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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运动前后，各种思潮传入中国，都对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大地迅速传播，战胜其他思想，在思想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是由巴黎和会和一战暴露帝国主义本质、十月革命的胜利、先进分子的宣传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等多种因素造成的。深入分析这些原因，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会产生更为深刻的认识，对于当代传播马克思主义具有很大的启示。
关键词：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
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資本主义发达基础上的欧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而近代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作为“舶来品”的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开始被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和信仰，并成为中国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为什么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广泛传播呢？现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暴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
面对内忧外患的国家，中国的有识之士曾试图以西方体制为蓝本寻求变革，探索出路，然而在各帝国主义矛盾重重的背景下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弊病。战争的空前残酷，战后的混乱秩序，人民的困苦，社会的萧条使“文明”的资本主义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使中国人对于走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巴黎和会更具欺骗性、迷惑性，急于摆脱战争创伤的中国人对帝国主义本来抱有一丝幻想，认为其必将还中国以公道，但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利益诉求置若罔闻。当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之身份提出取消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撤离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等合理要求时，却遭到西方列强的无情拒绝。中国的先进分子从这些血淋淋的事实看到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性，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贪婪与掠夺的本质，发出了“公理何在”的怒吼。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他们不得不重新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而马克思主义正适应了当时的形势，为其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二、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正当中国人民在苦难中挣扎，在迷茫中徘徊之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苏维埃政权，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冲破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多国胜利论”的理论，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由纯粹的理论、美好的理想到生动的实践和现实的转变，给处在苦闷和彷徨当中的中国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1919 年7月和1920年9月，苏俄政府又相继发表了两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以前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以前夺取的中国领土，并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交还给中国。这些声明使中国人民看到了苏俄政府对华亲善的态度，也使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了只有向俄国学习才能真正挽救中国，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这一理论即指引俄国十月革命并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
三、先进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力宣传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有一批先进人士通过著文、演讲、译著等方式，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本人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赞扬取得胜利的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早期的这些文章，虽然内容侧重点不同，并且没有明确提及“马克思主义”的字眼，但是打开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河。
1920 年，陈独秀接连发表了《劳动者底觉悟》《谈政治》《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等文章，阐释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重要问题，表明他本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声望，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经过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先进人士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在很短时间内进行了传播，受其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有利于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一直以来，马克思主义都在不断地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交流。它之所以最终能够在中国的生根发芽，促进其中国化的发展，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皆具有强大的“文化包容性”，更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可忽视的契合之处。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皆具有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实事求是”，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中国传统文化更不乏这种特质，它所提倡的“经世致用”和“知行合一”就是很好的例证。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目的和发展动力，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实践观表现在人们对知行观的理解之上，源远流长的“知行合一”正是对实践法的进一步阐释。“知行”关系，于现代扩展的意义而言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所谓“知行合一”，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不仅要“知”，更应当兼顾于“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样的诗词句就是对实践法的形象化体现。
（二）马克思主义是以人为核心的理论，而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厚的民本思想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从而从根本上决定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的决定性力量，是推动着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最重要的客观物质力量。在革命时期人民群众的力量推动着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飞跃，正如列宁所说“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与创造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历经了夏商周、春秋战国、汉唐宋、元明清，以“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理念为代表。儒家学说更是将人视为宇宙万物的主体与核心。这就正如黄凯锋所说，马克思主义主张群众史观，认为历史是由那些促使整个民族、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重大持久的动机促成的。这一观点与儒家的“民本”思想也有相通之处。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1.
[2]列宁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441.
关键词：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传播
马克思主义产生在資本主义发达基础上的欧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而近代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作为“舶来品”的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时期开始在中国广泛传播，开始被中国先进分子所接受和信仰，并成为中国革命的强大思想武器。为什么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能在中国广泛传播呢？现就此问题进行探讨。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暴露了帝国主义的本质
面对内忧外患的国家，中国的有识之士曾试图以西方体制为蓝本寻求变革，探索出路，然而在各帝国主义矛盾重重的背景下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种种弊病。战争的空前残酷，战后的混乱秩序，人民的困苦，社会的萧条使“文明”的资本主义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使中国人对于走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巴黎和会更具欺骗性、迷惑性，急于摆脱战争创伤的中国人对帝国主义本来抱有一丝幻想，认为其必将还中国以公道，但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利益诉求置若罔闻。当中国代表团以战胜国之身份提出取消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撤离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等合理要求时，却遭到西方列强的无情拒绝。中国的先进分子从这些血淋淋的事实看到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虚伪性，看到了资本主义的贪婪与掠夺的本质，发出了“公理何在”的怒吼。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他们不得不重新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而马克思主义正适应了当时的形势，为其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
二、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正当中国人民在苦难中挣扎，在迷茫中徘徊之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列宁运用马克思主义，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建立苏维埃政权，跨越了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冲破了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多国胜利论”的理论，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由纯粹的理论、美好的理想到生动的实践和现实的转变，给处在苦闷和彷徨当中的中国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1919 年7月和1920年9月，苏俄政府又相继发表了两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同中国以前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以前夺取的中国领土，并将沙皇政府从中国攫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交还给中国。这些声明使中国人民看到了苏俄政府对华亲善的态度，也使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了只有向俄国学习才能真正挽救中国，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则需要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这一理论即指引俄国十月革命并取得胜利的马克思主义。
三、先进人士对马克思主义的极力宣传
五四运动前后，中国有一批先进人士通过著文、演讲、译著等方式，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他们本人成了马克思主义者的同时，也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力。
十月革命后，李大钊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赞扬取得胜利的十月革命，宣传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早期的这些文章，虽然内容侧重点不同，并且没有明确提及“马克思主义”的字眼，但是打开了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河。
1920 年，陈独秀接连发表了《劳动者底觉悟》《谈政治》《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等文章，阐释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重要问题，表明他本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声望，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经过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先进人士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在很短时间内进行了传播，受其影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走上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有利于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一直以来，马克思主义都在不断地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交流。它之所以最终能够在中国的生根发芽，促进其中国化的发展，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皆具有强大的“文化包容性”，更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可忽视的契合之处。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皆具有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主张的“实事求是”，提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中国传统文化更不乏这种特质，它所提倡的“经世致用”和“知行合一”就是很好的例证。马克思主义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目的和发展动力，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中国传统文化里的实践观表现在人们对知行观的理解之上，源远流长的“知行合一”正是对实践法的进一步阐释。“知行”关系，于现代扩展的意义而言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所谓“知行合一”，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不仅要“知”，更应当兼顾于“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样的诗词句就是对实践法的形象化体现。
（二）马克思主义是以人为核心的理论，而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厚的民本思想
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认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主体是人民群众，从而从根本上决定了人民群众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的决定性力量，是推动着历史不断向前发展的最重要的客观物质力量。在革命时期人民群众的力量推动着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飞跃，正如列宁所说“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秩序的积极创造者的身份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主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与创造者。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贯穿了整个中国古代社会，历经了夏商周、春秋战国、汉唐宋、元明清，以“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理念为代表。儒家学说更是将人视为宇宙万物的主体与核心。这就正如黄凯锋所说，马克思主义主张群众史观，认为历史是由那些促使整个民族、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重大持久的动机促成的。这一观点与儒家的“民本”思想也有相通之处。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21.
[2]列宁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