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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一曼1905年生于四川宜宾县白杨嘴村一个地主绅士家庭，昵称幺妹，芳名李坤泰。从小性情刚烈，反抗封建礼教，14岁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21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改名李一超，成为职业革命者。
1927年9月，党组织安排一曼乘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船素不相识的陈达邦对严重晕船且身患肺病的一曼十分关切照顾。陈达邦是湖南人，中共党员，黄埔6期学员。进入“中大”后，两人仍经常往来。一次达邦出差两个月，一曼发现自己看不进书，吃不下饭，满脑子都在想着陈达邦。达邦回来后，她开门见山地说：“咱们这样下去可怎么行呢？整天丢魂失魄的！我是爱上你了！你要是也爱我就和我结婚吧。”1928年4月，23岁的一曼和28岁的达邦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
在莫斯科的这段日子，是女英雄短暂人生中难得的欢乐岁月。
婚后不久，一曼怀孕了，妊娠反应十分强烈，肺病又复发了。因国内急需女干部，党组织通知一曼回国工作，达邦仍留苏联。
其时，国内正是蒋、汪相继叛变后的白色恐怖时期。达邦劝她生了孩子再回国，一曼说：“爱情要服从革命。孩子可以回国后生。我的学业半途而废了，不能让你也半途而废。”
丈夫为妻子收拾行装，把他唯一的贵重财产金戒指交给一曼，又把自已的怀表和一曼的手表相交换作为念物。
在一个严寒的晚上，丈夫送一曼上火车。一曼说：“达邦，我希望有那么一天再来莫斯科，最好是你也回国，在革命胜利的时候，在公开场合，咱们再团聚。”她见达邦依依不舍，强抑住泪水：“能见面也好，不能见面也好，达邦，要丢掉儿女情长！”可她又怕自已哭出来，赶快给丈夫一吻，逃上了火车。
这竟是新婚八个月夫妻的最后一吻！
怀孕的一曼长途跋涉后回到上海，党组织安排她到湖北宜昌创立地下交通站。1929年2月1日，一曼生下了儿子，取名“宁儿”。为躲避警察抓捕，一曼抱着十几天的婴儿，一路讨饭潜入上海，先到江西省委机关后回上海中央机关工作。
“9·18”事变后，一曼主动要求到东北沦陷区工作。这时巧遇丈夫的妹妹陈琮英（任弼时夫人），两人同到汉口，硬是把哭喊不止的一岁儿子送给丈夫的堂兄陈岳云做养子。
母子分手前，一曼到照相馆照了一张母子合照，一张留给儿子的养父，一张寄给异国的丈夫，匆匆写就一封短信：
“达邦：别离很久，想念很深，你的儿子诞生了，我一切都好，不必挂念，望你珍重。”
一曼的中学同学郑双碧的妹妹郑易南其时也在上海，一曼将合照也寄给郑，请她想法将照片转交给自己的二姐李坤杰，并说如果她到前线回不来了，用此照片去联络陈达邦和宁儿。
1932年春一曼到沈阳，才正式开始用赵一曼这个名字。她先被派往哈尔滨任满州总工会组织部长秘密从事工运，身份暴露后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问一曼有何打算?一曼主动请战：“到游击区去!”何建议说：为了隐蔽，你最好化名姓李。一曼笑了，说我本来就姓李。
1934年7月，一曼被派到珠河中心县委担任委员，随后又任铁北地区书记，不到半年她就拉起了一支农民自卫队，不久编入赵尚志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一曼兼任三军二团政委。
一曼出色的军事才干，引起日寇的震惊和重视。敌伪《大北新报》、《哈尔滨日报》登载：“共匪女首赵一曼，红装白马奔驰于丛山密林，常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战术，使我备感难以对付”。同时悬赏捉拿这个“挎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
抗联老战士梁铭岫回忆说：最初我们都叫她“女长官”，还说她和赵尚志司令是亲兄妹。她在大会上说：“大家就叫我一曼好了。” 何成湘回忆说：一曼到游击区后让老百姓都叫她“瘦李”。
1935年11月15日黎明，日军500余人把一曼部队50多人包围。危急时刻，一曼以政委名义强令团长带队突围，她留下一个班掩护，大腿被子弹贯穿，昏迷后被俘，押到哈尔滨。
日寇交待：对一曼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严刑拷问和人格污辱”，当一曼潜逃出去被追捕回来后，再次施用了极残酷的电刑。
但一曼的回答气吞山河：“你们不用问了，进行反满抗日并宣传其主义，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
日寇最后无可奈何地承认：“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
日寇把一曼押回珠河。在火车上，一曼知道自己的最后时刻到了，情思万千。
作为一个人，当然留恋生命。她才31岁。风华正茂呵!
