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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孤独是一种特殊的心理困境，郭沫若和川端康成在小说中都偏爱对孤独意识进行阐释。孤独感之弥合实现了二者心理困境的互动，异域游离感与孤儿漂泊感之契合促成了二者现实境遇的共和，日本崇尚孤独审美传统体现了二者审美理念的共鸣，日本私小说孤独主题形成了二者文学渊源的共振。
关键词：郭沫若;川端康成;孤独意识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文学时代’文学误区与复位创新研究”（16SKGH146）研究成果。
单独是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然而心灵的孤单却成就了孤独这一独特的内心感受。最能感觉人世间孤独的人莫过于艺术家，孤独也成为郭沫若留日期间与日本大家川端康成的相同宿命和高贵气质，二者在反思生命时更侧重于对孤独的玩味，孤独感不仅是他们共同的生命体验，更俨然成为他们同时面对的心理困境。
郭沫若留日小说是指他留学日本时期创作以及回国后写的反映日本生活的小说。对孤独的反复感受和体验、细腻的描绘与再现是郭沫若留日小说与川端康成小说的共通之处，这突现了二者相似的生命情态、心灵历程和艺术倾向。
一、心理困境的互动：孤独感之弥合
郭沫若留日小说与川端康成小说中时刻萦绕其间的孤独感，促成二者在孤独意识上的对话与互动。
郭沫若留日小说中惯用的“我”“他”“爱牟”，其实是一个个孤独者的形象，孤独的心理困境遍布其中。《未央》写爱牟夜中育儿时孤独、寂寞之感随环境的清寒一并袭击而来，感觉到“自己就好像沉没在一个无明无夜的漆黑的深渊里一样”[1]，孤寂时悲从中来。《行路难》开篇引用了李白的诗“大道如青天， 我独不得出”，一语道破了爱牟无路可走的孤独境遇。《漂流三部曲》中“他”独自一人留在上海，孤独感油然而生。
川端康成的小说也有一股氤氲首尾的孤独意识。192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伊豆的舞女》是“我”对孤独的细味品读。写二十岁的“我”为了排遣内心的孤独，独自去伊豆旅行，途中与一群和“我”同病相怜的游走于村落山野的漂流艺人结伴而行。二战时期写成的《雪国》作品灵感来自于作者三次独自旅行，它是川端康成认真、细致咀嚼孤独的成果。50年代以后，《山之音》《睡美人》也显现出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老而孤独的寂寞之感。
二、现实境遇的共和：异域游离感与孤儿漂泊感之契合
二者不约而同地记述生命中挥之不去的孤独意识绝非偶然，正如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理念：因生命力受到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是文艺创作的根柢。二者相同体验来源于相似的人生境遇：对于留学日本的郭沫若而言，是异域的游离感，对于川端康成而言，则是孤儿的漂泊感，而经济困顿与精神困惑、个人危机与民族危机恰恰是产生共鸣的诱因。
（一）从经济困顿到精神困惑，孤独意识油然而生
郭沫若留日小说中的孤独意识脱胎于异域的游离感。他反复吟咏的孤独体验，与他在日本那个异邦所遭受到的种种困顿是分不开的，生活的窘迫、身体的病弱、海外的漂流、游子对故园的眷念、自卑与自尊如此等等，一并向他袭来，异域的游离感牵系于心，难以摆脱孤独意识。
《创造十年》里则记述了l918年12月31日夜里搬迁的心情。当时吟出的一首感怀七绝记录了当晚在海岸大片松林中来回穿行时的无可奈何：
寄身天地太朦胧，回首中原叹路穷。
入世无才出未可，暗中谁见我眶红？
一句“寄身天地太朦胧”直白地反映出他在日本的孤独、飘零与无助。
相对郭沫若的异域游离感来说，川端康成的孤儿经历形成了他独有的孤儿漂泊感。“没有父母的孩子真是可怜的东西。”[2]他还多次提到自己愁稿费不会及时发放的心绪。
这种孤儿根性对他的影响是植入性的，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后遗症。后遗症投射到作品中就是时时存在的孤独感，正如日本的川端康成研究专家长谷川泉所说：“不记得父母的容貌，不知道父母的忌日，这种悲哀的命运与孤儿感情遂化为永恒的慕情，一直在其后的川端文学中摇曳不已。”[3]
（二）从个人前途到国家命运，孤独意识不言而喻
郭沫若身处异邦，经济上的困苦是伙同另一个更为压抑的困顿出现的，那就是异邦的颠沛漂流、弱国青年受歧视的民族抑郁，耻辱、抑郁与漂流加之内心强烈的自尊进一步强化了孤独感。
“面子”是中国人突出的情感特征，也是打开中国人最重要特性这把暗锁的一把钥匙。这些“中国佬”“支那人”被人瞧不起， 所感受到的辛酸与屈辱，使郭沫若内心处于自卑与自尊的两难境地，更加深了他的“丢脸之耻”，于是更增漂流感和孤独感。“他是感觉着漂流的不安呀！”，“中国人的父亲，日本人的母亲，生来便是没有故乡的流氓！” [4]
漂泊感、孤独感也是中国“五四”时期时代青年的特征。当时孤独感、寂寞感、隔膜感成为一代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标记。郭沫若说道：“我们陷于无为，所以我们烦闷，我们倦怠，我们漂流，我们甚至想自杀。”[5]
