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先从左边这张《加拿大沃特顿湖国家公园的生与死》数字拼贴图像说起。这是加拿大人类学家、视觉艺术家特鲁迪·琳恩·史密斯（Trudi Lynn Smith）基于历史照片的再创作。这幅图像由两部分照片组成。图像中的黑白自然风景历史照片由加拿大地质学家和测量师乔治·默瑟·道森（George Mercer Dawson）于1874年拍摄，他与加拿大地质调查局合作，测量和标定了加拿大与美国的边界，并帮助政府勘查资源。这是迄今为止被發现的第一张这个视角的大沃特顿湖国家公园照片，照片所拍地现在已成为一个热门景点，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游客有意或无意地在这个角度进行拍摄。而图像中的彩色蝴蝶是来自特鲁迪所见的蝴蝶死亡事件，她在沃特敦田野调查期间，目睹了公园游客驾车穿过正在迁徙的蝴蝶，无数蝴蝶被压扁，或死在路上，或死在汽车挡风玻璃上。人们在去风景名胜区的路上驱赶蝴蝶，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蝴蝶是公园的宝贵财富，几乎没有游客会关注或记录它们的生死。特鲁迪拍摄了一些蝴蝶的肖像，然后反复地将它们拼贴在道森的历史照片上。特鲁迪试图通过在田野调查中的参与式观察和体验（除了拍摄蝴蝶，她也曾在历史照片所拍地拍了一张照片），了解照片如何作为一个事件出现及游客在景点的拍摄习惯，并表达出对历史和地理空间的主观感受。自2003年以来，特鲁迪便围绕着加拿大沃特顿湖国家公园这个保护区进行田野调查，与科学家、游客、艺术家和当地人合作，通过摄影探索和连接生态与社会的复杂性。这幅图像与一篇艺术家自撰的学术文章共同成为整个田野调查项目中的子项目，这个项目最后呈现为一本限量版的艺术家书籍，书中特鲁迪以折叠的方式呈现这幅图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图像是其电子化的印制品，保留了折痕，看起来又是一幅历史照片。另外，特鲁迪还将学术文章主标题取名为“保护区的历史摄影人类学”（The Anthropology of Historical Photography in a Protected Area）。
　　既走到田野中去调查记录和感受，又回到工作室对历史档案和实地调查资料以叙事同时也以反叙事的方式去建构、重塑，特鲁迪的这件作品呈现了当代摄影、当代艺术创作的一种重要策略：田野调查。
　　田野调查（fieldwork），也称作实地研究（field research），美国人类学者古塔（Akhill Gupta）与弗格森（James Ferguson）在《人类学定位：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一书提到其来源，田野调查作为一个学术词汇首先被博物学家所使用，最早由以前的动物学家哈登（A. C. Haddon）介绍到人类学中。19世纪，主要来自贵族阶层的知识精英讽刺去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认为这是不体面、没有技能的人干的工作。随着大学体系的发展和殖民统治的需求，田野调查成为越来越被认可的研究材料来源。进入20世纪后，这群做人类学的知识分子被贴上“摇椅上的人类学家”的标签而受到广泛批判。如今的人类学家在追述田野调查方法的系统形成时往往会提到发迹于英国的波兰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Kasper Malinowski），他倡导的科学田野调查后来被公认为人类学、民族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也常被人当作人类学的关键标准。马林诺夫斯基在1922年出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书中，归纳了基于参与观察的田野调查的三大核心 ，“首先，学者理所当然必须怀有科学的目标，明了现代民族志的价值与准则；其次，他应当具备良好的工作条件，主要是指完全生活在土著人当中无须白人介入；最后，他得使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来搜索、处理和核实他的证据。” 1960年代以来，由于后现代思潮的兴起和发展，马林诺夫斯基式的科学田野调查所秉持的客观性遭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质疑；与此同时，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发展起来的传统人类学在知识生产中缺乏对权力的反思也遭到严厉的批判。其中，美国文化人类学家詹姆士·克利福德的两本著作《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学》（与马库斯合著）和《文化的矛盾》引起人类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界的广泛关注， 克利福德认为民族志中反映的仅是“部分的真理”，人类学的研究不是作者单方面的作为，而是与研究对象间双向的、互为主体的结果。克利福德还指出个人的田野经验转译成民族志文本时，有着许多作者无法控制的多重主观性与政治限制。在对田野调查的描述中，研究者的反思取代了客观性的经验描述，成为当代民族志的重要形式。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类学的感官转向（sensorial turn）使得民族志的书写更注重主观体验，它倡导从“身体观”转向到“身体感”，在田野调查的参与观察过程中，民族志者置身于地方场所的同时，也成为地方场所的组成部分，变成了知识生产中的主体之一，并通过视觉、味觉、听觉、触觉以及嗅觉将个体体验、观察和地方知识融会贯通，形成有效的互动。


　　综上来看，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及对田野成果的描述， 不管是信奉“科学”、“客观”，还是注重个人主观体验，采用的田野调查有很重要的共性，即“一种深入到研究现象的生活背景中， 以参与观察和非结构访谈的方式收集资料，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定性分析来理解和解释现象的社会研究方式。”（这里引用风笑天在《社会学研究方法》第四版对此的阐述。另外，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研究方法中还会用到结构访谈、半结构访谈法、抽样法、谱系法）
