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国家认同因其对国家、社会安全稳定的重要作用而成为国家建设的主要内容。建构国家认同的基础要素可从生物性要素、文化性要素和制度性要素三个层面来理解。但在当下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要素。实际上，国家认同建构是一个需要双重用力的综合架构，应在具体的历史情境逻辑中来理解。从中西方古代王朝国家认同至近现代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历史来看，建构国家认同的基础要素，从血缘系谱、历史传统与文化到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系统，呈现出清晰的演进脉络。
【关键词】国家认同建构;基础要素;历史逻辑
【作者】暨爱民，吉首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教授，历史学博士。湖南吉首， 416000
【中图分类号】 D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5-0011-008
HOW IS THE NATIONAL IDENTITY POSSIBLE？：
BASIC ELEMENTS AND HISTORICAL LOGIC
Ji Aimin
Abstract： National identity becomes a main part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because of its important functions in terms of security and stability to both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The basic elements of constructing national identity can be comprehended in biological，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levelsThe institutional element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the process of present day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however. Actually， the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is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which needs dual forces functioning together and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Seen from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ancient Chinese and Western dynasties to modern nation-state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e basic elements of national identity present a clear evolutional context from blood ties，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culture to modern political system.
Key Words：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basic elements; historical logic
一般而言，国家认同主要是指人们对其所属国家的赞同、支持和效忠，反映了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有着重要作用，体现出一个国家的生命与意义。[1] 近年来，学界主要围绕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等问题展开研究，取得了相应成果。
参见钱雪梅：《从认同的基本特性看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周平：《论中国的国家认同建设》，《学术探索》，2009年第6期;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龙耀、李娟：《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的国家认同——以广西大新县隘江村为例》，《民族研究》，2007年第6期，等等。
本文拟在民族政治、社会与历史的学科视野中探讨国家认同建构的基础要素、主要指向以及历史逻辑，以期对国家认同问题研究有所推进。
一、基础要素：生物性、文化性与制度性
在有关认同建构的讨论中，曼威·柯司特提出了三个值得注意的观点：1所有认同都是建构性的;2在认同问题中，真正重要的是，“认同是如何、从何处、由谁、以及为什么而建构的”;3建构认同的材料来自历史、地理、生物、生产与再生产的制度、集体记忆、个人的幻想、权力机器以及宗教启示等，但这些材料的意义却由集体认同的建构主体及其目的来决定。[2]7-8
曼威·柯司特之论提示：第一，国家认同的建构性过程及其复杂性;第二，建构国家认同基础性要素的多样性和层次性——既有权力和政经制度等政治性要素，又有血系、生物、历史、地理、宗教信仰等生物性与文化性要素;第三，个人或社会群体的目的或目标、计划，决定了建构国家认同诸要素的内涵、意义及其具体的功能发挥。在相当程度上，这些要素在建构国家认同中的定位和重要性，主要由建构者的目的、意志和计划来决定。由此，建构国家认同的要素，如国家认同的同一性基础特质，国民身份所蕴含的政治、社会权利与义务，以及历史记忆与政治期待，已尽在曼威·柯司特所言“材料”的范围内。
就当下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形来看，国家认同的建构实践并没有一种固定模式。有的走加强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建设的道路，有的选择强调血缘和历史文化传统作用的途径，有的从国民品性、国家公德意识的精神构筑着力，还有的则是综合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式进行国家认同建构，等等。不同的国家认同建构所定位的基础要素各不相同，因此，关于国家认同的理解，应遵循具体的情境逻辑。在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历史中检视，上述之基于“族群”“文化”和“政治”认同模式都先后有过明确展现。这也说明国家认同建构在具体时空架构中各自不同的限定性。而就当下世界各国之国家认同建构实际来看，确实很难说是以族群血缘谱系、历史文化传统，还是以政治社会经济制度因素作为国家认同的依据。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国家认同建构的基础要素问题，我们可以从生物性要素、文化性要素和制度性要素三个层面来展开讨论。
首先是生物性要素。这主要是指建构国家认同所依据的基础要素，主要来自于血缘纽带或族裔身份——更多体现出了一种生物学意义上客观给定的属性，即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用以辨识“我们”之一致以及与“他们”之相异、并依此加强“我们”彼此之间一体感的依据，是“我们”之间与生俱来的血缘关联，或者是某些能证明“我”与其他人同属于一个族群的自然信息（当然，其中也不乏源自某种具体需要的选择和改造）。
然而，这种基于族类血缘系谱等“共同特征”而建构起来的国家认同，因目的和计划对其材料的“创新安排”而有明显的内在困境，那就是各民族自身认同要素本有的狭隘性和局限性，以及基于这些认同要素之上的共同体认同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大体是以自我族类为其认同中心的。实际上，如古典国家时期依据血缘系谱或族裔身份得来的共同体认同，就表现出明显的外群偏见。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国家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主要基于血缘或宗族系谱因素的认同并不能适应国家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所以在国家认同的整体结构中，其主体地位逐渐被基于其他要素的认同所取代。
其次是文化性要素。这主要是人们依据共同的历史、语言、风习、集体记忆和宗教信仰等要素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从而形成之于政治共同体的一致的归属感。需要注意的是，相较于族群认同所强调的血缘关系的生物性内容，文化认同更为凸显其地域性。因为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往往有赖于固定地域内长期稳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所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是具有较长历史的国家，在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中，一般都相当强调对其历史文化要素的运用。在这样的国家中，人们更重于以在共同历史中形成的共同语言、习俗和宗教等文化要素作为辨识自己与他人是否归属同一共同体的主要依据。
但以文化要素为多民族国家中国家认同建构的主要依据，也有需要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国内不同民族在建构国家认同时，都易于倾向以自我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特质作为起点和依据，导致民族间文化差异的凸显和强调，不利于紧密的一体性社会联系和交往交流交融，而民族的自我中心意识则可能趁机发荣滋长，成为建构国家认同的重大阻碍。
