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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边境地区的繁荣稳定与否，将关乎边疆安全与“一带一路”建设的畅通。然而，在城镇化大潮下，无论是东北边境地区，还是西南边境地区都存在“空心化”现象。滇桂交界地区，作为我国集老、少、边、穷和石漠化于一体的特殊地带，属中越边境地区精准扶贫中的典型棘手区，同样亦出现了空心化问题。中越边境滇桂交界地带的“空心化”问题既是城镇化所带来的结果，也是人们基于经济理性的自然选择，其后果可能对边境安全构成影响。因此，根据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国家或者政府层面，有必要强化对该地带“空心化”地区的政策扶持，发展乡村经济，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卫生教育经费的投入，打造美丽宜居边境长廊，构筑牢不可破的抵边村落这一民间层面的国防安全“守护墙”。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城镇化;空心化;中越边境地区;滇桂交界地区
中图分类号：C9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8）06-0034-10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2018年2月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专门就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重大意义、总体要求和基本目标与使命进行了全面科学的布局[1]，进而也使得乡村振兴战略随之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议题。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输入主题词“乡村振兴”搜索显示，2017年发表与之相关的各类文章，包括报纸、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等，近500余条目，其中报纸文章200余条目，各类期刊论文290余条目，而中文核心或者CSSCI（包括CSSCI来源期刊、扩展板期刊）论文近30条目;2018年以来，截止5月15日为止，发表与之相关的各类文章达1800余条目，其中各类期刊论文达1100余条目，而中文核心或者CSSCI（包括CSSCI来源期刊、扩展板期刊）论文近200条目。
当乡村振兴课题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热点的同时，与之紧密相关的农村“空心化”和城镇化课题，也是近年来学界积极关注的热点课题。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输入主题词“农村空心化”和“边境城镇化”搜索显示，其中农村“空心化”方面，有各类与主题直接相關的学术论文达800余条目，而中文核心或者CSSCI（包括CSSCI来源期刊、扩展板期刊）论文近200条目;边境城镇化方面，有各类与主题直接相关的学术论文达80余条目，而中文核心或者CSSCI（包括CSSCI来源期刊、扩展板期刊）论文近10条目。在众多对农村“空心化”和边境城镇化问题探讨的既有研究中，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关注到了边境“空心化”问题，如王春荣和朴今海的研究探讨了跨国人口流动浪潮下的东北边境农村空心化问题[2]，延边大学王洋的硕士学位论文专门关注了延边州边境村屯的“空心化”问题[3]等，还有学者就城镇化对农村空心化问题产生的影响也进行了关注，如张永利和阮文彪的研究成果[4]，甘灿业的研究成果[5]，戴攸峥和易文彬的研究成果[6]等。
再者，聚焦到中越边境层面。一方面，已有20余篇研究论文专门探讨了中越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及其可行性问题，如周聿峨和刘建林的研究[7]，韦建福的硕士学位论文[8]，杨迺裕的研究[9]，廖建夏的研究[10]，王新哲和何彩园等人的研究[11-13]，巫德富和罗显克等人的研究[14]，侯莹的研究[15-18]，曹贵雄等人的研究[19-20]，陈田的硕士学位论文[21]，曹晗的硕士学位论文[22]，邓玉函和曹晗的研究[23]，秦红增教授的研究[24]，张蔚文等人的研究[25]等。诚然，目前虽然已有数篇学术文章关注到了城镇化问题对农村空心化产生的消极影响，还有数十篇学术研究论文专门聚焦探讨了中越边境地区的城镇化问题，但仅有胡美术的研究论文专门探讨了中越边境地区东兴河洲村的“空心”治理问题[26]，可见目前学术界对于中越边境地区空心化问题的关注，仍较为薄弱，值得深入关注和系统考察。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经笔者长期的实地调研观察发现，在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无论是因理性经济选择，还是因城镇化问题而导致的边境“空心化”现象，确实客观存在。这无论是对乡村振兴战略在该地带的有序推进，还是基于国家边境安全层面的审视与考量，均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困局难题。因之，专门探讨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的“空心化”问题，无疑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突出。而且，通过这种“以小见大”的具体实证案例考察，进而审视中国广大边境地区存在的“空心化”问题，从而寻找其中的共性和治理方略，最终推动乡镇振兴战略在我国广大边境地区的有序开展，实现国防战略层面的稳边、固边和强边使命，也无疑具有借鉴价值。
一、老少边穷石漠化：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发展中的天然困局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是一片特殊的地域，这里不仅集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石漠化区于一体，还是两国四省（两国：中国—越南;四省：中国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越南河江省、高平省）的交汇地[27]，系滇桂黔石漠化区连片特困区的重要构成部分，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中天然困局突出。具体来说，真正集老、少、边、穷、石漠化于一体的地带为云南省的富宁县、麻栗坡县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那坡县三个县份，也就是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的核心区。
一方面，革命老区与少数民族聚居区层面。云南省富宁县为国家一类革命老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那坡县为国家二类革命老区，而云南省麻栗坡县由于在中越自卫反击战中，为西线抗战的主阵地，受到战争的创伤最重。由于战争的原因，麻栗坡县推行改革开放的时间也迟至20世纪90年代，其发展困局突出。现今，富宁县，总人口约42万（2014年数据），境内居住着壮、汉、苗、瑶、彝、仡佬6种民族，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76.4%;那坡县，境内世居壮、汉、苗、瑶、彝五个民族，总人口21.8万（2018年数据）人，以壮族为主，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95.5%;①麻栗坡县，境内居住着汉、壮、苗、瑶、彝、傣、蒙古、仡佬8种民族，总人口28.6万人（2016年数据），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40.9%。② 另一方面，边境、贫穷和石漠化层面。麻栗坡县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河江省的同文、安明、官坝、渭川、黄树皮、河江“五县一市”接壤，国境线长277公里，占中越陆地边界线长的13.9%，占云南省国境线长的20.5%，占文山州国境线长的63.2%;富宁县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河江省的苗旺、同文两县接壤，国境线长75公里;那坡县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高平、河江两省接壤，国界线长206.5公里，是广西陆上疆界线最长的县份之一。再则，根据国务院2012年发布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中的592个贫困县名单，麻栗坡县、富宁县、那坡县均在其中。富宁县处滇东南岩溶高原东部边缘（向桂西、越北过渡地带），地质属川滇黔经向构造带与青藏滇缅“歹”字型构造体系的交汇部位，全县国土面积5352平方公里（即：803万亩），山区面积占96%;③那坡县是典型的“老、少、边、山、穷”地区，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石漠化综合治理重点县，自然环境恶劣，山多地少，山地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93%，人均耕地不足0.6亩;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截至2016年底全县尚有57个贫困村4.4806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23.41%;④麻栗坡县国土面积中99.9%为山区，70%的山区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县内有国家级口岸天保和杨万、八布等14个边民互市点。⑤而在精准扶贫脱贫时间中，麻栗坡县和富宁县预计在2018年底摘掉贫困县帽子，那坡县计划到2020年摘掉贫困县帽子。
