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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典舞作为一门学科，创建于20世纪50年代，北京舞蹈学院将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建设，旨在培养属于自己的民族舞蹈人才。在全国解放后，响应党“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号召进而开启了中国古典舞教学体系建设。在如今全球多元文化与社会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新的学科不断纷涌而至，它们的出现与科技进步、社会发展、世界经济紧密相连，新事物的产生更是对中国古典舞发展提出了具有时代特性的新要求。本文立足孙颖艺术观的基础上，试从“题材设定——以‘胡旋舞’为例;意境构思——何为‘胡旋舞’;形象设计——‘胡旋舞’之魂;编舞环节——‘胡旋舞’语言规划”四个角度分析，探索中国古典舞创作。
关键词：古代题材 中国古典舞 创作 胡旋舞 孙颖艺术观
中图分类号：J7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359（2020）22-0052-03
众所周知，中国古典舞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创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舞蹈学院。教学体系是其学科建构的最初设定，旨为培养属于自己的民族舞蹈人才。在全国解放后，响应党“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号召进而开启了中国古典舞发展的历程。60多年风雨，饱受坎坷却也硕果累累，到今天仍不断地在探索中砥砺前行。如今在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的时代背景下、全球多元文化的不断冲击下，中国古典舞如何更好发展，书写大国形象与民族风范，已不单是要继承还是要发展这样简单的选择题了。新形势下，传统与现代相生相合的时代特性的需求愈发地鲜明，只有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才能逐渐发现新的可能。艺术创作是自由的、具有无限可能与生机的，中国古典舞创作亦如此，而自由的背后是需要令人深思的。
在孙颖艺术观中，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理念、态度与方法贯穿其理论与实践始终。本文以先生艺术观为指导思想，秉承其创作观点，通过“题材设定——以“胡旋舞”为例;意境构思——何为“胡旋舞”;形象设计——“胡旋舞”之魂;编舞环节——“胡旋舞”语言规划等四个环节依次阐述。
一、题材设定——以“胡旋舞”为例
中国古典舞，是民族舞蹈中集民族性与典范性于一体的艺术表现形式，这里的民族性更多是指以国家形象为呈现原则的存在。那么，首先我们先要清楚的认知到舞蹈在社会结构中的一个位置。我们都知道，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社会结构的两个组成部分。经济基础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成;上层建筑则含有观念性上层建筑与实体性上层建筑两种，舞蹈隶属艺术范畴，属于观念性上层建筑。而在观念性上层建筑中存在相对的高低之义，如法律、法规略低于宗教、艺术、文学等。作为艺术的一个分支，受其经济基础的影响可以说很小、甚至可以说没有。由此，从社会、国家发展的语境角度来看，舞蹈艺术的发展是随时代变换的，而非稳固不变;它是一种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价值判断，也是会不断变化的，并不是稳固不变的东西。因此，对于舞蹈本体的追问也要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中国古典舞要坚持本民族的阶级立场，要有属于自己的信念体系，其意义和观念的一般性生产过程也是要在特定的范畴内。换言之，也就是说中国古典舞的民族性体现的问题，体现在哪？若我们认同舞蹈是一种肢体语言的相对定义，那么中国古典舞的民族性应从肢体形态上就赋予其价值内涵，在此基础上才有一切可能。带着这样的思考看向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于民族文化母体内找到其价值（民族形态）的存在——汉画像砖石、敦煌石窟群、唐代壁画、明清戏曲等等。同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典舞蹈创作的立足点以及与其相适的审美风尚的统一。
