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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局联合承办的“后危机时代中美经贸关系评价与展望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美国驻华大使馆等单位的中外专家学者与政府官员6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围绕“中美经贸关系回顾、评价与展望”以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两个主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与交流。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将对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在未来的健康发展以及积极稳健的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维护我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发挥积极的借鉴与参考作用。
当前，中美经贸关系正处在转型变革的关键期，广受社会关注。今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重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使汇率问题再次成为学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届论坛选定“中美经贸关系回顾、评价与展望”以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这两个主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引来了广大与会嘉宾热烈而精彩的讨论和争鸣。
关于与中美经贸关系问题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雨时指出：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虽崎岖曲折，但总体上看步履坚实。按照中方统计，1979年中美贸易额仅为24.5亿美元，2009年达到约2982亿美元，增长迅速。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中美建交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这是中美经贸关系的蜜月期，在这个阶段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边经贸关系的基础——最惠国待遇，每年几乎没有障碍的顺利通过。第二阶段从1989年到中国入世之前，由于政治因素等原因，中美双边经贸关系陷入低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克林顿政府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围绕最惠国待遇等问题，双方展开较量。在这个阶段中美经贸关系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劳改产品、纺织品转口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较严重的摩擦和冲突。第三阶段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快速发展。200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2007年突破3000亿美元，2008年达到3337亿美元，2009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回落。总体来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美贸易争端中，中方始终处于守势，美方咄咄逼人，对中方提出种种要求，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实力弱，发展水平低。人世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双方经贸关系开始呈现平等对话的态势。目前中国拥有2.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美之间货物贸易出现较大逆差和矛盾的原因主要是中美两国经济结构的差异，双方在经济上的互补性相当强，美国国内的制造业大量向中国转移，这决定了美国必须大量进口包括日用消费品在内的生活资料。而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正好满足了美国市场的需求，这种经济上的互补性决定了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性，同时也决定了中美经贸关系的相互依存性。展望未来，在近十年内，第一，中美经贸之间矛盾摩擦还会不断；第二，双边贸易额仍将稳定增长。预计2020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将达到5万亿美元，中美贸易额将达到7000-8000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将保持在8％以上的水平。美国的低储蓄、高消费率的模式很难根本改变，还会需要大量进口消费产品，中美之间的国际分工很难在中短期内改变，一些矛盾和问题依然会存在，但双方的利益共同点大于分歧点，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是非常广阔和光明的。
