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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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苦音音阶的形成与古代龟兹音阶之传入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中国传统音阶与龟兹音阶互相融合的产物。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龟兹音阶传人中原的历史;将古龟兹音阶与中国传统音阶进行一番比较,了解它们融合的过程,这样便能看清今天的苦音音阶与古龟兹音阶之间的亲缘关系。汉代丝绸之路的畅通,为西域音乐文化之流向中原开创了良好的条件。到了隋唐,达到了空前的程度。音乐文化之输入,首先是大量乐人之东来。他们带来了各种中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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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苦音音阶的形成与古代龟兹音阶之传入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中国传统音阶与龟兹音阶互相融合的产物。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龟兹音阶传人中原的历史;将古龟兹音阶与中国传统音阶进行一番比较,了解它们融合的过程,这样便能看清今天的苦音音阶与古龟兹音阶之间的亲缘关系。汉代丝绸之路的畅通,为西域音乐文化之流向中原开创了良好的条件。到了隋唐,达到了空前的程度。音乐文化之输入,首先是大量乐人之东来。他们带来了各种中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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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八十年代,我国许多专家学者,继叶栋同志之后,对敦煌曲谱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试译,推动了救活古谱的工作,为敦煌曲谱的释迷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一九八五年第三期《音乐研
<正> 今年年初文化部在北京举办了曲艺优秀节目汇报演出,参加演出的是一部分省、市曲艺团体近年创作的包括二十五个曲种的七十五个节目。其中绝大多数是反映我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和生产斗争的现代节目。这些节目以高度的政治热情歌颂了社会主义时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因而受到了首都人民的欢迎和文艺界的赞誉。这次演出展示了曲艺艺术的新面貌,无论从节目的思想性、艺术性以及表演水平来看,都比1958年8月第一届全国曲艺会演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曲艺音乐的改革工作的成绩更为显著。
<正> 当前最重要的问题,是音乐创作落后于广大人民的音乐生活的需要。无疑,三中全会以来,姊妹艺术譬如文学、戏剧、美术……在创作成就上都先进于音乐,也就是说,我们还少见具有一定的历史深度(历史概括性)和鲜明的时代精神的音乐作品。这是事实。造成这种情况,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之一,我认为正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题目。近年来,我们对音乐创作理论、音乐创作方法的讨论不够充分和活跃,便是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甚至是重要原因之一。以音乐院校为例,作曲教学更多着力的是所谓“四大件力的音乐工艺学(和声、复调、曲体、
<正> 在研究和探讨闽南和粤东的民间音乐和戏曲声腔的起源时,张伯杰同志曾于1983年10月由花城出版社再版《潮剧音乐》,书中的《潮剧声腔的起源及流变》一文中持“陈之光是隋朝协律郎陈政之子,陈政官居太常寺(即最高音乐官),晚年入闽垦植。其子之光精通音乐,永乐(应为永隆之误)初年平盗有功,官至漳州镇抚。”的观点,该文于《音乐研究》1984年第4期再次刊出。陈之光是开
<正> 一九五八年,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下,我国不仅在工农业生产方面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局面,同时,在音乐创作的领域内,也呈现出一片百花争妍、万紫千红的繁荣景象。上海音乐学院肖白、王久芳、王强、张英民等四位青年同学集体创作的《幸福河大合唱》,便是其中鲜艳夺目的花朵之一。《幸福河大合唱》(以下简称《幸福河》)写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月。当时,上海音乐学院为了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和教育方针,在院党委的亲自领导下,全院师生组成了三个演出队,分别到江苏、浙江、安徽三省进行“六边”(边
<正> 聂耳同志一九三二年八月到北平,这是他战斗生活史上又一次重要的转折。从上海明月歌舞团职业艺术家的生活被“排挤”出来,一下突然转到火热的民族解放斗争前线的北平,进入北平云南会馆的一大批同乡朋友复杂混乱的生活圈,后两月又积极参加了北平左翼的戏
<正> 中国音乐资料馆于7月21日成立。吕骥、周巍峙、赵沨、李凌、孙慎、黄翔鹏、厉声、冯光钰、张权、黎英海及海内外学者多人出席了成立典礼。
<正> 音乐考古,是近十几年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继古代乐律学、古代音乐美学研究之后产生的又一个“热点”。不少音乐史工作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投入此中,并已产生有相当数量的学术成果。新近见到的《陕西出土音乐文物》(方建军、蒋昹荷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3月第1版),便是音乐文物考古领域中一个可喜的学术成果。该
<正> 近年,学者们对维吾尔族木卡姆产生的时期,有如下不同观点:维吾尔族学者阿不都秀库尔·穆罕默德·伊明、努尔穆罕默德·道列提提出:“早在公元前二世纪时就有《摩诃兜勒》曲,它是现代哈密木卡姆中《乌鲁克兜勒》木卡姆的雏形。公元四世纪出现了名为维多莎迦的龟兹木卡姆音乐家,以后还出现了著名作曲家苏祗婆和白明达。至今我们从克孜尔千佛洞石窟壁画中仍能看到龟兹木卡姆演奏歌舞伎群象。”关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