中国古典舞，是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在所创作的作品中，更是要散发一种气韵、风骨，一種文化的精神，于无形中传承民族精神，体现舞蹈作为文化分支的历史性与社会性。
因此，以“胡旋舞”为首的古代舞蹈题材类的创作，从时代所遗留的“遗品”中，能窥探到历史赋予当下的人文内涵。这不仅体现在“形”上，更需要从多方面、多角度去把握其背后的“象”，于漫漫历史长河之中去了解、认识，在有所依据的文化思考中赋予新活力。
二、意境构思——何为“胡旋舞”
创作是有感而发的，是因触动内心情感而生发出的一种欲望——创作冲动。当单纯的情感因素上升到一个具体的内涵意义上来时，此时你想表达的内容是带有自己对动情事物的一个态度或者说取向的，这是一个创作思维的开始。那么，“胡旋舞”的创作之感在哪？是什么？提到这个问题，便不得不回溯历史去了解它，于是在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尊重客观和无视客观。它决定着意境与形象后期创作的方向，会牵引出艺术的真实性问题等。但若理解为尊重客观历史只是注重去了解认识“胡旋舞”，又将了解客观事实简易化了。
在学术界，由于与“胡旋舞”直接相关的文献资料可考的有限性，导致目前对于“胡旋舞”的认识仍模糊不清。多数人是知道“胡旋舞”，但了解很有限。可以肯定的是，“胡旋舞”不是自古流传至今的舞蹈，并且据相关权威学者考证得出，胡旋舞最早出现时并没有名字，只是以形为名;100年后因其舞的基本特证：旋转，才明确称为胡旋舞之名，并且指出旋转并非站立中的左旋右转一种。空间方位不同的转，中国人统称为“旋”，如，空翻、前滚翻等。深入了解“胡旋舞”背后的历史文化、审美特征、时代风尚后，客观辩证地认识“胡旋舞”的历史发展流程，才能明确这一题材后期创作的思路与方向。在其发展流程中找寻与其相依的规律和各种文化因素，辩证思考和分析“胡旋舞”在历史长河中的“所以然”，这显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三、形象设计——“胡旋舞”之魂
创作是自由的，中国古典舞创作亦然。如人们常说，真正的自由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源于一个人自律的结果。古典舞创作在发挥其区别于其它艺术种类、区别于芭蕾舞、现代舞与民间舞之所长时，选择回溯历史，以古代题材为创作基础，作品形象已经有了大致的方向。那么形象的“捕捉”就成为创作的核心工程。这形象若不是起于对人、事、物的直接感悟，那么便无法更深层的去把握这一形象。然而在上述我们对于胡旋舞的认识了解中会发现，诗、史、图（敦煌石窟群中也存有“胡旋舞”的身影）资料记载中虽有与之相关的信息，却都无法明确到底何为胡旋舞？胡旋舞的动作如何区分？更不用说理解胡旋舞的含义了，这使得在创作过程中对“胡旋舞”的把握充满了无限幻想而又难以捉摸。创作要独家产生，没有真情实感的创作会落入虚假的套用之中。对创作者而言，形象思维的活跃，是在思维上出现的活性形象，也就是所谓的对其形象的具体勾勒，也就是形象的动势舞姿和气韵。在其产生之前，不能带有先入为主的思想理念，不能为了构思形象而构思形象，或是借以其他物种的现成形象为借鉴进行构思。前者会缺少形象的真实性，而后者或许会借鉴成别人的模样，早已不见了自己的样子。 因此，对于“胡旋舞”的形象设定可采用断代的思维方式，在明确定位唐代这一历史时期基础上，尽可能地去挖掘、体现大唐王朝的时代特色。除去形象的外观，亦不能忽略对文化心态、文化气韵、性格、情怀的考虑，否则会出现形神不符的尴尬现象。要知道形象的含义不仅是外观形态，更是其内在蕴含的时代气息。通过对历史和文化的解读，为外观形象输入“精气神”，才算完成对于形象的设计。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古典舞基本的历史形态作为可参考的涵盖古典意趣的语言风范和形象基础，因此需要有一个综合性的形式体系和审美体系作为提供舞种特征的前提。
