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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4月14日、15日两天的长沙格外热闹，中国拍卖行业协会艺委会年会正在这里举行。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拍卖业界的精英们、专家、收藏家以及市场人士，纷纷云集于此。而同期推出的2016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年度峰会，为各路代表创造了“共话拍卖与文化产业”的机会。
年会：回顾与展望
据了解，过去的5年中拍协艺委会在错综复杂的市场环境下克服了很多困难，在市场规模、行业建设、国际信息化进程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取得的成绩可圈可点。未来五年，艺委会将继续强化行业诚信建设、调整行业发展方式、创造宽松市场环境、推进国际发展战略等方面，为我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更加健康有序发展而努力。
与会者就艺术品交易营改增、文物保护法修改、文物艺术品拍卖审批简化、海外文物入境等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在经历了四年时间的调整之后，而且随着经济大环境步入了新常态阶段，拍卖行业也逐步在新常态中完成了自我治理，这种回归不仅表明拍卖行在市场风浪中不断成熟，也预示着拍卖行业有能量蓄势待发。”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名誉会长张延华说道。
发布文化市场“黑名单”
在本届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年度峰会上，“新环境——改革、放权”是其中的一个研讨主题。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司长马峰、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金瑞国处长、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于平分别做了主题发言。
马峰：建立“黑名单”惩戒制度 我们在和社会各界方方面面的讨论之后，很谨慎地出台了《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首先我们就是在范围上做了很明确的界定，主要是原创的当代艺术品，不包括文物和批量生产的手工产品
文化部已经发布了文化市场‘黑名单’，下半年将会发布‘警示名单’，分别对经营主体和文化产品进行监管，联合国家37个有关部门制定相应的惩戒措施，如果是经营主体有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那么企业的法人或者是主要负责人将会进入到黑名单中，五年之内不能从事相关的行业，并且将会有可能影响到负责人或者法人的购房贷款等。
金瑞国：守法诚信是行业担当 186家拍卖行签署了《自律公约》、56家达标企业代表了中国拍卖行业的发展，希望这些企业能够带领拍卖行按照《文物保护法》以及《拍卖法》等要求，遵守约定，做到不拍卖违法禁止拍卖标的、不知假拍假、不假拍等。同时能够积极专业创新，寻找新的价值增长点，成为文化艺术的行业担当。
于平：打破拍卖行一、二、三级文物资质拍卖限制
北京作为中国文物艺术品交易的核心，在落实国家简政放权的政策下，积极筹划，首先打破了拍卖行一、二、三级文物资质拍卖的限制，成为业内的焦点。截止到2015年底，北京市有157家具有文物拍卖资质的拍卖行，共举办了968场次拍卖会，完成了763610件标的的拍卖，达到了1243.5亿元的成交额。其中在2011年取得了524.8亿元，成为历年的最高记录。2012年后艺术品市场进入调整期，平均每年也达到了240亿元。其中海外回流的文物能够达到每年1万件。从北京市拍卖行业的龙头企业来讲，中国嘉德和北京保利进入到中国30强企业行列。
峰会：业内人士说了啥
已有20余年历史的中国艺术品拍卖，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在今天的新目标下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拍卖行业的“老人”们赵榆、翰海拍卖的何小平、华辰拍卖甘学军、朵云轩拍卖顾问承载、西泠印社拍卖陆镜清、北京保利拍卖陈零初、苏富比北京拍卖温桂华等人在年度峰会上各抒己见，畅谈拍卖业发展，以及如何来构建良性的拍卖业态。
毋庸置疑，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对社会贡献很大，比如文物知识普及、丰富国有博物馆馆藏、提升中国文物的国际地位和市场价值、培养鉴定人才和促进文物艺术品海外回流等。”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赵榆在现场说道。
