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原云南省教育厅厅长罗崇敏发微博称：高考“状元”在各自的事业上几乎都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与社会预期相差甚远。据说，我国改革开放后，约2 000多名高考“状元”，现在没有一个成为所在领域的领军人物。罗厅长的“发现”，引起媒体关于“状元”的又一阵热议。
　　其实，高考“状元”职场表现这一话题由来已久。2009年，中国校友会网发布《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经过对1977～2008年全国各地区高考“状元”的求学和职业等状况的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和罗厅长的发现高度一致。从近年来涌现的“杰出政治家校友榜、院士校友榜、杰出人文社会科学家校友榜、富豪企业家校友榜、长江学者”等顶层人才榜上，也都未发现高考“状元”的身影。公众由此疑惑，“状元”职场表现同社会预期相去甚远，是“状元”自身的问题，还是社会对“状元”的期待有问题？
　　有人认为，“状元”即使没有成为著名人士，但“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内取得成绩和进展，拥有和谐美满的家庭，不断提高个人修养等，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成功”，因此，应该“以平常心待之”。意思很明确，“状元”没问题，而公众对“成功”理解有误，对“状元”的期待有偏差。
　　当然，谁都不敢说“人生幸福”不算成功，但谁也不敢说——这样是否对得起“状元”称号及其背后的国家投入。
　　公众对高考“状元”的过高期望，来自于中国教育本身的许诺。因为我们一直以“出人才”为教育的国家目标，教育规划纲要也在培养更多“人才资源”上加大了笔墨。既然如此，如果高考“状元”不能适当转化为职场“状元”，岂不等于说基础教育在生产“考试人才”上高效，而在未来“职场人才”的准备上低效甚至无效呢？如果承认教育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的宗旨，那么，作为基础教育的“优质产品”——“状元”被期待有超出同龄人的职业表现，不也顺理成章吗？国家给“状元”以优先选择高等教育优质资源的机会，不正是希望他们日后产出更大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效益吗？“生活幸福”对他们个人而言堪称“正果”，但国家对教育资源配置在“状元”身上反映的“投入产出比偏低”，也应该“以平常心待之”吗？
　　既然对“状元”的社会期待没有错，那是否“状元”错了，因为自身不努力，所以导致职场表现欠佳？有些评论确实是这样推理的，比如找出“状元”在选择学校、专业和职业方面的种种问题。这样的推理经不起推敲。没当上“状元”，甚至没进过大学，却取得傲人成绩的成功者不在少数，仅仅学校或专业的选择哪来这么大影响？
　　真正的问题出在教育体制上：我们期待教育产出的人才，同学校实际产出的“状元”之间存在巨大差异。学校培养出来的“状元”，通常只是考场翘楚。如果其能力结构未能在高等教育中得到及时而有效的纠正、改善和完善，那么，高考能力越强，职场表现越差，不但可能，而且还是大概率事件。
　　自然界有个规律，越是特化的物种，越是难以适应环境的变化，越是难以继续自身的进化，越是容易在环境巨变中被淘汰。现在“状元”比“非状元”总体上略胜一筹，已相当不易。这说明大多数“考试专才”仍能通过日后大学学习和职场努力，突破过早“特化”所造成的人生困境，走上健康发展之路。就此而言，他们虽然无法成为“职场状元”，但仍能享受幸福美满的生活，已算“得成正果”。（来源：《中国教育报》 顾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