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在上海沦陷之后，从上海到昆明用了整整3年时间才走完这漫长的流亡之路，他在后来感慨：在日寇侵略中国的残酷现实中，命运之舟，被狂风裹挟着前进，至于走向何方，谁也顾不上去想，更无法预测。
1937年，日本兵在中国上海陷入巷战
顶着锅盖去上学
提起七七事变，人们想起的主角，通常是打响抗战第一枪的第二十九军，或者发动侵略的日本人，但被卷入的百姓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却显得手足无措。
1931年10月出生的郑福来，世代居住在卢沟桥西桥头，与原29军吉星文团部所在的大王庙仅一路之隔。七七事变那年，他只是个不到六岁的小孩子。
郑福来回忆说：“那天早晨，我背起书包去上学，爹把我叫住了，奶奶递过来一个锅盖，让顶在头上挡子弹。出了门，只见到处都是头顶枕头和锅盖逃难的人。没走多远，我亲眼看见头一天还在一块玩的四春子被日军的炮弹当场炸死。我吓得一头钻进了五奶奶家的炕洞，再也不敢出门。”
“村子被日军占领了，爹娘只好带着我背井离乡，一直逃到河北保定，20多天后传来了停战的消息。于是，我们一家人又沿着京汉铁路往家走。快到宛平城时，三表哥让我们一个牵着一个，不要睁开眼睛往铁路两边看。但强烈的血腥味实在让人难以忍受，我终于忍不住睁开了好奇的双眼，结果看到的全是开膛破肚的尸体。”
郑福来到了家，门窗拆了，锅也没了。在村子里等着他们的全是日本兵，卢沟桥的晓月映照着日本兵明晃晃的刺刀，永定河上漂浮着大量的尸体。
后来，日军实行经济封锁，饿死的村民更是不计其数，仅日伪设在城隍庙的收容所里，经村民范才之手抬出的尸体就达300多具。整个村庄陷入死寂之中，一千多户村民死的死，逃的逃，最后剩下不到几百户。
“当年，日本侵略者真是杀人如麻、惨绝人寰啊。村里有个老人在永定河滩拾柴火，结果被日本兵当枪‘靶子’打死。还有7位打鱼的村民，日军怀疑他们是八路军，便将他们抓起来用狗咬，其中一个奋起反抗的村民被狗咬死。整个宛平城尸横遍野。村民刘臣的父亲连病带饿、奄奄一息，人还没断气就被日伪人员抛到城墙根下，被野狗活活吃掉……”
从拿笔到扛枪
要是没有日本人的到来，彼时11岁的于淑琴应该还会和家里的其他小姐妹们一起，在山东省冠县甘官屯乡梅二庄村的小学校里上课。而当时14岁的张绍华，则已经上完小学。
在这个距离临清30公里的小村子中，许家是当地的望族：于淑琴的外公许公瑗曾为清末进士，写得一手好文章。后复辟的张勋曾欲聘他为军需处长，因其只善文笔不善言辞，加之张勋很快失败，许公瑗只得离京回乡。
不过，许家并未因此败落，许公瑗的两个儿子，即于淑琴的两个舅舅，一个就读于北大，另一个毕业于黄埔，都对外面的世界有着自己的看法。这让她能够在很小的时候，接触到一些一般乡下孩子难以知晓的“稀罕事”：比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历代王朝的兴与衰等。
当然，她每天只能上半天课。在辛亥革命过去20多年后，尽管“男女授受不亲”等老一套的旧观念已经在城市被呼吁打倒，但这个位于山东临清乡下的小村子里，小男孩和小女孩还在分开上课。跟于淑琴相比，后来嫁给于淑琴大舅舅大儿子的张绍华，已经幸运很多。这是个同样出身书香门第的新女性。
记忆的力量如此深刻，以至于多年后，张绍华仍能回想起当时每个周一纪念国父孙中山的情景：早晨上课前，全校集合，站在孙中山遗像前，全场肃穆。接着，主持人（老师）宣布：“第一项，脱帽，静默三分钟”“第二项，宣读总理遗嘱”。由负责主持的老师领头，全体师生一起背诵：“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如果没有战争，张绍华应该是在济南读中学，可惜的是，在1937年8月1日，那个本应是她千盼万盼等到的发榜的日子，她却从报考中学那里等来了一份“学校停办通知书”。