最后是制度性要素。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们就在具体的公共空间中共享具体的人际关系及其建制，并产生了一体的感觉以及延续、维持这种一体性的要求。在这一意义上，人们并不单凭相同或相似的文化或生物性特质来结成一个共同体，而是在密切的行为互动或相互期待的基础上，主要依据一系列的政经制度和社会公共规则联结起来。在由此结成的共同体中，血缘谱系与文化属性并非其成员集体认同的主要依据，而强调的是政经制度、公共空间规范和公民共同的政治观念与价值。相较于建立在文化或民族要素基础上的国家认同，这种建立在政治法律等制度性要素基础上的国家认同显然反映了国家的更为开放的政治体系，能有效克服共同体内“中心”与“边缘”、“主体”与“从属”之间的差异，以及各自因“外群偏见”而产生的排他性和歧视性。
但是，如同基于血缘与文化因素建构国家认同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样，以政治制度、公共规则作为基础要素建构起来的国家认同，其实践效果也并非如理论预设中的那样明显，而是仍有一些限制。如就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观之，国家认同的建构往往也显示出或多或少的暴力痕迹和政治系统不同程度的强制性操作。以后史实表明，如此之国家认同建构论主要是缘于一定程度上缺乏对国家生成基础等根本性问题的完整理解，有可能造成对族群、文化因素作用的忽视而埋下国家认同危机的隐患。尤其是，在具体的国家认同建构实践中，国内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与国家政治体系并非完全相应或同步并进，以致政治制度与公共规范在其作用发挥时因与实际情形的“错位”而不能收预期之效，从而引发人们对国家政治体系的不满，产生国家认同危机。
综观当下世界各国，绝大多数国家认同的建构实践表明，往往是以制度性要素为主，同时综合其他因素而成。如果说古典时代的国家主要靠血系要素与文化认同来维持其成员对该共同体的归属的话，那么在自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中，虽然文化认同仍为构成国家认同之不可或缺的重要选项，但更多则得靠政治系统尤其是合理、良善、高效的制度体系来凝聚国民对国家的向心力。[3]15-17也就是说，在实际国家建设过程中，人们之所以认同某个国家，不仅因为有着相同的血缘系谱、共同的地域空间或历史与文化传统，而且更是因为这个国家在政治组织、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能切实满足国民利益和生活幸福平安的需要，并为之提供保障以及实现更好生活的期待，即合理良善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使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获得了广大民众自愿且持久的支持、信任和效忠，后者亦因此而成为其政治系统合法性的标识。反过来，如果一个国家在制度上不能满足国民基本的政治权利、生存条件和安全保障的话，那么国民就很有可能不愿认同这个国家。此即谓在当下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要素。
尽管不同的认同主体，在理解国家与建构国家认同时有着不同的视角。如有人认为国家是维护民族文化、实现民族使命的制度性组织，所以在建构对这样一个国家的认同时，强调得更多的是民族国家对自我实现的意义以及自我对国家的情感、归属和忠诚奉献。而有的人则认为国家是应社会生活的有序和人们彼此之间的行为互动的需要而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故在建构国家认同时强调认可国家对社会中个体的政治权威和法律制度。就前者而言，其建构国家认同的基础要素，主要是体现特殊主义价值的血缘种姓、历史神话、语言宗教和生活习俗，等等，这些都是在过去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建构国家认同之族群与文化的基础性要素往往带有回向过去的特点，且在特定时期或特定场合下（如传统国家时期以及由古代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前期）突出表现为一种回溯式、寻根式活动。[3]21—22但在现代社会，国家的组织形式与政治结构已经脱离了血缘与文化纽带的规制与整合逻辑，而是通过一套清晰有效的政治系统和制度运作，将固定区域内的广大民众整合为一个共享该政治安排的共同体，也就是在现代国家之下，人们通过国家的政治体系获得利益、幸福与安全的保障。所以，认同产生共识的基础，已经不再是血缘或历史文化那些太特定而实质的东西，而只能是具备价值与工具合理性的国家政治结构。 也正因为如此，建构国家认同的基础要素，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才有着明显区别，在古代王朝国家时期主要表现为血缘谱系和历史文化传统，而进入民族国家时代，则主要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政治系统。
二、历史逻辑：从王朝国家认同到民族国家认同
然而，一般性的讨论很难清楚地说明国家认同是如何、由谁建构起来的，以及建构的目的和计划是什么，建构的结果如何等问题。只有在具体的历史逻辑中，这些复杂的国家认同建构的理论问题才可能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和明确的经验回应。
古代中国的国家认同建构，综合来看，也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结构，既有依血缘而来的对王朝君主及其宗族系统的认同，也有依传统政治结构和儒家政治文化而形成的王朝政权认同，还有基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而来的历史文化共同体的认同。需要注意的是，这三种基于不同要素而建构起来的认同并非决然可分，在具体的王朝国家中，它们往往同时并存，共同表现出其时国人的政治态度和文化心理。当然，其中也有差异，尤其是不同认同的要素依据，各自突出的程度明显不同，以致对共同体认同的表现各异。如夏商周时期国家认同就主要表现在基于血缘和宗法政制要素的国家认同，秦汉以后则主要体现为以大一统中央集权和儒家伦理政治文化为核心的国家认同。但不管在哪一历史时期的国家认同建构，中华的历史文化传统却总是贯于其中，促进或深化不同血缘系谱、不同地域空间和不同文化及宗教信仰群体之间的一体感、认同感，更随着中国历史的演进而在国人认同结构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和凝聚民族意识与精神的力量。这也提示在理解古代中国的国家认同时，不能将三者割裂或孤立开来，而要有具体历史情境下关于国家认同的综合视野。另外，不管哪朝哪代以及其国家认同的基础性要素为何，古代中国人的认同构成也与近代人的认同构成一样清晰，政治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历史认同、宗教认同、地域认同等相互交融，[4]44共同构成古代中国人的情感世界，表达他们对王朝国家及其政权系统、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服从、赞同和奉献。
这种在根本上由文化要素建构起来的国家认同，在古代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未发生本质性改变。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现代文明冲击之下，人们的王朝国家观念转向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观念，国家认同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传统的王朝国家认同转向认同新型的民族国家体制和政治形态，其国家认同依据的要素也就转向建立在对西方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理解基础上的政治模式。随着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与民族危机逐渐加深，尤其是“甲午”战后，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的精神动力，新型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促使人们的认同对象与认同结构发生变化。但直至20世纪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王朝国家、专制国家才真正完成了向人民国家、共和国家转变，新型的民族国家认同才完全取代了旧的对专制王朝的认同，并不断巩固、深化。
再看西欧的民族国家认同建构，它是在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确立（nation—building）的历史过程中完成的。众所周知，民族国家起源于西欧，民族国家认同亦发端于西欧。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原生性、典型性的民族国家认同形成过程，反映了西欧民众、民族与国家三者之间关系的形成与互动过程。简单地说，在民族形成与民族国家确立的过程中，民众一方面将其忠诚集中到民族、国家这两者相结合的对象即民族国家身上，另一方面，他们又依新确立的民族国家来界定自我个人身份及其所属群体，同时亦区辨“他者”。
历史地看来，中世纪初期的西欧，邦国林立的事实表明其时并不存在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组织形态，整个西欧只是一个由教会以其宗教的力量统整起来的“大社会”，其文化要素的作用在这样的社会形态整合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但自13世纪始，世俗王权开始强大，统一的国家机构逐渐形成，挑战宗教普世主义及其支撑的政治权力。随着社会变动和王权不断加强，现实王权脱离了教会控制，建立起了领土相对完整、主权独立的国家。在相当程度上，这时期世俗王权自然地成了新型国家的标志和象征。在一个统一空间中，共同的经济关系得到深化，民众之间的交往得以加强，民族语言迅速传播，民族文化和教育得到发展，整体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得到升华。以世俗王权为中心，包含国家主权、国家利益等内容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亦逐渐形成。在西欧这一政治组织形态改变和权力转移过程中，西欧社会广大民众的心灵性活动亦随之发生重大转向，形成了大众忠于王权的新的政治认同——由对封建领主和教会的认同转向了对新出现的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但要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王权成为整个国家的最高权威及其管辖范围内社会各集团的最高效忠对象，围绕世俗王权而确立起来的文化系统，使民众通过国王来认同国家，将对国王的忠诚与对国家的热爱等同起来，所以国家认同的依据主要表现为不同文化要素之间的内部转换，且血缘因素也时有呈现。诚如后来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描绘：“国王的神话粉碎了领土割据，建立了适应经济需要的辽阔共同体，所有居民都被忠君思想联结在一起。” [5]59
