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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苍莽的黄土塬上，朱家涧村只是黄土高原千沟万壑间一个小小的褶皱。这里山山相连，一条涧河静静地流淌，日深年久，群山和涧河挡住了朱家涧人致富的道路。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远去，正如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在寒冬沉寂过后，精准扶贫犹如一缕春风悄然吹到朱家涧，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朱家涧村的群众下山出川上楼，开启了美好新生活。
朱家涧的变迁，只是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脱贫攻坚工作的一个缩影。
2021年元旦，朱家涧村举行“移民新村话变迁”新年联欢活动，这让朱家涧村的群众热血沸腾。他们敲起了威风的锣鼓，扭起了欢快的秧歌，唱起了特色的民俗小曲，甭提有多高兴了！
在活动现场，一个个住上新楼房、种上大棚菜的村民走上舞台，兴奋地讲起了他们生活发生的种种变化。
“我们咋老觉得像在做梦！”对于眼前的幸福生活，朱家涧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曾经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
人们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然而，朱家涧村的一方水土，却难养一方人。
连绵的群山，狭长的涧河，朱家涧村就夹在这个山旮旯里。
关于朱家涧的来历，原村党支部书记朱存录略知一二。他听老辈人口口相传，得知自己是明代韩王的后裔。
明代朱氏韩王就藩平凉二百多年，其子嗣长期在平凉繁衍聚居。清朝同治年间，原居住于平凉白沙石滩的朱氏在家族遭遇战乱，为躲避战乱，一部分逃难至崆峒区的花所乡，一部分上塬逃到崆峒区的王寨乡。后来，战乱不息，花所这脉只得沿着泾河一路东逃，辗转就来到了现在的朱家涧。山大沟深，景色秀奇，他们被这世外桃源所吸引，便隐藏于此，落地生根。又因这里有一条缓缓流淌的涧河，索性取名朱家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仅停留在温饱的年月，朱家村也曾风光过。
虽然山地贫瘠，但地广人稀，只要人勤快，养家糊口基本没有问题。那个时候，和朱家涧相邻塬上村子里的女子，都愿意嫁到朱家涧村。
可是，任谁也不能阻挡发展的车轮。进入新世纪，人们开始不为温饱发愁。
自此，朱家涧便风光不再。
“上山驴驮下坡溜，七梁八坡山套山”，阻挡朱家涧人致富的便是这羊肠子般的山路。
“百十户人家，稀稀落落分布在十多个山头上，最南边的塔山组和最北边的段家山组相距13里路。”朱存录说。
吃过的苦，遭过的罪，42岁的朱军建一辈子也忘不了。
5岁生病的经历至今都让朱军建心有余悸。“1983年，我那时候就5岁多吧，有次发高烧，烧得抽风了。刚好赶上连阴雨，涧河水涨，四五天都出不了门。那次差点要了命啊，等到雨过天晴都是一周之后的事情了，到镇上的卫生院才把病看好，也就是我命大啊，不然……”
还有一次，他生病许久不见好，求医无果，最后寻到了一张药方，可是缺一味无法入药。加上数天阴雨，父亲擅自将自己在山上挖的一味药加了进去，谁料，就是因为这剂药，他瞳孔放大，险些失明。
“我9岁就开始担水了，刚开始担半桶水，稍微长大点，就要担多半桶水。”朱军建顿了顿说。有一次挑水走到半坡，他实在没有力气了，就想缓一缓，谁知一个趔趄，桶里的水洒了不说，水桶哐当就滚到沟里了，人也傷得不轻。
说到这里，他眼眶有点湿润：“往事不敢想啊，这搬了出去，现在的娃娃真的太幸福了，水龙头一拧，自来水花花淌;背柴拾牛粪都是过去式了，天燃气直接通到厨房，女人再也不用烟熏火燎地做饭了。”
“为了吃水，当时可真把苦受了。”朱军建说。1991年，村民朱来银为了节省时间，不再去河沟担水，就在自家院子里挖井。挖到井深17米的时候，不小心滑了一脚，直戳戳摔下了井底，落了个浑身是伤。那时候路还不通，都是泥泞土路，等到村民们用担架抬了2个小时将他送到医院急救时已经晚了，最终医院鉴定为腰神经受伤，一级残疾，从此之后，朱来银后半辈子只能靠轮椅生活。
1990年，12岁的朱军建上小学5年级。
村里是一所4年制初小，3间土木结构的教室，窗户四处漏风，旧报纸糊满了玻璃。
他说，到了冬天，教室里取暖用土炉子。当垒起土炉子时，每个孩子就会轮流从家里带柴火生炉子。每逢生炉子的那天，他们就会格外高兴，因为生炉子可以多烤一会火，噼里啪啦的炉火烤得浑身舒坦。
五六年级时，朱军建和同村小孩去临近的章村小学上学。清晨五六点，鸡还没打鸣，他们就要出门了。十多里的崎岖山路只得用细碎的小步缓缓前行，中午也没时间、没精力回家，在教室里啃冷馍、喝冷水就算是午餐了。
朱军建说，上初中到了镇上，需要住校，一周回一次家。住校反而轻松了许多，但是每周末去学校又成了老大难问题。去学校必经一座吊桥，所谓吊桥，其实就是用铁丝连起来的洋槐椽。人走上去，摇摇晃晃，比水中的浮萍还要轻浅。倘若晕水，往下看一眼，那一定吃不消，更别说过桥了。