张绍华收到学校停办通知的时候，于淑琴也已经不再上学。其实她和母亲及哥哥姐姐本该在位于几十公里外的夏津县生活，因为父亲吸大烟败光了所有家底，而后撇下家人跑到关外，无奈母亲只能带孩子投靠了梅二庄的娘家。在这里，这个日渐长大的小女孩，随母亲学女工，学纺织，到了年龄还在村子里的小学校上起了学。但课只上了半年时间，平静的生活便被打破：七七事变爆发，南下的日军很快推进到这个小村子，而在梅二庄授课的女老师，为躲避战乱，也不辞而别。
战争留给年幼的于淑琴最深刻的印象是：每当听到村里有人喊“鬼子来了，鬼子来了”的时候，她就不得不学着别的女人，用锅底灰把脸涂得连自己都认不出来，因为大人不止一次告诫她：不这样就会被“小鬼子”抓走。
前来骚扰村民的，不止日本人，还有土匪。日军的到来，让很多地方官望风而逃，这使得鲁西北地区土匪活动极为猖獗，“几个人、几条枪，便自封‘司令’‘主任’的人物，简直不可胜数”。
于是，到了15岁的年龄，少女于淑琴的婚事被提上了日程，“不是打仗，就是土匪来，不如早点找人嫁了”。70多年后，回想当时舅舅的决定，没有多少反抗之力的于淑琴也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
如果说嫁人之后的于淑琴，生活才真正跟“抗日”搭上关系，那么大她3岁的张绍华，则早就见识了炮火的无情。
不愿做亡国奴的张绍华加入了时任聊城县长兼保安司令范筑先领导的抗日民众武装，并在其治下的十支队做宣传工作。而在此之前，张绍华对日本人已经不陌生：1937年11月前后日军便驻扎在离她老家临清艾寨不远的一个村子。之后，她本家一个爷爷在带领村子里的民团抗击日本人进攻时，战死在村口的围子墙上。而她的亲爷爷，也曾被日军毒打，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脑子始终不太清楚。
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张绍华记得当时村里的人们常说，“闻信四十里”，意即只要听说鬼子在四十里以外出动了，村民们就吓得赶紧躲。 只是，没有什么比亲人的死更能激起人的仇恨和勇气了。在一个在北京上学归来的九姑的影响下，张绍华走上战场。战场无情，虽然并非直接面对敌人，张绍华也屡屡遇险。她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去冠县宣传的路上，被日军截击，两个宣传员当场牺牲。“那一次要不是后续部队及时赶到，宣传队可能会被全部消灭。”事后给儿女们讲起这段经历，张绍华总是唏嘘不已。
从军一年多时间的这段经历，给张绍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几十年后的她，在记不清近期发生的一些事情时却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在部队里的细节：吃饭有着严格的时间限制，只有十分钟左右，任何人不允许超过。每天晚上行军前，队长会告诉大家新的口令……女儿说，这些细节连同战火连天岁月里的回忆一同刻入了她的心中。
“一支文军”的长征
同样刻骨铭心的遭遇，如同病毒肆虐，被战争传播给了中国的每一个人。
在浙江大学的校史上，有一段令所有学子，乃至中国人都无法忘怀的流亡岁月。一所大学，数千名师生，抱着抗战到底的信心和不给敌人留下一张纸片的执念，从东至西，穿越在中国的腹地，进行着一场悲壮的西迁。这一令世人瞩目的壮举，被彭真同志称赞为“一支文军”的长征。