其实在此种状态之下，西欧民众关于国家、民族的认知难言清晰。民众这种对政治现实模糊不清的认识和理解，致使他们表现出来的政治情感——即伴随着政治认知而形成的好恶、爱憎、亲疏，影响着他们的政治辨识、态度和行为选择——最后，将对国家认同投射在王权身上。不过，在行为主义的政治学理论框架下或具体历史的情境逻辑中，这种以王权为中心的国家认同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国家认同作为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心理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既是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信仰等政治文化的几个基本向度相互作用的政治心理活动，同时又受到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6]27-28正如有学者之解说：此际人们对国家的认识尚处于一种朦胧与模糊状态之中，只有寻求王室成员的具体形象以确立起对国家的认同。也正缘于此，君主与国家等同起来，国王、王朝被人们视为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忠君与爱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以对君主的热爱和忠诚来表达对自己所属国家的热爱和效忠。所以，隐于王权至上表述思路背后的是，民族或国家等于国王化身以及认同国王即是认同国家的含义。[7]39-40这与古代中国的王朝国家认同在形式与内容上高度相似。从本质上言，西欧民众这种投射在王权身上的国家认同更多地凸显出其文化认同的成色。 但从西欧民族国家建构的思想史角度言之，西欧民众这种以王权为中心的“朦胧”的国家认同仍有重要意义——它以一种社会集体意识形式，描摹着近代民族国家的理想图景，表现出对民族国家共同的心理、情感和期望，为近代民族主义兴起奠定了社会心理和思想基础，从而推动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
14世纪后，法国、英国、德意志和意大利等西欧各国的知识与政治精英，围绕民族国家建构，展开了一系列论述，强调国家独立、统一、主权和国家利益，要求所有成员认同正在形成的以民族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服从和效忠民族国家这个最高目标。而实际上，西欧民众在政治上形成了对王权认同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文化心理——主要表现在民族语言的形成以及运用民族语言撰写本民族历史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民族意识、民族情感也迅速加强，这种意识与感情表现为“对民族、对祖国的热爱与歌颂，对祖国不幸的悲哀”，也就是在深层的心理和内在情感上，个人与祖国息息相连，“为祖国的光荣而自豪，为民族的不幸而悲哀，为祖国的未来而祈福”。[7]54这一通过强化民族文化认同，在文化层面表达出来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一方面成为建构近代民族国家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追求建构近代民族国家的一种内在动力。因为凝聚民族共同体的基础，除了一致的心理、意识和情感，更需要具有内在一体性的文化认同。历史地看来，在这一时期，西欧各个民族都在努力完善共同语言、信仰、风习与行为方式，以增强民族文化认同。
但在17、18世纪，随着西欧新兴资产阶级的出现与力量增长，前述之世俗化的王朝国家却因其专制政治制度而越来越明显地阻碍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下，国王完全背离了整个国家的公共利益，人民没有自由、权利和幸福。由是西欧一批精英开始质疑并抨击国王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化身和象征意义，转移对国王的忠诚。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启蒙思想家就曾清楚地告知民众，突出国家中的政治要素：“祖国”是一种新型的民族国家，不仅是一个由土地、河流、山川等构成的自然共同体，而且是以人民的自由、权利、利益和幸福为目的的一种政治共同体，人民与国家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成为国家的公民，有着具体的现实权利和利益。在祖国中，所有公民都享有自由和权利，获得利益和幸福。祖国和公民之间建立了一种积极正向的对应关系，那就是国家通过政治组织和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及其有效运行，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幸福，公民则以热爱和效忠来表达他们对国家的认同。国民这种对祖国的亲爱情感，产生了巨大力量。一如狄德罗所言：对国家的亲爱之情，使得互为竞争甚至是敌对的人们团结起来，调合彼此之间的分歧，相互视为国家的重要成员，在爱国之心的激荡之下，人们努力地为公众谋福利，为国家而不惜牺牲自己。[8]250莫里斯·迪韦尔热则对西欧民众这种以政治要素为依据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有着思想史意义的解释：“君主专制只能构成一种过渡性的神话”，并不能产生新的国家政治实体、制度与相应的观念体系，并获得广大民众的心理赞同，因为它阻碍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而后者则是要求一种建立在平等自由基础之上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竞争秩序，但以国王为中心的国家结构却希望仍“维持一个完全建立在世袭国王基础上的政府”。[5]59显然，这必将导致在既有的政治秩序和权利结构与人们新兴政治期待之间的猛烈冲突。因此，其时的欧洲，需要有一种新的不同于君主专制及其观念框架之下的制度体系和思想联系，催生祖国观念，并使全体民众产生对自己国家的热爱之情。
迪韦尔热的解释说明了其时西欧民众关于民族、国家认识的深刻变化和建立新型民族国家的要求——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已非专制王权时期的君主、领土与臣民结构，而是建立在平等的政治原则与制度基础上的，由全体公民组成的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公民认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国家则通过各种机器、制度，保护公民的自由、平等和幸福，而公民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热爱和忠诚于自己的祖国。如法国历史学家索布尔所观察到的：此时欧洲各民族，皆完成了各自的整合，“全体公民都汇成一体”，如法国，就由全体法国人结成了法兰西民族。[9]475
亦可见，其时西欧民众国家认同的重要转向，即由以国王为中心的王权和王朝利益转向了以“祖国”（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人民主权和民族利益。也就是，人们在民族文化如民族语言、情感、风习和行为方式等认同的基础上，确立了一种新型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认同，其核心是民主、自由的现代政治制度和价值原则。也就在此基础上，实现统一民族国家认同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于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与民族国家的建设（nation—building）趋于一致，民众对民族国家的希望、追求、忠诚和热爱，正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具体表达。
三、结语
从上述历史事实中，可以发现国家认同建构实际是一个需要双重用力的综合架构。具体而言，一方面，需要民众这一认同主体的用功;另一方面，国家也同样要付出不懈的努力，以其具体的政治组织、法律制度、政治运行措施和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与民族成员形成积极的双向互动。如建立民主政体与良善的制度体系，以保障每个民族成员的自由、平等和权利，设法培养并强化民族成员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以及他们与国家的一体感、连带感，将原始的自发的血缘关联和基于文化认同上的民族意识与情感引导到充满理性的政治意域中，实现每个民族成员主动的政治参与，从而使民族成员对政治共同体产生积极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通过服从、支持和效忠的政治行为来表达人们之于国家的政治态度，最终形成对民族国家的认同。