编导在“胡旋舞”的创作题材中想要表现人，那必然要将其形象置于时代背景、社会环境、文化品位中去找寻其人的典型性，将这个人视为一个社会去思考、研究。此时形象的意义在于体现创作者所发现、认定的审美价值。而若想取一历史事件、历史故事编辑舞蹈，则是以表现事情的“情”多为主要方式，而这则需要借助故事的“知名度”，抒发情感。而抒发情感需要通过形象美感体现，形象美又涉及形象的真实性问题等，如此便不是以形象思维去把握作品的审美价值。我们还可以选择由虚入实的去把握形象、取象塑形。在中国古代，古人对“象”的认识不仅只是人、事、物的外观，而是包括了人、事、物的内涵和人对客观世界的感悟、认识。因而在“胡旋舞”中你观到了什么“象”，你所观到的这个“象”是否会否定掉“胡旋舞”这个千古流传的价值和意义。有形无象是动机先行的结果。形不似而神似或形不似而意似，是处人、事外表现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的舞蹈，这是无法达到形似的。形与象要完美统一和谐，才能达到作为古典舞作品应具备的基本水准。因而对于“胡旋舞”发展的脉络认识与把握，是创作前期重要的一步。
四、编舞环节——“胡旋舞”语言规划
笔者认为编舞部分其实是最简单的环节，动作很容易练，而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想表达什么;動作语言是否能体现出韵味，体现什么样的韵味？这才是创作的关键。因此，编导掌握多种“语言”是必备的基本素养。没有古典舞语言的学习，不积累语言，不经古典舞的习染熏陶，便缺少创作的关键一环。其次就是“创造语言”，创造不是凭空重新创造，而是在学习古典舞素材后，从文化的空间去探索认识古典舞的发生以及发展演变流程。通过接触足以影响舞蹈形态、风格、气韵的各个因素，从根上了解形的本质，然后综合创造出适合“胡旋舞”的典型动作。
“胡旋舞”以旋转为特征，是众所周知。而旋转背后的“象”是浑厚、强大、包容的文化气象所造就的，纵观唐代书法、石雕刻、金玉文化与唐诗壁画等艺术便能发现。在创作中仅一个“旋转”的肢体运动，是无法支撑起一个完整的艺术作品的，艺术作品创作注重作品内在、背后的那个“象”，而决非是临摹其外在的形态。或者说，“转”不只肢体旋转一种可能，舞蹈艺术作品的表达除动作形态外，还有舞台调度、表演形式、服装道具等因素。语言必然是作品风格的基础，但调度、情节、形式等也同样重要，因为它是一门综合性的表演艺术。
因此通过对现有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大量学习，对现有中国古典舞训练体系的把握，结合图像造型形态的特征，对比文献资料、史诗记载描述等文化信息所透漏的风格美感，综合多个角度，选择最具有审美共性存在的肢体形态，加以整合、调整，这样的形态至少需要四到五个——“词”;再将“词”进行流动连接形成五到十组的动作衍生——“句”;随着过度到句的形式不断尝试，不断回顾上述多种艺术种类等文化因素中体现出的审美共性，筛选保留出符合其要求的“词”与“句”，逐渐成“章”——舞段。而至此并未结束，在其上述实验过程中每一步都会遇到“跑偏”的现象，因此在实践的过程中要不断反复、谨记先前对于时代背景“胡旋舞”信息的把握，通过上述文化因素对舞蹈形态进行制约和影响，两者交叉进行，最终再以同时代的相邻艺术进行验证，是否符合其表现出的艺术韵味，情调及文化内涵和形式特色是否统一和谐。
总之，在“胡旋舞”题材的中国古典舞创作过程中，意境、题材、形象、编舞是舞蹈艺术作品创作的基本要素，不分先后、不论高低，四者不是孰是孰非的关系，而是相生相合的统一体，即中国古典舞。这一过程简单而又艰苦，不仅需要编导具有较强的舞蹈实践功底、艺术创作敏感度、厚而广博的文化修养支撑，还要对舞蹈创作有着深刻的思考并能予以付出实践。本文上述四点归纳是立足孙颖先生艺术观的基础上对古代题材类——“胡旋舞”展开的一些创作思考，其后也会在此基础上展开实践，不断在过程中思考、学习、总结，再思考，反哺理论的不足之处，提升实践技能水平，为中国古典舞发展增添新的血液。
参考文献：
[1]孙颖.中国古典舞评说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2]孙颖.三论中国古典舞[C].北京舞蹈学院内部教材，2002.
[3]郜大琨.从继承性与流动性谈古典舞的发展——与孙颖同志商榷[J].舞蹈，1986（08）：14.
[4]叶宁，李正一，资华筠等.中国古典舞学术论坛专家发言选登[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4（04）.