美国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教授冯鸿玑指出：美方历年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额远大于中国统计的对美贸易顺差额。中方历年统计的对美出口额总是小于美方统计的自中国进口额，中方历年统计的自美国进口额总是大于美方统计的对华出口额。如：2009年美方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为2268亿美元，中国统计的对美贸易顺差为1434亿美元，前者比后者多出834亿美元。2009年中方统计的对美出口额为2208亿美元，而美方统计的自中国进口额为2964亿美元。中方统计的自美国进口额为774亿美元，而美方统计的对华出口额为696亿美元。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顺差额占全球总额的26.6％；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逆差额占全球总额的34.2％，所以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关于欧债危机，冯鸿玑教授指出希腊政府在2009年末的债务额达到2734亿欧元，这相当于其GDP的115.1％，由于其财政收支差额的不断扩大，这一比重将在2012年快速增长到150％。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计划包括欧元区其他15个国家向希腊政府提供的800亿欧元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其提供300亿欧元的贷款，以帮助希腊政府缓解近几年的压力，希腊政府也将实施缩减财政支出和实施财税改革。希腊政府的政策改革是必须的，希腊将通过与债权人的谈判，或者延长债务偿还期限，或者缩减偿还债务的数额，这将使债权人遭受损失。意大利的财政部门将面临填补2011-2012年大约250亿欧元的财政收支赤字的困境，并且担忧受到源于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的传染。葡萄牙政府债券的评级也被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做了降级处理。冯鸿玑教授指出通货膨胀因素正在侵蚀着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际工资的大幅度上涨也给中国产品竞争力造成压力，富士康就是一个实例。另外中国国内的资产价格也在持续上涨。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应格外审慎，中国出口在未来面临着增长乏力的潜在威胁，与大量商品出口的流向相对应，中国现在正在经历对外投资的不断增长。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卢进勇教授认为。中美之间相互投资的特点是：第一，直接投资存在不平衡。美国对华投资多，中国对美投资少；美国不是中国的主要投资目的地，而反过来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投资目的地(东道国)，但地位正在下降(原因包括：对中国国内投资环境出现批评声音，主要指限制增多，包括行业准入、子公司设立、获取商业用地、外商的商业仲裁机制等；还有别国的竞争等因素)。第二，间接投资互为重要来源国，但结构和地位不稳定。中国对美主要是国债投资，应逐步开放企业和居民对美国股票、基金和企业债券投资，发展“直通车”和ODII等；美国对中国的间接投资主要是中国企业海外上市，但不稳定，应大力发展QFII。第三，中美相互投资是仅次于双边贸易的第二大经济联系纽带。关于中美相互直接投资的走势，卢进勇教授认为美国仍将是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国之一；但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在5-10年内不会大幅度增长，除非中国汽车业的品牌和竞争力发展起来。当前最适合中国企业投资的是美国的第三产业：金融、保险、商业批发零售、航运、餐饮、建筑、租赁、研发、设计等领域。农业、制造业美国都是世界第一，去投资比较难。海尔在南卡州的工厂具有特殊性，不具一般意义。美国矿业有限制，中国去投资的机会不多。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国际贸易与投资研究室主任冯雷认为：中美货物贸易平衡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发生在1992～1993年，在这个转折点上，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由持续逆差转为持续顺差，发生转折的背景是1992年的“南巡讲话”和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对外贸易启动高速增长。从1979-2008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在各自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看：中国对美进出口额在其外贸总额中的比重经历了先升后降的发展路径，峰值出现在1999年；美国对中国进出口在其外贸总额中的比重却基本保持了持续上升的势头，峰值出现在2008年。从中美贸易占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1979-2008年，中国对美进出口占中国GDP的比重由16.60％增长到59.25％，美国对中国进出口占美国GDP的比重由16.06％增长到24.34％。可以看出，虽然中美贸易对两国都越来越重要，但中美贸易对两国经济的重要程度的差异性还是比较明显。提高市场化程度是解决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状况的关键，美国应减少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对美国学者提出的关于美元回流的愿望，冯雷认为回流有两条途径：一是扩大对华出口，二是吸引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这对美国来说，具有多重利益：第一，在静态贸易利益方面，中美货物贸易趋于平衡；第二，使美国的产出的增加，就业机会增加。第三，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会有一部分是在美国新建企业，也可增加美国就业。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应重点放在两个方面：一是放松对华出口管制，二是放宽对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的政策。