总之，处于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带核心区的富宁县、麻栗坡县和那坡县，无论是在人文社会层面的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基本特性，还是在自然环境层面的边境、山区、石漠化汇聚的自然形态，均使得该地带在综合层面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连片贫困分布区，成为全国唯一一片汇聚老、少、边、穷、石漠化为一体的特殊地带，进而也使得该地带无论是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还是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里，同样显得先天条件不足，发展困局重重。然则，即使是如此特殊的地区，其在城镇化大潮或者边民理性生存选择动因的驱动下，亦出现了抵边村落空心化，靠边境地区耕地抛荒化等，不利于国防安全和稳边固边，乃至强边层面的客观空心化问题。因之，时值乡村振兴战略在全国全面推进之际，专门就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客观存在的“空心化”问题，展开相关学理和实证案例层面的考察与审思，既是对特殊地带找寻解决问题方案的必然要求，还是对乡村振兴战略在特殊地区推进过程中的一种前期理性回馈，更是为乡村振兴战略能够在特殊边境地区打造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边境软实力长廊，最终通过乡村振兴彰显稳边、固边和强边的国防安全使命，奠定必要的学理论证和认知基础。
二、城镇化：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发展中的国防安全悖论性课题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历来系中国之兵防要地。无论是清朝绿营兵驻扎，抑或是清末中法边界交涉，再或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爆发的中越自卫反击战，该地带均系兵防前沿[28]，战略重地。然则，该地带特殊的人文地理特征构成，又使得该地区成为了中国最集中连片分布的贫困区之一。因此，在该地带的发展中，虽然相关城镇化举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带动该地带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但城镇化背后产生的抵边村落和耕地抛荒化，并因此而衍生的边境前沿“空心化”问题，又使得城镇化发展路径与国防安全之间形成了一定的悖论性关系。
（一）作为带动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城镇化路径
在当前对中越边境地区城镇化课题进行探讨的既有研究成果中，均强调了一个基本主旨，即边境城镇化能够促进中越边境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精准扶贫开展的必要举措。对此，廖建夏的研究认为，因边境城镇化而打造的边境城市，由于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将是“边疆地区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经济发展中心”，而且对境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10]。王新哲等人的研究认为，因为屏蔽效应、边缘效应，以及区域发展战略的忽视因素，致使边境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全国其他区域。其中，不仅“经济开放度低，经济发展缓慢，城镇化率、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边境地带一些地区还尚未脱贫，因之有必要以“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为载体和龙头”，进而提升边境地区互联互通的区位优势。[11]王莹的研究认为，滇越边境地区是集边疆、民族、山区和贫困为一体的地区，而且该地带存在着“少数民族聚居区生态环境脆弱，人口增长快，人口居住分散，生活方式落后，民风民俗纯朴”等基本特征。在此前提下，城镇化建设不仅是促进边境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重要战略，还能使少数民族逐步摆脱贫困。所以，推动滇越边境地区城镇化建设，并通过特色引领城镇化发展，不仅是“滇越边境地区村、乡、镇迈向城镇化的必然选择”，还是改善滇越边境区域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各少数民族共同发展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15-16]。曹晗的碩士学位论文认为，在“老少边穷”的中越边境地区，以口岸发展作为突破口，进而推动城镇综合发展的边境城镇化进程，是聚集人口和留住人口，进而实现安居乐业的重要举措[22]。秦红增教授的研究亦认为，由于中越边境口岸小镇客观存在的位居偏僻山区，“民族众多，群山连绵，地形复杂，交通闭塞”等特征，致使中越边境地区“城镇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缺少优势产业，城镇建设难度大，发展速度缓慢”。即便如此，秦教授仍强调，“边境城镇化是国家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沿边地区的开发开放，“口岸成为边境地区城镇化最主要的动力”[24]。
综上可见，在当前的既有研究成果中，对于如何发展中越边境地区探索路径中，城镇化方案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可，并在理论和实证层面加以佐证。然则，虽然城镇化方案无疑是助推中越边境山区社会经济发展可供的选择之一，但并非最优选项。主要体现如下：一方面，在当前关注中越边境城镇化的既有研究成果中，大多关注的城镇化对象主要集中于广西靠近海疆地段，或者地理区位优势在中越边境地区较为优越的口岸辐射地带，如广西靖西边境地区，云南河口边境地区。相比于这些较为优越的边境地理区位优势，汇聚中国独一无二人文自然形态——“老少变穷石漠化山”等于一体的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其天然存在的发展困局，自然无法走城镇化助推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因此，可以说乡村振兴战略为该地带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了较为理想而科学的发展方案;另一方面，在中越边境地区推进城镇化建设，对于集中优化资源分配，进而更好地推动边境社会经济的综合发展，从而在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背景下稳边和强边，但不可忽视的是，集中发展城镇化，无疑会造成边境乡村的“空心化”和边境耕地抛荒化问题的产生，不利于国防安全和边境前沿地区的长治久安。因此，也有必要就边境城镇化与国防安全之间的悖论关系展开相关理性认识。 （二）边境城镇化与国防安全悖论性问题的理性思考
对于推进中越边境城镇化将产生或者潜在的一些客观问题，在当前的既有研究成果中，已有学者关注到。如，廖建夏的研究认为，“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既面临与内地相同的任务，又面临许多特殊的问题和矛盾”，因此，需要从边境地区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同时还需要重视边境地区的安全问题，不能因“搞城镇化建设，人口向城镇聚集”，造成一些村屯的“空心化”。[10]而且，在打造“生态、人文、居住环境、生活便捷”的边境口岸城镇化过程中，还要避免“人们将口岸当作淘金地，淘金后便纷纷离去”等情况的发生[22]。虽然这些研究均关注到了中越边境城镇化过程会面临的一些客观问题，如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但大多仅限于宏观表述，并未具体论证。如，廖建夏的研究只提到了要重视边境地区的安全问题，并未就此展开论述和审思[10];侯莹的研究虽然提到了中越边境地区系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但也并未就边境城镇化与国家国防安全之间的关系展开必要的论述与回应[15]。
诚然，中越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助推边境地区边民社会经济生活的提升与改善，但就城镇化过程中需要人口集聚的客观性特征而言，边境地区城镇化的分布点，其必然需要吸纳边境周边村落的村民搬迁到城镇分布点居住，并且为相关搬迁边民提供相应的经济优惠政策，进而实现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居住目标。然则，不可忽视的是，边境地区城镇化吸纳人口目标的实现，大多是建立在吸纳本地边民的基础之上（即使能够搬迁的人群大多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而不是靠吸纳外来人员来实现（由于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老少变穷石漠化”人文自然特征的客观存在，据笔者长时期的观察，很难大量吸引边境乡镇以外的人群到这些地区安居落业）。因之，边境城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抵边居住村落人口的密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搬迁家庭抵边耕地的抛荒化现象，出现所谓的边境前沿“空心化”问题。就此而言，边境城镇化过程中的抵边村落边民人口密度的降低，对于国家的国防安全来说，十分不利。可以说，边境地区抵边村落人群的存在，以及抵边耕地和各种农林牧产业的存在，不仅在国防层面降低了我国守边官兵的巡逻成本，更在民间层面建构起了稳固的国防安全边防墙，降低军事层面防卫所投入的成本。单就此来说，边境地区的城镇化，以及其所必然产生的抵边村落和耕地“空心化”问题，对于一个国家边境地区的国防安全而言，无疑悖论性突出。