带领这支“文军”长征的，就是竺可桢。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日寇进攻上海，杭州危急，为了坚持学业，为国家保留一批知识精英，校长竺可桢毅然率领浙江大学全体师生，踏上西迁流亡办学的艰苦历程。1937年9月，浙大一年级迁往浙江的西天目山上课。然而，侵略者的狼子野心远非竺可桢等善良之人所能预料——1937年的11月5日，日军在距离杭州100公里处的金山卫登陆了，形势愈来愈紧张。为了保护住这所浙江省的“中流砥柱”，竺可桢断然下令：自11月11日起，全校师生员工分作三批迁往位于浙江西部的建德县！走水路，是为了节省开支；走夜路，是为了躲避空袭。数天之后，全体师生终于平安地抵达了建德。11月19日浙江大学正式复课，竺可桢总算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那天在天目山校区时，竺可桢为了安定师生们的情绪，曾发出过这样的誓言：“日兵不到富阳，则建德分校不移；不到余杭，则天目分校不动。”不曾想，战局的飞速发展竟令这句话成为了谶言——11月12日，上海失陷；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都重庆；11月26日，浙江省教育厅下令解散所有的省立学校，浙大附设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和农业职业学校亦在名单之中……面对着眼前的这一局势，竺可桢明白：天目山也好，建德县也好，只能是临时性的避难所，最终同样逃脱不了沦陷的厄运，为此他不能不再一次地考虑迁校的问题。期间历时两年半，最终将校址迁到贵州省遵义、湄潭，并在当地办学7年。
然而，也就是在这次流亡途中，竺可桢永远地失去了他的爱妻张侠魂女士和幼子竺衡。忙于学校西迁的竺可桢无暇顾及妻儿，加之战争时期缺医少药，张侠魂与幼子终因患痢疾不治身亡。这位中国第一位乘飞机上天的杰出女性，既是竺可桢生活中的亲密伴侣，更是他事业上的贤达知己。半月之内，接连丧妻失子，竺可桢的内心之痛可想而知，但面对危难中的国家与学校，他惟有把最深的爱与悲埋进日记中，写进诗词里。“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结发相从二十年，澄江话别意缠绵。岂知一病竟难起，客舍梦回又泫然。”
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当时也是一路追赶着西迁的学校，在与其兄李崇道走失以后，不满16岁的李政道流落到贵州一家茶楼当差。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日本飞机每隔三四个钟点来一次，茶馆的人都要到城外防空洞去，我就跟那个茶馆老板说，我来给你打扫茶馆，你不用管，你只管逃跑隐退，一切由我负责；我当时唯一的要求就是让人家将吃剩的东西留给我；老板听了很高兴，后来其它茶馆的老板也让我来打扫，我的生活就是靠着冒死为别人打扫茶馆来维持。”
后来，在西去贵州遵义的路上，急于到浙江大学读书的李政道托人帮忙，坐上一辆免费邮车，不料车开到半路，在翻越一道山梁时出事了，车后的一个轮子飞掉了，车上装着的那些棍子，劈头盖脸地朝李政道脸上砸过来，他当场就被棍子砸的昏了过去，等他醒来时，车子已经翻进了沟里，他一个人躺在路上，脸完全肿了。
深秋的一个中午，李政道踏进了永丰寺的山门，当时正在整理书籍的吴大猷，看完他带来的介绍信才知道，这位满脸稚气的学生叫李政道。是时，来自贵州湄潭的李政道，已是浙大一年级学生，投奔联大是出于对吴教授学术名望的仰慕；看过介绍信后，吴教授递给他一本书，测试一下他的解题能力，不料李政道连破数道难关，让一旁的老师惊讶不已，吴大猷自认自己发现了一名物理奇才。
