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期间的鲁迅研究中，有不少的人曾对“遵命文学”津津乐道大做过文章，称颂鲁迅是提倡写“遵命文学”的第一人，因而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正确地公开地自觉地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予以确立的典范。”（《保卫鲁迅的战斗传统》）并因此提出“听将令”的“遵命文学”是与鲁迅身上的“艺术的生命是真实”的思想是毫无共同之处的，认为“真实是艺术的生命”的提法是荒谬的，是“歪曲了鲁迅”。文革后，有大量的鲁迅研究者纠正了这一错误的观点，并从鲁迅提出“遵命文学”的特定环境与特指意义等方面，指出那并非独立的文学新概念或新主张，真实地还原了“遵命文学”在鲁迅那里的原始的意义，这无疑都是很有意义的。但是都还没有具体地阐述“遵命文学”与鲁迅的整体艺术、思想追求的关系。是完全的背离和矛盾呢？还是有着其内在的联系？这正是笔者本文要讨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