三、空心化：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发展中的理性选择经济性难题如果说，城镇化引发有限度的边境抵边村落“空心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系抵边村落经济条件较好边民家庭的主动选择性行为，那因大量青年人口外出务工而导致的抵边村落或是抵边耕地“空心化”问题，则是边民社会为了最基本经济生存而不得不做出的理性选择。而作为中国独一无二集“老少变穷石漠化”于一体的中越滇桂边境地区，其天然存在的发展困局和贫穷动因，也使得该地带的边民人群为了增加经济收入，为求改善生活质量而不得不抛家弃子，大量流向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两广、福建沿海地区打工，并力图在打工经济的助推下，最终养家糊口和最大化改善经济困局生活。就此来看，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的“空心化”问题，其实质还是经济发展困局问题。然则，需要强调的是，看似经济理性选择等动因引发的有限度中越滇桂交界邊境地区的“空心化”问题，如若不加以重视，进而找寻妥善之破解困局对策，无论是对国防安全、边疆安全，还是对边境地区长远性的繁荣与稳定，其产生的影响均不容忽视。因此，本研究关注的边境“空心化”，主要是指边境地区抵边村落长居人口基数下降和抵边耕地抛荒化问题。
（一）城镇化背后的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空心化”问题
中越滇桂交界地区的云南省富宁县、麻栗坡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那坡县边境前沿地区，大多系高山地带，特别是富宁县、麻栗坡县和那坡县交界的核心地带，主要以喀斯特地貌和半石漠化山区为主，平坝较少。即便如此，在全国城镇化浪潮的助推下，这些边缘偏僻地带的乡镇，如富宁县的木央镇、田蓬镇，麻栗坡县的董干镇、铁厂镇，以及那坡县的百都乡、百省乡等，纷纷采取相关措施，如在乡镇驻扎地带规划出相关地皮，用以发展城镇化，进而吸引乡镇辖区内的边民搬迁到镇上居住，最终那些在乡镇上有房产之边境家庭，其户主便自动成为城镇人口。下述，仅以木央镇和田蓬镇的城镇化吸纳边民情况为例。
案例1：木央镇的城镇化吸纳抵边村落边民情况
富宁县木央镇下辖18个村委会，其中有3个村委会直接跟越南接壤，20余个村寨抵边居住。一方面，乡镇中心点的城镇化吸纳抵边村落边民情况。2012年以来，木央镇不仅在政府的驻扎地——四面石山环绕的木央坝子（木央镇辖区最平整的一块土地，也是木央镇辖区最主要的稻米生产农耕区，直线距离中越边境约15公里）推进城镇化建设，并首期修建一栋可以容纳100余户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廉租房（约60平方米），进而面向全镇乃至田蓬镇的边民销售。最终，有数十户家庭经济较好的抵边村落边民搬迁到了该廉租房中居住。再者，在城镇化背景下，不仅有数十户家庭经济较好的木央辖区抵边村落边民在木央坝子买地修建房子，还吸纳了数十户家庭经济较好的田蓬镇抵边边民到木央坝子买地建房，进而搬迁到木央坝子居住。另一方面，边境互市分布点吸纳抵边村落边民情况。木央境内，主要有两个边境互市贸易点，一是木杠村委会的木杠街（直线距离中越边境10公里），一是普阳村委会的普阳街（直线距离中越边境15公里）。在寻求生活宜居和便捷的城镇化理念驱动下，木央镇辖区的抵边村落边民，除了经济条件较好的部分家庭搬迁到县城或者镇上居住外，一部分人选择搬迁到边境互市点居住。无论是木杠街还是普阳街，由于商业带动，交通便利，其相较于抵边村落客观存在的交通不便和边远性特征，更加具备现代人居追求的理念。因之，木杠街和普阳街也成为了吸纳经济条件较好的抵边村落边民搬迁居住的又一选择。
案例2：田蓬镇的城镇化吸纳抵边村落边民情况 富宁县田蓬镇下辖20个村委会，其中有4个村委会直接跟越南接壤，30余个村寨抵边居住。相较于相邻的木央镇和广西那坡县的百都乡和百省乡，田蓬镇政府驻扎地不仅是国家级二级口岸，还是该片区最大的城镇化中心。田蓬镇辖区亦是半石漠化分布区，丘陵坝子较少。正如此，该镇靠近越南边境的抵边村落边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便开始利用处在中越边境前沿地带的地理优势，在开展包工的商业活动中，大量招聘廉价的越南少数民族劳工加以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并在家族帮扶“结对子”的运作模式下，带出了一大批商人群体（主要是包工头）。而这些抵边村落也成为目前田蓬镇辖区内家庭经济发展最好的分布区，如田蓬镇抵边村委会下寨村委会的下寨村、保上村，龙哈村委会的篾沙村、上下哈坑村，田蓬村委会的龙博村，庙坝村委会的龙包村等。在积累一定储蓄后，这些抵边村落的边民商人不是到富宁县城买房居住，就是搬迁到田蓬镇中心区买地建房定居。因之，这些抵边村落边民商人群体的大量搬迁，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抵边村落人群居住的密度，造成一定的“空心化”现象。同时，2012年以来，田蓬镇驻地田蓬口岸在城镇化背景的助推下，几乎比原来老镇部分扩大了2倍，又吸纳了该镇乃至木央镇一定数量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抵边村落边民搬迁安居。
就木央镇和田蓬镇城镇化吸纳抵边村落边民搬迁情况而言，能够在城镇化背景下搬迁的抵边村落边民，大部分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他们属于主动性地融入城镇化生活的搬迁行为。这种现象，在麻栗坡县和广西那坡县的抵边村落中同样存在。虽说“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抵边村落边民的主动性搬迁进城行为，无可厚非，但这种现象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该地带抵边村落人群分布的分散性和稀疏性，而且还引发该部分搬迁人群家庭抵边耕地的抛荒化问题，成为边境地区抵边村落边民主动“空心化”的客观存在。
（二）经济理性选择背后的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空心化”问题
在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存在的“空心化”问题中，除了边境城镇化或者边民选择城镇生活动因引发部分抵边村落边民主动搬离，进而造成一定程度的边境前沿“空心化”现象外，该地带天然存在的艰苦生存环境，迫使大量青年人群为了养家糊口而不得不远离故土打工，从而客观造成该地带抵边村落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普遍存在的“空心化”现象，是为该地带边境“空心化”问题的主流和关键所在。目前，该地带的经济形态，主要以外出务工经济为主。每年农历新年过后的正月初或者正月中旬，该地带的青年人群便纷纷外出务工，直到年底的腊月方才返家过年。可以说，该地带边境地区虽然有上万青年人群，但他们一年里待在家乡的时间也就一个月左右。在此背景下，年年往返，但留守边境故土的绝大多数仍是老弱病残，进而导致边境地区，特别是抵边村落前沿地带，普遍存在劳动力缺乏问题，从而迫使这些抵边村落家庭不得不放弃耕种和抛荒那些离村子较远，但却靠近边界地带的耕地，导致该地带边界前沿地区中方一侧土地的抛荒化，进一步使得该地带的抵边村落前沿地区，不仅在长期驻守人口层面出现“空心化”现象，更是在国土管理层面也出现“空心化”现象，最终真正导致了边境前沿地区人地层面的“空心化”问题。具体抛荒现象造成的“空心化”情境，仅以广西那坡县与云南交界地带，富宁县全部边界地带和富宁县与麻栗坡县交界地带，约80余公里的中越边界前沿地区为例：
广西那坡县百都乡、云南富宁县田蓬镇均接壤越南河江省的苗旺县，云南富宁县的木央镇和麻栗坡县的董干镇皆毗连越南河江省的同文县。其中，从董干镇与木央镇同时毗连越南的边界地带，以及木央镇和田蓬镇交界一直延伸到田蓬镇龙哈村委会一段，主要以南利大河为国界;从田蓬镇龙哈村委会一直到广西那坡县百都乡，中方与越南接壤地带均是以山岭为国界。然则，无论是以大河为界的中方边境前沿地区，还是以山岭为界的中方边境地区，均普遍存在耕地抛荒化现象。如，河界交界地带，主要涉及木央镇的大坪村委会、木贵村委会，田蓬镇的下寨村委会和龙哈村委，近20余个自然村落。其中，大坪村委会抵边村落卡子、小寨、大坪、青杠堡、杨家垱、腮嘎、保上、弄垱8个苗族村落的耕地，特别是河谷一带的土地，均跟越南直接接壤，但在务工经济浪潮下，这8个村落与越南直接接壤的河谷田地，绝多数均已经抛荒，目前变成人群均无法通过的荒山野岭;木贵村委会抵边村落有下木贵和何家湾2个寨子，均是少数民族村落，下木贵全村90余户均系壮族侬族支系，何家湾约50户，全系苗族。同样，在打工浪潮下，这两个村落最好的田地——河谷土地，但都毗连越南，目前亦是绝大多数抛荒不种，形成耕地荒化现象;田蓬镇下辖的下寨村委会的篾哈、篾邦，龙哈村委会下辖的石丫口、篾弄等村落，同样出现了与木央镇抵边村落相似的边境前沿耕地——特别是河谷田地荒化不种的现象。
再如，山岭交界地带，主要涉及田蓬镇下辖的田蓬村委会、碗厂村委会和庙坝村委会，以及广西那坡县百都乡下辖的部分村屯等近30余个自然村屯。其中，田蓬村委会下辖的山脚（苗族）、新沙仁寨（苗族）、熊家湾（苗族）、大石板（苗族）、茅草坪（苗族）、龙娄（彝族）等村落，靠近越南一侧的土地均几乎丢荒不种。如，从456号界碑的山脚村到446号的李家湾村一带，中方一侧的土地也大多抛荒不种;庙坝村委会下辖的龙包、大石板、中和、打腮、瑶人寨、大塘子、白头山等既和越南苗旺县直接接壤，又与广西那坡县百都乡下辖村落直接交界的抵边村落，也普遍存在着抵边土地抛荒化现象。而由打腮进入越南龙南街和苗王街，靠近广西那坡县百都乡一侧的中方村屯边境前沿耕地抛荒现象突出。这其中，广西那坡县百都乡靠近越南一侧的土地，大多系石山荒嶺，而且距离百都乡相关村落距离较远，抛荒情有可原。而打腮、瑶人寨和白头山等村落所处地理位置，靠边土地也大多是石山荒岭，丢荒不种亦有情由。然则，中和、龙包和大石板等村落下辖的靠近越南一侧之耕地，即由483号界碑的中和大山到485号界碑（原来中法划界过程中的第23号界碑）之中方一侧，则是大片河谷良田分布地带，但近年来由于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该处田地距离中和、大石板等村落又较远，所以大多抛荒不种，客观上造成该地带抵边耕地的荒漠化和“空心化”。 （三）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空心化”问题及其影响