回到前述之曼威·柯司特关于“认同是如何、从何处、由谁、以及为什么而建构”的问题，并将其引到关于国家认同建构问题的分析上，我们发现，这些问题可具体分解为强调国家认同建构的过程及其基础要素的作用，建构国家认同的逻辑起点，国家认同建构的主体、客体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国家认同建构的目的或目标等问题。具体就近代西欧民众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来看，在历史过程中，关于民族国家认同建构这几个问题的回答其实是很清晰的。西欧民众经过了从中世纪以来对地域权利和普世主义的宗教认同到以世俗王权为核心的王朝国家认同再到以人民主权、民族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变化，由基于文化要素而来的超越层面的宗教权力和普世的宗教关怀，到基于民族文化要素的具体的民族情感、民族意识的养成而产生明确的一体感和归属感，最后产生了建立在民主政治与自由价值、平等权利基础上的政治认同。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逻辑起点、过程和终点，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要素及其作用皆清晰地呈现出来。 由于国家认同在界定个人自我身份与归属的同时，更明确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基本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认同主体对其作为国家成员的地位的认知和评估，并由此而产生的价值与感情倾向，因此它至少包括个人关于认知层面的归类，以及由此归类而产生的情感和评价等方面的内容。[6]29也就是，围绕关于国家认同问题中的“我是谁”“属于哪”“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或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国家”等一系列问题，在认知、情感和评价层面的回答和选择。在西欧广大民众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中，人们不断明了或更新自我的身份与归属，希望、追求一个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保障他们自由、平等、权利和利益的民族国家。相应地，他们也接受、效忠于这个国家政治、文化体系，信奉、服从这个国家的制度、法律及其安排的秩序，接受国家体系对他们个人的要求和所安排的社会角色。另外，这种民族国家认同也体现出民族国家为巩固、加强民族成员的对它的认同，而在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所进行的自我形象塑构的努力，以及民族成员国家认同的文化价值皈依、所承担的与国家象征相联系的国民角色，接受民族国家之于个人的各类规范。
总体言之，作为一种历史事实，中世纪时期，西欧即开启了民族国家的进程，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全民族的名义呼吁自由、平等人权和幸福的政治共同体，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完成了对民族共同体的确认。且随着法国大革命的胜利，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由西欧向外扩展，推动了非西方世界的民族主义进程，民族国家认同亦随之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展开，影响了现代世界的历史进程和国际政治格局。但是，西方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经验所展示出来的是一种内源型的发生和运作模式，而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较之西方模式，却要复杂得多。如果说西方国家由于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往往结合在一起而致其国家认同相对直接且呈单一线性特征的话，那么非西方国家则内因其历史传统、族群结构、文化风习、生存环境和发展阶段与西欧的明显差异，以及外有近代以来西方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殖民化程度不同，致其民族（nation）建构与国家建构取径各有不同而体现出复线的历史形态。如其民族的形成与国家的形成并不一定同时并进，有民族形成早于国家者，亦有国家先于民族而成者。[7]5前者体现的是由民族而国家的建构进路，后者却表现为在国家建构完成后，通过国家政治力量的发挥来促进国家民族的建构。这也就使非西方的民族国家认同呈现出远较西方复杂的情况。
然而，观乎不同非西方国家的民族国家认同建构，却还是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一些共通之处。
首先，近代以迄，非西方国家大都因西方列强政治、经济、文化的入侵而面临政治、文化和民族的深层危机。因此，在反抗这种外来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人们产生了对新的政治共同体的迫切期待。
其次，正是在上述背景下，非西方国家大都受西方民族国家现代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影响，人们开始反省自身民族之历史传统和文化之于挽救国家危机的有效性，其国家认同发生了现代意义的转向。
第三，在每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非西方国家内，原本有各自政治或文化归属的民族，因面临西方列强这个共同的强有力他者的挑战，国内不同民族能求同存异，追求确立新型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以解决民族与国家面临的危机。也就是说，在近代以来反抗西方殖民压迫和民族救国的斗争中，殖民地人民很快地完成了自我的身份界定和情感归属，主要在政治要素的基础上建构起一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认同。
参考文献：
[1] 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13（8）.
[2] [美]曼威·柯司特.认同的力量[M].夏铸九，黄丽玲，等，译台北：唐山出版社，2002.
[3] 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M].台湾：扬智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4] 彭丰文.两晋时期国家认同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5][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M].杨祖功，王大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6] 杨妍.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民国初期省籍意识的政治文化分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7] 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8][法]德尼·狄德罗.百科全书·立法者[M].梁从诫，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
[9][法]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关键词】国家认同建构;基础要素;历史逻辑
【作者】暨爱民，吉首大学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所教授，历史学博士。湖南吉首， 416000
【中图分类号】 D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5-0011-008
HOW IS THE NATIONAL IDENTITY POSSIBLE？：
BASIC ELEMENTS AND HISTORICAL LOGIC
Ji Aimin
Abstract： National identity becomes a main part of national construction because of its important functions in terms of security and stability to both the state and the society. The basic elements of constructing national identity can be comprehended in biological， cultural and institutional levelsThe institutional element plays a decisive role in the process of present day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however. Actually， the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 is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which needs dual forces functioning together and should be understood 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text Seen from the history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ancient Chinese and Western dynasties to modern nation-state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e basic elements of national identity present a clear evolutional context from blood ties， historical tradition and culture to modern political system.