　　那摄影与田野调查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它们如何相互介入、吸收、接纳彼此？这是本期专题中主要探讨的问题。
　　从田野调查在人类学发展过程中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到，因为倡导研究者走向“田野”，它与摄影对外部世界的指向有着天然的联系，而它们的变化路径也颇为相似。摄影术在发明之初，由于外部世界早就是其他艺术类型和文化形式所表现的主题，而当时的照片似乎可以印证人们对外部世界的看法，人们信任摄影能“还原现实”，具有“精确性、真实性”，这与早期人类学田野调查不谋而合。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迅速将摄影运用到田野调查工作中，以确保研究资料来源的可靠性，而他们若不便远行，会同摄影师合作来论证研究成果。比如，考古学家菲力西恩·凯纳尔·德·索尔西在1854年与摄影师奥古斯特·萨尔茨曼（Aguste Salzmann）的合作。学界以索尔西手绘的素描和地图的不准确性为由否定他对耶路撒冷的研究成果。萨尔茨曼提议用照片来取代手绘图片。数月内，萨尔茨曼实地踏查，拍摄了150张照片，最终证实了索尔西理论的真实性，结束了论战。与那些景色秀丽的风景照片完全不同，萨尔茨曼的影集《耶路撒冷》由文献照片构成，目的是为了论证某一个论题，参与某一个学科论战。可以说，摄影和田野调查的紧密联系几乎从一开始就在证据和知识生产的影响下产生的。 　　随着参与式田野调查的出现，它在实操过程中的方式（步骤）被借用到20世纪的民族志摄影和纪实摄影中。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如本期专题作者杨云鬯所说，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人类学家所生产的田野调查影像和摄影家拍摄的社会纪实摄影作品一样，都服务于非常具体的政治目的和意识形态。比如20世纪初刘易斯·海因对童工的记录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罗伊·斯特赖克（Roy Stryker）领导的FSA摄影计划。还有庄学本的西南少数民族影像、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张祖道对江村的影像田野调查，以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纪实摄影热潮中一些摄影师对田野调查的有效运用。而20世纪初，爱德华·柯蒂斯的《北美印第安人》，从一开始让人确信再现了印第安人的生存状态，到后来对他摆拍和浪漫主义拍摄风格的质疑，预示着往后越来越多人对照片能反映“真实”的怀疑。
　　与田野调查的演变同步，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思潮和摄影技术的发展也使得不断有人质疑摄影客观性和真实性，摄影师的主观情感和判断慢慢融入到创作中。这一时期在摄影和当代艺术对田野调查的运用，已不仅仅是纯描述性的影像，而是基于对田野材料的研究，将自己的主观体验和个人判断投射其中，精心设计场景，而且倾向于多重文本的叙事或观者可以对影像有多重理解。还有一点，长久以来出于一种自然主义的理想，“田野”一词带有强烈的地域性（geographical）色彩，有一种不在这里而在其他地方的意味，似乎越是“非家乡”的异族地方就越适合做田野，也更“像田野点”，似乎这样才能体验到文化的差异性，才能进行参与观察式的田野工作。这就像是早期中国的纪实摄影师（当然现在也还存在），对“田野点”的选择都有这种倾向，即少数民族比汉人社会、乡村比城市似乎更有田野调查的价值。如今“田野”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或地理上的概念，不再是一个“地点”（site）而已，而是一种方位（location），既有空间的维度，也有时间和历史的维度。人类学者、摄影师和艺术家已经尝试采用多地点式的田野工作，或对流动过程中的同一人群展开研究，或对发生于许多相互不连续的不同空间的事物進行调查，或将历史档案作为田野来研究。


　　前文谈到了田野调查并不完全是人类学的独创，正如英国人类学家库克利克（Henrika Kuklick）的研究指出的，它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有自然历史科学发展的一部分。这一看法已被很多人认同，如今，它确实已广泛应用于人类学、考古学、生物学、地理学等自然或社会科学领域，而在摄影和艺术领域也越来越多人借用田野调查来为创作铺路。摄影常常作为田野调查中的一种记录工具，而田野调查也常作为一种方法运用于纪实摄影项目和艺术创作中。简单来说，摄影和田野调查互相把对方当作实践的工具和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后现代思潮将摄影和田野调查中的客观性解构后，而如何防止主观性被无限延伸成为新的课题。当今，我们看到越来越多摄影作品沉溺到个人感受和情绪中，个人创作取向本身并无对错，但是当个人的小世界被不断放大，甚至变成一种摄影图式被不断重复和模仿的时候，摄影直视现实世界的珍贵特质被忽视，甚至被嗤之以鼻，摄影独有的力量感正在丧失。基于此，我们准备了这期专题，希望能启发更多摄影师带着问题走向田野，并且通过影像折射出自己独到的观看和思索。
　　在本期专题中，文章方面，我们邀请了两位人类学者梁君健、杨云鬯撰文，他们对摄影与田野调查都有不同面向的详实论述。在作品呈现方面，主要从两方面入手：地方志、民族志田野调查为路径的摄影作品；以田野调查作为方法的纪实摄影项目和艺术创作。我们选择了蒋建雄、程新皓、帕特里克·萨瑟兰、马修·阿塞尔林和扬·格罗斯这5位摄影师的作品，及失落社会档案室（艺术家姚瑞中及其学生建立）的艺术项目。这些作品都经过摄影师都对实地进行长期的细致观察，或用纪实性的影像，或结合多种视觉元素，或将个人体验和美学需求赋予拍摄场景中。这些摄影师或艺术家在他们的作品阐述中都提及创作过程中如何使用田野调查，有人类学背景的纪实摄影师帕特里克·萨瑟兰还从自身摄影实践出发谈到田野调查和纪实摄影的关系。
　　最后，本专题要强调的一点是，现在越来越多摄影和当代艺术宣称自己采用田野调查的方法，而如何判断作品运用得是否合理和有效，这需要看到摄影师或艺术家的创作成果（不管是影像还是文字）是否对所身处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有深刻的理解，以及创作者的个体体验、观察和田野工作地的知识能否有效地融合和互动，否则只是一种华而不实的噱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