朱存录说，因为村里的教学条件太差，公办教师大多都不愿意来。渐渐地，就连生源也越来越少，加之一部分户外迁，到2011年的时候，村上的小学只剩下4个学生。2013年，小学撤并。
如今，对于朱家涧村的孩子来说，崎岖难行的山路已成为过去。
朱军建高兴地说道：“现在搬到镇上，中心小学和幼儿园就在安置楼后面，娃娃上学十几分钟就到了！”
二、做梦也想离开这个地方
因为穷，年轻的小伙娶不上媳妇;因为穷，有的孩子没上完初中便辍学了;因为穷，出门在外的人的户口都落在了外地！
当无力改变自己的周围环境时，离开也许是最好的办法。
在朱家涧村，但凡有能力的人，做梦都想逃离这个地方。
杜富国是朱家涧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2个儿子。杜富国说，2个男娃娃，简直是要老命咧，在我们村给男娃找对象比登天还难，村里不仅彩礼高，还没有女娃愿意嫁进来。 杜富国在银川打工，他早早就做打算，在银川贺兰县落了户，彻底告别了这里。
“不走没办法，孩子找不下对象，这是我们老两口的一块心病呀。”“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任谁在这地方生活了半辈子，也会不舍离开，可又有什么办法？
朱存录说，1997年他进村班子的时候，他们村上有160多户700多口人，村上的小学少说也有七八十名学生，还有6个教师。
从1998年开始，村民开始外出打工，村上的人越来越少。
“十多年的时间，我们村流失了一半人口。”朱存录扳着手指头算起来，有十多户迁到了同县的党原镇，三四户迁到了平凉市崆峒区的索罗塬上，迁到王村二十里铺、刘家沟、王村的有15户，还有一部分直接把户口迁到了银川。
“迁户可不是谁想迁就能迁的，为了迁户口，想离开这里的人啥办法都想到了。”朱存录嘬了一口茶，慢慢说道：“为了迁户有当上门女婿的，有给人当干儿子的，有直接买户口的，还有进城买房的。”
朱喜成家里两口子，一儿一女，日子倒也过得去。可是儿子找不到对象成了他的隐忧，于是他早早就寻思着要把户口迁了。
“当时，做梦都想着离开。”朱喜成说起话来，脸上总是堆满了笑容，“当时离开挺高兴的，现在一看留下的人住上了楼房，就有些后悔。”
他还补充了一句：“人眼前的路都黑着哩。”
在朱喜成的心里，不走，儿子可能就要打光棍。
他最终还是离开了这里。
朱喜成的妻姐在党原镇城坳村，经过她的牵线搭桥，把户口也迁到了这个村。
为了迁户，他也费了好大力气，乡上村上和派出所同意后，还要迁入村的全体村民同意。村上召开群众代表大会，经过商议，朱喜成家每个人掏5000元的迁户费，给他家每口人分二亩地。
朱存录说：“当时朱喜成迁出去的时候，村里人都挺羡慕的，都说先走的人家有办法，都搬到塬上了。”朱存录还清晰地记得，朱喜成搬走的当天，他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见到男人就发烟、见到女的就给糖……
住在大山深处，朱家涧人要逃离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病是他们最为头疼的一件事。
朱存录说，以前村上有个村医，名叫李根成，治个头疼脑热还可以，但若是谁家得了大病，就只能用架子车拉着，到镇上的卫生院去看病。
“当年，我老伴在乡上的卫生院做了结扎手术，回村的时候只能坐架子车。由于砂石路颠簸，伤口让她疼得直哭。没有办法，只能找了两个人用担架徒步把她抬回家里。”这件事，朱存录一辈子也忘不了。
2017年10月的一天，村民王金峰的媳妇胃出血，叫了救护车。上山路实在无法通行，只得停在山脚下。可是，病人性命危在旦夕，根本经不起耽搁，救护车上的3名大夫和王金峰火速用担架把病人抬上救护车，一路奔忙才到了县医院，经过救治，病人脱离了危险。
“我们村离镇上比较远，路又不好，看病很不方便，一些小病就一拖二磨，直到捱不住了才去镇上和县上。”王金峰说。
易地扶贫搬迁不仅让朱家涧人住上了新房，还让当地群众享受到了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在一系列惠民政策的支持下，实现了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朱德娃是位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服药。他笑着说，以前在老家的时候需要到十几公里以外的鎮上买药，自从搬到移民新村后，小区门口就是新建的村卫生所，从安置楼到镇卫生院最多也就十分钟的路程，看病、买药还可以用合作医疗报销，再也不犯难了。
搬到新的安置小区后，为了解决群众看病难问题，让群众就近就医、及时就医，村上在小区门口配套建成了社区服务中心，针对老弱病残，采取上门服务。
“以前我们是大老远找大夫，现在是大夫上门找我们。”66岁的朱秉笑呵呵地说。
三、搬迁离开并不那么容易
2015年，中央经过反复论证，决定“十三五”期间对不具备生存条件地方的约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朱家涧被夹在山旮旯里，300多口人分别居住在8个山头上的窑洞里，实在难以生存。因此，他们就成了这次搬迁的一部分。假如没有这样一个惠民政策，也许他们还要在这里年复一年地延续悉如平常的生活。
然而，当幸福来得太突然的时候，他们甚至不适应、不理解。