关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问题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裴长洪指出：中国生产要素价格和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滞后，使许多要素和资源价格不能反映资源供给的稀缺性，造成了人民币币值“虚高”以及对人民币汇率的扭曲。要素价格和资源价格改革不深人进行，在这种价格扭曲基础上形成的人民币汇率肯定不可能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均衡汇率”。主张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依据只是中国的贸易顺差，这也没有学术依据，只是一种借口。贸易收支不能单独决定汇率水平。即便西方经济学关于“均衡汇率”的概念，也是指在中长期内与经济福利最大化保持一致的汇率水平，这包括就业福利。可见，均衡汇率并不是简单地定义为进出口完全相等的汇率水平，而是既要国内经济福利最大化，又要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中国的经济福利最大化，莫过于解决人民就业，这绝对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以往的讨论都很少涉及这方面问题，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政策设计缺乏这方面的考虑，以至于把满足人民就业福利的政策压力都推给财政。目前，中国部分行业的出口退税率已提高到17％，出口退税超额支付给人民币汇率造成“低估”的假象。当前继续大幅度增加出口退税将有很大困难。经测算，2009年的合理出口退税规模以4597亿元为宜，而实际为6487亿元。以合理退税，规模测算人民币汇率水平，美元兑人民币合理汇率应为6 9883，与重启汇改前的6.8310相比，应贬值2.30％。所以，目前所谓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印象，实际是出口退税超额支付的结果。2009年如果人民币汇率贬值2.3％，相应可节约1890亿元的出口退税财政支出。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风险包括：外汇储备资产的缩水，出口经营风险等。如果中国进一步增加出口退税，用国家财政力量平衡人民币汇率上的尴尬处境，其结果会使人民币汇率进一步扭曲。同时，外贸问题上的财政退出政策将更加困难，财政风险不断累积下去。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助理殷剑锋就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发表了演讲。他认为，高储蓄率、后发国家货币的国际化有两个通道：第一，总体上依靠资本项目的资金净流出(对外放贷)；第二，在经常项目呈现总体盈余的情况下，策略性地选择贸易对手和实施资本项目开放战略，推动本币在经常项目方面的国际化。货币国际化有两种模式，即美元模式和欧元模式。日元国际化的教训包括：第一，日元作为贸易计价和交易货币的职能没有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在日本、德国、美国和英国四国对外贸易中，日元在对外贸易中担当贸易计价和交易货币职能的比重最低。1980年，日本的出口贸易和进口中仅分别有31％和2％使用日元。第二，日本的进口产品结构限制了日元在日本进口贸易中的使用。日本进口贸易很少使用日元的重要原因是能源占日本进口的比重超过了50％，而能源是以美元计价、交易的。第三，日本的出口区域结构限制了日元在日本出口贸易中的使用。1980年，在日本出口贸易中，有近1/4是对美出口，日元难以在对美贸易中取代美元。同时，在对其他区域的出口贸易中，日元的使用也受到一定限制。第四，价值储藏功能的匮乏限制了日元作为贸易计价和结算货币的职能。日本一直没有改变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资本市场长期欠发达，以日本家庭资产结构为例，直至1995年尚有近50％是银行存款。不断增加的养老保险要么回存到银行体系，要么被投资到问题重重的股票和地产市场。第五，在国内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的同时，日本没有充分利用日元离岸市场。关于人民币的国际化，第一，中国对外贸易结构意味着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国际化路程任重道远。在2008年的中国出口额和进口额中，储备货币国家／地区(北美、欧洲、日本)占比分别达到了51％和37％。第二，在能源进口的推动下。初级产品进口额在中国进口额中的比重不断上升，限制了人民币通过进口贸易输出境外的通道。第三，落后的金融体系结构限制了人民币的价值储藏职能。在中国，包括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等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资产份额只有10％强。尤其是在金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都极其重要的养老基金，其份额只占到3％左右，其种类几乎完全是实行现收现付体制的全国社保基金，私人养老金几乎不存在。第四，资本市场不发达也限制了人民币价值储藏的职能。在中国，居民70％左右的资产是银行的存款和少量现金，包括股票、债券、养老金等在内其他金融资产只有30％。而在美国。居民持有的存款和现金只有22％左右，而份额最大的金融资产是养老准备金。第五，行政管制背景下多头分散的金融管理格局阻碍了金融创新和发展。人民币与日元国际化的重要差异之一是中国已经有了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我们应基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策略性地使用QDII和QFII工具，在有序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的过程中，发展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并借此刺激、推动国内资本市场发展和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WTO与服务贸易研究室主任于立新认为：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需把握的问题有：首先，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以市场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度。其次，要努力缓解国际压力，为弹性汇率调整创造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第三，要坚持“自主、可控、渐进”原则，灵活调控升值节奏。第四，要合理引导人民币升值预期，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第五，要加强汇率均衡水平的研究和测算，最终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进出口的影响从长期来看，可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企业高新技术的研发和创新。