Key Words： national identity construction;basic elements; historical logic
一般而言，国家认同主要是指人们对其所属国家的赞同、支持和效忠，反映了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对国家安全、社会稳定与民族团结有着重要作用，体现出一个国家的生命与意义。[1] 近年来，学界主要围绕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认同等问题展开研究，取得了相应成果。
参见钱雪梅：《从认同的基本特性看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周平：《论中国的国家认同建设》，《学术探索》，2009年第6期;高永久、朱军：《论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8期;李禹阶：《华夏民族与国家认同意识的演变》，《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龙耀、李娟：《西南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的国家认同——以广西大新县隘江村为例》，《民族研究》，2007年第6期，等等。
本文拟在民族政治、社会与历史的学科视野中探讨国家认同建构的基础要素、主要指向以及历史逻辑，以期对国家认同问题研究有所推进。
一、基础要素：生物性、文化性与制度性
在有关认同建构的讨论中，曼威·柯司特提出了三个值得注意的观点：1所有认同都是建构性的;2在认同问题中，真正重要的是，“认同是如何、从何处、由谁、以及为什么而建构的”;3建构认同的材料来自历史、地理、生物、生产与再生产的制度、集体记忆、个人的幻想、权力机器以及宗教启示等，但这些材料的意义却由集体认同的建构主体及其目的来决定。[2]7-8
曼威·柯司特之论提示：第一，国家认同的建构性过程及其复杂性;第二，建构国家认同基础性要素的多样性和层次性——既有权力和政经制度等政治性要素，又有血系、生物、历史、地理、宗教信仰等生物性与文化性要素;第三，个人或社会群体的目的或目标、计划，决定了建构国家认同诸要素的内涵、意义及其具体的功能发挥。在相当程度上，这些要素在建构国家认同中的定位和重要性，主要由建构者的目的、意志和计划来决定。由此，建构国家认同的要素，如国家认同的同一性基础特质，国民身份所蕴含的政治、社会权利与义务，以及历史记忆与政治期待，已尽在曼威·柯司特所言“材料”的范围内。
就当下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形来看，国家认同的建构实践并没有一种固定模式。有的走加强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建设的道路，有的选择强调血缘和历史文化传统作用的途径，有的从国民品性、国家公德意识的精神构筑着力，还有的则是综合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方式进行国家认同建构，等等。不同的国家认同建构所定位的基础要素各不相同，因此，关于国家认同的理解，应遵循具体的情境逻辑。在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的国家建构历史中检视，上述之基于“族群”“文化”和“政治”认同模式都先后有过明确展现。这也说明国家认同建构在具体时空架构中各自不同的限定性。而就当下世界各国之国家认同建构实际来看，确实很难说是以族群血缘谱系、历史文化传统，还是以政治社会经济制度因素作为国家认同的依据。 为了更清晰地理解国家认同建构的基础要素问题，我们可以从生物性要素、文化性要素和制度性要素三个层面来展开讨论。
首先是生物性要素。这主要是指建构国家认同所依据的基础要素，主要来自于血缘纽带或族裔身份——更多体现出了一种生物学意义上客观给定的属性，即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用以辨识“我们”之一致以及与“他们”之相异、并依此加强“我们”彼此之间一体感的依据，是“我们”之间与生俱来的血缘关联，或者是某些能证明“我”与其他人同属于一个族群的自然信息（当然，其中也不乏源自某种具体需要的选择和改造）。
然而，这种基于族类血缘系谱等“共同特征”而建构起来的国家认同，因目的和计划对其材料的“创新安排”而有明显的内在困境，那就是各民族自身认同要素本有的狭隘性和局限性，以及基于这些认同要素之上的共同体认同的狭隘性和局限性——大体是以自我族类为其认同中心的。实际上，如古典国家时期依据血缘系谱或族裔身份得来的共同体认同，就表现出明显的外群偏见。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演进，国家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主要基于血缘或宗族系谱因素的认同并不能适应国家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所以在国家认同的整体结构中，其主体地位逐渐被基于其他要素的认同所取代。
其次是文化性要素。这主要是人们依据共同的历史、语言、风习、集体记忆和宗教信仰等要素做出自己的判断和选择，从而形成之于政治共同体的一致的归属感。需要注意的是，相较于族群认同所强调的血缘关系的生物性内容，文化认同更为凸显其地域性。因为文化的生成与发展往往有赖于固定地域内长期稳定的社会生产和生活过程，所以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只要是具有较长历史的国家，在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中，一般都相当强调对其历史文化要素的运用。在这样的国家中，人们更重于以在共同历史中形成的共同语言、习俗和宗教等文化要素作为辨识自己与他人是否归属同一共同体的主要依据。
但以文化要素为多民族国家中国家认同建构的主要依据，也有需要注意的问题。那就是国内不同民族在建构国家认同时，都易于倾向以自我民族的历史记忆与文化特质作为起点和依据，导致民族间文化差异的凸显和强调，不利于紧密的一体性社会联系和交往交流交融，而民族的自我中心意识则可能趁机发荣滋长，成为建构国家认同的重大阻碍。
最后是制度性要素。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人们就在具体的公共空间中共享具体的人际关系及其建制，并产生了一体的感觉以及延续、维持这种一体性的要求。在这一意义上，人们并不单凭相同或相似的文化或生物性特质来结成一个共同体，而是在密切的行为互动或相互期待的基础上，主要依据一系列的政经制度和社会公共规则联结起来。在由此结成的共同体中，血缘谱系与文化属性并非其成员集体认同的主要依据，而强调的是政经制度、公共空间规范和公民共同的政治观念与价值。相较于建立在文化或民族要素基础上的国家认同，这种建立在政治法律等制度性要素基础上的国家认同显然反映了国家的更为开放的政治体系，能有效克服共同体内“中心”与“边缘”、“主体”与“从属”之间的差异，以及各自因“外群偏见”而产生的排他性和歧视性。
但是，如同基于血缘与文化因素建构国家认同存在着诸多问题一样，以政治制度、公共规则作为基础要素建构起来的国家认同，其实践效果也并非如理论预设中的那样明显，而是仍有一些限制。如就近代以来民族国家建设的历史观之，国家认同的建构往往也显示出或多或少的暴力痕迹和政治系统不同程度的强制性操作。以后史实表明，如此之国家认同建构论主要是缘于一定程度上缺乏对国家生成基础等根本性问题的完整理解，有可能造成对族群、文化因素作用的忽视而埋下国家认同危机的隐患。尤其是，在具体的国家认同建构实践中，国内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与国家政治体系并非完全相应或同步并进，以致政治制度与公共规范在其作用发挥时因与实际情形的“错位”而不能收预期之效，从而引发人们对国家政治体系的不满，产生国家认同危机。