[5]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自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6]王毓红，冯少波.胡旋之义世莫知： 胡旋舞在中国1500年被误解的历史命运解析[J].西夏研究，2015（02）.
[7]朱晓峰.基于历史文献的胡旋舞考证[J].敦煌学辑刊，2019（04）.
关键词：古代题材 中国古典舞 创作 胡旋舞 孙颖艺术观
中图分类号：J7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3359（2020）22-0052-03
众所周知，中国古典舞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创建于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舞蹈学院。教学体系是其学科建构的最初设定，旨为培养属于自己的民族舞蹈人才。在全国解放后，响应党“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号召进而开启了中国古典舞发展的历程。60多年风雨，饱受坎坷却也硕果累累，到今天仍不断地在探索中砥砺前行。如今在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的时代背景下、全球多元文化的不断冲击下，中国古典舞如何更好发展，书写大国形象与民族风范，已不单是要继承还是要发展这样简单的选择题了。新形势下，传统与现代相生相合的时代特性的需求愈发地鲜明，只有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才能逐渐发现新的可能。艺术创作是自由的、具有无限可能与生机的，中国古典舞创作亦如此，而自由的背后是需要令人深思的。
在孙颖艺术观中，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唯物主义的理念、态度与方法贯穿其理论与实践始终。本文以先生艺术观为指导思想，秉承其创作观点，通过“题材设定——以“胡旋舞”为例;意境构思——何为“胡旋舞”;形象设计——“胡旋舞”之魂;编舞环节——“胡旋舞”语言规划等四个环节依次阐述。
一、题材设定——以“胡旋舞”为例
中国古典舞，是民族舞蹈中集民族性与典范性于一体的艺术表现形式，这里的民族性更多是指以国家形象为呈现原则的存在。那么，首先我们先要清楚的认知到舞蹈在社会结构中的一个位置。我们都知道，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是社会结构的两个组成部分。经济基础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成;上层建筑则含有观念性上层建筑与实体性上层建筑两种，舞蹈隶属艺术范畴，属于观念性上层建筑。而在观念性上层建筑中存在相对的高低之义，如法律、法规略低于宗教、艺术、文学等。作为艺术的一个分支，受其经济基础的影响可以说很小、甚至可以说没有。由此，从社会、国家发展的语境角度来看，舞蹈艺术的发展是随时代变换的，而非稳固不变;它是一种受到意识形态影响的价值判断，也是会不断变化的，并不是稳固不变的东西。因此，对于舞蹈本体的追问也要在不断的探索过程中。中国古典舞要坚持本民族的阶级立场，要有属于自己的信念体系，其意义和观念的一般性生产过程也是要在特定的范畴内。换言之，也就是说中国古典舞的民族性体现的问题，体现在哪？若我们认同舞蹈是一种肢体语言的相对定义，那么中国古典舞的民族性应从肢体形态上就赋予其价值内涵，在此基础上才有一切可能。带着这样的思考看向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于民族文化母体内找到其价值（民族形态）的存在——汉画像砖石、敦煌石窟群、唐代壁画、明清戏曲等等。同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典舞蹈创作的立足点以及与其相适的审美风尚的统一。
中国古典舞，是具有强烈的历史意识和民族意识的。在所创作的作品中，更是要散发一种气韵、风骨，一種文化的精神，于无形中传承民族精神，体现舞蹈作为文化分支的历史性与社会性。