在这个类似世外桃源的地方，他们平静地生活，穷惯了，懒惯了。
政府决定花大气力动员群众挪穷窝，进行易地扶贫搬迁。
有人公然反对，不愿意搬。
朱存录说，当时搬迁的事定下来以后，村上在老村部召开群众代表大会，就像炸锅了一样。
一听到他们这里要修水库，要搬出去住楼房，群众议论纷纷。“住楼房，我们吃啥喝啥呢？城里人发工资，我们喝西北风吗？”
“听说我们村上要修水库，国家补助了几个亿让我们搬，是不是每家每户都要补助几十万元呢？”
“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要搬出去，说起来容易得很，好得很么！”第一次群众代表大会在嚷嚷声中散场了。
为此，包村领导王村镇人大主席郭建忠和帮扶干部、村组干部上门挨家挨户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走进农家小院，和群众坐在同一条板凳上，郭建忠才觉得搬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搬迁的群众顾虑重重，有的群众说，就算住楼掏1万块钱不多，可是搬出去收入哪里来;有的群众说，住楼房不方便，还不如住在土窑里“散舒”;有的想搬迁，东拼西凑也凑不齐1万块钱;村里的年轻人想搬，老年人却安土重迁。
郭建忠知道，要做通群众的思想工作，只有解了后顾之忧，搬迁才有希望。
他们针对群众提出的问题，挨个想办法，逐户做工作，经过一系列磨合，群众心里的疙瘩才疏解开。
为了让搬出去的群众有收入，镇上和村上整合了王村的土地，计划建设蔬菜园区。腿脚不便的群众住楼不方便，他们就给村里的孤寡老人、残疾户修平房。有的群众凑不够搬迁的1万块钱，村里就先垫着…… 村里的人还不放心，郭建忠就租了一辆中巴车，把群众代表拉到搬迁安置区的施工现场转了一圈，群众才打消了顾虑。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到安置区转了一圈的人都回来说：“新建的移民新村比老村子条件好多了，搬出去美得很。”
俗话说，穷家难舍，故土难离。
尽管大多数群众同意搬迁，但还是有一部分老人不同意。
村里的大部分人都搬出去了，推土机开进老村子，对废弃的旧窑洞进行垦复。
就在这个时候，66岁的朱秉站了出来，他挡在推土机前面，不让垦复。
“我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这些窑洞和房屋都有我们的心血与感情，不能推。”镇村干部耐心地劝说，答应暂时不垦复，他们用小车把朱秉接到新楼房看了一下，到新建的蔬菜园区转了一圈，才让这个倔老头思想上转过了弯。
“政府为我们啥心都操到了。”身体残疾的朱来银对搬迁有顾虑，他害怕住楼房，“住到楼上不方便，我一天下不了楼，那就像坐监哩。”
为了打消朱来银的顾虑，村上在安置楼前面修了一排平房，朱来银分到了40平方米的两间房。为了他的轮椅上下院子方便，镇上还在他家的门口专门修了小斜坡，县残联还为他专门安装了马桶扶手。
“搬出来好着咧！”朱来银说，现在他和母亲生活，妻子在西安看领孙子，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
四、帮扶倾心只为一个目标
县委、县政府决定实行整体搬迁后，帮助朱家涧村走出了困境。
搬迁工作实施以来，帮扶力量、帮扶资金、帮扶项目向朱家涧村倾斜。
朱家涧成了受益最大的村子，也成了镇上最热闹的地方。
对口帮扶的天津市武清区，先后落实东西部帮扶资金700多万元，在朱家涧移民新村建成了蔬菜园区、日光温室。建成的300座钢架大棚，朱家涧的群众每家每户都分到了。
位于京滨工业园区的天津大禹节水公司，捐赠了价值31.67万元的滴管设施;武清区泗村店镇仓上村援助帮扶资金10万元，购置饲草收割车，武清和平之君服务中心针对28户未脱贫群众開展微捐助……拳拳爱心，汇聚起了帮扶的磅礴力量。
大棚建起来后，针对朱家涧村产业基础薄弱、群众发展产业能力不足的情况，武清区选派2名蔬菜产业种植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全天在蔬菜园区手把手教农民科学种菜、种瓜。
对武清区的帮扶，朱家涧村的群众交口称赞：“为咱们想的很周到，真心实意为咱们办实事。”
42岁的朱军建初中毕业以后，就开始打工，近几年一直在银川开出租车。村里搬迁后，他回到村里开始种瓜菜，他分到了1个拱棚，父亲分到了2个拱棚，又流转了6个拱棚，开始种甜瓜。
朱军建聪明又踏实肯学，他白天在瓜园里忙活，晚上拿着手机看直播学技术，他精心侍弄着自己的瓜园。看着瓜秧一天天往上窜，一个个洁白的甜瓜一天天变大，他笑得合不拢嘴，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2020年五一过后，朱军建的甜瓜陆续上市。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甜瓜卖不出去，出现了滞销现象，朱军建急得团团转。
甜瓜种植大户朱惠平，望着满棚新鲜的甜瓜，满面愁容：“甜瓜没人要，烂在地里，可咋办呢？”
朱家涧村驻村第一书记兼帮扶工作队队长、平凉市工信局干部杨苍龙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和村上的干部在镇上的知青记忆园景区门口摆摊设点，当起了推销员，帮助瓜农销售甜瓜。