一曼曾对日寇刽子手讲述了共产党人的生死观：
死，对于你们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来说，当然是可怕的。而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为消灭你们这些畜生、为解放全国人民而死，是无上的光荣！
作为一个妻子，她当然留恋丈夫。想来一曼只能在心中遥思：达邦啊，分别时我说要去莫斯科看你，现在是不可能了。
作为一个母亲，她当然留恋儿子。令她牵肠挂肚的宁儿，她有无限的母爱，可不能给予儿子。
在火车上，她向押警要来纸笔，给儿子写下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36年8月2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写完后，一曼仍痛彻心扉意犹未尽，又写了一封,表达对孩子的厚望：
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
到珠河后，一曼一路高唱抗联军歌《红旗歌》，临刑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一曼牺牲，留在苏联共产国际工作的陈达邦一无所闻。他长期不知爱妻下落，焦虑万分。在一曼牺牲后2年回国参加抗日，在兵荒马乱中未能接上组织关系而“自行脱党”，也一直打听不到妻子的死活，长期伤怀苦闷后与一女子再婚。1950年2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重新入党，由周恩来签署聘任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宁儿”在养父家取名叫陈掖贤。1942年，陈达邦到武汉找到宁儿。父子终于团聚，但父子都不知亲人何在。
1950年，电影《赵一曼》上映了，这位抗日女英雄很快名闻华夏。21岁的宁儿和陈达邦都看了电影，但他俩压根儿没想到赵一曼就是他们的亲人。
全国解放后，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四处寻找嫂子李一超的下落，她只模糊地听说李一超后来化名“赵大姐”在东北牺牲，但也不知道就是赵一曼。
她给党中央写信，说李一超留有一个孩子寄养在长沙伯父家。1950年，宁儿作为革命后代由党中央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就读。
时在四川泸州工作的李坤杰也在寻找幺妹。1952年，赵一曼的同学郑双碧突然交给她一张李坤泰（一曼）在上海拍的照片，她顿时热泪盈眶：“啊，这就是幺妹！”但郑双碧姐妹对李坤泰的去向也一无所知。
《赵一曼》公映后，在中央工作的四川人何成湘回忆说：他1931年担任中共满州省委组织部长期间曾亲见并直接领导过赵一曼，但他只知道一曼是四川宜宾人，姓李，有一个孩子。1952年三四月间，何成湘到四川找到了李坤杰，她拿出那张幺妹抱着宁儿的照片。1956年，《工人日报》的记者拿着这张照片去黑龙江，找到了当年和一曼朝夕相处的游击队员和乡亲，他们一致说：“瘦李！就是瘦李！”后来，记者又在哈尔滨敌伪档案中发现了一张敌伪拍的一曼在病床上的照片，这才最终确定了赵一曼就是李坤泰！
当组织上通知陈掖贤，认定赵一曼就是他的生母后，他到东北烈士纪念馆亲眼看到了母亲的遗嘱，几乎哭晕，精神受到强烈创伤。
他用钢针和墨水，在左臂上刺上了“赵一曼”三字，表达对母亲刻骨铭心的思念和崇敬。
陈掖贤1955年毕业后到北京市工业学校任教，组织上安排他住在中南海，后到机电研究院六机床厂供销科工作。
“文革”时，陈达邦被诬为“苏修派遣的特务”、“叛徒”。陈掖贤多次愤然向康生和中央文革写信为老父申辩，表示了对“文革”和康生的不满，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在“牛棚”中受审。
陈达邦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79年4月5日, 中共国务院办公室党组作出《关于陈达邦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宣布“平反昭雪, 恢复名誉。”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追悼会。
