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个一丝不苟的人：头发总是梳得顺顺的，胡子甜得干干净净，衣着也非常整洁。大部分时间他穿西装，还要打上领带。
　　但他是一个农民，家里有十多亩地，还侍弄着一个小型养猪场，每天有干不完的活。在田里干活的时候，他当然不会穿西装，而是一身淡军绿的棉布衣。其他农民干活累了，会一屁股坐在田埂上抽烟，他则坐在一张休闲凳上，幔条斯理地喝茶。那神态很像是坐在茶馆里一边品茶，一边欣赏江南丝竹乐。
　　作为一个农民，这些做派显然已经很“另类”了。有一年，市里来了一位大领导，在村里开座谈会，他也在场。那位领导有些吃惊，一直好奇地打量塞个衣着考究却一点都不张扬的农民。会开到一半，领导终于忍不住，便低声问村里的干部。村干部嗓门大，很像是对着大家广播：“他嘛，没文化，是个老农民，不是退休千部!他喜欢穿得周正点，平时都是这个打扮。”
　　领导点点头，又朝他看看，仿佛觉得不可思议。
　　后来他得了病，是肝癌，检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扩散了。家里人瞒着他，说是肝炎。吃了一个多月的药，他觉得不对劲，问家里人他到底得了什么病，他的大女儿一口咬定是肝炎。
　　他不信，独自到城里去检查，当然也就知道了真相。他一个人乘车回家，刚好有一位亲戚来串门。他到商店买了酒，又到地里拔了些菜，做了一桌好吃的，和亲戚一直聊到晚上。
　　亲戚走后，他站起身来，突然脸色骤变，已经站不稳了。
　　当晚他就住进了医院，且再也没能出来。肝癌是非常痛苦的，许多身罹此病的人，都会痛得满床打滚并嚎叫。但是他住进医院后，总是平静如水。
　　育个护士给他注射，发现他的床单已经湿了，身上全是汗。床单两侧被他抓得满是坑，因为用力很大，手上的青筋分外刺目。护士奇怪地看着他，后来突然明白过来，轻声说：“老伯，喊一喊会好受一些。如果很痛，可以出声的。”
　　他挤出一句话：“可以忍的。”
　　他去世的那天是个雨天。他似乎已有预感，看着窗外一阵紧似一阵的雨，对陪在床边的女儿说：“我回家的时候，不要用拖拉机，最好叫个中巴，这样雨就不会淋到我身上……”
　　女儿非常奇怪，不知道父亲为何把后事想得这样细。
　　他说要刮刮胡子，最好能理个发，换身干净的衣裳。他说话的时候，手已经拼命抓着床单，呼吸也急促起来。女儿看看不对劲，马上去叫医生。
　　医生去餐厅用早餐了，护士赶过来，他已经一动不动，但手还紧紧抓着床单。女儿去握他的手，哭着喊“爸爸”，他还有一点知觉，嘴里似乎发出了一个音一痛啊。
　　他去世了。
　　女儿想按父亲的遗愿把遗体运回家，但村里所有的中巴车主都拒绝，因为他们认为拉死人不吉利。无奈，女儿只好叫了辆拖拉机。雨依旧很大，虽然盖了雨布，但到家时遗体还是湿了。
　　女儿跪在地上哭，说：“对不起爸爸，你身上湿了……”
　　邻居看了，说：“你爸爸一生爱干净，赶快给他换身干净衣裳吧。”
　　——这个农民的故事，是父亲给我讲的。
　　这只是位普通的农民，但不知为什么，一位异常鲜活的农民的形象，会时常出现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在江南莺飞草长的日子里，在老家的书房里，我翻出了一本结满灰尘的《蒙田随笔集》。信手翻开，其中这样一句话赫然在目：从事哲学不是别的，就是学习死亡。蒙田接着说，从你出生的第一天，自然在给你生命的同时，就把你一步步引向死亡。你的每一天都向死亡迈进，而最后一天到达终点。在人的一生中，“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财物、生命转借给我们的朋友，以满足他们的需求，但是，转让尊严之名，把自己的荣誉安在他人头上，这却是罕见的。”
　　我被这些话击中了，许多徘徊在心底的东西，曾经欲说不能或者欲说还休，此刻全被这些话唤醒并概括了。人是要有尊严的，从生到死，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爱与恨，名与利，道德与非道德……部逃脱不了“尊严”的拷问。也许我们并不一定惧怕死亡，但是，谁也不能保证当死亡来临时，还有一种清醒的意识支撑着你，并尊严地死去。当生命走到尽头，仍然坚持以“体面”的方式离去，这是作为一个人的最大尊严，也是最后的尊严。
　　这位农民应该不知道蒙田，也不懂哲学。但是他的一生中所有的坚持，其实就是尊严两个字，并把它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日本有个著名的和尚叫一休。一休年轻的时候，有人难为他，问：世界上什么事最大?一休用笔在地上写下了一个字：死。
　　学习死亡，就是学习如何面对生。一个死得很有尊严的人，难道会生得涎皮赖脸?
　　编辑／乌　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