但从短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必然会给我国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出口企业带来阵痛，会导致大量中小企业倒闭，而其对于简单加工贸易的打击将是致命的。目前，美国国内的失业和经济低迷并不是中国贸易顺差过大和人民币币值低估造成的，而主要是美方没有放开高新技术对华出口，如果人民币继续升值20％，美国仍然不放开高新技术对华出口，还是解决不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问题。同时，人民币激进升值可能会引发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如中国限制对美国的出口，美国人将无法享用中国价廉物美的产品，美国相关产业工人面临更为严峻的失业。因此，强制人民币升值对中美两国来说都是弊大于利的。人民币币值并未被低估，生产要素价格低估才是导致中国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人民币升值后。广大劳动密集型企业必须加快技术升级、产品结构调整，拓宽营销渠道，加强研发以及品牌塑造。同时，不断加大高新技术及其设备的进口，从而把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发挥到最大效益。企业应重点增强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努力争取时间对企业进行调整和转型，从而形成自身的产业优势，增强定价权。与此同时，应积极“走出去”，在开发国内市场的同时寻求新的海外市场。
当前，中美经贸关系正处在转型变革的关键期，广受社会关注。今年6月19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重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使汇率问题再次成为学界和媒体关注的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届论坛选定“中美经贸关系回顾、评价与展望”以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这两个主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引来了广大与会嘉宾热烈而精彩的讨论和争鸣。
关于与中美经贸关系问题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李雨时指出：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虽崎岖曲折，但总体上看步履坚实。按照中方统计，1979年中美贸易额仅为24.5亿美元，2009年达到约2982亿美元，增长迅速。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中美建交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这是中美经贸关系的蜜月期，在这个阶段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边经贸关系的基础——最惠国待遇，每年几乎没有障碍的顺利通过。第二阶段从1989年到中国入世之前，由于政治因素等原因，中美双边经贸关系陷入低谷。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克林顿政府将最惠国待遇与人权挂钩，围绕最惠国待遇等问题，双方展开较量。在这个阶段中美经贸关系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劳改产品、纺织品转口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较严重的摩擦和冲突。第三阶段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美双边经贸关系快速发展。2005年双边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2007年突破3000亿美元，2008年达到3337亿美元，2009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有所回落。总体来看，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中美贸易争端中，中方始终处于守势，美方咄咄逼人，对中方提出种种要求，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国经济实力弱，发展水平低。人世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逐步增强，双方经贸关系开始呈现平等对话的态势。目前中国拥有2.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美之间货物贸易出现较大逆差和矛盾的原因主要是中美两国经济结构的差异，双方在经济上的互补性相当强，美国国内的制造业大量向中国转移，这决定了美国必须大量进口包括日用消费品在内的生活资料。而中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正好满足了美国市场的需求，这种经济上的互补性决定了中美贸易之间的不平衡性，同时也决定了中美经贸关系的相互依存性。展望未来，在近十年内，第一，中美经贸之间矛盾摩擦还会不断；第二，双边贸易额仍将稳定增长。预计2020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将达到5万亿美元，中美贸易额将达到7000-8000亿美元，年平均增长率将保持在8％以上的水平。美国的低储蓄、高消费率的模式很难根本改变，还会需要大量进口消费产品，中美之间的国际分工很难在中短期内改变，一些矛盾和问题依然会存在，但双方的利益共同点大于分歧点，未来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是非常广阔和光明的。