1982年8月15日，年仅54岁的宁儿也去世。
“宁儿”为一曼留下了两个可爱的孙女。
大孙女陈红，1958年12月出生于北京中南海。在沪州的赵一曼的姐姐李坤杰知道一曼有了孙女，连连写信想抚养陈红。陈红8岁时到了李坤杰家，受到万般宠爱。
陈红的外貌酷似一曼。1986年赵一曼烈士汉白玉塑像在宜宾市落成，塑像就是参照陈红外形塑造的。每年清明节，陈红都到宜宾一曼纪念馆扫墓，在奶奶的塑像前献上一簇鲜花。
陈红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她下班后又去打工，卖过服装，跑过保险，和女友骑车到成都火车站卖过面包。
女友感叹说：“有谁知道这个卖面包的小贩居然是赵一曼的孙女！如果亮出你的身份，你的生意肯定会火。”陈红只是淡然一笑。
陈红的女儿绢绢长大后，知道妈妈是英雄赵一曼的孙女，问妈妈为什么不托关系让自己活得更轻松？陈红说：“赵一曼的孙女也是普通人，普通人只能靠自己去创造幸福，靠托关系和别人的施舍没出息。”陈红现在成都大件运输公司检测站工作， 女儿在四川工业学院读书。
陈红的妹妹陈明，1990年与丈夫移居匈牙利经商。姐姐写信让妹妹回国生活，妹妹写信让姐姐出国定居，谁也说服不了谁。
2005年，是赵一曼诞辰100周年，陈红应中央电视台邀请去东北，重访一曼战斗、受刑、牺牲的地方，协助拍摄文献纪录片《巾帼英雄——赵一曼》。
陈红告诉记者：奶奶赵一曼为国牺牲的精神财富是社会的、更是国家的，不单属于她自己，她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奶奶而感到自豪，她希望通过宣传自己的奶奶让中华子孙世世代代都能不忘记那些为国牺牲的烈士。
1927年9月，党组织安排一曼乘船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船素不相识的陈达邦对严重晕船且身患肺病的一曼十分关切照顾。陈达邦是湖南人，中共党员，黄埔6期学员。进入“中大”后，两人仍经常往来。一次达邦出差两个月，一曼发现自己看不进书，吃不下饭，满脑子都在想着陈达邦。达邦回来后，她开门见山地说：“咱们这样下去可怎么行呢？整天丢魂失魄的！我是爱上你了！你要是也爱我就和我结婚吧。”1928年4月，23岁的一曼和28岁的达邦举行了简朴而热闹的婚礼。
在莫斯科的这段日子，是女英雄短暂人生中难得的欢乐岁月。
婚后不久，一曼怀孕了，妊娠反应十分强烈，肺病又复发了。因国内急需女干部，党组织通知一曼回国工作，达邦仍留苏联。
其时，国内正是蒋、汪相继叛变后的白色恐怖时期。达邦劝她生了孩子再回国，一曼说：“爱情要服从革命。孩子可以回国后生。我的学业半途而废了，不能让你也半途而废。”
丈夫为妻子收拾行装，把他唯一的贵重财产金戒指交给一曼，又把自已的怀表和一曼的手表相交换作为念物。
在一个严寒的晚上，丈夫送一曼上火车。一曼说：“达邦，我希望有那么一天再来莫斯科，最好是你也回国，在革命胜利的时候，在公开场合，咱们再团聚。”她见达邦依依不舍，强抑住泪水：“能见面也好，不能见面也好，达邦，要丢掉儿女情长！”可她又怕自已哭出来，赶快给丈夫一吻，逃上了火车。
这竟是新婚八个月夫妻的最后一吻！
怀孕的一曼长途跋涉后回到上海，党组织安排她到湖北宜昌创立地下交通站。1929年2月1日，一曼生下了儿子，取名“宁儿”。为躲避警察抓捕，一曼抱着十几天的婴儿，一路讨饭潜入上海，先到江西省委机关后回上海中央机关工作。
“9·18”事变后，一曼主动要求到东北沦陷区工作。这时巧遇丈夫的妹妹陈琮英（任弼时夫人），两人同到汉口，硬是把哭喊不止的一岁儿子送给丈夫的堂兄陈岳云做养子。
母子分手前，一曼到照相馆照了一张母子合照，一张留给儿子的养父，一张寄给异国的丈夫，匆匆写就一封短信：
“达邦：别离很久，想念很深，你的儿子诞生了，我一切都好，不必挂念，望你珍重。”
一曼的中学同学郑双碧的妹妹郑易南其时也在上海，一曼将合照也寄给郑，请她想法将照片转交给自己的二姐李坤杰，并说如果她到前线回不来了，用此照片去联络陈达邦和宁儿。
