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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花洲书院毕竟有些凉了,邓州不同苏州,庭院中手植的几株桂花树芬芳凋谢,但那又有何关系呢?书香不比花香更雅致吗?目送一班刚刚诵习经典的学子,范仲淹转身走进春风堂,放下手中书卷,几案上那幅《洞庭晚秋图》又牵扯出几番旧日思绪。
日星隐耀 去国怀乡
庆历三年(1043年),朝政时弊令他极为痛心,当酝酿多时的《十事疏》上奏仁宗后,圣上明朗的态度令他欣喜不已——采纳建议,立即施行,“庆历新政”轰轰烈烈地开始了。然而好景不长,新政触及大官僚利益,不久就因保守派的反对而夭折了,他也因此被贬至陕西四路宣抚使。贬谪这种事他经历得太多了,还是秀才时就多次上书批评宰相,因而三次被贬。友人梅尧臣曾劝他慎言,少管闲事,他在《灵乌赋》中直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身傲骨,宁折不弯。然而同是锐意革新的好友滕子京竟被诬告“在汪州费公钱十六万贯”(《宋史》卷三百三),庆历四年春降官知岳州。这个好友他是了解的,“尚气,倜傥自任”,一直担心他闹出事来,常想劝慰一番。怎奈庆历五年,自己的参知政事又被罢免,改知邠州,不久改知鄧州。颠沛迁徙中,好多事也只好交给时间了。
花洲春长 宠辱偕忘
庆历六年(1046)正月,五十八岁的范仲淹正式赴任邓州,此时他的身体状况不佳。大凡遭际若公者,难免生出“老病孤舟”的慨叹,但是由“处庙堂之高”的参知政事被贬任“处江湖之远”的邓州知州的范仲淹却并没有气馁和悲观。宦海沉浮中,少时猛志从未摧折。虽不能将改革在全国贯彻,但他仍希望能在邓州这片小天地实现富民强国的梦想。如其在《邓州谢上表》中所言:“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
邓州城东南的湍河畔有处小洲,原本景色绝佳,但因疏于修整,现出破败之景。他重新组织规划,一座公园神话般展现在邓州百姓面前。百花齐放,绿树成行,众鸟栖集,啁啾鸣唱,流水潺湲,如调素琴,“百花洲”名声再起,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以此为契机,他又重修“览秀亭”,建造“春风阁”,景致秀美,如临江南。在野言教,政在教中。他兴办“花洲书院”,闲暇之时常去执经讲学,使该书院成为当地的人才培养基地,邓州后来人才辈出和他的这些努力是分不开的。除此之外,他组织兴修水利,保土安民,政绩斐然,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并且始终深入民间,体恤民力,因此即使是乡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自此,他才真正感到了欣慰。
属文记胜 规箴知己
同年六月,好友滕子京派人来见范仲淹,求他为自己整修的江南名楼岳阳楼作记以传久远。信中说:“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为著。”他还得知滕子京贬官岳州后,经过两年的苦心治理,政绩卓著,岳州出现了欣欣向荣的面貌,这令他非常高兴。随信带来的还有一幅《洞庭晚秋图》,除了修葺一新的岳阳楼,画面上那“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气象,让身处邓州的他思绪万千。范仲淹的朱姓继父曾任洞庭湖畔的安乡县令,他跟随继父在洞庭湖畔度过了少年时代,洞庭湖优美的风光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那里,他是有感情的,自不必说现在那是好友所在之地了。受此重托,不敢怠慢。然而他并未亲登重修之楼,且此楼自唐代以来就成为誉满天下的名胜了,唐宋之际,朝廷贬官又大多远谪西南,历代失意官吏与迁客骚人,多会于此,前人之述备矣。若想不落窠臼只有另辟蹊径了。
九月十五日这一天,仿佛命运安排好了一般,他突然有了灵感。观览图卷片刻,抬头望向天边,他想到了站在岳阳楼上远眺洞庭湖的壮阔景色,想到了滕子京贬官后为治理好岳阳所做的艰苦努力,想到了自己在邓州做地方官的感受,想到了自己遭受挫折的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于是,墨迹在纸上绽放了。