美国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教授冯鸿玑指出：美方历年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额远大于中国统计的对美贸易顺差额。中方历年统计的对美出口额总是小于美方统计的自中国进口额，中方历年统计的自美国进口额总是大于美方统计的对华出口额。如：2009年美方统计的对华贸易逆差为2268亿美元，中国统计的对美贸易顺差为1434亿美元，前者比后者多出834亿美元。2009年中方统计的对美出口额为2208亿美元，而美方统计的自中国进口额为2964亿美元。中方统计的自美国进口额为774亿美元，而美方统计的对华出口额为696亿美元。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顺差额占全球总额的26.6％；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逆差国，逆差额占全球总额的34.2％，所以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比较突出。关于欧债危机，冯鸿玑教授指出希腊政府在2009年末的债务额达到2734亿欧元，这相当于其GDP的115.1％，由于其财政收支差额的不断扩大，这一比重将在2012年快速增长到150％。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救援计划包括欧元区其他15个国家向希腊政府提供的800亿欧元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其提供300亿欧元的贷款，以帮助希腊政府缓解近几年的压力，希腊政府也将实施缩减财政支出和实施财税改革。希腊政府的政策改革是必须的，希腊将通过与债权人的谈判，或者延长债务偿还期限，或者缩减偿还债务的数额，这将使债权人遭受损失。意大利的财政部门将面临填补2011-2012年大约250亿欧元的财政收支赤字的困境，并且担忧受到源于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的传染。葡萄牙政府债券的评级也被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做了降级处理。冯鸿玑教授指出通货膨胀因素正在侵蚀着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实际工资的大幅度上涨也给中国产品竞争力造成压力，富士康就是一个实例。另外中国国内的资产价格也在持续上涨。中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应格外审慎，中国出口在未来面临着增长乏力的潜在威胁，与大量商品出口的流向相对应，中国现在正在经历对外投资的不断增长。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卢进勇教授认为。中美之间相互投资的特点是：第一，直接投资存在不平衡。美国对华投资多，中国对美投资少；美国不是中国的主要投资目的地，而反过来中国是美国的主要投资目的地(东道国)，但地位正在下降(原因包括：对中国国内投资环境出现批评声音，主要指限制增多，包括行业准入、子公司设立、获取商业用地、外商的商业仲裁机制等；还有别国的竞争等因素)。第二，间接投资互为重要来源国，但结构和地位不稳定。中国对美主要是国债投资，应逐步开放企业和居民对美国股票、基金和企业债券投资，发展“直通车”和ODII等；美国对中国的间接投资主要是中国企业海外上市，但不稳定，应大力发展QFII。第三，中美相互投资是仅次于双边贸易的第二大经济联系纽带。关于中美相互直接投资的走势，卢进勇教授认为美国仍将是中国利用外资的主要来源国之一；但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在5-10年内不会大幅度增长，除非中国汽车业的品牌和竞争力发展起来。当前最适合中国企业投资的是美国的第三产业：金融、保险、商业批发零售、航运、餐饮、建筑、租赁、研发、设计等领域。农业、制造业美国都是世界第一，去投资比较难。海尔在南卡州的工厂具有特殊性，不具一般意义。美国矿业有限制，中国去投资的机会不多。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国际贸易与投资研究室主任冯雷认为：中美货物贸易平衡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发生在1992～1993年，在这个转折点上，中国对美国货物贸易由持续逆差转为持续顺差，发生转折的背景是1992年的“南巡讲话”和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对外贸易启动高速增长。从1979-2008年中美双边货物贸易在各自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看：中国对美进出口额在其外贸总额中的比重经历了先升后降的发展路径，峰值出现在1999年；美国对中国进出口在其外贸总额中的比重却基本保持了持续上升的势头，峰值出现在2008年。从中美贸易占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看，1979-2008年，中国对美进出口占中国GDP的比重由16.60％增长到59.25％，美国对中国进出口占美国GDP的比重由16.06％增长到24.34％。可以看出，虽然中美贸易对两国都越来越重要，但中美贸易对两国经济的重要程度的差异性还是比较明显。提高市场化程度是解决中美货物贸易不平衡状况的关键，美国应减少对华高技术产品出口管制。对美国学者提出的关于美元回流的愿望，冯雷认为回流有两条途径：一是扩大对华出口，二是吸引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这对美国来说，具有多重利益：第一，在静态贸易利益方面，中美货物贸易趋于平衡；第二，使美国的产出的增加，就业机会增加。第三，中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会有一部分是在美国新建企业，也可增加美国就业。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调整应重点放在两个方面：一是放松对华出口管制，二是放宽对中国企业到美国投资的政策。
关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问题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所长裴长洪指出：中国生产要素价格和资源价格市场化改革的滞后，使许多要素和资源价格不能反映资源供给的稀缺性，造成了人民币币值“虚高”以及对人民币汇率的扭曲。要素价格和资源价格改革不深人进行，在这种价格扭曲基础上形成的人民币汇率肯定不可能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均衡汇率”。主张人民币汇率升值的依据只是中国的贸易顺差，这也没有学术依据，只是一种借口。贸易收支不能单独决定汇率水平。即便西方经济学关于“均衡汇率”的概念，也是指在中长期内与经济福利最大化保持一致的汇率水平，这包括就业福利。可见，均衡汇率并不是简单地定义为进出口完全相等的汇率水平，而是既要国内经济福利最大化，又要保持国际收支基本平衡。中国的经济福利最大化，莫过于解决人民就业，这绝对是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以往的讨论都很少涉及这方面问题，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政策设计缺乏这方面的考虑，以至于把满足人民就业福利的政策压力都推给财政。目前，中国部分行业的出口退税率已提高到17％，出口退税超额支付给人民币汇率造成“低估”的假象。