目前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无论是由于城镇化而引发的抵边村落边民主动搬离故土，从而造成一定程度的“空心化”现象，还是因为大量青年人群外出务工而导致的主流“空心化”客观形态存在，均对该地带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层面的影响。该地带抵边村落经济条件较好的边民家庭纷纷搬离故土而进入城镇生活，虽然系边民的主动行为，但搬离的家庭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在社会地位层面，在抵边村落中均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他们的搬离，使抵边村落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失去了既有经济层面的助力，还在村落社会发展中失去了一部分智力人群的支撑或者支持，进而分散了抵边村落综合发展的经济人力资源，不利于这些抵边村落的长远发展。再者，大量青年劳动力长期外出务工的经济形态结构，表面上看是为了养家糊口而不得不为，而且通过打工挣钱返乡后修建了大量的漂亮洋房，生活居住条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生活质量也相应提高，表象上看该地带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得到了相应提升，贫困度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该地带抵边村落表象上的繁荣，其实仅是空洞的房子和相对改善的基础设施，除此以外，该地带抵边村落每年大部分时间里，留下的仅有老弱病残留守人员和大量抵边耕地抛荒的“空心化”场景，实体经济并未发展，反之则是农业荒废，物价飞涨，各种生活成本攀升。可以说，该地带大量青年劳动力的长期化外出务工经济形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快速改善了居家生活条件，但却留下了没有发展甚至“空心化”的抵边村落。对此，有研究也提到，“边境村寨、城镇普遍存在较为严重的人口流失问题”[22]。再则，大量青年劳力创造了外在打工世界的繁荣，却荒漠了自己的家乡故土，最后甚至导致很多外出青年劳力宁可常年待在外面打工，也不愿意返乡发展故土。而留在老家的边民儿童在长大后，也只会继续其父母辈外出打工的经济路径，无心留守家乡，发展实体产业，造成抵边村落“空心化”问题的常态化。因此，最终存在的抵边村落形态，只能是人群生机暗淡、“空心化”和荒漠化，如此边境村落形态，即便换做任何人也不愿意返乡长期居住。这就使得要想办法留住人口，实现“一方水土养得起一方人”的设想，显得苍白无力。总而言之，边境乡村振兴，特别是抵边村落的振兴，刻不容缓。
另一方面，边境国防安全层面的影响。如果说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因留不住人而造成的“空心化”问题对该地带社会经济层面所产生的客观影响，仅是中国众多“空心村”“空心化”背景下的一个缩影的话，那其对边境国防安全层面所产生的潜在影响，则系国家边疆安全存在的隐性重大问题。就此，有学者在关注中越边境地区的广西东兴河洲村“空心化”问题时亦强调，与内地的“空心村”相比，边境“空心村”的出现，显然比内地“空心村”更引人忧虑。而且，该问题要是不引起重视的话，“假以时日，将出现边疆无民垦守、无人守边的情况”。因此，该研究倡导，地方政府要“站在一户边民就是一个哨所，一个边民就是一个边防战士的高度”，将“区域发展”“富民兴边”“精准扶贫”等战略与边疆地区“空心村”治理紧密结合起来，将边境地区“空心村”治理与国家边疆安全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勇于担当，提高履职能力和服务水平”，从而促进边境“空心村”有效治理，“积极主动回应国家繁荣、和谐、富裕和平安边疆的战略诉求”[25]。具体到中越滇桂交界地区，则历来为国家西南边疆安全之边防重地，当地边民也在维护边土的完整与安全过程中做出了积极贡献[28]，甚或因中越自卫反击战在当地留下的“地雷之殇”，引发抵边苗族村落沙仁寨出现“87个村民78条腿”的惨痛悲剧。然则，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曾经的战争创伤还未完全抚平，2017年在该地带大规模的排雷过程中，一名排雷战士为之牺牲的英雄故事，又再次引发了国人对边境安全的全面思考。
总之，国防安全问题，历来系该地带的核心问题，而当地大量边民劳动力流失造成的民间边防安全“空心化”问题，更迫切需要引起中国社会各界的积极关注，并为之寻求科学理性的应对解决方案。这其中，乡村振兴战略，可以说为该地带民间边防“空心化”困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值得实践的治理方案。四、乡村振兴：破解边境地区空心化与国防安全问题之科学方案在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面临着“空心化”与边境国防安全问题双向困境的迫切时刻，作为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以及攸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重大历史任务的乡村振兴战略及其实施意见，作为2018年中央1号文件而隆重推出，为该地带破解城镇化与国防安全悖论关系，抵边村落边民理性生存选择与边境前沿“空心化”问题的长期化形态，提供了可供长远发展的咨鉴方案。
综合而言，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目前出现的抵边村落“空心化”问题，或者是城镇化与边防安全悖论关系问题，其实质还是“留得住或是留不住人”或“如何留得住人”的问题。而根据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即要在乡村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可以说为该地带留得住人，而且如何去留住抵边村落边民，提供了可供实践参考的具体方案。
一方面，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层面。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意见提到，“产业兴旺是关键”“摆脱贫困是前提”“生活富裕是根本”[1]，而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留得住留不住边民，其中探索出适合“老少边穷石漠化”生态环境下的产业发展之路，也是该地带解决大量青年劳动力长期化外出，留得住自我发展根本生产力的关键。就此，近年来该地带也探索了相应的产业发展路径，如较大规模地种植木耳，发展与木耳相关的产业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留守故土中老年人的临时收入问题，但要留住更多的边民青年劳力，还需要当地继续探索发展相关经济产业。如，借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意见中提到的“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根据该地带森林覆盖率较好，少数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如苗族的饮食习俗文化开发，彝族的生态村落与织锦文化开发等[29]），特别是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传统村落、民族村寨和边境风光优勢，“建设一批设施完备、功能多样的休闲观光园区、森林人家乡村民宿”，并在政策上扶持当地小农户发展“乡村共享经济、创意农业、特色文化产业”，支持该地带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等的传承发展，进而综合推动该地带的经济产业链运转，“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提供更多就业岗位”[1]，从而增加当地边民的收入和收益，实现边民生活富足有余的社会经济生活状态，从经济根本动因层面去留住边民，并最终通过产业兴旺和促进边民生活富裕来破解经济发展困局带来的边境“空心化”与民间国防安全“空心化”问题。 另一方面，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层面。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之所以出现经济较好家庭搬离抵边村落，大量青年劳动力宁可常年外出务工而不愿意留守边土，发展产业，最终留不住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系该地区抵边村落基础设施建设总体薄弱。甚或，该地带有些抵边村落目前还受交通困局之苦。如，木央镇木贵村委会抵边村落下木贵直至2017年，通过各种集资渠道才修好一条约3公里的通村水泥路，即使政府项目已经支持30余万元人民币，该村90余户人家每户投资2000元人民币，还启用了该村10余万元人民币的公益林补贴，但最终仍拖欠下修路物资费用近10万元人民币，难寻弥补渠道。而与下木贵同样属于抵边村落的何家湾苗族村寨，目前通达村子的路道还是毛坯路，还未解决通道硬化问题。大坪村委会某抵边村落不到10户苗族边民，由于长时期道路不通，交通不便，全村人只能自己集资修路，最后在政府的帮助下，才修通一条抵村毛坯路。再则，与乡村文明高度相关的农村教育事业层面，该地带天然存在的社会经济发展困局，致使基本办学条件薄弱，而撤点并校和普及农村学前教育，特别是幼儿园教育的举措，又大大增加了当地家庭的上学受教育负担。如，每个儿童上学的学校路途离家较远，每天均需要抽出一个劳动力来接送孩子上学。又，虽然中小学在当地纳入了免费义务教育体系，但幼儿园和学前教育并未纳入免费教育体系，致使本就不宽松的儿童受教育成本大增。
总之，这种基础设施建设缺失的问题，在该地带抵边村落中普遍存在。这也不难想象该地带抵边村落为何留不住边民，而且“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的乡村振兴目标，目前在该地带也只是一个有待积极实施和推进的梦想。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助推下，国家或者政府层面，有必要强化对该地带乃至全国出现边境“空心化”地区的政策扶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卫生教育经费的投入，进而将中国边境“空心化”地区，打造成“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的美丽宜居边境长廊，为留得住边民和留得住抵边村落民间层面的“国防安全”守护墙，奠定下最基本的生存生活保障。
注释：
①《那坡县2016年脱贫攻堅工作总结及2017年工作计划》，http：//www.napo.gov.cn/Item/13074.aspx.
② 《麻栗坡县政务网》，2016年5月19日，http：//www.ynmlp.gov.cn/Item/374.aspx.
③《富宁县人民政府网》，2013年8月19日，http：//www.ynfn.gov.cn/item/5211.aspx.
④《那坡县2016年脱贫攻坚工作总结及2017年工作计划》，http：//www.napo.gov.cn/Item/13074.aspx.