1932年春一曼到沈阳，才正式开始用赵一曼这个名字。她先被派往哈尔滨任满州总工会组织部长秘密从事工运，身份暴露后满洲省委组织部长何成湘问一曼有何打算?一曼主动请战：“到游击区去!”何建议说：为了隐蔽，你最好化名姓李。一曼笑了，说我本来就姓李。
1934年7月，一曼被派到珠河中心县委担任委员，随后又任铁北地区书记，不到半年她就拉起了一支农民自卫队，不久编入赵尚志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一曼兼任三军二团政委。
一曼出色的军事才干，引起日寇的震惊和重视。敌伪《大北新报》、《哈尔滨日报》登载：“共匪女首赵一曼，红装白马奔驰于丛山密林，常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之战术，使我备感难以对付”。同时悬赏捉拿这个“挎双枪，骑白马的密林女王”。
抗联老战士梁铭岫回忆说：最初我们都叫她“女长官”，还说她和赵尚志司令是亲兄妹。她在大会上说：“大家就叫我一曼好了。” 何成湘回忆说：一曼到游击区后让老百姓都叫她“瘦李”。
1935年11月15日黎明，日军500余人把一曼部队50多人包围。危急时刻，一曼以政委名义强令团长带队突围，她留下一个班掩护，大腿被子弹贯穿，昏迷后被俘，押到哈尔滨。
日寇交待：对一曼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严刑拷问和人格污辱”，当一曼潜逃出去被追捕回来后，再次施用了极残酷的电刑。
但一曼的回答气吞山河：“你们不用问了，进行反满抗日并宣传其主义，就是我的目的，我的主义，我的信念！”“你们可以让整个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烂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共产党员的信仰！”
日寇最后无可奈何地承认：“在长时间经受高强度电刑的状态下，赵一曼女士仍没招供，确属罕见，已不能从医学生理上解释。”
日寇把一曼押回珠河。在火车上，一曼知道自己的最后时刻到了，情思万千。
作为一个人，当然留恋生命。她才31岁。风华正茂呵!
一曼曾对日寇刽子手讲述了共产党人的生死观：
死，对于你们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来说，当然是可怕的。而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为消灭你们这些畜生、为解放全国人民而死，是无上的光荣！
作为一个妻子，她当然留恋丈夫。想来一曼只能在心中遥思：达邦啊，分别时我说要去莫斯科看你，现在是不可能了。
作为一个母亲，她当然留恋儿子。令她牵肠挂肚的宁儿，她有无限的母爱，可不能给予儿子。
在火车上，她向押警要来纸笔，给儿子写下遗书：
宁儿：
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
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
母亲和你在生前是永久没有再见的机会了，希望你，宁儿啊！赶快成人来安慰你地下的母亲！我最亲爱的孩子啊！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行动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1936年8月2日 你的母亲赵一曼于车中
写完后，一曼仍痛彻心扉意犹未尽，又写了一封,表达对孩子的厚望：
我的孩子要替代母亲继续斗争，自己壮大成人，来安慰九泉之下的母亲！”
到珠河后，一曼一路高唱抗联军歌《红旗歌》，临刑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
一曼牺牲，留在苏联共产国际工作的陈达邦一无所闻。他长期不知爱妻下落，焦虑万分。在一曼牺牲后2年回国参加抗日，在兵荒马乱中未能接上组织关系而“自行脱党”，也一直打听不到妻子的死活，长期伤怀苦闷后与一女子再婚。1950年2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重新入党，由周恩来签署聘任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宁儿”在养父家取名叫陈掖贤。1942年，陈达邦到武汉找到宁儿。父子终于团聚，但父子都不知亲人何在。