小打小闹始终解不了燃眉之急。
2020年5月27日，泾川县党政代表团到武清区对接精准扶贫工作。
王村镇党委书记刘小平，提出了朱家涧的甜瓜滞销的困难后，武清区政府立即启动了应急响应，开展消费扶贫和爱心义购，动员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通过食堂用餐、工会会费等“以销代捐”。
返回泾川后，刘小平第一时间将消息告诉朱家涧的群众，这才让他们吃了定心丸。
为确保运往天津武清区的甜瓜品质，刘小平当起了甜瓜分拣的监督员，他忙完手头的工作，就一直盯在甜瓜分拣现场。
“6月5日，第一批2万斤甜瓜装车发往武清区。”杨苍龙对这一天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天镇上的干部、帮扶干部和村组干部忙完都4点多了。”
为了加快装车进度，让武清区市民吃上新鲜的甜瓜，王村镇机关干部、驻朱家涧村扶贫工作队，招募扶贫志愿者共计40余人，与朱家涧村群众一道，昼夜不休进行采摘、分拣、包装、装车。直到6月19日，总价值106万余元的18万斤甜瓜全部送达武清。
天津武清区的甜瓜送完后，杨苍龙并没有闲下来，他仍然忙得像陀螺。
47岁的杨苍龙，皮肤黝黑，说话声音大，干练利索，干起工作来风风火火。他半个多月没回家了，老婆意见特别大，电话里总问他：“到底啥把你吸引着不着家？”
他知道，只有甜瓜卖出去，变成现钱，他心里才踏实。
“2020年，我利用私人关系，帮助村里群众卖了15万元的甜瓜。”说话间，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满满的成就感。
元旦前，杨苍龙忙着给群众算瓜账，他手里捏着一沓厚厚的发票;“这些都是为企业消费扶贫、个人爱心义购的瓜菜开的票据。”他笑着说：“群众不容易，辛辛苦苦一年，种的瓜菜卖不出去，就白忙活咧。”
“今年我的甜瓜，杨书记给我联系卖出去2万多元，多亏了杨书记。”徐虎林嘿嘿一笑，一边和杨苍龙对账一边说。
朱家涧的群众笑了，甜瓜让他们的腰包鼓了起来;因为群众笑了，杨苍龙和帮扶队员也笑了，他们的辛苦付出没有白费，一切都是值得的……
五、如今幸福生活像花儿一样
今年45岁的朱惠平和妻子李海玲补拍了一张婚纱照，挂在他们卧室的正中央，脸上笑开了花。
“生活条件好了，今年收入也可以，就和妻子补照了一张婚纱照，也赶一回时髦，帮妻子圆了一个心愿。”朱惠平挠挠头，有点不好意思。 对朱惠平来说，他的高兴事还不止这一桩。
就在全县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他还被评为村上的种菜能手，登上全县的领奖台，披红戴花受到表彰奖励。
朱惠平说，种了10个大棚甜瓜，甜瓜卖完后加上种菜的收入，一年下来能收入5万多元，这是原来在老村子几年的收入。
“搬出来，只要人勤快，就不愁挣不到钱。”他说。最近几天他早上4点多起床，5点把前一天晚上摘好的西红柿和菠菜拉到平凉崆峒区的新阳光蔬菜批发市场进行批发，最近一连几天，收入天天过千元。
说起新年的打算，他笑着：“希望正在上高三的女儿，能考一个好的大学;自己把瓜菜种好，攒点钱，为在西安工作的儿子买楼房，交个首付。”
“原来在老村子，没有想这么多，种菜买楼房，想也不敢想。”朱惠平憨笑着，憧憬着美好的生活。
迁到移民新村后，群众的生活好了，收入高了，近两年村里买了10多辆小汽车。
朱存录说：“搬出来，人心齐了，觉悟高了，过好日子的人多了。
原来住在山里头，封闭顽固，思想落后，抬杠的人多，说闲话的人多。现在搬出来，眼界宽了，心态好了，都会过日子了，都争着比，看谁家的日子過得红火，看谁家能买个小车。”
王等祥家就在2020年国庆节前买了一辆十多万元的小轿车，村里的人都赶着去道贺。
以前走的是弯弯曲曲的山路，别说开车了，就连跑个三轮车都困难，村里的大多数人都得骑摩托。如今，宽阔的柏油路，时新的SUV汽车一路“小跑”，笑声不绝于耳。
对于眼前的幸福生活，53岁的郭小兰打心眼里高兴：“原来条件差，到处都是山，山高路远，吃水一直要用驴驮。家里种的大葱、粮食一年到头也就赚万把块钱。搬出来以后，有了自家的大棚，还能在知青记忆园里务工，日子越过越好了。”
郭小兰的丈夫朱成怀在村里的蔬菜专业合作社上班，有了固定收入，每月能领到3000元的工资，一年收入3万多元。他说，种一个大棚比种10亩粮食还划得来，他家那3头红牛还在合作社入了股，每年分红3650元。
说起住上楼房，信小玲笑着说：“以前在窑里做饭，烟熏火燎，二三月的天气，做饭的时候打倒烟，窑里全部是烟。现在好了，天燃气开关一拧，做饭不到半个小时呢。”
当时搬迁的时候，朱秉老人不同意，搬出来却满心欢喜：“我活了60多岁，没想到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打心里里感谢党和政府！”
搬出来并没有像当时朱秉所顾虑的那样要喝西北风，相反，他和老伴都找到了新工作。朱秉在村上的扶贫车间打零工。67岁的老伴杨莲珠，在镇上的川湘情饭馆揪面片，每月净收入2000多元。
最让朱存录高兴的是，村里娃娃找对象难的头疼问题解决了。以前10年没有娶进一个新媳妇，搬到移民新村，2019年一年就娶进了3个新媳妇。
