了解我在‘文革’中的实际情况。”
在她有期徒刑17年的判决书上，清清楚楚地写道：“本庭确认，被告人聂元梓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参与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的阴谋活动。”
对此，聂元梓愤愤不平：“十年‘文革’，政治风云瞬息万变，其后的8年，我都是在失去人身自由的监禁中度过的，如果有正常历史思维的话，请问：‘文革’初期，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形成了吗？如果没有形成，当初我所追随的，又是什么‘集团’？判决书上为什么非要把我与这后来才有的两个集团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邓朴方的跳楼致残到底与聂元梓有无关联？民间为什么会风传“邓小平说‘一看到聂元梓，就想到了我那跳楼的大儿子’”？
作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当事人，聂元梓被人任意妖魔化，有人说她是“乱世狂女”，有人说她“政治野心家”，是“文革”的“始作俑者”。对此，她感到委屈，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政治玩偶，让人高高抛起，又重重摔下，再由人恣意糟改践踏，激愤之状，溢于言表：“人一倒霉，啥坏事都往你头上推！我是谁呀，一张大字报就在全国掀起那么大的浪，能让天下大乱了？”
直到今天，聂元梓仍不明白，民间为什么会流传邓小平的一句话：“一看到聂元梓，就想到了我那跳楼的大儿子。”甚至还有传言说是她叫人把邓朴方从楼上推下去的。
“文革”结束后，新校长周林一进校，就宣布“四人帮”对聂元梓的隔离审查、批斗劳改的一切规定继续有效。而聂元梓本人从内部发行的《北京大学纪事》上，还找到了这样一段史料：1978年3月22日，邓小平约见包括北大校长周林在内的教育界人士，特意问到聂元梓怎么样。当听到有人说她要翻案时，邓说：“她有什么案可翻？聂元梓你们为什么不批？这个人至少应该开除党籍，调到别处去劳动。她有一张大字报，对‘文革’起了推动作用……”
所以聂元梓认为，这也决定了自己被判处17年的案子，出现不允许上诉也不让证人出庭这些违背法律程序的现象，直到今天，控检方连当年的一张终审判决书都没给她。她辩解说：“邓朴方的跳楼致残，与我并无关联，我能不翻案吗？且看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一书的讲述：‘1968年8月末的一天，是令我们铭心刻骨的一天。邓楠回来告诉我们，哥哥因不堪虐待，趁看押的造反派不注意时跳楼以示最后的抗议。’注意，时间是8月末，也就是军宣队进校10天以后的事情，而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1968年8月19日军宣队进入北大后，从此北大的一切权力，特别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权力，统统归军宣队行使。’8月末的我，已失去自由被隔离审查批斗了，与邓朴方的跳楼有什么直接关系？更可笑的是，对我的判决书认定：1968年4月7日，在被告人聂元梓指使下，在校内制造了‘反革命小集团冤案’，致使多人受伤，其中邓朴方下身瘫痪、终身残废。这里，硬把邓朴方跳楼一案的发生时间，几近提前了5个月！”
如今，虽说已年届九旬，但聂元梓的思维依然清晰，她说，直到今天，自己才深刻地悟出一句名言的真谛：“历史永远是胜利者和权力者写就的。”她解释参与“文革”的动机：“我当年来北大，是大哥聂真与陆平联系的，我与陆平本人并没有个人恩怨。”
一经回首往事，每每心有不甘。九十初度的聂元梓又说了一句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只要我活着，就会继续申诉，不为别的，就是觉得自己这辈子太冤，90岁的人了，不知道还能有几天活头，说实话的日子不多了！”
编撰：紫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