当前继续大幅度增加出口退税将有很大困难。经测算，2009年的合理出口退税规模以4597亿元为宜，而实际为6487亿元。以合理退税，规模测算人民币汇率水平，美元兑人民币合理汇率应为6 9883，与重启汇改前的6.8310相比，应贬值2.30％。所以，目前所谓人民币汇率被低估的印象，实际是出口退税超额支付的结果。2009年如果人民币汇率贬值2.3％，相应可节约1890亿元的出口退税财政支出。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风险包括：外汇储备资产的缩水，出口经营风险等。如果中国进一步增加出口退税，用国家财政力量平衡人民币汇率上的尴尬处境，其结果会使人民币汇率进一步扭曲。同时，外贸问题上的财政退出政策将更加困难，财政风险不断累积下去。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所长助理殷剑锋就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发表了演讲。他认为，高储蓄率、后发国家货币的国际化有两个通道：第一，总体上依靠资本项目的资金净流出(对外放贷)；第二，在经常项目呈现总体盈余的情况下，策略性地选择贸易对手和实施资本项目开放战略，推动本币在经常项目方面的国际化。货币国际化有两种模式，即美元模式和欧元模式。日元国际化的教训包括：第一，日元作为贸易计价和交易货币的职能没有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在日本、德国、美国和英国四国对外贸易中，日元在对外贸易中担当贸易计价和交易货币职能的比重最低。1980年，日本的出口贸易和进口中仅分别有31％和2％使用日元。第二，日本的进口产品结构限制了日元在日本进口贸易中的使用。日本进口贸易很少使用日元的重要原因是能源占日本进口的比重超过了50％，而能源是以美元计价、交易的。第三，日本的出口区域结构限制了日元在日本出口贸易中的使用。1980年，在日本出口贸易中，有近1/4是对美出口，日元难以在对美贸易中取代美元。同时，在对其他区域的出口贸易中，日元的使用也受到一定限制。第四，价值储藏功能的匮乏限制了日元作为贸易计价和结算货币的职能。日本一直没有改变以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结构，资本市场长期欠发达，以日本家庭资产结构为例，直至1995年尚有近50％是银行存款。不断增加的养老保险要么回存到银行体系，要么被投资到问题重重的股票和地产市场。第五，在国内金融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的同时，日本没有充分利用日元离岸市场。关于人民币的国际化，第一，中国对外贸易结构意味着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国际化路程任重道远。在2008年的中国出口额和进口额中，储备货币国家／地区(北美、欧洲、日本)占比分别达到了51％和37％。第二，在能源进口的推动下。初级产品进口额在中国进口额中的比重不断上升，限制了人民币通过进口贸易输出境外的通道。第三，落后的金融体系结构限制了人民币的价值储藏职能。在中国，包括保险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等各类非银行金融机构在整个金融体系中的资产份额只有10％强。尤其是在金融、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都极其重要的养老基金，其份额只占到3％左右，其种类几乎完全是实行现收现付体制的全国社保基金，私人养老金几乎不存在。第四，资本市场不发达也限制了人民币价值储藏的职能。在中国，居民70％左右的资产是银行的存款和少量现金，包括股票、债券、养老金等在内其他金融资产只有30％。而在美国。居民持有的存款和现金只有22％左右，而份额最大的金融资产是养老准备金。第五，行政管制背景下多头分散的金融管理格局阻碍了金融创新和发展。人民币与日元国际化的重要差异之一是中国已经有了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我们应基于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策略性地使用QDII和QFII工具，在有序推动资本项目开放的过程中，发展香港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并借此刺激、推动国内资本市场发展和上海金融中心的建设。
中国社科院财贸所WTO与服务贸易研究室主任于立新认为：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需把握的问题有：首先，要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坚持以市场为基础的浮动汇率制度。其次，要努力缓解国际压力，为弹性汇率调整创造相对宽松的舆论环境。第三，要坚持“自主、可控、渐进”原则，灵活调控升值节奏。第四，要合理引导人民币升值预期，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第五，要加强汇率均衡水平的研究和测算，最终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进出口的影响从长期来看，可以促进我国产业结构调整，加快企业高新技术的研发和创新。但从短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必然会给我国处于产业链低端的出口企业带来阵痛，会导致大量中小企业倒闭，而其对于简单加工贸易的打击将是致命的。目前，美国国内的失业和经济低迷并不是中国贸易顺差过大和人民币币值低估造成的，而主要是美方没有放开高新技术对华出口，如果人民币继续升值20％，美国仍然不放开高新技术对华出口，还是解决不了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问题。同时，人民币激进升值可能会引发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如中国限制对美国的出口，美国人将无法享用中国价廉物美的产品，美国相关产业工人面临更为严峻的失业。因此，强制人民币升值对中美两国来说都是弊大于利的。人民币币值并未被低估，生产要素价格低估才是导致中国贸易顺差的根本原因。人民币升值后。广大劳动密集型企业必须加快技术升级、产品结构调整，拓宽营销渠道，加强研发以及品牌塑造。同时，不断加大高新技术及其设备的进口，从而把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发挥到最大效益。企业应重点增强自主创新和研发能力，增加产品的附加值，努力争取时间对企业进行调整和转型，从而形成自身的产业优势，增强定价权。与此同时，应积极“走出去”，在开发国内市场的同时寻求新的海外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