川端康成对孤独的偏爱就个人而言，不仅源于孤儿的身世，还源于初恋的失败。他曾和一个名叫伊藤初代的姑娘恋爱，正当他积极筹备结婚时，却忽然收到她的一封信，表示不能与他结婚。这件事对他的打击沉重，影响持久，加深了他的心灵创伤，于是孤独忧郁更成为他心理人格的主體。
川端康成对孤独的偏爱就国家而言，源于目睹了日本经受的灾难。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他在《哀愁》这篇散文中也感慨道战败后，自己一味回归到日本自古以来的悲哀之中，不相信战后的世相和风俗，或许也不相信现实的东西。可见，战后其生命观更为虚无了，作品中的人物常常用性释放来排解战后的压抑和孤独。
三、审美理念的共鸣：日本崇尚孤独审美传统的影响
郭沫若和川端康成文学创作的文化土壤有过长达二十年的重叠：郭沫若二十三岁到日本留学，三十二岁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回国，三十六岁时因写了反蒋文章遭通缉而再次到日本，直到四十六岁时于抗战炮声中回到中国，前后长达二十年的日本生活必然影响着郭沫若的创作。 二者崇尚孤独，受到了日本崇尚孤独审美传统的影响。日本岛国的自然环境，形成了日本民族独特的文化性格和精神气质，培育了日本民族崇尚幽静、空寂、闲寂、俭朴的气质。日语汉字中的“寂”，它 “表达以悲哀和静寂为底流的枯淡和朴素的美，一种寂廖和孤绝的美”[6]。这种“寂”正体现了“幽玄”的特征：客观环境枯淡、朴素与主观心灵的寂寥、孤绝的互照与互动。
日本茶道艺术讲“和敬清寂”，“清寂”是外在的清幽和内在的寂寞的融合，实际上就是日本幽玄美的核心：空寂美和闲寂美。空寂是环境的“空”和内心的“寂”的统一。日本花道、能艺、和歌、建筑、绘画等也都特别注重这种幽玄之美。日本的禅宗思想也尤为看重“空”“寂”“静”“无”。
川端康成是日本美的集大成者，郭沫若是日本美的接受者、欣赏者，这种幽玄、空寂、闲静、俭朴的美学理念，透射在他们的小说中就是回环往复的孤独心绪。
四、文学渊源的共振：日本私小说孤独主题的影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二者在小说中如此直白地记述自我的孤独感受，是共同受到了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体现了日本私小说印记在其作品中的重叠。
在日语里“私”是“我”的意思，私小说注重描写作者自身心境、身边琐事和生命体验，其主人公往往是作者的化身，又称身边小说。郭沫若小说中的“我”“他”“爱牟”等主人公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化身，其小说中的“瑞华”“晓芙”就是他的日本夫人安娜的化身。而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中的‘我’成熟起来变成《雪国》中的岛村，以日本战败为背景，又变成了《山音》中的信吾……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川端的‘私小说’。”[7]
日本私小说擅长描写由于贫困、疾病、恋爱等生活的压力所引发的孤独、悲哀、颓伤等感受。二者小说中反映自身由于经济、身世、疾病、恋爱等困惑帶来的孤独意识，正是日本私小说的影响。生活的方法即文学的方法，这体现了其小说的文化交叉痕迹。
五、结语
相似的人生际遇和共有的审美理念、文化土壤，最终促成二者相似的心灵感受和创作风格。异域处境与孤儿身份的同病相怜就产生孤独与漂泊之同感。二者都曾为远离社会的世间弃儿。郭沫若日本时期身处异域的游离感恰恰与川端康成的孤儿身世的漂流感相弥合，它们成为各自感悟孤独的现实条件，相似的境遇促成相似的心理体验，相似的心理体验形成相似的作品格调。而日本文化中对孤独感受的特殊审美和对自我处境的表达喜好也建构了两位大家艺术上的契合。
参考文献：
[1]郭沫若.未央[M]//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40.
[2]川端康成.独影自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9.
[3]长谷川泉.川端康成及其作品[M]//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台北：远景出版，1982.
[4]郭沫若.行路难[M]//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85，312.
[5]郭沫若.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M]//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9.
[6]叶渭渠，唐月梅.物哀与幽玄——日本人的美意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88.
[7]叶渭渠.不灭之美——川端康成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154.