简略介绍作文缘由及岳阳楼之大观后,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和好友相同的遭遇,不正像“淫雨霏霏”的时节里,湖面上“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景象吗?此时人最容易感到迷茫,再登楼凭栏,看到的只有“日星隐耀,山岳潜形”,辨别不了方向,看不到希望,怎能不怀“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之愁绪呢?难怪杜甫要“凭轩涕泗流”呢!此中有悲苦,古今人皆同。
而当“春和景明”之时再登楼,放眼望去,那般“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悦人眼目;沙鸥、锦鳞、岸芷、汀兰,点染在壮阔的画面中,顿时显得灵动非常。待到“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夜色中的那份静谧因了“渔歌互答”更显出万籁俱寂时自然雄奇的感染力。此乐何极!怎能不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更别说把酒临风了,真的只有“喜洋洋”这样充满世俗气息的词可以形容贴切了。
然而世俗之人的悲喜放到自然面前,总显得那么不值得一提,更别说放到历史的巨浪惊涛中了。那么古代的圣贤仁者会如何呢?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当这些经典的语言飞入脑海,一切都清晰了。他不禁慨叹:“嗟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八个字顺理成章地落在纸上。外物和个人的悲喜何足道也?在位自当陈力就列,在野又能怎样?只要想为国效力,为民谋福,在哪里都能做到。有感而发,他继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太过消极愁苦了,乐从何来呢?想想岳州,看看邓州,相隔何止千里万里?两个贬谪之人却都在做着同样的事,务必鞠躬尽瘁,使政通人和。这不是乐吗?对,这就是吾辈应有之忧乐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既然身为一方父母,怎敢辜负黎民之盼?誓磨铁肩,担起天下!“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文末一句有劝勉滕子京之意,但谁说这不是对天下所有人的一种规箴呢?
真如滕子京所言,岳阳楼从此跟范仲淹紧紧联系在一起。那赤胆忠心跃然纸上,《岳阳楼记》风行千古,成为后世无数仁人志士身体力行的行为准则。范仲淹更是用他的生命为这篇豪壮的美文做了一个最好的注脚。
今日的邓州街头还耸立着范仲淹的巨型塑像,他当年创办的花洲书院已成为当地享有盛名的邓州市第四高级中学的一部分,琅琅书声穿越千年的时空,依旧在古老的花洲书院中响起。
日星隐耀 去国怀乡
庆历三年(1043年),朝政时弊令他极为痛心,当酝酿多时的《十事疏》上奏仁宗后,圣上明朗的态度令他欣喜不已——采纳建议,立即施行,“庆历新政”轰轰烈烈地开始了。然而好景不长,新政触及大官僚利益,不久就因保守派的反对而夭折了,他也因此被贬至陕西四路宣抚使。贬谪这种事他经历得太多了,还是秀才时就多次上书批评宰相,因而三次被贬。友人梅尧臣曾劝他慎言,少管闲事,他在《灵乌赋》中直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身傲骨,宁折不弯。然而同是锐意革新的好友滕子京竟被诬告“在汪州费公钱十六万贯”(《宋史》卷三百三),庆历四年春降官知岳州。这个好友他是了解的,“尚气,倜傥自任”,一直担心他闹出事来,常想劝慰一番。怎奈庆历五年,自己的参知政事又被罢免,改知邠州,不久改知鄧州。颠沛迁徙中,好多事也只好交给时间了。
花洲春长 宠辱偕忘
庆历六年(1046)正月,五十八岁的范仲淹正式赴任邓州,此时他的身体状况不佳。大凡遭际若公者,难免生出“老病孤舟”的慨叹,但是由“处庙堂之高”的参知政事被贬任“处江湖之远”的邓州知州的范仲淹却并没有气馁和悲观。宦海沉浮中,少时猛志从未摧折。虽不能将改革在全国贯彻,但他仍希望能在邓州这片小天地实现富民强国的梦想。如其在《邓州谢上表》中所言:“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
邓州城东南的湍河畔有处小洲,原本景色绝佳,但因疏于修整,现出破败之景。他重新组织规划,一座公园神话般展现在邓州百姓面前。百花齐放,绿树成行,众鸟栖集,啁啾鸣唱,流水潺湲,如调素琴,“百花洲”名声再起,百姓无不拍手称快。以此为契机,他又重修“览秀亭”,建造“春风阁”,景致秀美,如临江南。在野言教,政在教中。他兴办“花洲书院”,闲暇之时常去执经讲学,使该书院成为当地的人才培养基地,邓州后来人才辈出和他的这些努力是分不开的。除此之外,他组织兴修水利,保土安民,政绩斐然,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并且始终深入民间,体恤民力,因此即使是乡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自此,他才真正感到了欣慰。