综观当下世界各国，绝大多数国家认同的建构实践表明，往往是以制度性要素为主，同时综合其他因素而成。如果说古典时代的国家主要靠血系要素与文化认同来维持其成员对该共同体的归属的话，那么在自近代以来的民族国家中，虽然文化认同仍为构成国家认同之不可或缺的重要选项，但更多则得靠政治系统尤其是合理、良善、高效的制度体系来凝聚国民对国家的向心力。[3]15-17也就是说，在实际国家建设过程中，人们之所以认同某个国家，不仅因为有着相同的血缘系谱、共同的地域空间或历史与文化传统，而且更是因为这个国家在政治组织、政治制度、社会经济政策等方面能切实满足国民利益和生活幸福平安的需要，并为之提供保障以及实现更好生活的期待，即合理良善的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使国家这个政治共同体获得了广大民众自愿且持久的支持、信任和效忠，后者亦因此而成为其政治系统合法性的标识。反过来，如果一个国家在制度上不能满足国民基本的政治权利、生存条件和安全保障的话，那么国民就很有可能不愿认同这个国家。此即谓在当下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制度性要素。
尽管不同的认同主体，在理解国家与建构国家认同时有着不同的视角。如有人认为国家是维护民族文化、实现民族使命的制度性组织，所以在建构对这样一个国家的认同时，强调得更多的是民族国家对自我实现的意义以及自我对国家的情感、归属和忠诚奉献。而有的人则认为国家是应社会生活的有序和人们彼此之间的行为互动的需要而组成的政治共同体，故在建构国家认同时强调认可国家对社会中个体的政治权威和法律制度。就前者而言，其建构国家认同的基础要素，主要是体现特殊主义价值的血缘种姓、历史神话、语言宗教和生活习俗，等等，这些都是在过去漫长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建构国家认同之族群与文化的基础性要素往往带有回向过去的特点，且在特定时期或特定场合下（如传统国家时期以及由古代王朝国家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型的前期）突出表现为一种回溯式、寻根式活动。[3]21—22但在现代社会，国家的组织形式与政治结构已经脱离了血缘与文化纽带的规制与整合逻辑，而是通过一套清晰有效的政治系统和制度运作，将固定区域内的广大民众整合为一个共享该政治安排的共同体，也就是在现代国家之下，人们通过国家的政治体系获得利益、幸福与安全的保障。所以，认同产生共识的基础，已经不再是血缘或历史文化那些太特定而实质的东西，而只能是具备价值与工具合理性的国家政治结构。 也正因为如此，建构国家认同的基础要素，在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才有着明显区别，在古代王朝国家时期主要表现为血缘谱系和历史文化传统，而进入民族国家时代，则主要是具有现代意义的国家政治系统。
二、历史逻辑：从王朝国家认同到民族国家认同
然而，一般性的讨论很难清楚地说明国家认同是如何、由谁建构起来的，以及建构的目的和计划是什么，建构的结果如何等问题。只有在具体的历史逻辑中，这些复杂的国家认同建构的理论问题才可能有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和明确的经验回应。
古代中国的国家认同建构，综合来看，也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结构，既有依血缘而来的对王朝君主及其宗族系统的认同，也有依传统政治结构和儒家政治文化而形成的王朝政权认同，还有基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而来的历史文化共同体的认同。需要注意的是，这三种基于不同要素而建构起来的认同并非决然可分，在具体的王朝国家中，它们往往同时并存，共同表现出其时国人的政治态度和文化心理。当然，其中也有差异，尤其是不同认同的要素依据，各自突出的程度明显不同，以致对共同体认同的表现各异。如夏商周时期国家认同就主要表现在基于血缘和宗法政制要素的国家认同，秦汉以后则主要体现为以大一统中央集权和儒家伦理政治文化为核心的国家认同。但不管在哪一历史时期的国家认同建构，中华的历史文化传统却总是贯于其中，促进或深化不同血缘系谱、不同地域空间和不同文化及宗教信仰群体之间的一体感、认同感，更随着中国历史的演进而在国人认同结构中，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和凝聚民族意识与精神的力量。这也提示在理解古代中国的国家认同时，不能将三者割裂或孤立开来，而要有具体历史情境下关于国家认同的综合视野。另外，不管哪朝哪代以及其国家认同的基础性要素为何，古代中国人的认同构成也与近代人的认同构成一样清晰，政治认同、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历史认同、宗教认同、地域认同等相互交融，[4]44共同构成古代中国人的情感世界，表达他们对王朝国家及其政权系统、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服从、赞同和奉献。
这种在根本上由文化要素建构起来的国家认同，在古代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中未发生本质性改变。直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现代文明冲击之下，人们的王朝国家观念转向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观念，国家认同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传统的王朝国家认同转向认同新型的民族国家体制和政治形态，其国家认同依据的要素也就转向建立在对西方政治结构和政治文化理解基础上的政治模式。随着近代中国政治、文化与民族危机逐渐加深，尤其是“甲午”战后，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的精神动力，新型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观念促使人们的认同对象与认同结构发生变化。但直至20世纪中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王朝国家、专制国家才真正完成了向人民国家、共和国家转变，新型的民族国家认同才完全取代了旧的对专制王朝的认同，并不断巩固、深化。
再看西欧的民族国家认同建构，它是在近代以来民族国家确立（nation—building）的历史过程中完成的。众所周知，民族国家起源于西欧，民族国家认同亦发端于西欧。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原生性、典型性的民族国家认同形成过程，反映了西欧民众、民族与国家三者之间关系的形成与互动过程。简单地说，在民族形成与民族国家确立的过程中，民众一方面将其忠诚集中到民族、国家这两者相结合的对象即民族国家身上，另一方面，他们又依新确立的民族国家来界定自我个人身份及其所属群体，同时亦区辨“他者”。
历史地看来，中世纪初期的西欧，邦国林立的事实表明其时并不存在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家组织形态，整个西欧只是一个由教会以其宗教的力量统整起来的“大社会”，其文化要素的作用在这样的社会形态整合中表达得淋漓尽致。但自13世纪始，世俗王权开始强大，统一的国家机构逐渐形成，挑战宗教普世主义及其支撑的政治权力。随着社会变动和王权不断加强，现实王权脱离了教会控制，建立起了领土相对完整、主权独立的国家。在相当程度上，这时期世俗王权自然地成了新型国家的标志和象征。在一个统一空间中，共同的经济关系得到深化，民众之间的交往得以加强，民族语言迅速传播，民族文化和教育得到发展，整体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得到升华。以世俗王权为中心，包含国家主权、国家利益等内容的近代民族国家观念亦逐渐形成。在西欧这一政治组织形态改变和权力转移过程中，西欧社会广大民众的心灵性活动亦随之发生重大转向，形成了大众忠于王权的新的政治认同——由对封建领主和教会的认同转向了对新出现的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但要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王权成为整个国家的最高权威及其管辖范围内社会各集团的最高效忠对象，围绕世俗王权而确立起来的文化系统，使民众通过国王来认同国家，将对国王的忠诚与对国家的热爱等同起来，所以国家认同的依据主要表现为不同文化要素之间的内部转换，且血缘因素也时有呈现。诚如后来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描绘：“国王的神话粉碎了领土割据，建立了适应经济需要的辽阔共同体，所有居民都被忠君思想联结在一起。” [5]59