⑤《麻栗坡县政务网》，2016年5月19日，http：//www.ynmlp.gov.cn/Item/37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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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城镇化;空心化;中越边境地区;滇桂交界地区
中图分类号：C9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391（2018）06-0034-10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后，2018年2月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专门就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时代重大意义、总体要求和基本目标与使命进行了全面科学的布局[1]，进而也使得乡村振兴战略随之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议题。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输入主题词“乡村振兴”搜索显示，2017年发表与之相关的各类文章，包括报纸、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等，近500余条目，其中报纸文章200余条目，各类期刊论文290余条目，而中文核心或者CSSCI（包括CSSCI来源期刊、扩展板期刊）论文近30条目;2018年以来，截止5月15日为止，发表与之相关的各类文章达1800余条目，其中各类期刊论文达1100余条目，而中文核心或者CSSCI（包括CSSCI来源期刊、扩展板期刊）论文近200条目。
当乡村振兴课题成为国内学界关注热点的同时，与之紧密相关的农村“空心化”和城镇化课题，也是近年来学界积极关注的热点课题。通过中国知网数据库输入主题词“农村空心化”和“边境城镇化”搜索显示，其中农村“空心化”方面，有各类与主题直接相關的学术论文达800余条目，而中文核心或者CSSCI（包括CSSCI来源期刊、扩展板期刊）论文近200条目;边境城镇化方面，有各类与主题直接相关的学术论文达80余条目，而中文核心或者CSSCI（包括CSSCI来源期刊、扩展板期刊）论文近10条目。在众多对农村“空心化”和边境城镇化问题探讨的既有研究中，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关注到了边境“空心化”问题，如王春荣和朴今海的研究探讨了跨国人口流动浪潮下的东北边境农村空心化问题[2]，延边大学王洋的硕士学位论文专门关注了延边州边境村屯的“空心化”问题[3]等，还有学者就城镇化对农村空心化问题产生的影响也进行了关注，如张永利和阮文彪的研究成果[4]，甘灿业的研究成果[5]，戴攸峥和易文彬的研究成果[6]等。
再者，聚焦到中越边境层面。一方面，已有20余篇研究论文专门探讨了中越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及其可行性问题，如周聿峨和刘建林的研究[7]，韦建福的硕士学位论文[8]，杨迺裕的研究[9]，廖建夏的研究[10]，王新哲和何彩园等人的研究[11-13]，巫德富和罗显克等人的研究[14]，侯莹的研究[15-18]，曹贵雄等人的研究[19-20]，陈田的硕士学位论文[21]，曹晗的硕士学位论文[22]，邓玉函和曹晗的研究[23]，秦红增教授的研究[24]，张蔚文等人的研究[25]等。诚然，目前虽然已有数篇学术文章关注到了城镇化问题对农村空心化产生的消极影响，还有数十篇学术研究论文专门聚焦探讨了中越边境地区的城镇化问题，但仅有胡美术的研究论文专门探讨了中越边境地区东兴河洲村的“空心”治理问题[26]，可见目前学术界对于中越边境地区空心化问题的关注，仍较为薄弱，值得深入关注和系统考察。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经笔者长期的实地调研观察发现，在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无论是因理性经济选择，还是因城镇化问题而导致的边境“空心化”现象，确实客观存在。这无论是对乡村振兴战略在该地带的有序推进，还是基于国家边境安全层面的审视与考量，均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困局难题。因之，专门探讨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的“空心化”问题，无疑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突出。而且，通过这种“以小见大”的具体实证案例考察，进而审视中国广大边境地区存在的“空心化”问题，从而寻找其中的共性和治理方略，最终推动乡镇振兴战略在我国广大边境地区的有序开展，实现国防战略层面的稳边、固边和强边使命，也无疑具有借鉴价值。
一、老少边穷石漠化：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发展中的天然困局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是一片特殊的地域，这里不仅集革命老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石漠化区于一体，还是两国四省（两国：中国—越南;四省：中国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越南河江省、高平省）的交汇地[27]，系滇桂黔石漠化区连片特困区的重要构成部分，在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中天然困局突出。具体来说，真正集老、少、边、穷、石漠化于一体的地带为云南省的富宁县、麻栗坡县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那坡县三个县份，也就是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的核心区。
一方面，革命老区与少数民族聚居区层面。云南省富宁县为国家一类革命老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那坡县为国家二类革命老区，而云南省麻栗坡县由于在中越自卫反击战中，为西线抗战的主阵地，受到战争的创伤最重。由于战争的原因，麻栗坡县推行改革开放的时间也迟至20世纪90年代，其发展困局突出。现今，富宁县，总人口约42万（2014年数据），境内居住着壮、汉、苗、瑶、彝、仡佬6种民族，少数民族人口约占总人口的76.4%;那坡县，境内世居壮、汉、苗、瑶、彝五个民族，总人口21.8万（2018年数据）人，以壮族为主，少数民族占全县总人口的95.5%;①麻栗坡县，境内居住着汉、壮、苗、瑶、彝、傣、蒙古、仡佬8种民族，总人口28.6万人（2016年数据），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40.9%。② 另一方面，边境、贫穷和石漠化层面。麻栗坡县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河江省的同文、安明、官坝、渭川、黄树皮、河江“五县一市”接壤，国境线长277公里，占中越陆地边界线长的13.9%，占云南省国境线长的20.5%，占文山州国境线长的63.2%;富宁县与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河江省的苗旺、同文两县接壤，国境线长75公里;那坡县和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高平、河江两省接壤，国界线长206.5公里，是广西陆上疆界线最长的县份之一。再则，根据国务院2012年发布的《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名单》中的592个贫困县名单，麻栗坡县、富宁县、那坡县均在其中。富宁县处滇东南岩溶高原东部边缘（向桂西、越北过渡地带），地质属川滇黔经向构造带与青藏滇缅“歹”字型构造体系的交汇部位，全县国土面积5352平方公里（即：803万亩），山区面积占96%;③那坡县是典型的“老、少、边、山、穷”地区，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石漠化综合治理重点县，自然环境恶劣，山多地少，山地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93%，人均耕地不足0.6亩;贫困面大，贫困程度深，截至2016年底全县尚有57个贫困村4.4806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为23.41%;④麻栗坡县国土面积中99.9%为山区，70%的山区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县内有国家级口岸天保和杨万、八布等14个边民互市点。⑤而在精准扶贫脱贫时间中，麻栗坡县和富宁县预计在2018年底摘掉贫困县帽子，那坡县计划到2020年摘掉贫困县帽子。
总之，处于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带核心区的富宁县、麻栗坡县和那坡县，无论是在人文社会层面的革命老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基本特性，还是在自然环境层面的边境、山区、石漠化汇聚的自然形态，均使得该地带在综合层面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连片贫困分布区，成为全国唯一一片汇聚老、少、边、穷、石漠化为一体的特殊地带，进而也使得该地带无论是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还是在乡村振兴战略推进里，同样显得先天条件不足，发展困局重重。然则，即使是如此特殊的地区，其在城镇化大潮或者边民理性生存选择动因的驱动下，亦出现了抵边村落空心化，靠边境地区耕地抛荒化等，不利于国防安全和稳边固边，乃至强边层面的客观空心化问题。因之，时值乡村振兴战略在全国全面推进之际，专门就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客观存在的“空心化”问题，展开相关学理和实证案例层面的考察与审思，既是对特殊地带找寻解决问题方案的必然要求，还是对乡村振兴战略在特殊地区推进过程中的一种前期理性回馈，更是为乡村振兴战略能够在特殊边境地区打造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的边境软实力长廊，最终通过乡村振兴彰显稳边、固边和强边的国防安全使命，奠定必要的学理论证和认知基础。
