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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可以看出，2009年我国的经济政策出现了一个大转变。2008年，政府要控制经济过热和物价上涨，2009年，却需要拉动投资、拉动消费，增强内需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很明显，这是中国政府致力于经济转轨的信号，预示了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将有重大的转变——从出口导向型向拉动内需型转移。
内需战略须有积极财政政策
“内需型经济”是相对于外向型经济的概念，即国家内部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
在以周其仁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中国当前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的深层次问题，而非国际金融危机。参加两会的专家一致认为，愈是经济遭遇困难或瓶颈的时候，愈是改革的良机。而化解经济下行压力，突破改革瓶颈的惟一办法就是“放水养鱼”。
为了“扩内需、保增长”的顺利实施，政府果断采取积极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前面冠以“积极”二字，这在我国是第二次。上一次是在1998年，为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首次提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称，从去年11月开始，中央明确决定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根据今年的国家预算报告，本次积极财政政策在公共投资的构成以及减税的项目上，明显加大了直接面向民生的比重。同时，总额达4万亿元的两年投资计划，成为这次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
在资金安排上，2009年，安排9080亿元用于公共投资，其中，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民生工程建设资金2081亿元，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493亿元，教育、医疗卫生资金713亿元，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2371亿元。
2009年在结构性减税上，包括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调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并改为单边征收、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个税、降低住房交易税收等一系列税费减免政策。预计2009年将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5000亿元。
财政政策由“稳健”重返“积极”。可以预见，积极财政在未来数年内都将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有所作为”。
内需战略须启动“消费型社会”
经济转轨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单靠积极财政政策的一臂之力，撑不起未来经济的灿烂晴天。
温家宝总理表示，除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还要培育新型消费热点市场。为此，在各分组讨论会上，谈论焦点始终围绕扩大消费需求、改善民生等方面展开。
几十年来，“消费”这台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始终怠速。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内需市场始终“启而不动”，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下降。这一轮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是建立在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上，而且住房消费与汽车消费成了这次经济快速增长的最大动力，但这一轮住房消费与汽车消费又是建立在个人银行消费信贷的基础上的。从这方面看，个人消费信贷必然会以现在的消费挤压未来的消费。
有多位学者不约而同地表示，正是因为这一部分内需的“透支”，使得中国启动内需的道路将因此变得更加漫长。由于个人住房消费严重超前，使得不少城市个人负债率急剧上升、城市“负翁”增加，他们本来是消费意愿最强的人群，如今为了支付每月的按揭贷款，不得不克制自我消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居民消费的扩张基本不可能。
“经济能否实现健康、顺利转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需市场能否真正启动。如果中国家庭的消费需求继续疲软，任何启动内需的政策最终都将会收效甚微。”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说。
与谨言慎行的学者不同，国家统计局顾问、中国统计学会会长李德水透露：“2008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3266.8美元，登上了3000美元的新台阶。”他坦言，当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以后，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会加快，居民消费类型和行为也会发生重大转变，这对于我们今年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非常有利。
内需战略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社会保障是应对经济危机的另一重要战略举措。如果不能让中国普通人放心地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消费，提振内需就将仅仅停留在愿望的阶段。
一些专家表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内需驱动型经济的基础和前提，是中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中最该解决的。