从上海到昆明，李政道用了整整3年时间才走完这漫长的流亡之路，李政道后来感慨：在日寇侵略中国的残酷现实中，命运之舟，被狂风裹挟着前进，至于走向何方，谁也顾不上去想，更无法预测。
1937年，日本兵在中国上海陷入巷战
顶着锅盖去上学
提起七七事变，人们想起的主角，通常是打响抗战第一枪的第二十九军，或者发动侵略的日本人，但被卷入的百姓对突如其来的变故却显得手足无措。
1931年10月出生的郑福来，世代居住在卢沟桥西桥头，与原29军吉星文团部所在的大王庙仅一路之隔。七七事变那年，他只是个不到六岁的小孩子。
郑福来回忆说：“那天早晨，我背起书包去上学，爹把我叫住了，奶奶递过来一个锅盖，让顶在头上挡子弹。出了门，只见到处都是头顶枕头和锅盖逃难的人。没走多远，我亲眼看见头一天还在一块玩的四春子被日军的炮弹当场炸死。我吓得一头钻进了五奶奶家的炕洞，再也不敢出门。”
“村子被日军占领了，爹娘只好带着我背井离乡，一直逃到河北保定，20多天后传来了停战的消息。于是，我们一家人又沿着京汉铁路往家走。快到宛平城时，三表哥让我们一个牵着一个，不要睁开眼睛往铁路两边看。但强烈的血腥味实在让人难以忍受，我终于忍不住睁开了好奇的双眼，结果看到的全是开膛破肚的尸体。”
郑福来到了家，门窗拆了，锅也没了。在村子里等着他们的全是日本兵，卢沟桥的晓月映照着日本兵明晃晃的刺刀，永定河上漂浮着大量的尸体。
后来，日军实行经济封锁，饿死的村民更是不计其数，仅日伪设在城隍庙的收容所里，经村民范才之手抬出的尸体就达300多具。整个村庄陷入死寂之中，一千多户村民死的死，逃的逃，最后剩下不到几百户。
“当年，日本侵略者真是杀人如麻、惨绝人寰啊。村里有个老人在永定河滩拾柴火，结果被日本兵当枪‘靶子’打死。还有7位打鱼的村民，日军怀疑他们是八路军，便将他们抓起来用狗咬，其中一个奋起反抗的村民被狗咬死。整个宛平城尸横遍野。村民刘臣的父亲连病带饿、奄奄一息，人还没断气就被日伪人员抛到城墙根下，被野狗活活吃掉……”
从拿笔到扛枪
要是没有日本人的到来，彼时11岁的于淑琴应该还会和家里的其他小姐妹们一起，在山东省冠县甘官屯乡梅二庄村的小学校里上课。而当时14岁的张绍华，则已经上完小学。
在这个距离临清30公里的小村子中，许家是当地的望族：于淑琴的外公许公瑗曾为清末进士，写得一手好文章。后复辟的张勋曾欲聘他为军需处长，因其只善文笔不善言辞，加之张勋很快失败，许公瑗只得离京回乡。
不过，许家并未因此败落，许公瑗的两个儿子，即于淑琴的两个舅舅，一个就读于北大，另一个毕业于黄埔，都对外面的世界有着自己的看法。这让她能够在很小的时候，接触到一些一般乡下孩子难以知晓的“稀罕事”：比如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历代王朝的兴与衰等。
当然，她每天只能上半天课。在辛亥革命过去20多年后，尽管“男女授受不亲”等老一套的旧观念已经在城市被呼吁打倒，但这个位于山东临清乡下的小村子里，小男孩和小女孩还在分开上课。跟于淑琴相比，后来嫁给于淑琴大舅舅大儿子的张绍华，已经幸运很多。这是个同样出身书香门第的新女性。
记忆的力量如此深刻，以至于多年后，张绍华仍能回想起当时每个周一纪念国父孙中山的情景：早晨上课前，全校集合，站在孙中山遗像前，全场肃穆。接着，主持人（老师）宣布：“第一项，脱帽，静默三分钟”“第二项，宣读总理遗嘱”。由负责主持的老师领头，全体师生一起背诵：“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如果没有战争，张绍华应该是在济南读中学，可惜的是，在1937年8月1日，那个本应是她千盼万盼等到的发榜的日子，她却从报考中学那里等来了一份“学校停办通知书”。