二、城镇化：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发展中的国防安全悖论性课题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历来系中国之兵防要地。无论是清朝绿营兵驻扎，抑或是清末中法边界交涉，再或是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爆发的中越自卫反击战，该地带均系兵防前沿[28]，战略重地。然则，该地带特殊的人文地理特征构成，又使得该地区成为了中国最集中连片分布的贫困区之一。因此，在该地带的发展中，虽然相关城镇化举措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带动该地带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但城镇化背后产生的抵边村落和耕地抛荒化，并因此而衍生的边境前沿“空心化”问题，又使得城镇化发展路径与国防安全之间形成了一定的悖论性关系。
（一）作为带动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城镇化路径
在当前对中越边境地区城镇化课题进行探讨的既有研究成果中，均强调了一个基本主旨，即边境城镇化能够促进中越边境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精准扶贫开展的必要举措。对此，廖建夏的研究认为，因边境城镇化而打造的边境城市，由于具有独特的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将是“边疆地区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经济发展中心”，而且对境地区经济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10]。王新哲等人的研究认为，因为屏蔽效应、边缘效应，以及区域发展战略的忽视因素，致使边境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严重滞后于全国其他区域。其中，不仅“经济开放度低，经济发展缓慢，城镇化率、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水平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边境地带一些地区还尚未脱贫，因之有必要以“边境地区新型城镇化为载体和龙头”，进而提升边境地区互联互通的区位优势。[11]王莹的研究认为，滇越边境地区是集边疆、民族、山区和贫困为一体的地区，而且该地带存在着“少数民族聚居区生态环境脆弱，人口增长快，人口居住分散，生活方式落后，民风民俗纯朴”等基本特征。在此前提下，城镇化建设不仅是促进边境地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重要战略，还能使少数民族逐步摆脱贫困。所以，推动滇越边境地区城镇化建设，并通过特色引领城镇化发展，不仅是“滇越边境地区村、乡、镇迈向城镇化的必然选择”，还是改善滇越边境区域经济和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各少数民族共同发展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15-16]。曹晗的碩士学位论文认为，在“老少边穷”的中越边境地区，以口岸发展作为突破口，进而推动城镇综合发展的边境城镇化进程，是聚集人口和留住人口，进而实现安居乐业的重要举措[22]。秦红增教授的研究亦认为，由于中越边境口岸小镇客观存在的位居偏僻山区，“民族众多，群山连绵，地形复杂，交通闭塞”等特征，致使中越边境地区“城镇产业结构较为单一，缺少优势产业，城镇建设难度大，发展速度缓慢”。即便如此，秦教授仍强调，“边境城镇化是国家新型城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随着沿边地区的开发开放，“口岸成为边境地区城镇化最主要的动力”[24]。
综上可见，在当前的既有研究成果中，对于如何发展中越边境地区探索路径中，城镇化方案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可，并在理论和实证层面加以佐证。然则，虽然城镇化方案无疑是助推中越边境山区社会经济发展可供的选择之一，但并非最优选项。主要体现如下：一方面，在当前关注中越边境城镇化的既有研究成果中，大多关注的城镇化对象主要集中于广西靠近海疆地段，或者地理区位优势在中越边境地区较为优越的口岸辐射地带，如广西靖西边境地区，云南河口边境地区。相比于这些较为优越的边境地理区位优势，汇聚中国独一无二人文自然形态——“老少变穷石漠化山”等于一体的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其天然存在的发展困局，自然无法走城镇化助推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因此，可以说乡村振兴战略为该地带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了较为理想而科学的发展方案;另一方面，在中越边境地区推进城镇化建设，对于集中优化资源分配，进而更好地推动边境社会经济的综合发展，从而在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背景下稳边和强边，但不可忽视的是，集中发展城镇化，无疑会造成边境乡村的“空心化”和边境耕地抛荒化问题的产生，不利于国防安全和边境前沿地区的长治久安。因此，也有必要就边境城镇化与国防安全之间的悖论关系展开相关理性认识。 （二）边境城镇化与国防安全悖论性问题的理性思考
对于推进中越边境城镇化将产生或者潜在的一些客观问题，在当前的既有研究成果中，已有学者关注到。如，廖建夏的研究认为，“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建设既面临与内地相同的任务，又面临许多特殊的问题和矛盾”，因此，需要从边境地区的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同时还需要重视边境地区的安全问题，不能因“搞城镇化建设，人口向城镇聚集”，造成一些村屯的“空心化”。[10]而且，在打造“生态、人文、居住环境、生活便捷”的边境口岸城镇化过程中，还要避免“人们将口岸当作淘金地，淘金后便纷纷离去”等情况的发生[22]。虽然这些研究均关注到了中越边境城镇化过程会面临的一些客观问题，如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但大多仅限于宏观表述，并未具体论证。如，廖建夏的研究只提到了要重视边境地区的安全问题，并未就此展开论述和审思[10];侯莹的研究虽然提到了中越边境地区系国家安全的重要屏障，但也并未就边境城镇化与国家国防安全之间的关系展开必要的论述与回应[15]。
诚然，中越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助推边境地区边民社会经济生活的提升与改善，但就城镇化过程中需要人口集聚的客观性特征而言，边境地区城镇化的分布点，其必然需要吸纳边境周边村落的村民搬迁到城镇分布点居住，并且为相关搬迁边民提供相应的经济优惠政策，进而实现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居住目标。然则，不可忽视的是，边境地区城镇化吸纳人口目标的实现，大多是建立在吸纳本地边民的基础之上（即使能够搬迁的人群大多是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而不是靠吸纳外来人员来实现（由于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老少变穷石漠化”人文自然特征的客观存在，据笔者长时期的观察，很难大量吸引边境乡镇以外的人群到这些地区安居落业）。因之，边境城镇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抵边居住村落人口的密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搬迁家庭抵边耕地的抛荒化现象，出现所谓的边境前沿“空心化”问题。就此而言，边境城镇化过程中的抵边村落边民人口密度的降低，对于国家的国防安全来说，十分不利。可以说，边境地区抵边村落人群的存在，以及抵边耕地和各种农林牧产业的存在，不仅在国防层面降低了我国守边官兵的巡逻成本，更在民间层面建构起了稳固的国防安全边防墙，降低军事层面防卫所投入的成本。单就此来说，边境地区的城镇化，以及其所必然产生的抵边村落和耕地“空心化”问题，对于一个国家边境地区的国防安全而言，无疑悖论性突出。
三、空心化：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发展中的理性选择经济性难题如果说，城镇化引发有限度的边境抵边村落“空心化”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系抵边村落经济条件较好边民家庭的主动选择性行为，那因大量青年人口外出务工而导致的抵边村落或是抵边耕地“空心化”问题，则是边民社会为了最基本经济生存而不得不做出的理性选择。而作为中国独一无二集“老少变穷石漠化”于一体的中越滇桂边境地区，其天然存在的发展困局和贫穷动因，也使得该地带的边民人群为了增加经济收入，为求改善生活质量而不得不抛家弃子，大量流向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两广、福建沿海地区打工，并力图在打工经济的助推下，最终养家糊口和最大化改善经济困局生活。就此来看，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的“空心化”问题，其实质还是经济发展困局问题。然则，需要强调的是，看似经济理性选择等动因引发的有限度中越滇桂交界邊境地区的“空心化”问题，如若不加以重视，进而找寻妥善之破解困局对策，无论是对国防安全、边疆安全，还是对边境地区长远性的繁荣与稳定，其产生的影响均不容忽视。因此，本研究关注的边境“空心化”，主要是指边境地区抵边村落长居人口基数下降和抵边耕地抛荒化问题。