“现在村里都没有大龄男娃娃了，再也不为这事犯愁了。”朱存录说话时，脸上笑出了褶。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如今的朱家涧村建成了设施蔬菜园区、红牛养殖场，安置区斜对面建起的知青记忆园旅游景区，进入旅游旺季，人气爆棚。易地扶贫搬迁让朱家涧村群众告别了穷窝窝，如今，他们的生活和大棚里的蔬菜一样生气勃勃，和甜瓜一样芳香四溢，和红牛一样牛气冲天！
幸福的笑容洋溢在朱家涧人的脸上，他们的生活像花儿一样绽放……
责任编辑/雨晶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远去，正如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在寒冬沉寂过后，精准扶贫犹如一缕春风悄然吹到朱家涧，让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朱家涧村的群众下山出川上楼，开启了美好新生活。
朱家涧的变迁，只是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脱贫攻坚工作的一个缩影。
2021年元旦，朱家涧村举行“移民新村话变迁”新年联欢活动，这让朱家涧村的群众热血沸腾。他们敲起了威风的锣鼓，扭起了欢快的秧歌，唱起了特色的民俗小曲，甭提有多高兴了！
在活动现场，一个个住上新楼房、种上大棚菜的村民走上舞台，兴奋地讲起了他们生活发生的种种变化。
“我们咋老觉得像在做梦！”对于眼前的幸福生活，朱家涧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一、曾经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
人们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然而，朱家涧村的一方水土，却难养一方人。
连绵的群山，狭长的涧河，朱家涧村就夹在这个山旮旯里。
关于朱家涧的来历，原村党支部书记朱存录略知一二。他听老辈人口口相传，得知自己是明代韩王的后裔。
明代朱氏韩王就藩平凉二百多年，其子嗣长期在平凉繁衍聚居。清朝同治年间，原居住于平凉白沙石滩的朱氏在家族遭遇战乱，为躲避战乱，一部分逃难至崆峒区的花所乡，一部分上塬逃到崆峒区的王寨乡。后来，战乱不息，花所这脉只得沿着泾河一路东逃，辗转就来到了现在的朱家涧。山大沟深，景色秀奇，他们被这世外桃源所吸引，便隐藏于此，落地生根。又因这里有一条缓缓流淌的涧河，索性取名朱家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个仅停留在温饱的年月，朱家村也曾风光过。
虽然山地贫瘠，但地广人稀，只要人勤快，养家糊口基本没有问题。那个时候，和朱家涧相邻塬上村子里的女子，都愿意嫁到朱家涧村。
可是，任谁也不能阻挡发展的车轮。进入新世纪，人们开始不为温饱发愁。
自此，朱家涧便风光不再。
“上山驴驮下坡溜，七梁八坡山套山”，阻挡朱家涧人致富的便是这羊肠子般的山路。
“百十户人家，稀稀落落分布在十多个山头上，最南边的塔山组和最北边的段家山组相距13里路。”朱存录说。
吃过的苦，遭过的罪，42岁的朱军建一辈子也忘不了。
5岁生病的经历至今都让朱军建心有余悸。“1983年，我那时候就5岁多吧，有次发高烧，烧得抽风了。刚好赶上连阴雨，涧河水涨，四五天都出不了门。那次差点要了命啊，等到雨过天晴都是一周之后的事情了，到镇上的卫生院才把病看好，也就是我命大啊，不然……”
还有一次，他生病许久不见好，求医无果，最后寻到了一张药方，可是缺一味无法入药。加上数天阴雨，父亲擅自将自己在山上挖的一味药加了进去，谁料，就是因为这剂药，他瞳孔放大，险些失明。
“我9岁就开始担水了，刚开始担半桶水，稍微长大点，就要担多半桶水。”朱军建顿了顿说。有一次挑水走到半坡，他实在没有力气了，就想缓一缓，谁知一个趔趄，桶里的水洒了不说，水桶哐当就滚到沟里了，人也傷得不轻。
说到这里，他眼眶有点湿润：“往事不敢想啊，这搬了出去，现在的娃娃真的太幸福了，水龙头一拧，自来水花花淌;背柴拾牛粪都是过去式了，天燃气直接通到厨房，女人再也不用烟熏火燎地做饭了。”
“为了吃水，当时可真把苦受了。”朱军建说。1991年，村民朱来银为了节省时间，不再去河沟担水，就在自家院子里挖井。挖到井深17米的时候，不小心滑了一脚，直戳戳摔下了井底，落了个浑身是伤。那时候路还不通，都是泥泞土路，等到村民们用担架抬了2个小时将他送到医院急救时已经晚了，最终医院鉴定为腰神经受伤，一级残疾，从此之后，朱来银后半辈子只能靠轮椅生活。
1990年，12岁的朱军建上小学5年级。
村里是一所4年制初小，3间土木结构的教室，窗户四处漏风，旧报纸糊满了玻璃。
他说，到了冬天，教室里取暖用土炉子。当垒起土炉子时，每个孩子就会轮流从家里带柴火生炉子。每逢生炉子的那天，他们就会格外高兴，因为生炉子可以多烤一会火，噼里啪啦的炉火烤得浑身舒坦。
五六年级时，朱军建和同村小孩去临近的章村小学上学。清晨五六点，鸡还没打鸣，他们就要出门了。十多里的崎岖山路只得用细碎的小步缓缓前行，中午也没时间、没精力回家，在教室里啃冷馍、喝冷水就算是午餐了。
朱军建说，上初中到了镇上，需要住校，一周回一次家。住校反而轻松了许多，但是每周末去学校又成了老大难问题。去学校必经一座吊桥，所谓吊桥，其实就是用铁丝连起来的洋槐椽。人走上去，摇摇晃晃，比水中的浮萍还要轻浅。倘若晕水，往下看一眼，那一定吃不消，更别说过桥了。