张绍华收到学校停办通知的时候，于淑琴也已经不再上学。其实她和母亲及哥哥姐姐本该在位于几十公里外的夏津县生活，因为父亲吸大烟败光了所有家底，而后撇下家人跑到关外，无奈母亲只能带孩子投靠了梅二庄的娘家。在这里，这个日渐长大的小女孩，随母亲学女工，学纺织，到了年龄还在村子里的小学校上起了学。但课只上了半年时间，平静的生活便被打破：七七事变爆发，南下的日军很快推进到这个小村子，而在梅二庄授课的女老师，为躲避战乱，也不辞而别。
战争留给年幼的于淑琴最深刻的印象是：每当听到村里有人喊“鬼子来了，鬼子来了”的时候，她就不得不学着别的女人，用锅底灰把脸涂得连自己都认不出来，因为大人不止一次告诫她：不这样就会被“小鬼子”抓走。
前来骚扰村民的，不止日本人，还有土匪。日军的到来，让很多地方官望风而逃，这使得鲁西北地区土匪活动极为猖獗，“几个人、几条枪，便自封‘司令’‘主任’的人物，简直不可胜数”。
于是，到了15岁的年龄，少女于淑琴的婚事被提上了日程，“不是打仗，就是土匪来，不如早点找人嫁了”。70多年后，回想当时舅舅的决定，没有多少反抗之力的于淑琴也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
如果说嫁人之后的于淑琴，生活才真正跟“抗日”搭上关系，那么大她3岁的张绍华，则早就见识了炮火的无情。
不愿做亡国奴的张绍华加入了时任聊城县长兼保安司令范筑先领导的抗日民众武装，并在其治下的十支队做宣传工作。而在此之前，张绍华对日本人已经不陌生：1937年11月前后日军便驻扎在离她老家临清艾寨不远的一个村子。之后，她本家一个爷爷在带领村子里的民团抗击日本人进攻时，战死在村口的围子墙上。而她的亲爷爷，也曾被日军毒打，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脑子始终不太清楚。
在后来的回忆录中，张绍华记得当时村里的人们常说，“闻信四十里”，意即只要听说鬼子在四十里以外出动了，村民们就吓得赶紧躲。 只是，没有什么比亲人的死更能激起人的仇恨和勇气了。在一个在北京上学归来的九姑的影响下，张绍华走上战场。战场无情，虽然并非直接面对敌人，张绍华也屡屡遇险。她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去冠县宣传的路上，被日军截击，两个宣传员当场牺牲。“那一次要不是后续部队及时赶到，宣传队可能会被全部消灭。”事后给儿女们讲起这段经历，张绍华总是唏嘘不已。
从军一年多时间的这段经历，给张绍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几十年后的她，在记不清近期发生的一些事情时却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在部队里的细节：吃饭有着严格的时间限制，只有十分钟左右，任何人不允许超过。每天晚上行军前，队长会告诉大家新的口令……女儿说，这些细节连同战火连天岁月里的回忆一同刻入了她的心中。
“一支文军”的长征
同样刻骨铭心的遭遇，如同病毒肆虐，被战争传播给了中国的每一个人。
在浙江大学的校史上，有一段令所有学子，乃至中国人都无法忘怀的流亡岁月。一所大学，数千名师生，抱着抗战到底的信心和不给敌人留下一张纸片的执念，从东至西，穿越在中国的腹地，进行着一场悲壮的西迁。这一令世人瞩目的壮举，被彭真同志称赞为“一支文军”的长征。