作者单位：
重庆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关键词：郭沫若;川端康成;孤独意识
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后文学时代’文学误区与复位创新研究”（16SKGH146）研究成果。
单独是个体生命的存在形式，然而心灵的孤单却成就了孤独这一独特的内心感受。最能感觉人世间孤独的人莫过于艺术家，孤独也成为郭沫若留日期间与日本大家川端康成的相同宿命和高贵气质，二者在反思生命时更侧重于对孤独的玩味，孤独感不仅是他们共同的生命体验，更俨然成为他们同时面对的心理困境。
郭沫若留日小说是指他留学日本时期创作以及回国后写的反映日本生活的小说。对孤独的反复感受和体验、细腻的描绘与再现是郭沫若留日小说与川端康成小说的共通之处，这突现了二者相似的生命情态、心灵历程和艺术倾向。
一、心理困境的互动：孤独感之弥合
郭沫若留日小说与川端康成小说中时刻萦绕其间的孤独感，促成二者在孤独意识上的对话与互动。
郭沫若留日小说中惯用的“我”“他”“爱牟”，其实是一个个孤独者的形象，孤独的心理困境遍布其中。《未央》写爱牟夜中育儿时孤独、寂寞之感随环境的清寒一并袭击而来，感觉到“自己就好像沉没在一个无明无夜的漆黑的深渊里一样”[1]，孤寂时悲从中来。《行路难》开篇引用了李白的诗“大道如青天， 我独不得出”，一语道破了爱牟无路可走的孤独境遇。《漂流三部曲》中“他”独自一人留在上海，孤独感油然而生。
川端康成的小说也有一股氤氲首尾的孤独意识。1926年发表的短篇小说《伊豆的舞女》是“我”对孤独的细味品读。写二十岁的“我”为了排遣内心的孤独，独自去伊豆旅行，途中与一群和“我”同病相怜的游走于村落山野的漂流艺人结伴而行。二战时期写成的《雪国》作品灵感来自于作者三次独自旅行，它是川端康成认真、细致咀嚼孤独的成果。50年代以后，《山之音》《睡美人》也显现出他隐藏在内心深处的老而孤独的寂寞之感。
二、现实境遇的共和：异域游离感与孤儿漂泊感之契合
二者不约而同地记述生命中挥之不去的孤独意识绝非偶然，正如日本学者厨川白村的理念：因生命力受到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是文艺创作的根柢。二者相同体验来源于相似的人生境遇：对于留学日本的郭沫若而言，是异域的游离感，对于川端康成而言，则是孤儿的漂泊感，而经济困顿与精神困惑、个人危机与民族危机恰恰是产生共鸣的诱因。
（一）从经济困顿到精神困惑，孤独意识油然而生
郭沫若留日小说中的孤独意识脱胎于异域的游离感。他反复吟咏的孤独体验，与他在日本那个异邦所遭受到的种种困顿是分不开的，生活的窘迫、身体的病弱、海外的漂流、游子对故园的眷念、自卑与自尊如此等等，一并向他袭来，异域的游离感牵系于心，难以摆脱孤独意识。
《创造十年》里则记述了l918年12月31日夜里搬迁的心情。当时吟出的一首感怀七绝记录了当晚在海岸大片松林中来回穿行时的无可奈何：
寄身天地太朦胧，回首中原叹路穷。
入世无才出未可，暗中谁见我眶红？
一句“寄身天地太朦胧”直白地反映出他在日本的孤独、飘零与无助。
相对郭沫若的异域游离感来说，川端康成的孤儿经历形成了他独有的孤儿漂泊感。“没有父母的孩子真是可怜的东西。”[2]他还多次提到自己愁稿费不会及时发放的心绪。
这种孤儿根性对他的影响是植入性的，产生了严重的心理后遗症。后遗症投射到作品中就是时时存在的孤独感，正如日本的川端康成研究专家长谷川泉所说：“不记得父母的容貌，不知道父母的忌日，这种悲哀的命运与孤儿感情遂化为永恒的慕情，一直在其后的川端文学中摇曳不已。”[3]
（二）从个人前途到国家命运，孤独意识不言而喻
郭沫若身处异邦，经济上的困苦是伙同另一个更为压抑的困顿出现的，那就是异邦的颠沛漂流、弱国青年受歧视的民族抑郁，耻辱、抑郁与漂流加之内心强烈的自尊进一步强化了孤独感。
“面子”是中国人突出的情感特征，也是打开中国人最重要特性这把暗锁的一把钥匙。这些“中国佬”“支那人”被人瞧不起， 所感受到的辛酸与屈辱，使郭沫若内心处于自卑与自尊的两难境地，更加深了他的“丢脸之耻”，于是更增漂流感和孤独感。“他是感觉着漂流的不安呀！”，“中国人的父亲，日本人的母亲，生来便是没有故乡的流氓！” [4]
漂泊感、孤独感也是中国“五四”时期时代青年的特征。当时孤独感、寂寞感、隔膜感成为一代知识分子普遍的精神标记。郭沫若说道：“我们陷于无为，所以我们烦闷，我们倦怠，我们漂流，我们甚至想自杀。”[5]
川端康成对孤独的偏爱就个人而言，不仅源于孤儿的身世，还源于初恋的失败。他曾和一个名叫伊藤初代的姑娘恋爱，正当他积极筹备结婚时，却忽然收到她的一封信，表示不能与他结婚。这件事对他的打击沉重，影响持久，加深了他的心灵创伤，于是孤独忧郁更成为他心理人格的主體。