朱存录说，因为村里的教学条件太差，公办教师大多都不愿意来。渐渐地，就连生源也越来越少，加之一部分户外迁，到2011年的时候，村上的小学只剩下4个学生。2013年，小学撤并。
如今，对于朱家涧村的孩子来说，崎岖难行的山路已成为过去。
朱军建高兴地说道：“现在搬到镇上，中心小学和幼儿园就在安置楼后面，娃娃上学十几分钟就到了！”
二、做梦也想离开这个地方
因为穷，年轻的小伙娶不上媳妇;因为穷，有的孩子没上完初中便辍学了;因为穷，出门在外的人的户口都落在了外地！
当无力改变自己的周围环境时，离开也许是最好的办法。
在朱家涧村，但凡有能力的人，做梦都想逃离这个地方。
杜富国是朱家涧村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家里2个儿子。杜富国说，2个男娃娃，简直是要老命咧，在我们村给男娃找对象比登天还难，村里不仅彩礼高，还没有女娃愿意嫁进来。 杜富国在银川打工，他早早就做打算，在银川贺兰县落了户，彻底告别了这里。
“不走没办法，孩子找不下对象，这是我们老两口的一块心病呀。”“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任谁在这地方生活了半辈子，也会不舍离开，可又有什么办法？
朱存录说，1997年他进村班子的时候，他们村上有160多户700多口人，村上的小学少说也有七八十名学生，还有6个教师。
从1998年开始，村民开始外出打工，村上的人越来越少。
“十多年的时间，我们村流失了一半人口。”朱存录扳着手指头算起来，有十多户迁到了同县的党原镇，三四户迁到了平凉市崆峒区的索罗塬上，迁到王村二十里铺、刘家沟、王村的有15户，还有一部分直接把户口迁到了银川。
“迁户可不是谁想迁就能迁的，为了迁户口，想离开这里的人啥办法都想到了。”朱存录嘬了一口茶，慢慢说道：“为了迁户有当上门女婿的，有给人当干儿子的，有直接买户口的，还有进城买房的。”
朱喜成家里两口子，一儿一女，日子倒也过得去。可是儿子找不到对象成了他的隐忧，于是他早早就寻思着要把户口迁了。
“当时，做梦都想着离开。”朱喜成说起话来，脸上总是堆满了笑容，“当时离开挺高兴的，现在一看留下的人住上了楼房，就有些后悔。”
他还补充了一句：“人眼前的路都黑着哩。”
在朱喜成的心里，不走，儿子可能就要打光棍。
他最终还是离开了这里。
朱喜成的妻姐在党原镇城坳村，经过她的牵线搭桥，把户口也迁到了这个村。
为了迁户，他也费了好大力气，乡上村上和派出所同意后，还要迁入村的全体村民同意。村上召开群众代表大会，经过商议，朱喜成家每个人掏5000元的迁户费，给他家每口人分二亩地。
朱存录说：“当时朱喜成迁出去的时候，村里人都挺羡慕的，都说先走的人家有办法，都搬到塬上了。”朱存录还清晰地记得，朱喜成搬走的当天，他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线，见到男人就发烟、见到女的就给糖……
住在大山深处，朱家涧人要逃离这里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看病是他们最为头疼的一件事。
朱存录说，以前村上有个村医，名叫李根成，治个头疼脑热还可以，但若是谁家得了大病，就只能用架子车拉着，到镇上的卫生院去看病。
“当年，我老伴在乡上的卫生院做了结扎手术，回村的时候只能坐架子车。由于砂石路颠簸，伤口让她疼得直哭。没有办法，只能找了两个人用担架徒步把她抬回家里。”这件事，朱存录一辈子也忘不了。
2017年10月的一天，村民王金峰的媳妇胃出血，叫了救护车。上山路实在无法通行，只得停在山脚下。可是，病人性命危在旦夕，根本经不起耽搁，救护车上的3名大夫和王金峰火速用担架把病人抬上救护车，一路奔忙才到了县医院，经过救治，病人脱离了危险。
“我们村离镇上比较远，路又不好，看病很不方便，一些小病就一拖二磨，直到捱不住了才去镇上和县上。”王金峰说。
易地扶贫搬迁不仅让朱家涧人住上了新房，还让当地群众享受到了完善的医疗卫生服务，在一系列惠民政策的支持下，实现了看得起病、看得好病。
朱德娃是位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服药。他笑着说，以前在老家的时候需要到十几公里以外的鎮上买药，自从搬到移民新村后，小区门口就是新建的村卫生所，从安置楼到镇卫生院最多也就十分钟的路程，看病、买药还可以用合作医疗报销，再也不犯难了。
搬到新的安置小区后，为了解决群众看病难问题，让群众就近就医、及时就医，村上在小区门口配套建成了社区服务中心，针对老弱病残，采取上门服务。
“以前我们是大老远找大夫，现在是大夫上门找我们。”66岁的朱秉笑呵呵地说。
三、搬迁离开并不那么容易
2015年，中央经过反复论证，决定“十三五”期间对不具备生存条件地方的约1000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朱家涧被夹在山旮旯里，300多口人分别居住在8个山头上的窑洞里，实在难以生存。因此，他们就成了这次搬迁的一部分。假如没有这样一个惠民政策，也许他们还要在这里年复一年地延续悉如平常的生活。
然而，当幸福来得太突然的时候，他们甚至不适应、不理解。
在这个类似世外桃源的地方，他们平静地生活，穷惯了，懒惯了。
政府决定花大气力动员群众挪穷窝，进行易地扶贫搬迁。
有人公然反对，不愿意搬。
朱存录说，当时搬迁的事定下来以后，村上在老村部召开群众代表大会，就像炸锅了一样。
