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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3月11日日本发生9.0级地震以来，更为牵动人心的无疑就是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核事故。到目前为止，核事故的后续效应还在不断显现出来。而对于核泄漏事故发生后日本政府的危机传播，则有更多可以关注的内容。最为核心的一条，是在核事故之后，日本的国际危机传播困境。
一般来说，国际危机传播是危机传播的一种，但其研究范围较特殊。从1914年开始，研究者更关注战争和外交冲突中的传播行为，冷战后则以古巴导弹危机等重要国际案例入手。但进入2l世纪以来，随着公共问题如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等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的热点，围绕这些领域展开的国际危机传播也逐渐显现出来。此次日本核危机，代表了未来国际危机传播的一种趋势，即大量国际危机传播必须从公共领域入手。
淡日本政府的危机传播，无疑要先着眼于媒体的关注角度。国际媒体对核泄漏事故的高度关注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新闻价值使然，此次海啸之后新闻的新奇性、时效性和接近性都符合重大新闻的报道原则；另一方面则因为此次事故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全球首次大规模国际核危机。危机从地震、海啸再到核危机，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传播危机链条。这种环环相扣的新闻逻辑非常适合讲故事，往往会推动一个新的媒体报道高潮，带动收视和阅读的持续性。
因此，面对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和各国政府的信息压力，日本方面在这一国际危机中的传播策略，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国际危机传播和国内危机传播的最大差异有两点，一是国际危机传播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和提升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二是国际危机传播的传播链必然延伸至国际政治环境中，无法在单一国家解决问题。因此在这两点上也常常存在着一些值得反思之处。
就日本核事故而言，目前的国际危机传播仍然以国家为传播主体，国家传播核心一旦短缺，必然导致信息的无序化，导致权威信息发布困难，加大国际危机传播的信息不确定性。这是日本处理福岛核电站的一大教训。在危机发生之初，日本方面对危机响应的速度不及时，甚至无法掌握核电站的准确泄漏情况，造成了信息前后矛盾。直到现场的“超级摄像机”直播了反应堆氢气爆炸场景，日本方面的危机传播才开始全面启动。当然，对日本国内民众来说，官房长官枝野幸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危机传播符号。然而，无论政府内部的信息通报，还是每日多次新闻发布会，枝野幸男只是起到了国内信息发布的作用，而官房长官在对外传播中的角色仍然不明确，日本对核危机的响应方式主要是国内性的。
日本的危机再次证明，国际危机传播中的干扰源在不断增加。近年来，随着非政府组织、跨国企业和个人在国际关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国际危机传播的主体也在不断增加，而此次危机发生的始作俑者东京电力公司作为日本大型企业，再度成为了危机传播的负面力量。这些年来，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在对外交往中出现危机传播时，政府往往为大型企业背负了不必要的“传播债”，因为利益关联等原因，责任主体从企业轻易转移到政府身上，往往导致国家形象被跨国企业绑架。
其次，明确国际危机传播的跨国性质非常必要。在海啸发生后，日本政府一开始将危机定性于国内危机，核泄漏事故出现之后，这一定位并没有进行调整。与政府信息发布相反的是，NHK一开始就采用多种语言字幕的方式报道地震。尽管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提示在日本的外国民众，但是同时也体现了这次事故报道的跨国性。从地震之后各国侨民纷纷撤离日本、美国海军舰艇也移出日本港口可以看出，危机已经形成了跨国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对外传播和与各国舆论的充分沟通就十分必要。在此次危机发生后，跨国性的议题主要有各国侨民大范围撤离，各国救援队进行援助，核泄漏引发周边国家恐慌，核废水排放等四个舆论压力。但在这四个问题上，日本政府的危机传播速度都比较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没有形成危机传播的“心理前置”，国际舆论往往是先看到日本政府的行为，才议论纷纷，日本政府难以为自己的后续行为提前预热；其次，道歉机制也形成较晚，因为在危机传播中，道歉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传播手段，而日本政府对国际舆论的道歉，则相对滞后。这就直接形成了与日本国家形象背道而驰的舆论效果。
就国际危机传播的跨国性而言，还要充分考虑国际社会可能采取的措施，对危机传播的后续影响。此次核事故发生后，后续影响在不断出现。但我们没有看到日本对外的应激性公共外交工作。例如在各国禁止进口日本的食品之后，日本方面的反应速度较慢，更没有及时向各国民众开展有效的解释工作。不过，4月11日，日本首相菅直人在不少国家的媒体上发表感谢信，对各国的帮助表示感谢，则可以视为日本海啸一个月后，日本方面对其国际危机公关行为的一次修正。
当然，国际危机和国内危机相比，其传播手段的局限性往往更多。尤其是公共领域的问题，各国政府往往首先处理国内危机，转而再进入国际沟通。日本的案例也是如此，在国内的危机传播中，日本政府的不少行为可圈可点。如果能够在早期考虑到对国际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力，日本政府会更加主动。因此，国际危机传播，应该是一种战略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传播行为。它既要考虑政府的主体性，又要考虑与多国协调信息和协调发布行为。而目前我国的危机传播研究，往往重视个案的研究和事后的归纳，本文也难以避免此框架。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危机传播急需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明确的研究路径。此次日本发生的核事故，恰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好案例。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公共外交研究室主任)