川端康成对孤独的偏爱就国家而言，源于目睹了日本经受的灾难。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他在《哀愁》这篇散文中也感慨道战败后，自己一味回归到日本自古以来的悲哀之中，不相信战后的世相和风俗，或许也不相信现实的东西。可见，战后其生命观更为虚无了，作品中的人物常常用性释放来排解战后的压抑和孤独。
三、审美理念的共鸣：日本崇尚孤独审美传统的影响
郭沫若和川端康成文学创作的文化土壤有过长达二十年的重叠：郭沫若二十三岁到日本留学，三十二岁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回国，三十六岁时因写了反蒋文章遭通缉而再次到日本，直到四十六岁时于抗战炮声中回到中国，前后长达二十年的日本生活必然影响着郭沫若的创作。 二者崇尚孤独，受到了日本崇尚孤独审美传统的影响。日本岛国的自然环境，形成了日本民族独特的文化性格和精神气质，培育了日本民族崇尚幽静、空寂、闲寂、俭朴的气质。日语汉字中的“寂”，它 “表达以悲哀和静寂为底流的枯淡和朴素的美，一种寂廖和孤绝的美”[6]。这种“寂”正体现了“幽玄”的特征：客观环境枯淡、朴素与主观心灵的寂寥、孤绝的互照与互动。
日本茶道艺术讲“和敬清寂”，“清寂”是外在的清幽和内在的寂寞的融合，实际上就是日本幽玄美的核心：空寂美和闲寂美。空寂是环境的“空”和内心的“寂”的统一。日本花道、能艺、和歌、建筑、绘画等也都特别注重这种幽玄之美。日本的禅宗思想也尤为看重“空”“寂”“静”“无”。
川端康成是日本美的集大成者，郭沫若是日本美的接受者、欣赏者，这种幽玄、空寂、闲静、俭朴的美学理念，透射在他们的小说中就是回环往复的孤独心绪。
四、文学渊源的共振：日本私小说孤独主题的影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二者在小说中如此直白地记述自我的孤独感受，是共同受到了日本私小说的影响，体现了日本私小说印记在其作品中的重叠。
在日语里“私”是“我”的意思，私小说注重描写作者自身心境、身边琐事和生命体验，其主人公往往是作者的化身，又称身边小说。郭沫若小说中的“我”“他”“爱牟”等主人公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化身，其小说中的“瑞华”“晓芙”就是他的日本夫人安娜的化身。而川端康成“《伊豆的舞女》中的‘我’成熟起来变成《雪国》中的岛村，以日本战败为背景，又变成了《山音》中的信吾……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川端的‘私小说’。”[7]
日本私小说擅长描写由于贫困、疾病、恋爱等生活的压力所引发的孤独、悲哀、颓伤等感受。二者小说中反映自身由于经济、身世、疾病、恋爱等困惑帶来的孤独意识，正是日本私小说的影响。生活的方法即文学的方法，这体现了其小说的文化交叉痕迹。
五、结语
相似的人生际遇和共有的审美理念、文化土壤，最终促成二者相似的心灵感受和创作风格。异域处境与孤儿身份的同病相怜就产生孤独与漂泊之同感。二者都曾为远离社会的世间弃儿。郭沫若日本时期身处异域的游离感恰恰与川端康成的孤儿身世的漂流感相弥合，它们成为各自感悟孤独的现实条件，相似的境遇促成相似的心理体验，相似的心理体验形成相似的作品格调。而日本文化中对孤独感受的特殊审美和对自我处境的表达喜好也建构了两位大家艺术上的契合。
参考文献：
[1]郭沫若.未央[M]//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40.
[2]川端康成.独影自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9.
[3]长谷川泉.川端康成及其作品[M]//诺贝尔文学奖全集.台北：远景出版，1982.
[4]郭沫若.行路难[M]//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九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285，312.
[5]郭沫若.孤鸿——致成仿吾的一封信[M]//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9.
[6]叶渭渠，唐月梅.物哀与幽玄——日本人的美意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88.
[7]叶渭渠.不灭之美——川端康成研究[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154.
作者单位：
重庆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