属文记胜 规箴知己
同年六月,好友滕子京派人来见范仲淹,求他为自己整修的江南名楼岳阳楼作记以传久远。信中说:“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久,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为著。”他还得知滕子京贬官岳州后,经过两年的苦心治理,政绩卓著,岳州出现了欣欣向荣的面貌,这令他非常高兴。随信带来的还有一幅《洞庭晚秋图》,除了修葺一新的岳阳楼,画面上那“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气象,让身处邓州的他思绪万千。范仲淹的朱姓继父曾任洞庭湖畔的安乡县令,他跟随继父在洞庭湖畔度过了少年时代,洞庭湖优美的风光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那里,他是有感情的,自不必说现在那是好友所在之地了。受此重托,不敢怠慢。然而他并未亲登重修之楼,且此楼自唐代以来就成为誉满天下的名胜了,唐宋之际,朝廷贬官又大多远谪西南,历代失意官吏与迁客骚人,多会于此,前人之述备矣。若想不落窠臼只有另辟蹊径了。
九月十五日这一天,仿佛命运安排好了一般,他突然有了灵感。观览图卷片刻,抬头望向天边,他想到了站在岳阳楼上远眺洞庭湖的壮阔景色,想到了滕子京贬官后为治理好岳阳所做的艰苦努力,想到了自己在邓州做地方官的感受,想到了自己遭受挫折的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于是,墨迹在纸上绽放了。
简略介绍作文缘由及岳阳楼之大观后,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和好友相同的遭遇,不正像“淫雨霏霏”的时节里,湖面上“阴风怒号,浊浪排空”的景象吗?此时人最容易感到迷茫,再登楼凭栏,看到的只有“日星隐耀,山岳潜形”,辨别不了方向,看不到希望,怎能不怀“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之愁绪呢?难怪杜甫要“凭轩涕泗流”呢!此中有悲苦,古今人皆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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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世俗之人的悲喜放到自然面前,总显得那么不值得一提,更别说放到历史的巨浪惊涛中了。那么古代的圣贤仁者会如何呢?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进不入以离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当这些经典的语言飞入脑海,一切都清晰了。他不禁慨叹:“嗟夫!”“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八个字顺理成章地落在纸上。外物和个人的悲喜何足道也?在位自当陈力就列,在野又能怎样?只要想为国效力,为民谋福,在哪里都能做到。有感而发,他继续写道:“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太过消极愁苦了,乐从何来呢?想想岳州,看看邓州,相隔何止千里万里?两个贬谪之人却都在做着同样的事,务必鞠躬尽瘁,使政通人和。这不是乐吗?对,这就是吾辈应有之忧乐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既然身为一方父母,怎敢辜负黎民之盼?誓磨铁肩,担起天下!“噫!微斯人,吾谁与归?”文末一句有劝勉滕子京之意,但谁说这不是对天下所有人的一种规箴呢?
真如滕子京所言,岳阳楼从此跟范仲淹紧紧联系在一起。那赤胆忠心跃然纸上,《岳阳楼记》风行千古,成为后世无数仁人志士身体力行的行为准则。范仲淹更是用他的生命为这篇豪壮的美文做了一个最好的注脚。
今日的邓州街头还耸立着范仲淹的巨型塑像,他当年创办的花洲书院已成为当地享有盛名的邓州市第四高级中学的一部分,琅琅书声穿越千年的时空,依旧在古老的花洲书院中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