带领这支“文军”长征的，就是竺可桢。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8月日寇进攻上海，杭州危急，为了坚持学业，为国家保留一批知识精英，校长竺可桢毅然率领浙江大学全体师生，踏上西迁流亡办学的艰苦历程。1937年9月，浙大一年级迁往浙江的西天目山上课。然而，侵略者的狼子野心远非竺可桢等善良之人所能预料——1937年的11月5日，日军在距离杭州100公里处的金山卫登陆了，形势愈来愈紧张。为了保护住这所浙江省的“中流砥柱”，竺可桢断然下令：自11月11日起，全校师生员工分作三批迁往位于浙江西部的建德县！走水路，是为了节省开支；走夜路，是为了躲避空袭。数天之后，全体师生终于平安地抵达了建德。11月19日浙江大学正式复课，竺可桢总算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那天在天目山校区时，竺可桢为了安定师生们的情绪，曾发出过这样的誓言：“日兵不到富阳，则建德分校不移；不到余杭，则天目分校不动。”不曾想，战局的飞速发展竟令这句话成为了谶言——11月12日，上海失陷；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都重庆；11月26日，浙江省教育厅下令解散所有的省立学校，浙大附设之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和农业职业学校亦在名单之中……面对着眼前的这一局势，竺可桢明白：天目山也好，建德县也好，只能是临时性的避难所，最终同样逃脱不了沦陷的厄运，为此他不能不再一次地考虑迁校的问题。期间历时两年半，最终将校址迁到贵州省遵义、湄潭，并在当地办学7年。
然而，也就是在这次流亡途中，竺可桢永远地失去了他的爱妻张侠魂女士和幼子竺衡。忙于学校西迁的竺可桢无暇顾及妻儿，加之战争时期缺医少药，张侠魂与幼子终因患痢疾不治身亡。这位中国第一位乘飞机上天的杰出女性，既是竺可桢生活中的亲密伴侣，更是他事业上的贤达知己。半月之内，接连丧妻失子，竺可桢的内心之痛可想而知，但面对危难中的国家与学校，他惟有把最深的爱与悲埋进日记中，写进诗词里。“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结发相从二十年，澄江话别意缠绵。岂知一病竟难起，客舍梦回又泫然。”
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先生，当时也是一路追赶着西迁的学校，在与其兄李崇道走失以后，不满16岁的李政道流落到贵州一家茶楼当差。他后来回忆说，“当时，日本飞机每隔三四个钟点来一次，茶馆的人都要到城外防空洞去，我就跟那个茶馆老板说，我来给你打扫茶馆，你不用管，你只管逃跑隐退，一切由我负责；我当时唯一的要求就是让人家将吃剩的东西留给我；老板听了很高兴，后来其它茶馆的老板也让我来打扫，我的生活就是靠着冒死为别人打扫茶馆来维持。”
后来，在西去贵州遵义的路上，急于到浙江大学读书的李政道托人帮忙，坐上一辆免费邮车，不料车开到半路，在翻越一道山梁时出事了，车后的一个轮子飞掉了，车上装着的那些棍子，劈头盖脸地朝李政道脸上砸过来，他当场就被棍子砸的昏了过去，等他醒来时，车子已经翻进了沟里，他一个人躺在路上，脸完全肿了。
深秋的一个中午，李政道踏进了永丰寺的山门，当时正在整理书籍的吴大猷，看完他带来的介绍信才知道，这位满脸稚气的学生叫李政道。是时，来自贵州湄潭的李政道，已是浙大一年级学生，投奔联大是出于对吴教授学术名望的仰慕；看过介绍信后，吴教授递给他一本书，测试一下他的解题能力，不料李政道连破数道难关，让一旁的老师惊讶不已，吴大猷自认自己发现了一名物理奇才。
从上海到昆明，李政道用了整整3年时间才走完这漫长的流亡之路，李政道后来感慨：在日寇侵略中国的残酷现实中，命运之舟，被狂风裹挟着前进，至于走向何方，谁也顾不上去想，更无法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