鉴于此，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表示，中央政府一开始提出的投资方向和重点就是非常明确的，这一次扩大投资一定不去搞一般的加工工业，不去搞重复建设，把重点锁定在关注民生、关注“三农”。这是非常明确的。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也称，政府要增加老百姓收入，解决老百姓后顾之忧入手，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对农民的补贴，以此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入人群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以此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在本次两会上，消费券成为代表们热议的话题。许多地方政府已经以实际行动进行了“社会分红”的试点。
在经济学上，“社会分红”的概念是由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提出的，意思是说，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可以直接发钱给国民。米德认为“社会分红”有扩大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
2月16日，南京向本地居民发放2000万元乡村旅游消费券，预计拉动消费5亿元以上，广东、上海、杭州、成都、宁波等城市和地区紧随其后，把消费券扩大到卫生、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对此表示了认可。而在去年，直接发消费券的方式还被认为是天方夜谭。
虽然数亿消费券对全国内需增长而言，可能只是杯水车薪，但这代表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思维上实现了一种突破和进步，即“国家财富的增长必须与国民共享”。
内需战略须区域梯度发展
在东部沿海的一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关门停业时，我国西部、中部和东北等区域经济却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分组讨论时，西部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纷纷感言：中央政府４万亿元的投资计划，有两个侧重点，一个是民生领域，另一个就是中西部地区。
代表、委员们认为，区域发展战略在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充分发挥了作用，区域梯度发展必将为“内需战略”提供强劲动力和广阔空间。
“虽然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外向型经济受到影响，中国一些地方出现了外商撤资的情况。但是，也有很多外资企业正扩大在中国特别是在中西部的投资。”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告诉记者。
国务院近日原则通过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赋予了珠三角新的战略定位：从过分依赖外需的外向型经济体系转为内外需并重、全面融合发展的开放型经济体系。“鼓励出口加工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要抓紧研究制定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具体政策。”
企业地域选择为这种区域战略做了生动的注脚。
以小家电和日用陶瓷为主的深圳市浩景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危机前，产品全部出口到欧洲、中东和东南亚地区。但是金融危机使其订单迅速下滑了一半。
“如果不转向国内市场，我们真不知道怎样发展。”该公司副总经理陈军坦言，浩景丰已经把市场重心完全转移到国内，开始在内地建点，建立经销渠道，开发国内市场适销对路产品。
“金融危机迫使东部很多企业调转船头立足国内市场。我们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说。
种种迹象表明，扩大内需政策已不同程度地显现出积极效应，信贷投放有所增长显示了经济形势已经出现了好转的信号。
这场经济“大考”成绩值得期待。
内需战略须有积极财政政策
“内需型经济”是相对于外向型经济的概念，即国家内部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两个方面。
在以周其仁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看来，中国当前经济下滑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结构的深层次问题，而非国际金融危机。参加两会的专家一致认为，愈是经济遭遇困难或瓶颈的时候，愈是改革的良机。而化解经济下行压力，突破改革瓶颈的惟一办法就是“放水养鱼”。
为了“扩内需、保增长”的顺利实施，政府果断采取积极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前面冠以“积极”二字，这在我国是第二次。上一次是在1998年，为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首次提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财政部部长谢旭人称，从去年11月开始，中央明确决定要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根据今年的国家预算报告，本次积极财政政策在公共投资的构成以及减税的项目上，明显加大了直接面向民生的比重。同时，总额达4万亿元的两年投资计划，成为这次积极财政政策的核心。
在资金安排上，2009年，安排9080亿元用于公共投资，其中，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民生工程建设资金2081亿元，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493亿元，教育、医疗卫生资金713亿元，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资金2371亿元。
2009年在结构性减税上，包括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实施成品油税费改革，调高部分产品出口退税、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并改为单边征收、暂免征收储蓄存款和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利息个税、降低住房交易税收等一系列税费减免政策。预计2009年将减轻企业和个人负担5000亿元。
财政政策由“稳健”重返“积极”。可以预见，积极财政在未来数年内都将在中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有所作为”。
内需战略须启动“消费型社会”
经济转轨需要一系列的制度变革，单靠积极财政政策的一臂之力，撑不起未来经济的灿烂晴天。