华辰拍卖董事长甘学军则认为，“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还一直处在初级阶段，这包括我们的观念以及运用管理的模式。但是在这种初级阶段，我们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有了爆发式的增长。爆发之后，总成交额从550亿元下降到280亿元是正常现象。但是我们看今天整个内外的环境和行业形态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应该走入新的规范发展阶段，虽然我们的立法部门在不断修订我们的法律法规，但是从今天的市场情况来看，立法部门已滞后。”
“12年来西泠印社拍卖做了13个具有首创意义的拍卖专场，如印章、明清毛笔等，虽然有些是很小的门类，从经济效益上来讲也算不上大，但是对于一个门类的推广却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像首届中国砚台拍卖，对于这个门类的挖掘功不可没。”西泠印社拍卖公司董事长陆镜清说。
翰海作为国有拍卖企业的代表，受制于一些条件的限制，翰海拍卖公司董事长何小平说道：“国有拍卖行的生存和民营企业不一样，从某种程度来讲，难度更大，制约着自身的发展，随着今后政策的明晰化和放宽，势必要改革，比如用人自主权和激励问题，职工没有积极性和热情，说到底就是收益没有和工作挂钩。”
而作为百年老店的上海朵云轩，同样面临着如何在这种限制中寻找新的发展模式问题。“朵云轩是以拍卖为依托，大力拓展艺术品的衍生发展，最近就很成功地推出了‘江南百工’的非遗展示，并受到广泛好评。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些项目带到长三角地区去展览，在推广的同时，也推广朵云轩，向长三角地区进行传播，从框架上来讲形成以拍卖为依托的理念传达。”承载表示。
北京保利拍卖公司副总经理陈零初则介绍了海外资源开拓上的一些经验。“香港保利首场拍卖是在2013年，当时取得了5.19亿港元的成交额。在刚刚结束的2016年香港春拍中则取得了12亿港元的佳绩。最初我们到香港是希望能够到海外去做一些尝试。在香港我们借助了其突出的当代艺术、珠宝等优势，经过三年的培育，香港保利的海外客户占了将近70%，这点远远超过了北京保利。”
“国际视野角度下的管理，这个话题在实际操作中有难度。我个人在中国内地有19年的艺术品拍卖工作经验，在苏富比北京有3年的工作经验。我的感受比较多，尤其是苏富比对于藏家群体的精准分析，以及在某些制度上的刚性要求，比如佣金和委托的办理，都有严格的诚信系统。再比如，苏富比从来不会给任何一个买家提供酒店住房报销等，从这些角度来讲，管理的差距很大。”此外，温桂华也坦言，一些政策环境的影响也非常大，尤其是中国内地和海外的关税问题等。
年会：回顾与展望
据了解，过去的5年中拍协艺委会在错综复杂的市场环境下克服了很多困难，在市场规模、行业建设、国际信息化进程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取得的成绩可圈可点。未来五年，艺委会将继续强化行业诚信建设、调整行业发展方式、创造宽松市场环境、推进国际发展战略等方面，为我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更加健康有序发展而努力。
与会者就艺术品交易营改增、文物保护法修改、文物艺术品拍卖审批简化、海外文物入境等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在经历了四年时间的调整之后，而且随着经济大环境步入了新常态阶段，拍卖行业也逐步在新常态中完成了自我治理，这种回归不仅表明拍卖行在市场风浪中不断成熟，也预示着拍卖行业有能量蓄势待发。”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名誉会长张延华说道。
发布文化市场“黑名单”
在本届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年度峰会上，“新环境——改革、放权”是其中的一个研讨主题。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副司长马峰、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金瑞国处长、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于平分别做了主题发言。
马峰：建立“黑名单”惩戒制度 我们在和社会各界方方面面的讨论之后，很谨慎地出台了《艺术品经营管理办法》。首先我们就是在范围上做了很明确的界定，主要是原创的当代艺术品，不包括文物和批量生产的手工产品
