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初，上海成立过一个“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调集了一批老编辑、老出版工作者——我也是其中之一，从事出版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也曾计划过编辑出版一个《出版文献资料》丛刊，作过积极筹备，组过一些文稿。但好事多磨，几经折腾，来了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个小小的编辑所，蒙张春桥看得起，点名为“人少妖风大，池浅王八多”的单位。于是，那些老编辑、老出版工作者被打下了十八层地狱，再踏上一只脚；机构更被砸得个稀巴烂！筹备的刊物，当然一风吹得无影无踪了。
　　多年来，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件憾事。现在，《出版史料》终于创刊了，虽然稍为晚了一些，还是值得庆贺的。从创刊号来看，这本杂志一是内容有份量，二是内容有特色。
　　胡愈之同志说过：“每次革命运动，出版工作都走在前头。”围绕着这一主题，创刊号有两组文章：一组是《纪念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革命出版工作五十年》，共五篇文章：《在艰苦战斗中建立的团结》(徐伯听)，《纪念生活书店五十年》(邵公文)，《一个战斗在白区的出版社——记读书生活出版社》(范用)，《新知书店的战斗历程》(徐雪寒)，《我和生活·读书·新知三家书店——从读者、撰稿人到编辑》(戈宝权)。另有《韬奋与出版》和《太白主编谈太白》两篇也和这一组文章相呼应。另一组两篇文章：《党的早期建立的出版发行机构》(曹予庭)，《回忆上海书报流通处》(董受之)。
　　这两组文章告诉我们：解放前革命出版事业的战斗历程，也就是书店刊物被查封，职工被逮捕杀害的苦难历程。党的革命出版工作者，历尽千辛万难把革命的进步的书刊编好，印好，发行出去。中国革命之取得胜利，当年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方面军——出版界，是有过重大贡献的。出版界这些可歌可泣，不怕牺牲，英勇战斗的事迹，是完全应该记载下来，作为后人的教育材料的。
　　特色，是杂志的生命。那些没有自己特色的杂志，终究会被证明是没有存在价值的。《出版史料》除了它是出版方面的全国唯一的这个特色而外，一个重要的特色，是其史料都是老文化人、老编辑、老出版家、老作家所撰的亲身经历的第一手史料。如俞鸿模的《海燕十三年》，胡风的《<七月>作者与海燕书店》，高崧的《商务印书馆今昔》，李侃的《中华书局的七十年》等等，都写得证而有信，有血有肉，亲切感人。
　　俞鸿模是我老友，且两度同事。读了他写的《海燕十三年》，如见其人。他在十年内乱中被迫害死于非命。发表这篇遗作，是个很好的纪念。
　　记得列宁说过，一个刊物出版后，就会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活动家。所以，一个刊物应该是一个五官齐全的有机体。《出版史料》有笔谈、专辑、回忆录、人物志、法规汇编编目、书话等等栏目，锲合有致，成为有机组成，如同一桌美席，有山珍海味，大鱼大肉，也有精致点心和小菜。这也是编刊物的烹调艺术。
　　刊物还透露了一点消息说：以后将陆续发表汪原放先生的《亚东图书馆回忆录》和广学会的出版资料等等。汪原放先生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任出版局局长(一九二六——二七)，当年他写一章我读一章，读了这八十万字回忆录的全部原稿。它不只是亚东图书馆的历史，更珍贵的是有大量关于陈独秀、陈延年、陈乔年、蒋光慈等人早年革命活动的珍贵史料，以及有关胡适的有用的资料。许多单位早就要求尽快发表，发表出来是会被各方面所重视的。至于广学会，它是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来办的文化侵略的最重要的一个近代出版印刷机构，从马礼逊于一八一八年在马六甲设立印刷机构，到设在上海山东路的“墨海印书馆”，到一八六○年成立的“美华书馆”，“同文书会”，到李提摩太手里的“广学会”，林乐知办的《万国公报》，对中国近代政治，有过巨大的影响(洪秀全谈到他们出版《劝世良言》而受到巨大影响；它们的出版物对戊戌政变等都有过重大影响，一八九七年创办商务印书馆的三位青年也是他们那里学了印刷技术的)，用马列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它作认真研究是完全必要的。
　　
　　(《出版史料》第一期，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编辑，学林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第一版，0.6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