其实在此种状态之下，西欧民众关于国家、民族的认知难言清晰。民众这种对政治现实模糊不清的认识和理解，致使他们表现出来的政治情感——即伴随着政治认知而形成的好恶、爱憎、亲疏，影响着他们的政治辨识、态度和行为选择——最后，将对国家认同投射在王权身上。不过，在行为主义的政治学理论框架下或具体历史的情境逻辑中，这种以王权为中心的国家认同其实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国家认同作为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心理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它既是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态度、政治信仰等政治文化的几个基本向度相互作用的政治心理活动，同时又受到政治关系、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6]27-28正如有学者之解说：此际人们对国家的认识尚处于一种朦胧与模糊状态之中，只有寻求王室成员的具体形象以确立起对国家的认同。也正缘于此，君主与国家等同起来，国王、王朝被人们视为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忠君与爱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以对君主的热爱和忠诚来表达对自己所属国家的热爱和效忠。所以，隐于王权至上表述思路背后的是，民族或国家等于国王化身以及认同国王即是认同国家的含义。[7]39-40这与古代中国的王朝国家认同在形式与内容上高度相似。从本质上言，西欧民众这种投射在王权身上的国家认同更多地凸显出其文化认同的成色。 但从西欧民族国家建构的思想史角度言之，西欧民众这种以王权为中心的“朦胧”的国家认同仍有重要意义——它以一种社会集体意识形式，描摹着近代民族国家的理想图景，表现出对民族国家共同的心理、情感和期望，为近代民族主义兴起奠定了社会心理和思想基础，从而推动了近代民族国家的建立。
14世纪后，法国、英国、德意志和意大利等西欧各国的知识与政治精英，围绕民族国家建构，展开了一系列论述，强调国家独立、统一、主权和国家利益，要求所有成员认同正在形成的以民族为基础的政治共同体，服从和效忠民族国家这个最高目标。而实际上，西欧民众在政治上形成了对王权认同的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共同的文化心理——主要表现在民族语言的形成以及运用民族语言撰写本民族历史等方面。在此基础上，民族意识、民族情感也迅速加强，这种意识与感情表现为“对民族、对祖国的热爱与歌颂，对祖国不幸的悲哀”，也就是在深层的心理和内在情感上，个人与祖国息息相连，“为祖国的光荣而自豪，为民族的不幸而悲哀，为祖国的未来而祈福”。[7]54这一通过强化民族文化认同，在文化层面表达出来的民族意识和民族情感，一方面成为建构近代民族国家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追求建构近代民族国家的一种内在动力。因为凝聚民族共同体的基础，除了一致的心理、意识和情感，更需要具有内在一体性的文化认同。历史地看来，在这一时期，西欧各个民族都在努力完善共同语言、信仰、风习与行为方式，以增强民族文化认同。
但在17、18世纪，随着西欧新兴资产阶级的出现与力量增长，前述之世俗化的王朝国家却因其专制政治制度而越来越明显地阻碍了具有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的建构。在这样的政治结构下，国王完全背离了整个国家的公共利益，人民没有自由、权利和幸福。由是西欧一批精英开始质疑并抨击国王作为国家和民族的化身和象征意义，转移对国王的忠诚。在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启蒙思想家就曾清楚地告知民众，突出国家中的政治要素：“祖国”是一种新型的民族国家，不仅是一个由土地、河流、山川等构成的自然共同体，而且是以人民的自由、权利、利益和幸福为目的的一种政治共同体，人民与国家结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成为国家的公民，有着具体的现实权利和利益。在祖国中，所有公民都享有自由和权利，获得利益和幸福。祖国和公民之间建立了一种积极正向的对应关系，那就是国家通过政治组织和相应的经济、法律制度及其有效运行，保障公民的自由和幸福，公民则以热爱和效忠来表达他们对国家的认同。国民这种对祖国的亲爱情感，产生了巨大力量。一如狄德罗所言：对国家的亲爱之情，使得互为竞争甚至是敌对的人们团结起来，调合彼此之间的分歧，相互视为国家的重要成员，在爱国之心的激荡之下，人们努力地为公众谋福利，为国家而不惜牺牲自己。[8]250莫里斯·迪韦尔热则对西欧民众这种以政治要素为依据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有着思想史意义的解释：“君主专制只能构成一种过渡性的神话”，并不能产生新的国家政治实体、制度与相应的观念体系，并获得广大民众的心理赞同，因为它阻碍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而后者则是要求一种建立在平等自由基础之上的政治意识和政治竞争秩序，但以国王为中心的国家结构却希望仍“维持一个完全建立在世袭国王基础上的政府”。[5]59显然，这必将导致在既有的政治秩序和权利结构与人们新兴政治期待之间的猛烈冲突。因此，其时的欧洲，需要有一种新的不同于君主专制及其观念框架之下的制度体系和思想联系，催生祖国观念，并使全体民众产生对自己国家的热爱之情。
迪韦尔热的解释说明了其时西欧民众关于民族、国家认识的深刻变化和建立新型民族国家的要求——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已非专制王权时期的君主、领土与臣民结构，而是建立在平等的政治原则与制度基础上的，由全体公民组成的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公民认同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国家则通过各种机器、制度，保护公民的自由、平等和幸福，而公民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热爱和忠诚于自己的祖国。如法国历史学家索布尔所观察到的：此时欧洲各民族，皆完成了各自的整合，“全体公民都汇成一体”，如法国，就由全体法国人结成了法兰西民族。[9]475
亦可见，其时西欧民众国家认同的重要转向，即由以国王为中心的王权和王朝利益转向了以“祖国”（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人民主权和民族利益。也就是，人们在民族文化如民族语言、情感、风习和行为方式等认同的基础上，确立了一种新型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认同，其核心是民主、自由的现代政治制度和价值原则。也就在此基础上，实现统一民族国家认同与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于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与民族国家的建设（nation—building）趋于一致，民众对民族国家的希望、追求、忠诚和热爱，正是民族国家认同的具体表达。
三、结语