一听到他们这里要修水库，要搬出去住楼房，群众议论纷纷。“住楼房，我们吃啥喝啥呢？城里人发工资，我们喝西北风吗？”
“听说我们村上要修水库，国家补助了几个亿让我们搬，是不是每家每户都要补助几十万元呢？”
“我们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要搬出去，说起来容易得很，好得很么！”第一次群众代表大会在嚷嚷声中散场了。
为此，包村领导王村镇人大主席郭建忠和帮扶干部、村组干部上门挨家挨户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走进农家小院，和群众坐在同一条板凳上，郭建忠才觉得搬迁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搬迁的群众顾虑重重，有的群众说，就算住楼掏1万块钱不多，可是搬出去收入哪里来;有的群众说，住楼房不方便，还不如住在土窑里“散舒”;有的想搬迁，东拼西凑也凑不齐1万块钱;村里的年轻人想搬，老年人却安土重迁。
郭建忠知道，要做通群众的思想工作，只有解了后顾之忧，搬迁才有希望。
他们针对群众提出的问题，挨个想办法，逐户做工作，经过一系列磨合，群众心里的疙瘩才疏解开。
为了让搬出去的群众有收入，镇上和村上整合了王村的土地，计划建设蔬菜园区。腿脚不便的群众住楼不方便，他们就给村里的孤寡老人、残疾户修平房。有的群众凑不够搬迁的1万块钱，村里就先垫着…… 村里的人还不放心，郭建忠就租了一辆中巴车，把群众代表拉到搬迁安置区的施工现场转了一圈，群众才打消了顾虑。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到安置区转了一圈的人都回来说：“新建的移民新村比老村子条件好多了，搬出去美得很。”
俗话说，穷家难舍，故土难离。
尽管大多数群众同意搬迁，但还是有一部分老人不同意。
村里的大部分人都搬出去了，推土机开进老村子，对废弃的旧窑洞进行垦复。
就在这个时候，66岁的朱秉站了出来，他挡在推土机前面，不让垦复。
“我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这些窑洞和房屋都有我们的心血与感情，不能推。”镇村干部耐心地劝说，答应暂时不垦复，他们用小车把朱秉接到新楼房看了一下，到新建的蔬菜园区转了一圈，才让这个倔老头思想上转过了弯。
“政府为我们啥心都操到了。”身体残疾的朱来银对搬迁有顾虑，他害怕住楼房，“住到楼上不方便，我一天下不了楼，那就像坐监哩。”
为了打消朱来银的顾虑，村上在安置楼前面修了一排平房，朱来银分到了40平方米的两间房。为了他的轮椅上下院子方便，镇上还在他家的门口专门修了小斜坡，县残联还为他专门安装了马桶扶手。
“搬出来好着咧！”朱来银说，现在他和母亲生活，妻子在西安看领孙子，现在的生活比以前好多了。
四、帮扶倾心只为一个目标
县委、县政府决定实行整体搬迁后，帮助朱家涧村走出了困境。
搬迁工作实施以来，帮扶力量、帮扶资金、帮扶项目向朱家涧村倾斜。
朱家涧成了受益最大的村子，也成了镇上最热闹的地方。
对口帮扶的天津市武清区，先后落实东西部帮扶资金700多万元，在朱家涧移民新村建成了蔬菜园区、日光温室。建成的300座钢架大棚，朱家涧的群众每家每户都分到了。
位于京滨工业园区的天津大禹节水公司，捐赠了价值31.67万元的滴管设施;武清区泗村店镇仓上村援助帮扶资金10万元，购置饲草收割车，武清和平之君服务中心针对28户未脱贫群众開展微捐助……拳拳爱心，汇聚起了帮扶的磅礴力量。
大棚建起来后，针对朱家涧村产业基础薄弱、群众发展产业能力不足的情况，武清区选派2名蔬菜产业种植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全天在蔬菜园区手把手教农民科学种菜、种瓜。
对武清区的帮扶，朱家涧村的群众交口称赞：“为咱们想的很周到，真心实意为咱们办实事。”
42岁的朱军建初中毕业以后，就开始打工，近几年一直在银川开出租车。村里搬迁后，他回到村里开始种瓜菜，他分到了1个拱棚，父亲分到了2个拱棚，又流转了6个拱棚，开始种甜瓜。
朱军建聪明又踏实肯学，他白天在瓜园里忙活，晚上拿着手机看直播学技术，他精心侍弄着自己的瓜园。看着瓜秧一天天往上窜，一个个洁白的甜瓜一天天变大，他笑得合不拢嘴，浑身有使不完的劲。
2020年五一过后，朱军建的甜瓜陆续上市。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甜瓜卖不出去，出现了滞销现象，朱军建急得团团转。
甜瓜种植大户朱惠平，望着满棚新鲜的甜瓜，满面愁容：“甜瓜没人要，烂在地里，可咋办呢？”
朱家涧村驻村第一书记兼帮扶工作队队长、平凉市工信局干部杨苍龙了解到这一情况后，立即和村上的干部在镇上的知青记忆园景区门口摆摊设点，当起了推销员，帮助瓜农销售甜瓜。
小打小闹始终解不了燃眉之急。
2020年5月27日，泾川县党政代表团到武清区对接精准扶贫工作。
王村镇党委书记刘小平，提出了朱家涧的甜瓜滞销的困难后，武清区政府立即启动了应急响应，开展消费扶贫和爱心义购，动员全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通过食堂用餐、工会会费等“以销代捐”。
返回泾川后，刘小平第一时间将消息告诉朱家涧的群众，这才让他们吃了定心丸。