温家宝总理表示，除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还要培育新型消费热点市场。为此，在各分组讨论会上，谈论焦点始终围绕扩大消费需求、改善民生等方面展开。
几十年来，“消费”这台中国经济的发动机始终怠速。有着13亿人口的中国内需市场始终“启而不动”，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逐年下降。这一轮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本是建立在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转变上，而且住房消费与汽车消费成了这次经济快速增长的最大动力，但这一轮住房消费与汽车消费又是建立在个人银行消费信贷的基础上的。从这方面看，个人消费信贷必然会以现在的消费挤压未来的消费。
有多位学者不约而同地表示，正是因为这一部分内需的“透支”，使得中国启动内需的道路将因此变得更加漫长。由于个人住房消费严重超前，使得不少城市个人负债率急剧上升、城市“负翁”增加，他们本来是消费意愿最强的人群，如今为了支付每月的按揭贷款，不得不克制自我消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居民消费的扩张基本不可能。
“经济能否实现健康、顺利转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内需市场能否真正启动。如果中国家庭的消费需求继续疲软，任何启动内需的政策最终都将会收效甚微。”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说。
与谨言慎行的学者不同，国家统计局顾问、中国统计学会会长李德水透露：“2008年中国人均GDP已经达到3266.8美元，登上了3000美元的新台阶。”他坦言，当一个国家和地区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以后，城镇化、工业化进程会加快，居民消费类型和行为也会发生重大转变，这对于我们今年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非常有利。
内需战略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社会保障是应对经济危机的另一重要战略举措。如果不能让中国普通人放心地把钱从银行里取出来消费，提振内需就将仅仅停留在愿望的阶段。
一些专家表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内需驱动型经济的基础和前提，是中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中最该解决的。
鉴于此，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张平表示，中央政府一开始提出的投资方向和重点就是非常明确的，这一次扩大投资一定不去搞一般的加工工业，不去搞重复建设，把重点锁定在关注民生、关注“三农”。这是非常明确的。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也称，政府要增加老百姓收入，解决老百姓后顾之忧入手，推出了一系列措施，包括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提高对农民的补贴，以此增加农民收入；提高低收入人群等社保对象待遇水平、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和优抚对象生活补助标准，以此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
在本次两会上，消费券成为代表们热议的话题。许多地方政府已经以实际行动进行了“社会分红”的试点。
在经济学上，“社会分红”的概念是由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米德提出的，意思是说，在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可以直接发钱给国民。米德认为“社会分红”有扩大消费、拉动经济的作用。
2月16日，南京向本地居民发放2000万元乡村旅游消费券，预计拉动消费5亿元以上，广东、上海、杭州、成都、宁波等城市和地区紧随其后，把消费券扩大到卫生、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对此表示了认可。而在去年，直接发消费券的方式还被认为是天方夜谭。
虽然数亿消费券对全国内需增长而言，可能只是杯水车薪，但这代表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思维上实现了一种突破和进步，即“国家财富的增长必须与国民共享”。
内需战略须区域梯度发展
在东部沿海的一大批劳动密集型企业关门停业时，我国西部、中部和东北等区域经济却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分组讨论时，西部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纷纷感言：中央政府４万亿元的投资计划，有两个侧重点，一个是民生领域，另一个就是中西部地区。
代表、委员们认为，区域发展战略在这次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充分发挥了作用，区域梯度发展必将为“内需战略”提供强劲动力和广阔空间。
“虽然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外向型经济受到影响，中国一些地方出现了外商撤资的情况。但是，也有很多外资企业正扩大在中国特别是在中西部的投资。”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发改委主任杨庆育告诉记者。
国务院近日原则通过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赋予了珠三角新的战略定位：从过分依赖外需的外向型经济体系转为内外需并重、全面融合发展的开放型经济体系。“鼓励出口加工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要抓紧研究制定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具体政策。”
企业地域选择为这种区域战略做了生动的注脚。
以小家电和日用陶瓷为主的深圳市浩景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危机前，产品全部出口到欧洲、中东和东南亚地区。但是金融危机使其订单迅速下滑了一半。
“如果不转向国内市场，我们真不知道怎样发展。”该公司副总经理陈军坦言，浩景丰已经把市场重心完全转移到国内，开始在内地建点，建立经销渠道，开发国内市场适销对路产品。
“金融危机迫使东部很多企业调转船头立足国内市场。我们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说。
种种迹象表明，扩大内需政策已不同程度地显现出积极效应，信贷投放有所增长显示了经济形势已经出现了好转的信号。
这场经济“大考”成绩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