一般来说，国际危机传播是危机传播的一种，但其研究范围较特殊。从1914年开始，研究者更关注战争和外交冲突中的传播行为，冷战后则以古巴导弹危机等重要国际案例入手。但进入2l世纪以来，随着公共问题如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环境污染等日益成为国际政治的热点，围绕这些领域展开的国际危机传播也逐渐显现出来。此次日本核危机，代表了未来国际危机传播的一种趋势，即大量国际危机传播必须从公共领域入手。
淡日本政府的危机传播，无疑要先着眼于媒体的关注角度。国际媒体对核泄漏事故的高度关注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新闻价值使然，此次海啸之后新闻的新奇性、时效性和接近性都符合重大新闻的报道原则；另一方面则因为此次事故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全球首次大规模国际核危机。危机从地震、海啸再到核危机，形成了一个有效的传播危机链条。这种环环相扣的新闻逻辑非常适合讲故事，往往会推动一个新的媒体报道高潮，带动收视和阅读的持续性。
因此，面对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和各国政府的信息压力，日本方面在这一国际危机中的传播策略，就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国际危机传播和国内危机传播的最大差异有两点，一是国际危机传播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和提升国家利益和国家形象；二是国际危机传播的传播链必然延伸至国际政治环境中，无法在单一国家解决问题。因此在这两点上也常常存在着一些值得反思之处。
就日本核事故而言，目前的国际危机传播仍然以国家为传播主体，国家传播核心一旦短缺，必然导致信息的无序化，导致权威信息发布困难，加大国际危机传播的信息不确定性。这是日本处理福岛核电站的一大教训。在危机发生之初，日本方面对危机响应的速度不及时，甚至无法掌握核电站的准确泄漏情况，造成了信息前后矛盾。直到现场的“超级摄像机”直播了反应堆氢气爆炸场景，日本方面的危机传播才开始全面启动。当然，对日本国内民众来说，官房长官枝野幸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危机传播符号。然而，无论政府内部的信息通报，还是每日多次新闻发布会，枝野幸男只是起到了国内信息发布的作用，而官房长官在对外传播中的角色仍然不明确，日本对核危机的响应方式主要是国内性的。
日本的危机再次证明，国际危机传播中的干扰源在不断增加。近年来，随着非政府组织、跨国企业和个人在国际关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国际危机传播的主体也在不断增加，而此次危机发生的始作俑者东京电力公司作为日本大型企业，再度成为了危机传播的负面力量。这些年来，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在对外交往中出现危机传播时，政府往往为大型企业背负了不必要的“传播债”，因为利益关联等原因，责任主体从企业轻易转移到政府身上，往往导致国家形象被跨国企业绑架。
其次，明确国际危机传播的跨国性质非常必要。在海啸发生后，日本政府一开始将危机定性于国内危机，核泄漏事故出现之后，这一定位并没有进行调整。与政府信息发布相反的是，NHK一开始就采用多种语言字幕的方式报道地震。尽管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提示在日本的外国民众，但是同时也体现了这次事故报道的跨国性。从地震之后各国侨民纷纷撤离日本、美国海军舰艇也移出日本港口可以看出，危机已经形成了跨国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对外传播和与各国舆论的充分沟通就十分必要。在此次危机发生后，跨国性的议题主要有各国侨民大范围撤离，各国救援队进行援助，核泄漏引发周边国家恐慌，核废水排放等四个舆论压力。但在这四个问题上，日本政府的危机传播速度都比较慢。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没有形成危机传播的“心理前置”，国际舆论往往是先看到日本政府的行为，才议论纷纷，日本政府难以为自己的后续行为提前预热；其次，道歉机制也形成较晚，因为在危机传播中，道歉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传播手段，而日本政府对国际舆论的道歉，则相对滞后。这就直接形成了与日本国家形象背道而驰的舆论效果。
就国际危机传播的跨国性而言，还要充分考虑国际社会可能采取的措施，对危机传播的后续影响。此次核事故发生后，后续影响在不断出现。但我们没有看到日本对外的应激性公共外交工作。例如在各国禁止进口日本的食品之后，日本方面的反应速度较慢，更没有及时向各国民众开展有效的解释工作。不过，4月11日，日本首相菅直人在不少国家的媒体上发表感谢信，对各国的帮助表示感谢，则可以视为日本海啸一个月后，日本方面对其国际危机公关行为的一次修正。
当然，国际危机和国内危机相比，其传播手段的局限性往往更多。尤其是公共领域的问题，各国政府往往首先处理国内危机，转而再进入国际沟通。日本的案例也是如此，在国内的危机传播中，日本政府的不少行为可圈可点。如果能够在早期考虑到对国际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力，日本政府会更加主动。因此，国际危机传播，应该是一种战略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传播行为。它既要考虑政府的主体性，又要考虑与多国协调信息和协调发布行为。而目前我国的危机传播研究，往往重视个案的研究和事后的归纳，本文也难以避免此框架。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危机传播急需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明确的研究路径。此次日本发生的核事故，恰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好案例。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公共外交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