因此，以“胡旋舞”为首的古代舞蹈题材类的创作，从时代所遗留的“遗品”中，能窥探到历史赋予当下的人文内涵。这不仅体现在“形”上，更需要从多方面、多角度去把握其背后的“象”，于漫漫历史长河之中去了解、认识，在有所依据的文化思考中赋予新活力。
二、意境构思——何为“胡旋舞”
创作是有感而发的，是因触动内心情感而生发出的一种欲望——创作冲动。当单纯的情感因素上升到一个具体的内涵意义上来时，此时你想表达的内容是带有自己对动情事物的一个态度或者说取向的，这是一个创作思维的开始。那么，“胡旋舞”的创作之感在哪？是什么？提到这个问题，便不得不回溯历史去了解它，于是在这里就会出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尊重客观和无视客观。它决定着意境与形象后期创作的方向，会牵引出艺术的真实性问题等。但若理解为尊重客观历史只是注重去了解认识“胡旋舞”，又将了解客观事实简易化了。
在学术界，由于与“胡旋舞”直接相关的文献资料可考的有限性，导致目前对于“胡旋舞”的认识仍模糊不清。多数人是知道“胡旋舞”，但了解很有限。可以肯定的是，“胡旋舞”不是自古流传至今的舞蹈，并且据相关权威学者考证得出，胡旋舞最早出现时并没有名字，只是以形为名;100年后因其舞的基本特证：旋转，才明确称为胡旋舞之名，并且指出旋转并非站立中的左旋右转一种。空间方位不同的转，中国人统称为“旋”，如，空翻、前滚翻等。深入了解“胡旋舞”背后的历史文化、审美特征、时代风尚后，客观辩证地认识“胡旋舞”的历史发展流程，才能明确这一题材后期创作的思路与方向。在其发展流程中找寻与其相依的规律和各种文化因素，辩证思考和分析“胡旋舞”在历史长河中的“所以然”，这显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
三、形象设计——“胡旋舞”之魂
创作是自由的，中国古典舞创作亦然。如人们常说，真正的自由并非随心所欲，而是源于一个人自律的结果。古典舞创作在发挥其区别于其它艺术种类、区别于芭蕾舞、现代舞与民间舞之所长时，选择回溯历史，以古代题材为创作基础，作品形象已经有了大致的方向。那么形象的“捕捉”就成为创作的核心工程。这形象若不是起于对人、事、物的直接感悟，那么便无法更深层的去把握这一形象。然而在上述我们对于胡旋舞的认识了解中会发现，诗、史、图（敦煌石窟群中也存有“胡旋舞”的身影）资料记载中虽有与之相关的信息，却都无法明确到底何为胡旋舞？胡旋舞的动作如何区分？更不用说理解胡旋舞的含义了，这使得在创作过程中对“胡旋舞”的把握充满了无限幻想而又难以捉摸。创作要独家产生，没有真情实感的创作会落入虚假的套用之中。对创作者而言，形象思维的活跃，是在思维上出现的活性形象，也就是所谓的对其形象的具体勾勒，也就是形象的动势舞姿和气韵。在其产生之前，不能带有先入为主的思想理念，不能为了构思形象而构思形象，或是借以其他物种的现成形象为借鉴进行构思。前者会缺少形象的真实性，而后者或许会借鉴成别人的模样，早已不见了自己的样子。 因此，对于“胡旋舞”的形象设定可采用断代的思维方式，在明确定位唐代这一历史时期基础上，尽可能地去挖掘、体现大唐王朝的时代特色。除去形象的外观，亦不能忽略对文化心态、文化气韵、性格、情怀的考虑，否则会出现形神不符的尴尬现象。要知道形象的含义不仅是外观形态，更是其内在蕴含的时代气息。通过对历史和文化的解读，为外观形象输入“精气神”，才算完成对于形象的设计。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有一个古典舞基本的历史形态作为可参考的涵盖古典意趣的语言风范和形象基础，因此需要有一个综合性的形式体系和审美体系作为提供舞种特征的前提。
编导在“胡旋舞”的创作题材中想要表现人，那必然要将其形象置于时代背景、社会环境、文化品位中去找寻其人的典型性，将这个人视为一个社会去思考、研究。此时形象的意义在于体现创作者所发现、认定的审美价值。而若想取一历史事件、历史故事编辑舞蹈，则是以表现事情的“情”多为主要方式，而这则需要借助故事的“知名度”，抒发情感。而抒发情感需要通过形象美感体现，形象美又涉及形象的真实性问题等，如此便不是以形象思维去把握作品的审美价值。我们还可以选择由虚入实的去把握形象、取象塑形。在中国古代，古人对“象”的认识不仅只是人、事、物的外观，而是包括了人、事、物的内涵和人对客观世界的感悟、认识。因而在“胡旋舞”中你观到了什么“象”，你所观到的这个“象”是否会否定掉“胡旋舞”这个千古流传的价值和意义。有形无象是动机先行的结果。形不似而神似或形不似而意似，是处人、事外表现自然物和自然现象的舞蹈，这是无法达到形似的。形与象要完美统一和谐，才能达到作为古典舞作品应具备的基本水准。因而对于“胡旋舞”发展的脉络认识与把握，是创作前期重要的一步。