从上述历史事实中，可以发现国家认同建构实际是一个需要双重用力的综合架构。具体而言，一方面，需要民众这一认同主体的用功;另一方面，国家也同样要付出不懈的努力，以其具体的政治组织、法律制度、政治运行措施和价值观念、意识形态与民族成员形成积极的双向互动。如建立民主政体与良善的制度体系，以保障每个民族成员的自由、平等和权利，设法培养并强化民族成员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以及他们与国家的一体感、连带感，将原始的自发的血缘关联和基于文化认同上的民族意识与情感引导到充满理性的政治意域中，实现每个民族成员主动的政治参与，从而使民族成员对政治共同体产生积极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情感，通过服从、支持和效忠的政治行为来表达人们之于国家的政治态度，最终形成对民族国家的认同。
回到前述之曼威·柯司特关于“认同是如何、从何处、由谁、以及为什么而建构”的问题，并将其引到关于国家认同建构问题的分析上，我们发现，这些问题可具体分解为强调国家认同建构的过程及其基础要素的作用，建构国家认同的逻辑起点，国家认同建构的主体、客体及其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国家认同建构的目的或目标等问题。具体就近代西欧民众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来看，在历史过程中，关于民族国家认同建构这几个问题的回答其实是很清晰的。西欧民众经过了从中世纪以来对地域权利和普世主义的宗教认同到以世俗王权为核心的王朝国家认同再到以人民主权、民族国家利益为核心的民族国家认同的变化，由基于文化要素而来的超越层面的宗教权力和普世的宗教关怀，到基于民族文化要素的具体的民族情感、民族意识的养成而产生明确的一体感和归属感，最后产生了建立在民主政治与自由价值、平等权利基础上的政治认同。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的逻辑起点、过程和终点，建构民族国家认同的基础要素及其作用皆清晰地呈现出来。 由于国家认同在界定个人自我身份与归属的同时，更明确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基本关系，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认同主体对其作为国家成员的地位的认知和评估，并由此而产生的价值与感情倾向，因此它至少包括个人关于认知层面的归类，以及由此归类而产生的情感和评价等方面的内容。[6]29也就是，围绕关于国家认同问题中的“我是谁”“属于哪”“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或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国家”等一系列问题，在认知、情感和评价层面的回答和选择。在西欧广大民众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过程中，人们不断明了或更新自我的身份与归属，希望、追求一个能满足他们的需要，保障他们自由、平等、权利和利益的民族国家。相应地，他们也接受、效忠于这个国家政治、文化体系，信奉、服从这个国家的制度、法律及其安排的秩序，接受国家体系对他们个人的要求和所安排的社会角色。另外，这种民族国家认同也体现出民族国家为巩固、加强民族成员的对它的认同，而在政治、文化、经济、社会等方面所进行的自我形象塑构的努力，以及民族成员国家认同的文化价值皈依、所承担的与国家象征相联系的国民角色，接受民族国家之于个人的各类规范。
总体言之，作为一种历史事实，中世纪时期，西欧即开启了民族国家的进程，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以全民族的名义呼吁自由、平等人权和幸福的政治共同体，在民族主义的推动下，完成了对民族共同体的确认。且随着法国大革命的胜利，西方民族国家体系由西欧向外扩展，推动了非西方世界的民族主义进程，民族国家认同亦随之在世界范围内兴起、展开，影响了现代世界的历史进程和国际政治格局。但是，西方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认同建构经验所展示出来的是一种内源型的发生和运作模式，而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民族国家与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较之西方模式，却要复杂得多。如果说西方国家由于民族建构与国家建构往往结合在一起而致其国家认同相对直接且呈单一线性特征的话，那么非西方国家则内因其历史传统、族群结构、文化风习、生存环境和发展阶段与西欧的明显差异，以及外有近代以来西方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殖民化程度不同，致其民族（nation）建构与国家建构取径各有不同而体现出复线的历史形态。如其民族的形成与国家的形成并不一定同时并进，有民族形成早于国家者，亦有国家先于民族而成者。[7]5前者体现的是由民族而国家的建构进路，后者却表现为在国家建构完成后，通过国家政治力量的发挥来促进国家民族的建构。这也就使非西方的民族国家认同呈现出远较西方复杂的情况。
然而，观乎不同非西方国家的民族国家认同建构，却还是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一些共通之处。
首先，近代以迄，非西方国家大都因西方列强政治、经济、文化的入侵而面临政治、文化和民族的深层危机。因此，在反抗这种外来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人们产生了对新的政治共同体的迫切期待。
其次，正是在上述背景下，非西方国家大都受西方民族国家现代政治文化和价值观念影响，人们开始反省自身民族之历史传统和文化之于挽救国家危机的有效性，其国家认同发生了现代意义的转向。
第三，在每一个由多民族组成的非西方国家内，原本有各自政治或文化归属的民族，因面临西方列强这个共同的强有力他者的挑战，国内不同民族能求同存异，追求确立新型的民族国家共同体，以解决民族与国家面临的危机。也就是说，在近代以来反抗西方殖民压迫和民族救国的斗争中，殖民地人民很快地完成了自我的身份界定和情感归属，主要在政治要素的基础上建构起一致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国家认同。
参考文献：
[1] 林尚立.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政治逻辑[J].中国社会科学，2013（8）.
[2] [美]曼威·柯司特.认同的力量[M].夏铸九，黄丽玲，等，译台北：唐山出版社，2002.
[3] 江宜桦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国家认同[M].台湾：扬智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
[4] 彭丰文.两晋时期国家认同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5][法]莫里斯·迪韦尔热.政治社会学——政治学要素[M].杨祖功，王大东，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6] 杨妍.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民国初期省籍意识的政治文化分析[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
[7] 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8][法]德尼·狄德罗.百科全书·立法者[M].梁从诫，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2.
[9][法]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