为确保运往天津武清区的甜瓜品质，刘小平当起了甜瓜分拣的监督员，他忙完手头的工作，就一直盯在甜瓜分拣现场。
“6月5日，第一批2万斤甜瓜装车发往武清区。”杨苍龙对这一天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天镇上的干部、帮扶干部和村组干部忙完都4点多了。”
为了加快装车进度，让武清区市民吃上新鲜的甜瓜，王村镇机关干部、驻朱家涧村扶贫工作队，招募扶贫志愿者共计40余人，与朱家涧村群众一道，昼夜不休进行采摘、分拣、包装、装车。直到6月19日，总价值106万余元的18万斤甜瓜全部送达武清。
天津武清区的甜瓜送完后，杨苍龙并没有闲下来，他仍然忙得像陀螺。
47岁的杨苍龙，皮肤黝黑，说话声音大，干练利索，干起工作来风风火火。他半个多月没回家了，老婆意见特别大，电话里总问他：“到底啥把你吸引着不着家？”
他知道，只有甜瓜卖出去，变成现钱，他心里才踏实。
“2020年，我利用私人关系，帮助村里群众卖了15万元的甜瓜。”说话间，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满满的成就感。
元旦前，杨苍龙忙着给群众算瓜账，他手里捏着一沓厚厚的发票;“这些都是为企业消费扶贫、个人爱心义购的瓜菜开的票据。”他笑着说：“群众不容易，辛辛苦苦一年，种的瓜菜卖不出去，就白忙活咧。”
“今年我的甜瓜，杨书记给我联系卖出去2万多元，多亏了杨书记。”徐虎林嘿嘿一笑，一边和杨苍龙对账一边说。
朱家涧的群众笑了，甜瓜让他们的腰包鼓了起来;因为群众笑了，杨苍龙和帮扶队员也笑了，他们的辛苦付出没有白费，一切都是值得的……
五、如今幸福生活像花儿一样
今年45岁的朱惠平和妻子李海玲补拍了一张婚纱照，挂在他们卧室的正中央，脸上笑开了花。
“生活条件好了，今年收入也可以，就和妻子补照了一张婚纱照，也赶一回时髦，帮妻子圆了一个心愿。”朱惠平挠挠头，有点不好意思。 对朱惠平来说，他的高兴事还不止这一桩。
就在全县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上，他还被评为村上的种菜能手，登上全县的领奖台，披红戴花受到表彰奖励。
朱惠平说，种了10个大棚甜瓜，甜瓜卖完后加上种菜的收入，一年下来能收入5万多元，这是原来在老村子几年的收入。
“搬出来，只要人勤快，就不愁挣不到钱。”他说。最近几天他早上4点多起床，5点把前一天晚上摘好的西红柿和菠菜拉到平凉崆峒区的新阳光蔬菜批发市场进行批发，最近一连几天，收入天天过千元。
说起新年的打算，他笑着：“希望正在上高三的女儿，能考一个好的大学;自己把瓜菜种好，攒点钱，为在西安工作的儿子买楼房，交个首付。”
“原来在老村子，没有想这么多，种菜买楼房，想也不敢想。”朱惠平憨笑着，憧憬着美好的生活。
迁到移民新村后，群众的生活好了，收入高了，近两年村里买了10多辆小汽车。
朱存录说：“搬出来，人心齐了，觉悟高了，过好日子的人多了。
原来住在山里头，封闭顽固，思想落后，抬杠的人多，说闲话的人多。现在搬出来，眼界宽了，心态好了，都会过日子了，都争着比，看谁家的日子過得红火，看谁家能买个小车。”
王等祥家就在2020年国庆节前买了一辆十多万元的小轿车，村里的人都赶着去道贺。
以前走的是弯弯曲曲的山路，别说开车了，就连跑个三轮车都困难，村里的大多数人都得骑摩托。如今，宽阔的柏油路，时新的SUV汽车一路“小跑”，笑声不绝于耳。
对于眼前的幸福生活，53岁的郭小兰打心眼里高兴：“原来条件差，到处都是山，山高路远，吃水一直要用驴驮。家里种的大葱、粮食一年到头也就赚万把块钱。搬出来以后，有了自家的大棚，还能在知青记忆园里务工，日子越过越好了。”
郭小兰的丈夫朱成怀在村里的蔬菜专业合作社上班，有了固定收入，每月能领到3000元的工资，一年收入3万多元。他说，种一个大棚比种10亩粮食还划得来，他家那3头红牛还在合作社入了股，每年分红3650元。
说起住上楼房，信小玲笑着说：“以前在窑里做饭，烟熏火燎，二三月的天气，做饭的时候打倒烟，窑里全部是烟。现在好了，天燃气开关一拧，做饭不到半个小时呢。”
当时搬迁的时候，朱秉老人不同意，搬出来却满心欢喜：“我活了60多岁，没想到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打心里里感谢党和政府！”
搬出来并没有像当时朱秉所顾虑的那样要喝西北风，相反，他和老伴都找到了新工作。朱秉在村上的扶贫车间打零工。67岁的老伴杨莲珠，在镇上的川湘情饭馆揪面片，每月净收入2000多元。
最让朱存录高兴的是，村里娃娃找对象难的头疼问题解决了。以前10年没有娶进一个新媳妇，搬到移民新村，2019年一年就娶进了3个新媳妇。
“现在村里都没有大龄男娃娃了，再也不为这事犯愁了。”朱存录说话时，脸上笑出了褶。
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如今的朱家涧村建成了设施蔬菜园区、红牛养殖场，安置区斜对面建起的知青记忆园旅游景区，进入旅游旺季，人气爆棚。易地扶贫搬迁让朱家涧村群众告别了穷窝窝，如今，他们的生活和大棚里的蔬菜一样生气勃勃，和甜瓜一样芳香四溢，和红牛一样牛气冲天！
幸福的笑容洋溢在朱家涧人的脸上，他们的生活像花儿一样绽放……
责任编辑/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