1950年，电影《赵一曼》上映了，这位抗日女英雄很快名闻华夏。21岁的宁儿和陈达邦都看了电影，但他俩压根儿没想到赵一曼就是他们的亲人。
全国解放后，陈达邦的妹妹陈琮英四处寻找嫂子李一超的下落，她只模糊地听说李一超后来化名“赵大姐”在东北牺牲，但也不知道就是赵一曼。
她给党中央写信，说李一超留有一个孩子寄养在长沙伯父家。1950年，宁儿作为革命后代由党中央保送到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就读。
时在四川泸州工作的李坤杰也在寻找幺妹。1952年，赵一曼的同学郑双碧突然交给她一张李坤泰（一曼）在上海拍的照片，她顿时热泪盈眶：“啊，这就是幺妹！”但郑双碧姐妹对李坤泰的去向也一无所知。
《赵一曼》公映后，在中央工作的四川人何成湘回忆说：他1931年担任中共满州省委组织部长期间曾亲见并直接领导过赵一曼，但他只知道一曼是四川宜宾人，姓李，有一个孩子。1952年三四月间，何成湘到四川找到了李坤杰，她拿出那张幺妹抱着宁儿的照片。1956年，《工人日报》的记者拿着这张照片去黑龙江，找到了当年和一曼朝夕相处的游击队员和乡亲，他们一致说：“瘦李！就是瘦李！”后来，记者又在哈尔滨敌伪档案中发现了一张敌伪拍的一曼在病床上的照片，这才最终确定了赵一曼就是李坤泰！
当组织上通知陈掖贤，认定赵一曼就是他的生母后，他到东北烈士纪念馆亲眼看到了母亲的遗嘱，几乎哭晕，精神受到强烈创伤。
他用钢针和墨水，在左臂上刺上了“赵一曼”三字，表达对母亲刻骨铭心的思念和崇敬。
陈掖贤1955年毕业后到北京市工业学校任教，组织上安排他住在中南海，后到机电研究院六机床厂供销科工作。
“文革”时，陈达邦被诬为“苏修派遣的特务”、“叛徒”。陈掖贤多次愤然向康生和中央文革写信为老父申辩，表示了对“文革”和康生的不满，结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在“牛棚”中受审。
陈达邦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1979年4月5日, 中共国务院办公室党组作出《关于陈达邦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宣布“平反昭雪, 恢复名誉。”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追悼会。
1982年8月15日，年仅54岁的宁儿也去世。
“宁儿”为一曼留下了两个可爱的孙女。
大孙女陈红，1958年12月出生于北京中南海。在沪州的赵一曼的姐姐李坤杰知道一曼有了孙女，连连写信想抚养陈红。陈红8岁时到了李坤杰家，受到万般宠爱。
陈红的外貌酷似一曼。1986年赵一曼烈士汉白玉塑像在宜宾市落成，塑像就是参照陈红外形塑造的。每年清明节，陈红都到宜宾一曼纪念馆扫墓，在奶奶的塑像前献上一簇鲜花。
陈红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她下班后又去打工，卖过服装，跑过保险，和女友骑车到成都火车站卖过面包。
女友感叹说：“有谁知道这个卖面包的小贩居然是赵一曼的孙女！如果亮出你的身份，你的生意肯定会火。”陈红只是淡然一笑。
陈红的女儿绢绢长大后，知道妈妈是英雄赵一曼的孙女，问妈妈为什么不托关系让自己活得更轻松？陈红说：“赵一曼的孙女也是普通人，普通人只能靠自己去创造幸福，靠托关系和别人的施舍没出息。”陈红现在成都大件运输公司检测站工作， 女儿在四川工业学院读书。
陈红的妹妹陈明，1990年与丈夫移居匈牙利经商。姐姐写信让妹妹回国生活，妹妹写信让姐姐出国定居，谁也说服不了谁。
2005年，是赵一曼诞辰100周年，陈红应中央电视台邀请去东北，重访一曼战斗、受刑、牺牲的地方，协助拍摄文献纪录片《巾帼英雄——赵一曼》。
陈红告诉记者：奶奶赵一曼为国牺牲的精神财富是社会的、更是国家的，不单属于她自己，她为自己有这样一位奶奶而感到自豪，她希望通过宣传自己的奶奶让中华子孙世世代代都能不忘记那些为国牺牲的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