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河南省纪委通报了三名厅级干部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带走调查的消息，其中有河南省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李新全，令我极其震惊。因为就在一周前，李新全还给我打来电话，就某项工作上的事情与我沟通。电话后相互来往的短信仍历历在目，怎么可能一下子就落马了呢？
　　李新全与我不仅是大学校友，而且在我任某大报驻河南记者时，还有很密切的工作关系，因而来往较多，关系很好。当年眼看着他从副处长到挂职县委副书记，然后是副台长、台长，一个个台阶进步，很是为他高兴。今年他正好60岁，马上就安全“降落”了，没料到就此出事。
　　近年来出事的媒体同行不少，而且近一段更是密集频发。由于笔者在媒体工作多年，出事的同行中不少是熟人朋友。如李东生，原来是分管中央报刊宣传报道的上级领导，见面说话都用不着客套；如广州日报原社长戴玉庆，我们做过多年的同事，对其才华能力为人十分了解。还有许多彼此认识或一面之缘的，就不多提了。
　　新闻工作是业务性很强的专业，且在社会上有着“无冕之王”的特殊地位。遥想当年加入新闻队伍时，怀揣“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神圣使命，来往在全国各地，出入于各行各业，追踪新闻、卧底调查、发掘典型、反映民声、树立英模、鞭挞时弊，拥有何等荣耀的成就感。在我们的笔下，只有对人间正气的真情弘扬与社会丑恶的无情揭露，得到的大多是民众赞扬与喝彩，哪想到同行间也有人像自己笔下屡屡披露的贪官一样，有同样栽落的一天？
　　前几年有人将媒体归入“高危行业”，大家认为是危言耸听。而从今年以来一个个被带走的媒体人，上至部级领导，下至一般记者编辑。特别是堂堂央视的财经频道，短短时間内8人被带走。年轻主持人芮成钢被带走后，当晚节目演播室里他的话筒都没来得及撤走那一幕，深深印在全国观众的脑海里。“高危”的警钟，已经在全行业猛烈敲响。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充满正义感的行业带进了贪腐高危的泥沼？从栽落的每一个同行身上分析，都能找到具体的原因。可要在一个行业中寻找到带规律性的问题，就不那么容易了。
　　最近，网络上流传一篇《救救官员》的博文，认为官员之所以“前腐后继”，呈崩盘式地倒下，责任不完全在他们身上，而是制度层面出了问题。一些制度的设置为官员贪腐不仅提供了便利，甚至提供了动力，让一些官员不伸手都不行，形成了贪腐特有的官场生态。
　　笔者不完全同意该博文的观点，但将有些思维的触角放到媒体行业中，不见得没有类似的感应——
　　一是官场化的“文而优则仕”。媒体从业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能成为高级编辑、高级记者已相当于大学的正教授；争当名记者、名编辑理应是媒体人的毕生追求。可在现实中，编辑记者进步的标志还是看当官。人到中年哪怕专业上再有成就，没有当上一官半职就是失败、便很丢人。许多优秀媒体人当上主官后，很快丢弃专业，与自己并不擅长的人财物管理、项目基建、融资上市等打交道，无形中进入了“危险”的官场。
　　二是庸俗化的关系攀附。媒体工作最大的特点是交往无边际，五湖四海、三教九流都是采访对象。于是，有不少人把结交上层、攀附权贵作为“主攻方向”、炫耀资本，张口吹呼与某某是哥儿们，动辄显摆是谁谁的座上宾。在亲朋好友之间，被认为没有办不了的事情、摆不平的问题。有的还直接参与到说官要官、工程项目、司法捞人等谋划活动中，将自己与利益捆绑在了一起。
　　三是无底线的权位僭越。媒体行业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对从业人员有着严格纪律约束和道德规范。可有的媒体人依仗着“无冕之王”的称号，将新闻采访权、发稿权、播出权无限度地发挥利用，将其做成了一门生意，严重超越道德与法纪底线。央视财经频道郭振玺将手中掌握的两档节目打造成为让企业俯首听命的“捧杀棒”，与黑社会已不无二致。
　　中国的这种媒体生态如果不从根本性予以改变，没准下一步社会呼吁就会从“救救官员”到“救救记者”了。
　　责任编辑 李菡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