四、编舞环节——“胡旋舞”语言规划
笔者认为编舞部分其实是最简单的环节，动作很容易练，而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想表达什么;動作语言是否能体现出韵味，体现什么样的韵味？这才是创作的关键。因此，编导掌握多种“语言”是必备的基本素养。没有古典舞语言的学习，不积累语言，不经古典舞的习染熏陶，便缺少创作的关键一环。其次就是“创造语言”，创造不是凭空重新创造，而是在学习古典舞素材后，从文化的空间去探索认识古典舞的发生以及发展演变流程。通过接触足以影响舞蹈形态、风格、气韵的各个因素，从根上了解形的本质，然后综合创造出适合“胡旋舞”的典型动作。
“胡旋舞”以旋转为特征，是众所周知。而旋转背后的“象”是浑厚、强大、包容的文化气象所造就的，纵观唐代书法、石雕刻、金玉文化与唐诗壁画等艺术便能发现。在创作中仅一个“旋转”的肢体运动，是无法支撑起一个完整的艺术作品的，艺术作品创作注重作品内在、背后的那个“象”，而决非是临摹其外在的形态。或者说，“转”不只肢体旋转一种可能，舞蹈艺术作品的表达除动作形态外，还有舞台调度、表演形式、服装道具等因素。语言必然是作品风格的基础，但调度、情节、形式等也同样重要，因为它是一门综合性的表演艺术。
因此通过对现有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的大量学习，对现有中国古典舞训练体系的把握，结合图像造型形态的特征，对比文献资料、史诗记载描述等文化信息所透漏的风格美感，综合多个角度，选择最具有审美共性存在的肢体形态，加以整合、调整，这样的形态至少需要四到五个——“词”;再将“词”进行流动连接形成五到十组的动作衍生——“句”;随着过度到句的形式不断尝试，不断回顾上述多种艺术种类等文化因素中体现出的审美共性，筛选保留出符合其要求的“词”与“句”，逐渐成“章”——舞段。而至此并未结束，在其上述实验过程中每一步都会遇到“跑偏”的现象，因此在实践的过程中要不断反复、谨记先前对于时代背景“胡旋舞”信息的把握，通过上述文化因素对舞蹈形态进行制约和影响，两者交叉进行，最终再以同时代的相邻艺术进行验证，是否符合其表现出的艺术韵味，情调及文化内涵和形式特色是否统一和谐。
总之，在“胡旋舞”题材的中国古典舞创作过程中，意境、题材、形象、编舞是舞蹈艺术作品创作的基本要素，不分先后、不论高低，四者不是孰是孰非的关系，而是相生相合的统一体，即中国古典舞。这一过程简单而又艰苦，不仅需要编导具有较强的舞蹈实践功底、艺术创作敏感度、厚而广博的文化修养支撑，还要对舞蹈创作有着深刻的思考并能予以付出实践。本文上述四点归纳是立足孙颖先生艺术观的基础上对古代题材类——“胡旋舞”展开的一些创作思考，其后也会在此基础上展开实践，不断在过程中思考、学习、总结，再思考，反哺理论的不足之处，提升实践技能水平，为中国古典舞发展增添新的血液。
参考文献：
[1]孙颖.中国古典舞评说集[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
[2]孙颖.三论中国古典舞[C].北京舞蹈学院内部教材，2002.
[3]郜大琨.从继承性与流动性谈古典舞的发展——与孙颖同志商榷[J].舞蹈，1986（08）：14.
[4]叶宁，李正一，资华筠等.中国古典舞学术论坛专家发言选登[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4（04）.
[5]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自觉[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
[6]王毓红，冯少波.胡旋之义世莫知： 胡旋舞在中国1500年被误解的历史命运解析[J].西夏研究，2015（02）.
[7]朱晓峰.基于历史文献的胡旋舞考证[J].敦煌学辑刊，2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