文化部已经发布了文化市场‘黑名单’，下半年将会发布‘警示名单’，分别对经营主体和文化产品进行监管，联合国家37个有关部门制定相应的惩戒措施，如果是经营主体有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那么企业的法人或者是主要负责人将会进入到黑名单中，五年之内不能从事相关的行业，并且将会有可能影响到负责人或者法人的购房贷款等。
金瑞国：守法诚信是行业担当 186家拍卖行签署了《自律公约》、56家达标企业代表了中国拍卖行业的发展，希望这些企业能够带领拍卖行按照《文物保护法》以及《拍卖法》等要求，遵守约定，做到不拍卖违法禁止拍卖标的、不知假拍假、不假拍等。同时能够积极专业创新，寻找新的价值增长点，成为文化艺术的行业担当。
于平：打破拍卖行一、二、三级文物资质拍卖限制
北京作为中国文物艺术品交易的核心，在落实国家简政放权的政策下，积极筹划，首先打破了拍卖行一、二、三级文物资质拍卖的限制，成为业内的焦点。截止到2015年底，北京市有157家具有文物拍卖资质的拍卖行，共举办了968场次拍卖会，完成了763610件标的的拍卖，达到了1243.5亿元的成交额。其中在2011年取得了524.8亿元，成为历年的最高记录。2012年后艺术品市场进入调整期，平均每年也达到了240亿元。其中海外回流的文物能够达到每年1万件。从北京市拍卖行业的龙头企业来讲，中国嘉德和北京保利进入到中国30强企业行列。
峰会：业内人士说了啥
已有20余年历史的中国艺术品拍卖，近年来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但是在今天的新目标下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拍卖行业的“老人”们赵榆、翰海拍卖的何小平、华辰拍卖甘学军、朵云轩拍卖顾问承载、西泠印社拍卖陆镜清、北京保利拍卖陈零初、苏富比北京拍卖温桂华等人在年度峰会上各抒己见，畅谈拍卖业发展，以及如何来构建良性的拍卖业态。
毋庸置疑，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对社会贡献很大，比如文物知识普及、丰富国有博物馆馆藏、提升中国文物的国际地位和市场价值、培养鉴定人才和促进文物艺术品海外回流等。”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赵榆在现场说道。
华辰拍卖董事长甘学军则认为，“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还一直处在初级阶段，这包括我们的观念以及运用管理的模式。但是在这种初级阶段，我们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绩，有了爆发式的增长。爆发之后，总成交额从550亿元下降到280亿元是正常现象。但是我们看今天整个内外的环境和行业形态都发生了变化，我们应该走入新的规范发展阶段，虽然我们的立法部门在不断修订我们的法律法规，但是从今天的市场情况来看，立法部门已滞后。”
“12年来西泠印社拍卖做了13个具有首创意义的拍卖专场，如印章、明清毛笔等，虽然有些是很小的门类，从经济效益上来讲也算不上大，但是对于一个门类的推广却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像首届中国砚台拍卖，对于这个门类的挖掘功不可没。”西泠印社拍卖公司董事长陆镜清说。
翰海作为国有拍卖企业的代表，受制于一些条件的限制，翰海拍卖公司董事长何小平说道：“国有拍卖行的生存和民营企业不一样，从某种程度来讲，难度更大，制约着自身的发展，随着今后政策的明晰化和放宽，势必要改革，比如用人自主权和激励问题，职工没有积极性和热情，说到底就是收益没有和工作挂钩。”
而作为百年老店的上海朵云轩，同样面临着如何在这种限制中寻找新的发展模式问题。“朵云轩是以拍卖为依托，大力拓展艺术品的衍生发展，最近就很成功地推出了‘江南百工’的非遗展示，并受到广泛好评。接下来我们会把这些项目带到长三角地区去展览，在推广的同时，也推广朵云轩，向长三角地区进行传播，从框架上来讲形成以拍卖为依托的理念传达。”承载表示。
北京保利拍卖公司副总经理陈零初则介绍了海外资源开拓上的一些经验。“香港保利首场拍卖是在2013年，当时取得了5.19亿港元的成交额。在刚刚结束的2016年香港春拍中则取得了12亿港元的佳绩。最初我们到香港是希望能够到海外去做一些尝试。在香港我们借助了其突出的当代艺术、珠宝等优势，经过三年的培育，香港保利的海外客户占了将近70%，这点远远超过了北京保利。”
“国际视野角度下的管理，这个话题在实际操作中有难度。我个人在中国内地有19年的艺术品拍卖工作经验，在苏富比北京有3年的工作经验。我的感受比较多，尤其是苏富比对于藏家群体的精准分析，以及在某些制度上的刚性要求，比如佣金和委托的办理，都有严格的诚信系统。再比如，苏富比从来不会给任何一个买家提供酒店住房报销等，从这些角度来讲，管理的差距很大。”此外，温桂华也坦言，一些政策环境的影响也非常大，尤其是中国内地和海外的关税问题等。