（一）城镇化背后的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空心化”问题
中越滇桂交界地区的云南省富宁县、麻栗坡县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那坡县边境前沿地区，大多系高山地带，特别是富宁县、麻栗坡县和那坡县交界的核心地带，主要以喀斯特地貌和半石漠化山区为主，平坝较少。即便如此，在全国城镇化浪潮的助推下，这些边缘偏僻地带的乡镇，如富宁县的木央镇、田蓬镇，麻栗坡县的董干镇、铁厂镇，以及那坡县的百都乡、百省乡等，纷纷采取相关措施，如在乡镇驻扎地带规划出相关地皮，用以发展城镇化，进而吸引乡镇辖区内的边民搬迁到镇上居住，最终那些在乡镇上有房产之边境家庭，其户主便自动成为城镇人口。下述，仅以木央镇和田蓬镇的城镇化吸纳边民情况为例。
案例1：木央镇的城镇化吸纳抵边村落边民情况
富宁县木央镇下辖18个村委会，其中有3个村委会直接跟越南接壤，20余个村寨抵边居住。一方面，乡镇中心点的城镇化吸纳抵边村落边民情况。2012年以来，木央镇不仅在政府的驻扎地——四面石山环绕的木央坝子（木央镇辖区最平整的一块土地，也是木央镇辖区最主要的稻米生产农耕区，直线距离中越边境约15公里）推进城镇化建设，并首期修建一栋可以容纳100余户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的廉租房（约60平方米），进而面向全镇乃至田蓬镇的边民销售。最终，有数十户家庭经济较好的抵边村落边民搬迁到了该廉租房中居住。再者，在城镇化背景下，不仅有数十户家庭经济较好的木央辖区抵边村落边民在木央坝子买地修建房子，还吸纳了数十户家庭经济较好的田蓬镇抵边边民到木央坝子买地建房，进而搬迁到木央坝子居住。另一方面，边境互市分布点吸纳抵边村落边民情况。木央境内，主要有两个边境互市贸易点，一是木杠村委会的木杠街（直线距离中越边境10公里），一是普阳村委会的普阳街（直线距离中越边境15公里）。在寻求生活宜居和便捷的城镇化理念驱动下，木央镇辖区的抵边村落边民，除了经济条件较好的部分家庭搬迁到县城或者镇上居住外，一部分人选择搬迁到边境互市点居住。无论是木杠街还是普阳街，由于商业带动，交通便利，其相较于抵边村落客观存在的交通不便和边远性特征，更加具备现代人居追求的理念。因之，木杠街和普阳街也成为了吸纳经济条件较好的抵边村落边民搬迁居住的又一选择。
案例2：田蓬镇的城镇化吸纳抵边村落边民情况 富宁县田蓬镇下辖20个村委会，其中有4个村委会直接跟越南接壤，30余个村寨抵边居住。相较于相邻的木央镇和广西那坡县的百都乡和百省乡，田蓬镇政府驻扎地不仅是国家级二级口岸，还是该片区最大的城镇化中心。田蓬镇辖区亦是半石漠化分布区，丘陵坝子较少。正如此，该镇靠近越南边境的抵边村落边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便开始利用处在中越边境前沿地带的地理优势，在开展包工的商业活动中，大量招聘廉价的越南少数民族劳工加以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并在家族帮扶“结对子”的运作模式下，带出了一大批商人群体（主要是包工头）。而这些抵边村落也成为目前田蓬镇辖区内家庭经济发展最好的分布区，如田蓬镇抵边村委会下寨村委会的下寨村、保上村，龙哈村委会的篾沙村、上下哈坑村，田蓬村委会的龙博村，庙坝村委会的龙包村等。在积累一定储蓄后，这些抵边村落的边民商人不是到富宁县城买房居住，就是搬迁到田蓬镇中心区买地建房定居。因之，这些抵边村落边民商人群体的大量搬迁，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抵边村落人群居住的密度，造成一定的“空心化”现象。同时，2012年以来，田蓬镇驻地田蓬口岸在城镇化背景的助推下，几乎比原来老镇部分扩大了2倍，又吸纳了该镇乃至木央镇一定数量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抵边村落边民搬迁安居。
就木央镇和田蓬镇城镇化吸纳抵边村落边民搬迁情况而言，能够在城镇化背景下搬迁的抵边村落边民，大部分家庭经济条件较好，他们属于主动性地融入城镇化生活的搬迁行为。这种现象，在麻栗坡县和广西那坡县的抵边村落中同样存在。虽说“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抵边村落边民的主动性搬迁进城行为，无可厚非，但这种现象却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该地带抵边村落人群分布的分散性和稀疏性，而且还引发该部分搬迁人群家庭抵边耕地的抛荒化问题，成为边境地区抵边村落边民主动“空心化”的客观存在。
（二）经济理性选择背后的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空心化”问题
在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存在的“空心化”问题中，除了边境城镇化或者边民选择城镇生活动因引发部分抵边村落边民主动搬离，进而造成一定程度的边境前沿“空心化”现象外，该地带天然存在的艰苦生存环境，迫使大量青年人群为了养家糊口而不得不远离故土打工，从而客观造成该地带抵边村落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普遍存在的“空心化”现象，是为该地带边境“空心化”问题的主流和关键所在。目前，该地带的经济形态，主要以外出务工经济为主。每年农历新年过后的正月初或者正月中旬，该地带的青年人群便纷纷外出务工，直到年底的腊月方才返家过年。可以说，该地带边境地区虽然有上万青年人群，但他们一年里待在家乡的时间也就一个月左右。在此背景下，年年往返，但留守边境故土的绝大多数仍是老弱病残，进而导致边境地区，特别是抵边村落前沿地带，普遍存在劳动力缺乏问题，从而迫使这些抵边村落家庭不得不放弃耕种和抛荒那些离村子较远，但却靠近边界地带的耕地，导致该地带边界前沿地区中方一侧土地的抛荒化，进一步使得该地带的抵边村落前沿地区，不仅在长期驻守人口层面出现“空心化”现象，更是在国土管理层面也出现“空心化”现象，最终真正导致了边境前沿地区人地层面的“空心化”问题。具体抛荒现象造成的“空心化”情境，仅以广西那坡县与云南交界地带，富宁县全部边界地带和富宁县与麻栗坡县交界地带，约80余公里的中越边界前沿地区为例：
广西那坡县百都乡、云南富宁县田蓬镇均接壤越南河江省的苗旺县，云南富宁县的木央镇和麻栗坡县的董干镇皆毗连越南河江省的同文县。其中，从董干镇与木央镇同时毗连越南的边界地带，以及木央镇和田蓬镇交界一直延伸到田蓬镇龙哈村委会一段，主要以南利大河为国界;从田蓬镇龙哈村委会一直到广西那坡县百都乡，中方与越南接壤地带均是以山岭为国界。然则，无论是以大河为界的中方边境前沿地区，还是以山岭为界的中方边境地区，均普遍存在耕地抛荒化现象。如，河界交界地带，主要涉及木央镇的大坪村委会、木贵村委会，田蓬镇的下寨村委会和龙哈村委，近20余个自然村落。其中，大坪村委会抵边村落卡子、小寨、大坪、青杠堡、杨家垱、腮嘎、保上、弄垱8个苗族村落的耕地，特别是河谷一带的土地，均跟越南直接接壤，但在务工经济浪潮下，这8个村落与越南直接接壤的河谷田地，绝多数均已经抛荒，目前变成人群均无法通过的荒山野岭;木贵村委会抵边村落有下木贵和何家湾2个寨子，均是少数民族村落，下木贵全村90余户均系壮族侬族支系，何家湾约50户，全系苗族。同样，在打工浪潮下，这两个村落最好的田地——河谷土地，但都毗连越南，目前亦是绝大多数抛荒不种，形成耕地荒化现象;田蓬镇下辖的下寨村委会的篾哈、篾邦，龙哈村委会下辖的石丫口、篾弄等村落，同样出现了与木央镇抵边村落相似的边境前沿耕地——特别是河谷田地荒化不种的现象。
再如，山岭交界地带，主要涉及田蓬镇下辖的田蓬村委会、碗厂村委会和庙坝村委会，以及广西那坡县百都乡下辖的部分村屯等近30余个自然村屯。其中，田蓬村委会下辖的山脚（苗族）、新沙仁寨（苗族）、熊家湾（苗族）、大石板（苗族）、茅草坪（苗族）、龙娄（彝族）等村落，靠近越南一侧的土地均几乎丢荒不种。如，从456号界碑的山脚村到446号的李家湾村一带，中方一侧的土地也大多抛荒不种;庙坝村委会下辖的龙包、大石板、中和、打腮、瑶人寨、大塘子、白头山等既和越南苗旺县直接接壤，又与广西那坡县百都乡下辖村落直接交界的抵边村落，也普遍存在着抵边土地抛荒化现象。而由打腮进入越南龙南街和苗王街，靠近广西那坡县百都乡一侧的中方村屯边境前沿耕地抛荒现象突出。这其中，广西那坡县百都乡靠近越南一侧的土地，大多系石山荒嶺，而且距离百都乡相关村落距离较远，抛荒情有可原。而打腮、瑶人寨和白头山等村落所处地理位置，靠边土地也大多是石山荒岭，丢荒不种亦有情由。然则，中和、龙包和大石板等村落下辖的靠近越南一侧之耕地，即由483号界碑的中和大山到485号界碑（原来中法划界过程中的第23号界碑）之中方一侧，则是大片河谷良田分布地带，但近年来由于年轻人大量外出务工，该处田地距离中和、大石板等村落又较远，所以大多抛荒不种，客观上造成该地带抵边耕地的荒漠化和“空心化”。 （三）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空心化”问题及其影响
目前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无论是由于城镇化而引发的抵边村落边民主动搬离故土，从而造成一定程度的“空心化”现象，还是因为大量青年人群外出务工而导致的主流“空心化”客观形态存在，均对该地带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一方面，社会经济发展层面的影响。该地带抵边村落经济条件较好的边民家庭纷纷搬离故土而进入城镇生活，虽然系边民的主动行为，但搬离的家庭无论在经济层面，还是在社会地位层面，在抵边村落中均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他们的搬离，使抵边村落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不仅失去了既有经济层面的助力，还在村落社会发展中失去了一部分智力人群的支撑或者支持，进而分散了抵边村落综合发展的经济人力资源，不利于这些抵边村落的长远发展。再者，大量青年劳动力长期外出务工的经济形态结构，表面上看是为了养家糊口而不得不为，而且通过打工挣钱返乡后修建了大量的漂亮洋房，生活居住条件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生活质量也相应提高，表象上看该地带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得到了相应提升，贫困度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然而，不容忽视的是，该地带抵边村落表象上的繁荣，其实仅是空洞的房子和相对改善的基础设施，除此以外，该地带抵边村落每年大部分时间里，留下的仅有老弱病残留守人员和大量抵边耕地抛荒的“空心化”场景，实体经济并未发展，反之则是农业荒废，物价飞涨，各种生活成本攀升。可以说，该地带大量青年劳动力的长期化外出务工经济形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快速改善了居家生活条件，但却留下了没有发展甚至“空心化”的抵边村落。对此，有研究也提到，“边境村寨、城镇普遍存在较为严重的人口流失问题”[22]。再则，大量青年劳力创造了外在打工世界的繁荣，却荒漠了自己的家乡故土，最后甚至导致很多外出青年劳力宁可常年待在外面打工，也不愿意返乡发展故土。而留在老家的边民儿童在长大后，也只会继续其父母辈外出打工的经济路径，无心留守家乡，发展实体产业，造成抵边村落“空心化”问题的常态化。因此，最终存在的抵边村落形态，只能是人群生机暗淡、“空心化”和荒漠化，如此边境村落形态，即便换做任何人也不愿意返乡长期居住。这就使得要想办法留住人口，实现“一方水土养得起一方人”的设想，显得苍白无力。总而言之，边境乡村振兴，特别是抵边村落的振兴，刻不容缓。
另一方面，边境国防安全层面的影响。如果说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因留不住人而造成的“空心化”问题对该地带社会经济层面所产生的客观影响，仅是中国众多“空心村”“空心化”背景下的一个缩影的话，那其对边境国防安全层面所产生的潜在影响，则系国家边疆安全存在的隐性重大问题。就此，有学者在关注中越边境地区的广西东兴河洲村“空心化”问题时亦强调，与内地的“空心村”相比，边境“空心村”的出现，显然比内地“空心村”更引人忧虑。而且，该问题要是不引起重视的话，“假以时日，将出现边疆无民垦守、无人守边的情况”。因此，该研究倡导，地方政府要“站在一户边民就是一个哨所，一个边民就是一个边防战士的高度”，将“区域发展”“富民兴边”“精准扶贫”等战略与边疆地区“空心村”治理紧密结合起来，将边境地区“空心村”治理与国家边疆安全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勇于担当，提高履职能力和服务水平”，从而促进边境“空心村”有效治理，“积极主动回应国家繁荣、和谐、富裕和平安边疆的战略诉求”[25]。具体到中越滇桂交界地区，则历来为国家西南边疆安全之边防重地，当地边民也在维护边土的完整与安全过程中做出了积极贡献[28]，甚或因中越自卫反击战在当地留下的“地雷之殇”，引发抵边苗族村落沙仁寨出现“87个村民78条腿”的惨痛悲剧。然则，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曾经的战争创伤还未完全抚平，2017年在该地带大规模的排雷过程中，一名排雷战士为之牺牲的英雄故事，又再次引发了国人对边境安全的全面思考。
总之，国防安全问题，历来系该地带的核心问题，而当地大量边民劳动力流失造成的民间边防安全“空心化”问题，更迫切需要引起中国社会各界的积极关注，并为之寻求科学理性的应对解决方案。这其中，乡村振兴战略，可以说为该地带民间边防“空心化”困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条值得实践的治理方案。四、乡村振兴：破解边境地区空心化与国防安全问题之科学方案在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面临着“空心化”与边境国防安全问题双向困境的迫切时刻，作为十九大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以及攸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重大历史任务的乡村振兴战略及其实施意见，作为2018年中央1号文件而隆重推出，为该地带破解城镇化与国防安全悖论关系，抵边村落边民理性生存选择与边境前沿“空心化”问题的长期化形态，提供了可供长远发展的咨鉴方案。
综合而言，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目前出现的抵边村落“空心化”问题，或者是城镇化与边防安全悖论关系问题，其实质还是“留得住或是留不住人”或“如何留得住人”的问题。而根据乡村振兴战略的总要求，即要在乡村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可以说为该地带留得住人，而且如何去留住抵边村落边民，提供了可供实践参考的具体方案。
一方面，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层面。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意见提到，“产业兴旺是关键”“摆脱贫困是前提”“生活富裕是根本”[1]，而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留得住留不住边民，其中探索出适合“老少边穷石漠化”生态环境下的产业发展之路，也是该地带解决大量青年劳动力长期化外出，留得住自我发展根本生产力的关键。就此，近年来该地带也探索了相应的产业发展路径，如较大规模地种植木耳，发展与木耳相关的产业链，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部分留守故土中老年人的临时收入问题，但要留住更多的边民青年劳力，还需要当地继续探索发展相关经济产业。如，借鉴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意见中提到的“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精品工程”，根据该地带森林覆盖率较好，少数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如苗族的饮食习俗文化开发，彝族的生态村落与织锦文化开发等[29]），特别是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传统村落、民族村寨和边境风光优勢，“建设一批设施完备、功能多样的休闲观光园区、森林人家乡村民宿”，并在政策上扶持当地小农户发展“乡村共享经济、创意农业、特色文化产业”，支持该地带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等的传承发展，进而综合推动该地带的经济产业链运转，“实现乡村经济多元化，提供更多就业岗位”[1]，从而增加当地边民的收入和收益，实现边民生活富足有余的社会经济生活状态，从经济根本动因层面去留住边民，并最终通过产业兴旺和促进边民生活富裕来破解经济发展困局带来的边境“空心化”与民间国防安全“空心化”问题。 另一方面，生态宜居、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层面。中越滇桂交界边境地区，之所以出现经济较好家庭搬离抵边村落，大量青年劳动力宁可常年外出务工而不愿意留守边土，发展产业，最终留不住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系该地区抵边村落基础设施建设总体薄弱。甚或，该地带有些抵边村落目前还受交通困局之苦。如，木央镇木贵村委会抵边村落下木贵直至2017年，通过各种集资渠道才修好一条约3公里的通村水泥路，即使政府项目已经支持30余万元人民币，该村90余户人家每户投资2000元人民币，还启用了该村10余万元人民币的公益林补贴，但最终仍拖欠下修路物资费用近10万元人民币，难寻弥补渠道。而与下木贵同样属于抵边村落的何家湾苗族村寨，目前通达村子的路道还是毛坯路，还未解决通道硬化问题。大坪村委会某抵边村落不到10户苗族边民，由于长时期道路不通，交通不便，全村人只能自己集资修路，最后在政府的帮助下，才修通一条抵村毛坯路。再则，与乡村文明高度相关的农村教育事业层面，该地带天然存在的社会经济发展困局，致使基本办学条件薄弱，而撤点并校和普及农村学前教育，特别是幼儿园教育的举措，又大大增加了当地家庭的上学受教育负担。如，每个儿童上学的学校路途离家较远，每天均需要抽出一个劳动力来接送孩子上学。又，虽然中小学在当地纳入了免费义务教育体系，但幼儿园和学前教育并未纳入免费教育体系，致使本就不宽松的儿童受教育成本大增。
总之，这种基础设施建设缺失的问题，在该地带抵边村落中普遍存在。这也不难想象该地带抵边村落为何留不住边民，而且“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的乡村振兴目标，目前在该地带也只是一个有待积极实施和推进的梦想。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助推下，国家或者政府层面，有必要强化对该地带乃至全国出现边境“空心化”地区的政策扶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医疗卫生教育经费的投入，进而将中国边境“空心化”地区，打造成“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的美丽宜居边境长廊，为留得住边民和留得住抵边村落民间层面的“国防安全”守护墙，奠定下最基本的生存生活保障。
注释：
①《那坡县2016年脱贫攻堅工作总结及2017年工作计划》，http：//www.napo.gov.cn/Item/13074.aspx.
② 《麻栗坡县政务网》，2016年5月19日，http：//www.ynmlp.gov.cn/Item/374.aspx.
③《富宁县人民政府网》，2013年8月19日，http：//www.ynfn.gov.cn/item/5211.aspx.
④《那坡县2016年脱贫攻坚工作总结及2017年工作计划》，http：//www.napo.gov.cn/Item/13074.aspx.
⑤《麻栗坡县政务网》，2016年5月19日，http：//www.ynmlp.gov.cn/Item/374.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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